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总统职位（1973-1974）上_尼克松回忆录

我本来想留任并继续战斗，可是要在参议院里受审六个月，那对国家来说太长了。现在需要有一个能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处理国务上的总统，来对付即将来临的艰巨任务。

1973年

就在1972年大选前不久，我有一次接见记者时说，在今后的四年中，我的这届政府将以主张进行自1932年罗斯福政府以来最有意义的改革的一届政府而著称。但是我所设想的改革跟“新政”的改革是迥然不同的。我对前来采访的《华盛顿明星报》记者加尼特·霍纳说：“罗斯福的改革导致华盛顿的权力越来越大。在那时，这或许是需要的……我们现在要着手进行的改革将是……把权力分散到全国各地去的改革……这会使政府比较精简一些，但在某种意义上，也会使政府更加强有力一些。一个臃肿不堪的政府毕竟是软弱的，在处理问题上是无力的。”大选后的 在国会与总统之间的这种对抗日益发展的同时，参议院民主党干部会要求对1972年的竞选活动进行全面调查。当然，他们的意思是要调查共和党的竞选活动，特别是水门事件。迈克·曼斯菲尔德选定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萨姆·欧文来领导这个调查。

我手下的一些人和顾问感到选择欧文对我们是有利的。他们认为，舆论界很难把许多自由派认为过去一向只是投赞成种族隔离票的一个人大肆吹捧成为一个英雄。但是我知道，尽管欧文装出一副满不在乎和貌不惊人的样子，但他却是一个敏锐、机智，而且极有门户之见的政治动物。我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曼斯菲尔德此举是国会斗争中一个有目的的行动，旨在把总统置于被动地位。“我们今后的四年将是非常艰巨的四年，迹象就是曼斯菲尔德宣布他要欧文领导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水门事件。毫无疑问，曼斯菲尔德此人是会抱着极其深刻、强烈的党派之见的。实际上民主党为争夺白宫的位置，提早四年进行竞选了。”

水门事件又起

在我重新当选时，我知道，将近五个月来，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来减少水门闯入事件的影响。约翰·迪安负责处理这方面的日常事务，他应付了民主党人的民事诉讼的作证：帕特曼听证会、总务署的调查和报纸上的各种揭露。他密切地注视着联邦大陪审团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的进展情况，使我们不要由于他们那里出现什么名堂而感到意外。他对那些被传去作证的人提供法律方面的协助。他建议司法部的官员要对这个案件的政治牵连提高警惕，不要转移注意力到不相干的领域中去。我认为他就像一个聪明、灵活的政治律师在处理一个变化无常的政治案件。

就像我非常肯定我们做了所能做的一切来限制这个丑闻的影响一样，我也同样地自信，我们并没有试图进行掩饰。首先，联邦调查局进行的调查无疑是很广泛的。米切尔和科尔森都被传讯过，甚至连我们大家都对之有怀疑的马格鲁德也曾三次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作证，而且不管多么勉强，他总还算过了关。尽管整个案件具有巨大的政治敏感性，我个人并没有对司法部施加压力。我确信，如果换了其他的政府，他们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在这一切之后，仍找不出证据说明白宫有任何人与闯入水门事件有牵连。

我能意识到，白宫上空仍笼罩着一团疑云。但我将这归咎于在选举前夕关于西格雷蒂问题的宣传以及麦戈文提出关于贪污的指控。我确信，那只是一个公共关系的问题，只需要在公共关系方面想办法来解决就行了。

在选举后，我决定查克·科尔森和德怀特·蔡平应离开白宫。科尔森是在与水门问题无关的其他政治问题上招来批评的导火线。埃利希曼特别要求他尽快离职。我想他的离职会减少我们政治上的弱点，使我们能从头开始。科尔森当然担心，如果他离开白宫，那就显得好像他在什么问题上是有罪似的。所以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宣布他将离职，但把他实际离职的时间推迟到3月份，我在11月13日，以后又在11月18日对这项决定作了分析。

日记

由于科尔森将遭到攻击，我们知道这里有风险，然而，我不愿给人以他是被人攻下台的印象。因为这对他是一种不公平的责难，同时也会使人错误地解释我在我们开始新的一届政府时带来一个新班子的行动。

科尔森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对的——我想他在水门问题和西格雷蒂问题上是清白无辜的——但在多数人的头脑里，他成了问题。这是一个令人极其悲哀的例子，说明可以对一个人进行种种伤害、打击、诬蔑、诽谤，然后又把他牺牲掉。但在政治斗争中恐怕就是这样一回事。

约翰·埃利希曼当然会比大部分人走得更远。如果照他的主张办，到目前，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去掉一半，因为他坚持认为，不论是谁，哪怕只要看上去好像做了点错事，就得打发走。由于人总难免有差错，我是永远不会采取这种做法的。

我相信，凡是一个人看上去干了坏事，那应该给他一个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在别人遭到攻击时抛弃他，其后果只能鼓励食人鱼的肆意复仇，把你啃得只剩骷髅为止。

德怀特·蔡平的事情使我感到更加痛心。从我1967年开始竞选总统以来，他就跟我在一起。他年轻、聪明、前途无量。但他同西格雷蒂的关系使他不可能继续留在白宫。当我知道下面这个事实时，我的情绪更加复杂化了：正是我自己对霍尔德曼和其他工作人员坚持说，在这次竞选中，我们总算有了一个能对反对党来个以牙还牙的人。他们知道，这一次我要使民主党的主要人物感到生气、烦恼、困窘——就像我过去所感到的那样。而西格雷蒂却成了一个充当这个角色的错误人选。

