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和所得税
我自从政以来，对处理公款一贯小心谨慎。我在一个经常议论政治的家庭中成长，家中最瞧不起贪污受贿的政客。如果我与他人有所不同，那就是：无论在进行竞选经费或政府公款的账目登记与用途说明方面，我一向是远比大多数政府官员做得更加详尽细致的。所以1952年发生所谓基金危机期间，有人指控我财务上有不正当行为时特别令我伤心和气愤，其原因就在此。
我在1968年当选总统后，决定卖掉我的全部股票和股票以外的证券。法律并不要求我放弃它们，但我认为应该特别注意避免哪怕只是看起来有利益冲突的现象。我用出售股票和纽约公寓所得大部分款项在佛罗里达购置了两所房子，在加利福尼亚购置了一所房子。
圣克利门蒂的地产为26英亩。我本人只买得起房子和周围约5.9英亩的土地。为了使邻近的地产也归我所有，我靠我的友人鲍勃·阿普拉纳尔普的贷款把它整个买了下来。1970年12月，我把20.1英亩和我另外买来的附近2.9英亩转卖给雷博佐和阿普拉纳尔普，只保留了住宅和我 他们对我的报税单提出了两个具体问题。这两个问题极为复杂，连税收问题律师也意见不一致。一个问题是涉及我把圣克利门蒂某些产业卖给雷博佐和阿普拉纳尔普是否得了一笔该上税的资本收益。为我准备缴税的会计师坚持我没有获得这样一笔资本收益。有些税收专业人员同意他的意见，有些则不同意。另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是有关我向国家档案局捐献我任总统前的文献所获得的减税额。这是1968年林登·约翰逊告诉我的主意，他说有一条法令规定有减税额，他已利用了好多年了。他鼓励我利用，并建议我雇用过去对他的文献估过价的那个富有经验的估价者。后来我发现有许多有名人物早已在利用这种减税额了，如州长帕特·布朗、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乔治·华莱士、休伯特·汉弗莱、西奥多·索伦森和小阿瑟·施莱辛格。
约翰逊推荐的估价者拉尔夫·纽曼发现在我任总统前的档案中有100多万页文件，约值200万美元。1968年12月我将一部分这种文件捐给政府，获得了规定的减税额。1969年年初我嘱咐约翰·埃利希曼办理必要的手续，又捐了更多的文件，使最大限度的合法减税额够我用好几年的。1969年3月27日，将文献捐给了国家档案局，共捐献60万页，据估价值57.6万美元。
1969年12月，国会对我提出的税收改革法案补充一项修正案，废除了规定捐献文献可获减税额的条款。这项修正案溯及既往，到1969年7月25日为止。
我相信我委托负责准备报税单和处理有关捐献文献工作的人员和律师已将法律的变动情况考虑在内，把一切事情都已办妥。1973年我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这使我大吃一惊，极感失望。报界最初提出了问题，后来国内收入署也提出了问题，即有关我捐献文献的申报手续是否真正符合溯及7月截止期的规定。
12月的 休斯捐款不是用来折磨雷博佐的唯一武器。8月1日，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调查人员正在核实以下的报道：巨额的非法竞选运动捐款在雷博佐的比斯坎岛银行的协助下在巴哈马群岛的赌场里挥霍掉了。8月20日，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由“委员会方面”提供的消息：欧文委员会已票传有关在巴哈马群岛可能花掉捐款200万美元或200万美元以上的银行单据。根本就没有这种捐款，也没有这样“挥霍”过捐款。
10月22日美国广播公司报道，据称有非法的“私人投资基金”，通过雷博佐的银行替我代管：“这笔基金被接近调查团的人士称为‘1973年的尼克松跳棋基金’。这笔投资的有价证券正在彻底调查中，以判定是否会有大量未报的政治性捐款转归尼克松个人使用了。”报道还说有两家公司可能捐款100万美元以上。这些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
与此同时，欧文委员会仍对雷博佐进行无情的追逼。对此，欧文委员会少数党法律顾问弗雷德·汤普森在他写的那本《那时节》的书中有详细描述。他讲了调查人员如何两三个人一批分四次到迈阿密去找雷博佐谈话，每一批都重复提出上一批人提过的问题。委员会查问了他的家属和他的生意上的朋友，票传同他在过去六年中做过生意的所有人的账目。他们也查问了过去六年中接受过他的支票的所有人。
