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 证_大秦国全录

由中央亚细亚至大秦的古代路线——犁靬与条支

想追溯由中央亚细亚至大秦的古代路线，首先必须将中国古代典籍上所载常与大秦或犁靬相提并论的另一国家的方位确定，才易于用力。司马迁</a>《大宛传》（《史记</a>》 《魏书》谓“其王都城分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从下面的文字，此处所言五区，应当说是四区，Krinos）认为古希腊医士已知有此药物的意见刚好相反。《后汉书》的文字没有说明输入中国的是何种苏合（Storax）；但在我看来，《梁书》所说的“香膏”一词，表明这一种来自大秦的东西，与6世纪中的现代药品是相同的。无论我们采取哪一种见解，这两类苏合绝无疑义都不是意大利所出产，这从罕柏理的精密研究可以证明。对于这个问题，这位用心甚勤的学者经过几年的研究，得出结论如下：

China）某港而被遣至吴孙权（大帝）的叙利亚商人秦论。史载孙权（公元222—252年）于3世纪时曾接见大秦商人秦论，“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对。”其所答之词，吴时《外国传》或有记载，除某些类书略有摘引外，可惜我没有能得到其他材料。“时诸葛恪（蜀相孔明</a>之侄）讨丹阳（江南的一部），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今之浙江）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回本国。”中国史上所载至此为止。看来这个使节以后在中国就没有下文，刘咸于道物故的说法也许由此而起。我不知道西方作家有述及此种短人抵达的记载。如果说秦论终于安然回家，这些短人也许也是在道中便死了。

————————————————————

[1] 克拉普罗特（proth）及雷暮思（Remusat）（附和者有洪保德Humbold）均以为班超欲以武力对付大秦，此说在中国史籍完全没有根据。泰托（E．C．Taintor）和卫礼在答复有关的一个问题时曾经指明这个说法的谬误。见《中日史地札记》 [43] 普林尼书 [62] 由伊索斯湾（Gulf of Issus）至修马全程为一千四百视距里（斯特累培之书 [92] 布莱资须纳德在《阿拉伯及阿拉伯殖民地》一文中（ [115] 帨巾，《格致镜原》引《方洲杂言</a>》。以这样贵重的材料来做帨巾比用来做衣服当然更有可能。而且用这种火浣布做的帨巾，作为宴乐取笑之资，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很时髦的。

[116] 《普林尼集》中有巴比伦货（Babylonica），专指某种高质的床毯和地毯。

[117] 《普林尼集》。

[118] 《后汉书》说“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似乎是尽可能描写正文中所说的把金丝和羊毛织地绞在一起。关于使用金绣，参阅Frieender书Malloes之名，为由阿丁、阿拉伯湾及波斯湾运入孟买的一种药物。罕柏理经索取样品，经过检验，证明是我们普通用的流质苏合。

[129] 据普林尼言，叙利亚出产的质地最佳，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及克里特次之。

[130] 儒莲的《梵文推原法》说咄鲁瑟剑相当于梵文的turushka（tourouchka）。《翻译名义集》说：“此云苏合。”珙钞引《后汉书》说，出大秦国，合诸香煎其汁谓之苏合。《广志</a>》亦云出大秦国，或云苏合国，国人采之，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或云，合诸香草煎为苏合，非只一物。

[131] 在罕柏理的《科学论文集》第142页中引此作突厥药名。

[132] 有本古代的植物著作记载了生产熏陆香的树木，从这个记载中多少说明了它的来源。《南方草木状》：“熏陆香出大秦。在海边有大树，枝叶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暑树胶流出沙上方采。”《本草纲目》引用此说，说“夷人采而售于行商”。称夷人就不一定出于大秦，疑或大秦的人路过采购，带来中国。

[133] 泰托著《中国的指甲花》（《中日史地札记》第2卷，1868年）第46页。

[134] 巴刻先生向我提示：《魏书》中的“白马朱鬣”；《魏略》中的“白马朱髦”以及《文献通考》中的“白马朱髦”等句，其中髦字，即鬃，可以代替鬣字，意思就是“白马红鬃”。上文所述染马鬃的习惯，可以从上引汉文史籍的句中得到支持。不过，不把附属名词的“朱鬣”放在白马之前，是否恰当呢？“白马朱鬣”是否应该读作“朱鬣白马”呢？

