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_大秦国全录

众所周知，中国史籍浩繁，在某些方面，比起任何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远为优越。自汉以来，每一个朝代，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根据前代的日历编成。所谓日历，即每日的记载，被认为官书正史材料的主要来源。这些历史在处理历史人物中是不是公正，有没有“颠倒黑白，淆乱是非”，自然大部分依靠日历中的记载，但也要靠史家本人态度的公正。如果说改朝换代的时候，胜利的新朝还认前朝为革除对象之时，那么我们当然很难指望主持日历和纂修正史的人能够大公无私。但是从朝代改变到修史之间已经隔了一个朝代，就没有再作这样怀疑的理由了。只有一点，也许可以称之为史家的偏见的，就是把王朝的末代统治者，往往描写成不是极其愚顽，就是极其邪恶。所幸者，本书的主题几乎完全不受这类考虑的影响，尤其是要感谢正史的编排体例，凡见于日历中关于和中国王朝发生接触的外国的材料，都是抽出编集，按照地理区域独自成篇，因此所受史家偏见就更少了。

二十四史</a>三千多卷，如果不是中国史家有条不紊地把关于外国的材料列为专传，要一个欧洲学者在这样的浩繁卷帙中搜集有关题目的材料，是很费力的。例如我们在二十四史[1] 。这些作品，表露出自司马迁逝世以来人们对地理研究的兴趣；而班固的弟弟班超是当时著名的军事旅行家，这一事实自然增加班固在这方面的兴趣。班固大概会听到他弟弟的远征西部或中央亚细亚；但班超于公元102年回国时，班固已经去世。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必然是由班超远征所提供的材料，不见于《汉书》而见于较晚的《后汉书</a>》。

《后汉书》为南朝宋（公元420—479年）人范晔</a>所编，为对亚洲西部诸国提供某些详细记载的 如果文字有任何的变动，必因于一时的疏忽；中国的古书虽然不能绝对避免这种错误，但在我们所称的古代中国学者的“经典”中，比起我们的希腊罗马的经典编集中的错误要少得多。这一点，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历代受命掌管国家档案（它一定还包括以前历朝正史的抄本）的中国学者，在他们抄写工作中，不像僧侣那样的愚昧无知和粗心大意，正因为我们希腊及拉丁文字中沿袭的错误层见迭出，才使语言学成为一种这样有用的科学。此外，中国的学者也不曾遇到这样的困难：欧洲古典文献的研究，经过几世纪销声匿迹以后，才开始重振旗鼓；这个时候重见天日的抄本，一部分已经残损，因而变成无法辨认，希腊和拉丁文的书写体都曾经过重大的改变。在中国，像《汉书》一类的书，从来就没有完全中断过，其所用书体是自古迄今的文人都熟识的；最初抄写的字体，和我们今天所通行的并无多大不同，那个时候现行的所谓楷书体已经盛行了一百多年，并且注定将成为后来一千五百多年的标准字体。王右军殁于公元379年，他的书法成</a>为后世仿效的范本，今天想写好字的人，仍在照他的字天天临摹；对熟谙近代文献的人看来，他的书体，也像公元781年所立的景教碑的字体一样，可以明白辨认。 [7]

《西域传》取材的主要来源，也应当像关于编年的各章一样，是当时史官所撰的日历。 [8] 史官对于朝政，也同当代都察院的御史们一样，对于政府的行动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并且享有一种特有的便宜，即无须公开向皇帝面诤，而是笔之于书，把他们的历史记录，秘密保存起来。这些记录留传到后世史官发表之时，材料所描写的君王或已死亡，或已失势，他的家族被排斥在政府的圈子以外，无论皇帝和任何大臣都不准看这一部分的国家档案。虽然往往有违反正规之举，但至少这是日历所根据的原则。

编年史中所记关于外国的资料，想必根据于到中国的外国人的陈述</a>。来华的外国人是否都持有本国君主的证明文件，如有，能不能作适当的审查，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似乎中国朝廷十分重视外国人带来京都的礼物，认为是一个外国使节的主要部分；对于外国人，特别是那些由远邦而至，携有珍奇物品的人，更以贡使相待，认为可以增加大国的光荣。历代正史关于亚洲西部及中部各国的记载，表现有某种的统一性，对其中关于某些类的地理事实的描写，也有某种的规格。看来外国人来华或来华以前，须受某种的盘问，通过一位译人或几位译人（重译）向他提出一系列同一的问题。例如，设有一个商人，由锡兰至安南，带有一懂得希腊语的锡兰译人同来（当时西商到印度各埠都以希腊语为贸易通</a>用语）， [9] 从这里，再携同一位谙熟锡兰语的安南人和另一位能操华语的人，前往长安（或西安府）；这几位译人在询问时可以担任传达翻译。所提出的问题，也许如下：（一）你国家的名字叫什么？（二）在什么地方？（三）距离多少里？（四）有多少城邑？（五）有多少属国？（六）都邑是怎样建造的？（七）都邑有多少居民？（八）你国家有什么物产？等等。最后，关于你的国家你还能告诉我们点什么？我认为这就是日历所载的来源，而我们现有《西域传》的记载，一定就以日历所记为根据。自然史家不会仅限于照抄而已。他们富有文才，并且作为熟悉历史格式的大师，就得把他们所接触的说得很简略的事实，进行整理，使它成为一种叙述体的文字。这种整理的工夫，包括不能把从其他来源方面所得的材料，置之不理。因此，在史文中常常插入一段，开始有“又云”等字。特别是《后汉书》中关于大秦的记载，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可能曾经吸收增补了当时所知道的甘英出使探问的结果。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后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他只到临波斯湾的条支而止；由此地行至位于红海口阿卡巴湾（Gulf of Akabath）的叙利亚港伊利安那（Ana）有正常的海道贸易往来。甘英既与经常在这条海道上往来的船人发生直接的接触，自有搜集有关他要去的目的地情报的大好机会。除此以外，安息于罗马人复占叙利亚（公元前38年）以前，曾统治该地数年之久，135年后，甘英使安息之时，从安息王朝方面可能很容易收集有关大秦的情报。在大秦物产通过安息人运入中国时，情况显然必是如此。