雷博佐被国内收入署查过账，受到总审计局、欧文委员会、迈阿密地方检察官的调查，最后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也对他进行了调查，前后共达14个星期。1975年1月，利昂·贾瓦斯基最后证实控告雷博佐缺乏证据，但《纽约时报》却不登这项消息，而《华盛顿邮报》只登了一条简讯。电视网过去每晚报道了各种伪造的说法，但现在对贾瓦斯基的讲话却只字不提。
到1975年10月对雷博佐的调查最后了结时，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发过传票200多张，讯问过123人，从我一直到我在比斯坎岛住宅的园丁。被传到大陪审团去的有28人。1978年，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人员内部文件公布后，表明调查人员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调查雷博佐的人员的总负责人所写的备忘录承认，有一个告密者曾怂恿他们去调查据说是由雷博佐代我管的在巴哈马银行的好几百万美元秘密存款，这个告密者原来是一个“以前作过案的骗子”；几年前他还同样地诬告过厄尔·沃伦。他用来支持自己的指控的文件“已确定是欺骗性的”。备忘录最后说：“像许多对雷博佐的指控一样，乍看起来它似乎有很大的可能性。像许多指控一样，它缺乏重要细节。也像许多指控一样，最后证明完全是毫无根据的。”
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了。而在这期间，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对雷博佐调查了达16个月之久，他们对于把雷博佐搞得很狼狈显然是毫不在乎的。
对贝比·雷博佐进行调查估计共花了200万美元。结果所有的指控的影射统统证明是不真实的，他正式被昭雪。当然同时他也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弄得名誉扫地。尽管特别检察官给他彻底昭雪，但那些曾对他进行指控的人，那些登载和广播了这些指控的人，既没脸收回这些报道，也不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害表示歉意。贝比·雷博佐受到了一场当代星室法院[14]式的政治迫害，他的罪名就是因为他是理查德·尼克松的朋友。
早在1973年民意测验就表明，尽管广泛猜测我卷入了掩饰水门事件的活动，但大多数公众仍然相信我是极为正直的人。一年来的无情攻击开始办了一件单单指控我政治上进行掩饰所办不到的事，即开始摧毁了人民对我的正直的信任。后来在1974年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写道：
但是在法律上进行弹劾的正式程序之前，必须让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弹劾先行。只有社会弹劾才能把一个人搞臭，而这个人本来是享有人们对待总统的敬仰、保护和遵从的。在正式控告他以前，就必须对他审问、定罪，加以羞辱和驱赶一番……
几个月以前，随便哪个美国总统只要给国内收入署送张美国捷运公司的支票存根，随便涂上几个字……即可得到一张通行证……现在伪善的人们却在不断津津乐道地传播着关于尼克松及其一家的各种不堪入耳的小道消息。
冯·霍夫曼推测有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事件已开始，目的是为了演一场好戏给人看，而不是有无弹劾罪行的问题。他说我将要受到弹劾：“虽然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尼克松换成另一人，他绝不会由于所奉行的政策（尽管有缺点）而受到弹劾的。然而人们感到决定已作出……现在是否有足够的票数决定把它搞掉，这一点与上面所说情况无关。但是不用太久就会有足够的票了。”
在11月1日与国会议员见面时，我说过我可能把票传的录音带公开，即使不公开全文，也要把摘要公开出来。国会的领导成员，特别是休·斯科特极力主张我这样做。帕特·布坎南被指定仔细检查录音带全文，并同约翰·迪安的证词相对照。我看了布坎南的检查报告之后，心就定了，认为无论什么人检查录音带，都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即迪安指控我与他合谋掩饰水门事件达八个月之久的说法完全是谎话。我知道3月21日的录音带会使人们哗然。但是我可以肯定，最终人们会认识到，重要的是我做了些什么事，而不是我说了什么话，更不是我临时想到的那些话。
