9号楼里迎接他的并不是愉快的气氛。鲍尔,那个楼长,已站在走廊里等他,一看见他走进来,开口就骂。
他把所有骂人曲目都演唱了一遍:“上帝啊,你个遭天谴的,该死的白痴,劳动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你肯定是去隔壁逛窑子了吧。我真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在我们这么体面的集中营里建那么个东西。我在布痕瓦尔德整整五年,一条裙子都没见到,直到后来‘普夫’[1]开门。”
齐里纳,站在他边上的首席医生,给了他一拳:“你那时候肯定是天天赖在那儿。”
“你想什么呢?!我可一次都没去过。我确实是个共产党人,但是我可不和那些婊子混。再说了,布痕瓦尔德那边的都不是什么体面人。你绝对看不见戴着红三角袖章的政治犯会去普夫。我真是不懂,奥斯维辛这边怎么都是一群软柿子,一晚上站在那里排着队等。”
“这边的饭太好吃了。”齐里纳打趣道。
“不过说回你这个倒霉鬼,”鲍尔对汉斯说道,“要是你迎面遇上主管助理,我才会笑死呢。你知道我们那个理发师弗洛莱克怎么了吗?”
“不知道。”
“弗洛莱克站在窗边和一个10号楼的女人聊天。弗洛莱克这人你知道的,少不了那些恶心的话、那些恶心的动作。然后卡杜克, H.K.B是几个神奇的字母。尽管党卫队队员对知性主义非常反感,但他们还是有点畏惧感的。韦斯特博克的知识分子们能坚持的时间最长,并且之后大多被送到有特权的特莱西恩施塔特,是巧合吗?医生,尤其是涉及生死的医生,在奥斯维辛和其他营地里生存的机会都最大,是巧合吗?
当然不是。原始人一直生活在对灵魂世界的不断恐惧中,而这个世界却是由死者的灵魂组成的。如果杀死了某个人,他的灵魂就会视你为敌,而这样一个愤怒的灵魂,在活着的时候越“强大”,死后就越危险。医生尤为危险,他们掌管着古老的巫师留下的精神遗产,统治着活人与死者的精神世界。而又有谁比“日耳曼贵族”更加原始呢?
再者,对医生你可要小心着点。就算是党卫队最健壮的野蛮人,也总有个“你或许某天就需要看医生”这样的感觉。也多亏了这点,医生、护士、技术人员,才没有被过分催促和殴打。
不过工作还是要做的,并且是烦人的工作。车上装满了纸袋子,上面写着“除疟蚊的药”,然后是化学配方、硫化合物。很多袋子已经破了,所有东西上面都盖着层绿色的粉末。你要是把袋子扛起来,粉末就会撒进脖子,撒在你那大汗淋漓的寸头上。粉末钻进鼻子里,你就开始流鼻涕,撒进眼睛里,你就开始流眼泪。
一开始你还会尽可能地注意,把袋子放在后背的正中,防止撒出来,但是每个袋子都有一百斤重,你要是累了,就得把袋子扛在肩上。那它就倾斜了,于是人人都撒了一身粉末,衣服变成了绿色,脸也变成了绿色。
眼睛是最惨的,又辣又痒。你要是用沾满灰的手揉一揉,眼睛就像火烧一般开始流泪。你看不见了,也没法再继续干活儿,只好把袋子先放下来。但是那也不行,活儿必须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完,工头要负责,所以他得来催你。要是你抱怨粉末刺痛了你的眼睛,腐蚀了你的皮肤,工头就会神秘地笑笑。他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晚上,大家筋疲力尽红着眼睛流着泪回到营区,感觉惨极了。这个哆嗦,那个恶心,每个人眼睛都痛,有些人的皮肤上起满了疱。汉斯觉得自己很难受,在点名之后就直接爬上床去。第二天他起不来床了,发烧,而且他肩膀、后背和身体其他沾到了粉末的皮肤都红肿了起来。
他不是唯一的一个,有四个护士都卧床不起。鲍尔还挺友善,那天安排了别人去,活总是得有人接着干的。
新派去的人问工头能不能拿一些橡胶之类的把后背和肩膀盖上,或者有没有可以保护眼睛的护目镜。工头漠不关心地耸耸肩,大不了就是多几个生病的囚犯嘛。一个护士从处置室里拿了些橡胶床单,每天检查医院的卫生署的卫生员,也叫S.D.G,发现了之后,把他骂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又给了他几巴掌,把床单拿了回来,骂道:“搞破坏的。”
要是你想保持健康,要是你把自己和每天都要接触的毒药隔离开来,你就叫搞破坏。这么说的话,荷兰人给油漆厂里的工人带牛奶,简直是犯了死罪。好吧,晚上又多了几个病号。
鲍尔看起来若有所思。
接下来的一天也是如此。现在,仅仅是因为那个防疟疾粉末,9号楼里的35个护士里面已经有七个都病倒了。不过工作总算是做完了。
汉斯并无不满。烧总是会退的,身体也终将会把毒素排出去,他身上留下的疹子也会慢慢长好。休息还是不错的,唯一痛苦的是他不能和弗里德尔联系。他给她写了封信,说他情况不太好,但是没有收到回音。给10号楼送饭的小青年们不敢去送,刚有几个人遭到了鞭打,还有一个人,他身上的信被搜了出来,于是被送去比克瑙接受惩罚了。
[1] 是奥斯维辛的一家主要的妓院。
[2] 负责选人的党卫队军官。
[3]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存储仓库所在的地方被称为“加拿大”,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加拿大代表富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