《三国志</a>》是陈寿</a>（殁于公元297年）所编，包括同时鼎立的魏、蜀、吴三国的历史。《魏志》中对于若干比较近的外国有简略的记载，宋文帝因全书时有脱漏，失在于略，命裴松之补注，凡寿所不载、事宜存录的，一概采入。我们所有的关于大秦的最详尽的记载，即出于此。根据裴松之的上书表，其注于公元429年，即文帝元嘉六年进呈，距陈寿死约一百三十余年。但关于地理记载，多出于鱼豢所撰的《魏略》，其著作期在魏末年（公元264年）和裴松之补注（公元429年以前）之间。我不打算讨论《魏略》是否今天仍存在，但我倾向于相信原书已佚，我们只好满足于其他著作中的援引。《四库全书总目</a>》没有加以著录，明代编纂之书，如《本草纲目</a>》援引群书列为取材之一；类书中亦有摘引（例如关于大秦），但和裴松之的补注征引的文字稍有出入。因此我认为在不太久以前还存在过《魏略》的另一个本子。从这一个假定，马端临</a>关于大秦的记载，在很多细节上同于《魏略》，但文字范围涉及更广一些，更加可以征信，使我们可以设想，或者马端临手边所有的《魏略》原书，比今日在《三国志注》所见的更为完备，或者就是马端临和《魏略》的文字都出自于比《魏略》更早的同一来源。我所要说的，马端临在此处，也同他的关于地理的记载一样，都没有注明取材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裴注《三国志》对于大秦所提供的材料，既古而又完备，不下于《后汉书·西域传》。《魏略》中有许多不见于其他正史的材料，史官们即使知道它的存在，显然也不会重视这种撰述的。对于这些记载，我们除了承认关于属国的地理情况、方向、距离等方面存在某种混乱外，我们没有理由说这些记载就不比任何其他古代记录的可信。在这些方面，我们不能要求一本古代中国的古书作品，要比一本古代西方的权威作品，如托勒密（Ptolemy）的书，还要正确。特别是我们如果考虑到，即近如埃德利斯（Edrisi）的地图，关于印度及整个东方的草图（1154年，见Pesehel，Gesch．d．Erdo，ed，Ruge，Münechen，1877，Guignes）在《匈奴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6] 刻行于公元1022年，由判国子监孙奭主编。他以考证学得名（可参看《四库全书总目》第15卷，第24页）。他负责以秘府所藏的抄本与初刻本校勘订正。

[7] 纽曼怀疑景教碑的书法，谓为近体，不像千年前的笔迹，而以此碑为不足信据。芮农及儒莲也有同感。其实他的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一个没有专门训练的人眼里看来，很难看出那种字体与现行字体之间的差别；即唐代任何其他类似的书法与前代书法的不同，也可以这样说。我曾将景教碑拓本的一小部分，送给一位从未听到有景教碑一事的中国鉴赏家请他鉴定，他立即说：这是“唐笔”。即属于唐代的风格，并略具唐代书法中所采行的微小变化。

[8] 《文献通考》第51卷职官五史官。

[9] 赖诺著：《罗马帝国与东亚的政治及商业关系》（Reineud，Rtions Politiques et Commerciales de l''Empire Romain avec l''Asie Orientale）1863年巴黎版，第162页。

[10] 《大唐西域记</a>》第11卷，第23页作“拂懔”。此书成于公元646年，有多种译本。

[11] 参看雷慕思的《中国学者马端临》（Ma Touan-lin，savant Chinois），见《新亚洲杂志》（Nonv．M&eacutenges Asiatiques）第2卷，第166页。

[12] 参看《新亚洲杂志》第1卷，第186页所载《中国古籍与马端临所述的西藏及不花刺民族》（Sur quelques Peuples du Tibetet de Boukharie，tiré de l''ouvrage de Ma Touan-lin，et traduit du Chinois）。赫维侯爵（Marquis d''Hervey de St．Denys）最近又将《文献通考》的地理部分译出，标题为“Ethnographie des peuples étrangers Chine，Ouvragc Composé au XIIIe siècle de notre ère par Ma Touan-lin，traduit pour première fois du Chinois avec unmentaire perpetuel”，可惜我未见此译文。

[13] 《四库全书提要》谓“志中乃兼载大秦，天竺诸国，似乎隔绝西域，未必亲观其人，然考《册府元龟</a>》（成于公元1013年）载唐时祅称大秦寺，《桯史</a>》所记广州海獠即其种类”。此即暗示广东海岸传说有一种外族名海獠，其本国为大秦或拂菻。

[14] “Es liegt vielleicht zum Theil ein Irrthum betreffs des Alters der Quelle vor，der die Stelle entnommen ist；denn die Nachricht von den saulengetragenen；am Wasser liegenden Psten passt besser auf Constantinopel als auf 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