黑格把加门特、哈洛、齐格勒和通信助手肯·克劳森、迪克·穆尔领进来作决定。他们每个人先看了录音带的清单，然后再看布坎南的摘要。尽管黑格想在他的报告中把他们对我的意见冲淡一些，但我还是听得出他们并没有我那样乐观，而我觉得如果我们能闯过许多公认有困难的段落的话，录音带的全文就会证明迪安是说谎，我讲的是真话。哈洛尤其认为录音带会是致命的，因为在录音谈话中政治现实性过强，公众会接受不了的。
然而布坎南非常赞成交出录音带全文。我同意他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在 民主党多数派挑选约翰·多尔做他们的法律顾问。多尔的助手之一雷纳塔·艾德勒最近在《大西洋月刊》上写道，“在他做特别顾问以前几个月，在调查开始很久之前”，他就极力主张对我进行弹劾了。
3月里詹姆斯·圣克莱尔写信给多尔，要求参加听证会和盘问证人。委员会最后虽然勉强同意他参加禁止旁听的会议，并可向证人提出问题，但仍不准圣克莱尔盘问证人。圣克莱尔写信问多尔他能否看赛里卡送交委员会的大陪审团的材料，结果被拒绝了。
3月7日，我口授了一个备忘录给黑格，我说在有关对弹劾一事进行调查的问题上，“法律问题应取决于公共关系问题”。我认为必须把这想法让圣克莱尔、巴兹哈特和我们在国会里的支持者知道。3月15日，我写下了另一条笔记：“圣克莱尔过于把这看成是一次审讯，而没认识到这是一次公共关系方面的演习。我们一定要对他做工作，使他明白我们面临的形势。”
在提供更多的录音带方面，我没有利用国情咨文的演讲坚决地一劳永逸地封口，犯下了我担心要犯的一个错误。结果一方面是贾瓦斯基，现在另一方面又加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没完没了地逼着我们交出更多的录音带。欧文委员会开头要求得到五次谈话的录音曾被法院拒绝，现在却发出一系列新的传票，索取500卷录音带和几十份文件。
我们在拉尔夫·纳德提出的一个民事案件中自动交出了录音带。纳德的律师威廉·多布罗维尔拿了其中一卷的复制品在乔治城的一个鸡尾酒会上放过，后来听别人讲他说那“纯粹为了好玩”。特别检察官的办公室为此非常气愤，但是多布罗维尔致歉说这是一时冲动造成的错误。他的女主人否定了他的说法，她说他事先告诉过她，他打算拿那录音带来放，而且她事前也至少告诉了她的一个客人。多布罗维尔还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新闻记者放过那录音带。
1973年12月，贾瓦斯基来我们这里，请求给他另外一批录音带。黑格告诉我，贾瓦斯基向他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他决不再索取有关闯入和掩饰水门事件的录音带了。听了他这个保证，我们同意交出了。因此到1974年1月8日为止，贾瓦斯基每次提出对录音带和文件的要求都予以满足了。
在1月8日和9日，圣克莱尔收到了要求再交出40多盘录音带的信，其中25盘是关于闯入和掩盖水门事件的。贾瓦斯基的行动使黑格感到意外、震惊和失望。
圣克莱尔写信给贾瓦斯基，提醒他说，法院要我们交出那九盘传票索取录音带的裁决规定得十分具体，范围很小。贾瓦斯基也无法坚持说他需要这些新的录音带是为了给水门事件定案：因为特别检察官工作组的年终报告说，已经收到足够的证据来考虑提出主要的起诉了，除非检察官认为他已经具备了定罪所需的证据，否则他是不应该提出起诉的。两周以后，贾瓦斯基让自己说过的话给套住了。在一次他认为不会公开发表的谈话中，他透露说，从他那方面来说，他的办公室已经“掌握了水门事件的全部真相”。圣克莱尔告诉贾瓦斯基，我决定不再交出更多的录音带了。贾瓦斯基找到圣克莱尔，似乎又一次对他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再要一批录音带。黑格也同贾瓦斯基会晤了一次，他报告说贾瓦斯基在估计形势方面态度非常开朗，也极愿意合作。我在看了黑格的报告后所记下的笔记，表明贾瓦斯基的主要论点如下：
1.贾瓦斯基告诉黑格，考克斯留给他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狂热分子”，他感到要控制住他们是非常困难的。