[135] 据汉斯博士（Dr．Hance）说，普通种的凤仙花（Impatiens balsamina）亦可染指甲。

[136] 布氏著《中国植物》第38页。

[137] 约于其时（武帝太康中），大秦遣使来华，其性质可能类似安敦的使节。我相信他们到广州的途径，因不久以前，即公元226年，大秦商人秦伦仍在东京登陆，而不在广州。

[138] 鞑靼文字史“Zur Geschichte der Schrift bei den tatarischen V?lkers chaften．”《亚洲研究》第130页以下。

[139] 《晋书》载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此纸可能由此使团带来。

[140] 波提埃著《中华古鉴》（Pauthier，Memoires sut l''Antiquite Chinaise）。

[141] 《南方草木状》第2卷第3页述及八香，内有蜜香及沉香，即海关税则所列之Garoo木（Aquria Agallocha），二者同出于交趾之蜜香树。如果像中国材料来源所述，Garoo木就是出于可以造纸的同一种树，那么这种纸应是安南出产，而不是据我了解并无此树的西方各国所出产。中国人所记述的蜜香树，与安南的树情况很相符，而和埃及或叙利亚所种的草纸完全不同。

[142] 此书作底野加与《旧唐书》之底也伽音同。

[143] 我手头所有明代（1506年）编的《本草品汇精要》作“诸胆”二字，而《本草纲目》则作“猪胆”，实为擅改前书的文字，因前书明言“诸胆合和”。且以唐本注为根据。

[144] 中国人显然知道此种制法。胡麻由张骞传入，至少早在公元4世纪便知道吸饮胡麻汁后会起什么后果。例如《拾遗记》中就说：“饮之能致神仙。”

[145] 《锡兰》第1卷第534及587页，并引了法显的话。

[146] 斐利普斯先生在《中国评论》第7卷发表的《中国史上所述七世纪及八世纪景教入华考》，作者述及公元719年的使团说：“在我看来，大德僧一词，给我们了解其他使者是些什么人的线索，我相信《唐书》所载拂菻之使，是景教教会的传教士。”拂菻使团与景教碑中所载景教会教士来华的关系，玉尔早已提出过。

[147] 大德僧的遣派在公元720年。这些教土的奉派出使，正是一位以对异教徒宽容著称的回教主，继他刚从对基督教多少抱有敌意的前任的手中取得政权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公元717年奥马二世继其表兄苏里曼（Soleimon）之位，于720年死于约在安谷南七十哩的挨美萨（Emesa）附近叙利亚境内。在他统治时他可能在这里驻留过一段时间。僧本为佛教徒之称，但用于西方国家时，可以指任何宗教信徒而言，正如《可兰经》有时也被称为《佛经》似的。但从景教碑云：“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上德即大德，我们可以断言大德僧即为对景教教士的尊称。

[148] 波提埃的《西安府碑文考》第12及13页。

[149] 前揭书第8及9页。

[150] 《大唐西域记》第10卷，第23页。《格致镜原》第33卷引《偃曝谈余》有佛 之名，我毫无疑义，认为就是拂菻。它说“佛 国使来朝（使节之来，当景祐年代，即公元1034—1038年），备言其域当日没之处，土地甚广，有七十二酋长。地有水银海，周围可四五十里……”至于怎样取水银的方法，《格致镜原》以半页的篇幅来叙述，我不再援引，因为与本问题没有关系。《格致镜原》又引《偃曝谈余》（第35卷）关于拂菻国铸金银钱的一段记载，显然是出于《宋史》中“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的一段话，名均作拂菻。