2.贾瓦斯基对黑格说，霍尔德曼比埃利希曼处境坏得多。他告诉黑格，他准备放过埃利希曼，但埃利希曼的律师采取了过分强硬的方针，因此他除了同样用对霍尔德曼起诉的办法来对付埃利希曼外，实在别无他法。
3.贾瓦斯基说了一句黑格和我都认为是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赛里卡实际上是总统的一个朋友。”他认为，赛里卡并不喜欢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和贾瓦斯基手下的工作人员的态度。在赛里卡看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搞掉总统，而不是搞清事实”。
4.贾瓦斯基不喜欢罗迪诺，他认为罗迪诺是“出风头狂”。
5.贾瓦斯基喜欢圣克莱尔。
6.关于贾瓦斯基索取更多的录音带和文件的要求，他劝黑格在“拒绝时要尽可能委婉”，黑格说，在对这些要求做出反应以及与贾瓦斯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应该“使用凡士林”。
2月13日，圣克莱尔又写信给贾瓦斯基，提到希望贾瓦斯基会重新考虑他那范围很大的要求，就这样 父亲节那天我正在中东，可是女儿们给我发来一个电报说：“亲爱的爸爸，祝你父亲节快乐。我们为你感到自豪，我们非常爱你。朱莉和特里西娅。”我的两个女婿也一起发电报给我：“总统先生，祝你过一个胜利的父亲节。谨此表示我们的敬佩和热爱。埃德和戴维。”
由于埃德工作上的需要，他和特里西娅住在纽约市，因而不大在官场露面。因此这也成了那些专门追求无聊新闻的专栏作家最喜爱的话题，他们编造谣言，说什么我和埃德，或者甚至说特里西娅和埃德关系“破裂”了。最后闹到特里西娅不得不发表了一个否认他们的婚姻即将破裂的声明。实际上，她和埃德由于不得不忍受这些流言蜚语，他们越来越坚强，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3月里他们事先并未告诉我就联名在杂志上写了一篇勇敢的、有说服力的文章为我辩护。
朱莉和戴维在我任总统的最后整整一年里，直接处于飓风的冲击波里。由于住在华盛顿，他们永远不能逃避舆论界无休止的纠缠，也不能逃避弹劾的威胁所带来的窒息气氛。朱莉和戴维两个人都是刚强的年轻人，可是在经过160多次的公开露面以后，其中很多次是使人难堪的有关水门事件的审讯，除非他们愚蠢无知或麻木不仁，否则他们是不会感觉不到这一切对他们的影响的。1974年2月，戴维给我写信谈到这一点：
朱莉无疑提到过去一个星期来我的情绪低沉。简单地说，一个我所了解和尊敬的人，而且这尊敬主要出于你对事业的献身精神……现在竟会受到犯下罪行的控告，我过去的生活使我对这样一个晴天霹雳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我从未料到，生活竟会如此不公平，而且毫无疑问这只是一个开端。这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花在与这种情况所引起的情绪做斗争上。我希望你不会误解我。昨天晚上我找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想法：“什么都没有像我们 我们这次会见的其余时间，都花在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数目的争论上，将来在莫斯科的会谈的情况从这里已可预见到。到现在为止，苏联人没有作任何让步，我们也没有。当我送葛罗米柯走到西厅门口的时候，他说：“我们相信你一定理解我们希望你一定能来参加会议，希望不会出现任何波折。”
我表示我是理解的。我说：“如果我们失败，后代将会诅咒我们，我们必须成功。”
我们于6月25日离开华盛顿。 7月15日，在长期动乱的塞浦路斯岛上，发生了暴力政变。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战争看来已迫在眉睫。我建议基辛格派助理国务卿乔·西斯科去现场估量形势。我在日记中写道：“塞浦路斯的形势又一次充分证明：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世界各地的和平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美国总统职位如发生动摇，或改换总统，一定会对国内外都产生创伤性的影响。”
7月18日，詹姆斯·圣克莱尔终于极勉强地得到一个机会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为我进行辩护。这件事他干得很漂亮。对他的讲话的全面反应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听说，他在那里留下的印象甚至进一步加剧了委员会中民主党人的恐慌。不久之后，民主党人投票决定，在公开听证开始后，将不让圣克莱尔在电视上为我辩护。
当这些非常重要的听证会即将举行时，蒂蒙斯的报告显得很不安。他看到的各种迹象说明民主党的领导集团正在使用巨大的压力准备血战到底。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特劳斯公开宣布，任何有责任感的人都不可能不投票赞成弹劾。我们听说蒂普·奥尼尔正对罗迪诺施加压力，罗迪诺又转而对多尔施加压力，务必设法不让弹劾问题松劲。
7月18日，我试图对形势作一估计。
日记
今天早上有点雾。很奇怪，我在想今天可能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着的那个日子，也就是说我要在认真重新整理我们自己的看法之后，为8月的战斗进行准备，也许甚至，如果蒂蒙斯的悲观观点占了上风的话，为在今年余下的日子里在参议院的战斗进行准备。
我开始非常客观和冷静地认真考虑整个弹劾程序。总的来说，看来虽不能肯定但很有可能，我不得不承认，奥尼尔一伙人将肯定能够在委员会中得到多数票，在众议院也能得到非常相近的票数。这使我不再去考虑最高法院的问题了，而在本周开始时我可是一直对法院非常担心的。
在这方面，我们的问题是要能继续掌握众议院的南方民主党人，就是说，至少要争取他们在委员会中的两票，比较有希望的是至少得一票。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得到弗劳尔斯的支持。
我们现在已进入的斗争是一场处于高潮的斗争，我想我已使大家都了解到了这一点，虽然我必须说，黑格和圣克莱尔他们两人就是这样想的。
黑格同意，圣克莱尔一回来，我们必须设法摸清内阁的底。如他所说，事实上，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办法都使出来，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力量都动员起来。黑格认为，我们在委员会中至少可能得到14票，我们希望最后能争取到16票；当然，如果能得到18票，那将是很大的胜利。16票可以办到（黑格的说法），14票可就很难办了，但他认为还没有越过我们在众议院全体投票时获胜所需票数的最后界线。
这基本上像一场竞选。当一切都处于未决状态时，我们必须冒点风险。
7月19日，约翰·多尔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人人都说是很有力的演说，要求对我进行弹劾。委员会还继续进行它在舆论上的闪电攻势，在各个问题上发表了大量的材料，目的是要把将于7月24日开始电视转播的公开听证会推向最高潮。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已临近听证会结束、进行投票表决的时候了。
日记
我打算在下星期继续活下去不让人千刀万剐而死。这一直是我在政治生涯中所奉行的哲学。懦夫才死上无数次，勇敢的人只死一次。
我想可以这样说，这真正是我们的 当晚，我们全家晚餐时，大家情绪并不低沉，但比平日要安静些。之后，我在书房里写了几句关于帕特的话。
日记
我记得，当我们从海滩回来时，特里西娅说，她的母亲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我说，是的。我们在政界进进出出这25年，她经历了不少折磨。她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总能显得十分镇静自若和庄严大方。但是，上帝呀，我真不知道她是怎样熬过来的。
当天和 7月29日星期一是我们回到华盛顿后的 在我望着他们面孔的时候，戈德华特和斯科特一句不吭。罗兹没有注意到我是在说明情况，而不是提出问题，他倒热心地回答我说，他不想告诉等在外面的记者，他与我谈过什么具体的选择的问题。
“没关系，”我说，“我不会流泪的。自从艾森豪威尔去世以后，我还没有哭过。我的家庭一直美满，我也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只是想对你们来告诉我这些表示感谢。”