[151] 关于拂菻一名的起源有各种不恰当的说法。波提埃（在《西安府景教碑考证》一文）沿查克特（Joquet）之说。查克特早在他之前（在《亚洲学报》第9卷，1832年，第456页，李希多芬在其《中国》第1卷，第535页援引过）认为拂菻是溯源希腊文πómbda;ιυ（polin），并且是Eis T? υ πómbda;lυ（在这城）一词的一部分，又认为此字原本用为君士坦丁都的名字。而在突厥文（Istarbul）仍残存着这个意思。中世纪的君士坦丁都城的人，当有人问到，你在什么地方居住？他们自然会答道：“住在城中。”自从乌斯利爵士（SirU．M．Ouseley）在其《游记》（第3卷，第573页）中又提出若干相同的例子，并且博引到Istanbul一字，虽然Sádik Isfaháni主张这个突厥字在突厥文中的意义是“你将随意（在那里）找到”。可是，以polin的音与拂菻的音相对比，以刘应为最有力。布累特奈得早期在其《关于阿拉伯人》一书中已经意识到佛菻的佛字古音应读为bot，但他还是同意查克特的臆说。在他较晚出的著作（《中世纪中国人西方旅行记注》第86页注中）又从佛菻Fu-lin（据说可读为fun）与Frank相通之说，根据李希多芬，这种说法首倡于德经，最近又由Dr．O．F．von Moellendorff（在《中华评论》第1卷，第349页）重弹旧调。这种不断发生的错误，似乎不必详为驳议。我于上文已经说及，中国佛菻一名见于7世纪前半叶的著作中（《隋书》及《玄奘游记》），那时东方决不可能知道Frank（佛郎机）一字。中国在10世纪以前，我怀疑是否有人称欧人为佛郎机。吉本（Gibbon）称在10世纪之末，“莱茵河及米塞尔河之间的若干日耳曼部族名称已经传播于高卢、日耳曼及意大利，而希腊人及阿拉伯人就以Franks佛郎机来称呼一般拉丁教会的基督教徒、西方的民族。他们已将其知识范围扩张到大西洋海岸了”。吉本引用利乌特普郎德（Liutprand）的著作中提到佛郎机是对一般拉丁及条顿民族的通称。吉本又认为在十字军东征前一个时期，已有用这个名词，他说：“这个名称的广远应用，可以由君士坦丁（Constantine）及欧提基阿斯（Eutychius）二人的著作证明，而这二人又生存于十字军东征之前的。时代较近的又有阿部夫拿格斯（Abulpharagius）和阿部腓达（Abulfeda）的著作又可为证。吉本上面引过利乌特普郎德的著作，这本著作就是记载公元968年作者出使于君士坦丁朝廷的印象，而作者本人出生于公元922年的。君士坦丁生于公元905年，而欧提基阿斯，即亚历山大城的主教（别名Said Ibn Batrik）是生于公元876年的。

[152] 参看钱大昕</a>《十驾斋养新录》及爱德金氏的《官话文法》（1874年上海版，第92页）。

[153] 引《中日史地札记》第4卷，第8页。

[154] 《新唐书·列传》第146卷，第23页有其名，隐括天竺国（印度）。

[155] 歧塞勒著《宗教史》（Gieseler，Eceles．Hist．，）英译本第2卷，第172页。

[156] 《旧唐书》第198卷《列传》第148说：“自大食强盛，渐陵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栧伐其都城。”摩栧之名显然就是生于公元600年的Muavia，于644年为叙利亚总督。西史上载征服安都者为乌培（Abu Ubeida）及卡迭（Chalid）。对中国人的记载，我现在无从说明。我现在不能考订Muavia是否曾可能参与这次征服的战争。

语言学上的推究结果

在上述各项考证中，外来名字，都属于各种不同的方言，其中有若干外名，传于我们和传于华人的来路大不相同。因此我们不应该希望结果会像儒莲 [1] 及爱尔泰 [2] 所列表目那样的一致；这些结果比起此处所列表目更着重于考证，而少师心自用。中外语言可以比较的确实程度，首先有赖于地望的考订，在所提出的考证中，有些只是作为可能的假设。但中国古代及中世古籍关于西方知识的记载，还是一种尚待开发的宝藏，我希望通过多年耐心的研究，能有用中西亚洲地理学作为研究中国古音的丰富资料的一天。可能豁然贯通，而下列的小表将扩大成为梵文直译的专书。

————————————————————

[1] 《梵文推原法》（1861年巴黎版）（Méthode pour dé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crits qui se rencontrent dans les Livres Chinois ）。

[2] 《中国佛学研究手册》（1870年香港版）（Handbook for the Student of Chinese Buddh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