他们走出去的时候，斯科特看起来十分严肃，我说：“现在老哈里·杜鲁门也去世了，我再也不会有别的好朋友为伍了。”[23]他勉强笑了一笑。
会议以后，我打电话给罗斯，要她告诉全家，经过最后核实，国会中支持我的人日益减少，这已证实我必须辞职。我还要她告诉他们，戈德华特、斯坦尼斯、斯科特和罗兹都将投票赞成对我进行弹劾。我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我要她向家里人提出，我等会儿过去吃晚餐的时候，我们不要再提到这件事。
我回到椭圆形办公室，问基辛格是否能过来一下。他很克制、平静、严肃。
我对他说，我决定于次日晚上辞职。我们简略地谈到通知外国政府以及专门拍电报给中国、苏联、中东各国领导人的问题。需要对每个国家重新保证我离开政治舞台并不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他们并不怎么了解杰里·福特，所以我想让他们知道他在众议院和任副总统的时候就坚决支持我的外交政策，他们完全能指望他当总统将会继承这个政策。
一刹那间，我试图想象对这些电报的不同反应。周恩来</a>在北京他的办公室里会怎么想?毛主席坐在仅仅两年以前我们会谈过的到处是书的书房里，他对这个消息又会怎么想呢?
这个消息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正是午夜。我并不羡慕那个值夜班的工作人员，他必须决定马上叫醒勃列日涅夫，还是等他起床以后再告诉他这个消息。勃列日涅夫曾经十分强调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作为缓和基础的重要性，所以我设想他 [6] 芝加哥北郊的一个住宅区。——译者注
[7] 心理学家赫尔曼·罗沙赫用作心理测验的墨迹图。——译者注
[8] 美国政府采用三权分立制，分行政（总统）、立法（国会）、司法（最高法院）三个部门。——译者注
[9] 英国历史上有一个传奇式的受人民爱戴的勇敢国王，名字是狮心王理查德。——译者注
[10] 玛丽莲·梦露是美国一个著名的电影女演员。——译者注
[11] 美国西部片的著名男演员，在政治上是尼克松的支持者。——译者注
[12] 英文原</a>书如此。但1973年的9月25日应该是星期二。——编者注
[13] 拉斯普丁（1872-1916），俄国僧侣，曾获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妇的宠信，专权多年；艾尔·卡普尼（1899-1947），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头目。——译者注
[14] 星室法院（Star Chamber）是英国民事、刑事法庭，于1641年停闭，以专断暴虐出名。——译者注
[15] 一个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鼓吹者。——译者注
[16] 意思是说一切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规律进行。上句中的“生存”亦系此意。——译者注
[17]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计划的代号。——译者注
[18] 曾是美国著名电影童星，旧译秀兰·邓波儿。——译者注
[19]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常以美妙歌声诱惑经过的海员而使航船触礁毁灭。——译者注
[20] 意指罪证。——译者注
[21] 即俄文的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非常高兴”的意思。——译者注
[22] 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的世外桃源。——译者注
[23] 这里的好朋友是指卸任总统而言。——译者注
[24] 英语中“穿某人的鞋”即继承某人的地位的意思。——译者注
[25] 美国总统经常与国会领袖一起吃早饭商量事情。——译者注
[26] 大象是共和党的象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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