当约翰·迪安在11月初就西格雷蒂问题 我完全准备为迪安辩护。在3月13日会见中，我们同意如果人家向我提出要求他作为见证人出席时，我将说，他将用一封信的形式宣誓回答问题。我说，我将重申我们打算与欧文委员会的调查合作，以此为手段来应付在水门事件上提出的其他问题。迪安补充说，我还可以说，过去我们与联邦调查局合作，现在将与参议院委员会的适当调查进行合作。

我说：“我们将发表声明。”

迪安肯定地说：“的确，我们没有什么事要隐瞒的。”

我又重复一句：“我们提供了情况，我们没有什么事要隐瞒的。”

然后，我和迪安开始回顾一遍事实，首先从我的记者招待会的观点出发，以后又从我们在欧文委员会上可能有弱点这个观点出发。我想我已熟悉全部事实。在水门问题上，我想我们主要担心的是马格鲁德和米切尔。虽然，我确信欧文委员会也想把霍尔德曼拖进去，我仍然准备毫不含糊地申明并毫无保留地辩护说，在水门闯入事件中，白宫没有牵连。

迪安提醒我注意，在参议院水门听证会中也许会揭发出新的事实，但他说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委员会上的民主党人，在舆论工具的唆使下，想拉进一个“高级人士”来增加戏剧性。

我说：“咱们干脆说，我想他们真正的对象是霍尔德曼。”

迪安表示同意说：“霍尔德曼和米切尔。”

我说霍尔德曼的问题是蔡平。霍尔德曼批准蔡平同霍尔德曼的另一个助手斯特罗恩着手进行西格雷蒂活动，报界不断把西格雷蒂跟水门事件挂起钩来。但迪安向我保证，蔡平根本不知道水门的事。

我随便问了一句：“斯特罗恩知道吗?”

迪安回答说：“知道。”

我吃了一惊：“他知道?”

“是的。”

“知道水门的事?”

“是的。”迪安重复道。

我感到大吃一惊。就在两个月前，斯特罗恩还在白宫工作，如果他知道闯入水门的事，这本身便够糟糕的了。但我立即看出这会引出更深一层的问题。众所周知，霍尔德曼的工作人员都是他的耳目，如果斯特罗恩知道像闯入水门计划这样重要的事而不告诉霍尔德曼，恐怕不大可能吧。

我说：“啊，那么鲍勃也知道了。他可能那时就告诉了鲍勃。”但我马上又说，“他也可能没有告诉他。”

迪安在后一点上的态度使人感到放心。他说斯特罗恩向霍尔德曼汇报情况时是“很审慎”的。他把斯特罗恩说成“像钉子一样硬”。他告诉我，有两次问到斯特罗恩，他都回答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迪安似乎在暗示，斯特罗恩说了谎。

我说：“这样说可不公正吧!问题是你怎么能证明这点?”

迪安说：“根本用不着去问他嘛，他认为这就是他应付情况的一种办法。”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在我们考虑水门事件时，斯特罗恩一直是一个外围的和次要的人物。现在他一下子变成了主要的问题，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我又一次问道：“那么他是知道的?他是知道水门事件的?斯特罗恩是知道的?”

“是啊。”迪安回答说。

“真该死!这可是鲍勃身上的问题了。现在鲍勃的问题不在于蔡平而在于斯特罗恩了。因为斯特罗恩为他工作呀。”

我仍然感到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按照迪安的说法，斯特罗恩早就知道水门窃听的事。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那么九个月来白宫一直否认与水门有牵连就算白搭了。谈到后来，迪安似乎又缓和了一下斯特罗恩所引起的问题。他说，我们仍然可以不违背事实地说白宫与此没有牵连，因为没有人知道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事。斯特罗恩显然是在事后才知道有窃听这回事，但他没有参加任何犯罪的阴谋，这是律师才能做出的区分，但至少从这种法律意义上来说，白宫还是没有“牵连”进去。无论如何，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指责或批评什么人，而是要团结人。

我们把其他可能被攻破的弱点检查了一遍。迪安把他对每一个人的看法告诉我。他说，马格鲁德比斯特罗恩知道得还多；科尔森不知道水门事件的具体情况，米切尔知道全面收集情报的事，但不知道闯入事件的具体细节。迪安指出，他自己的名字也出现过——他作为把利迪派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去工作的人而被扯了进去。他说，这是事实，但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要求派一个律师去，而人家告诉他利迪是一个好律师，所以他把这情况转告马格鲁德，利迪就被录用了。

我们正处在有党派偏见的参议院调查的前夕，可是突然又碰到了新的又不明确的弱点。“那么，拖下去这办法如何?……坦白地说，现在再走拖下去这条路是不是已经晚了?”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自己又解答说，“是的，是晚了。”

迪安回答道：“我想也是。”

我说：“我知道埃利希曼一直认为应该拖下去。”

迪安说，他认为他说服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现在也不是真的想要“拖”下去了。迪安说：“形势肯定有点像多米诺骨牌，如果一旦有的东西开始倒下来，会发生一连串的问题。所以，总统先生，危险是有的。如果我不告诉你，那我就没有做到直言不讳……是有危险。这就是我们不要去——不是每个人都去——作证的理由。”

我又提出发表某种白宫声明的可能性。但迪安认为，不管我们怎样声称白宫与闯入水门事件没有牵连，党见极深的民主党和舆论界决不会相信我们所发表的任何声明。他还警告说，人们也不会相信或理解西格雷蒂案件的真实情况。他说：“他们一定会把它说得还要坏一些，涉及更多的东西，说那是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我3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 日记

今天真是够呛，因为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水门——西格雷蒂事件的真正问题所在。就弄清事实而言，我们似乎总是只能得到基本上是死胡同式的答复。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实际上就让它那样下去。事实上我们不是在设法弄清事实，而是要把我们这方面的真实情况讲出来。

我很晚才找到迪安，大约在7点钟。照埃利希曼的说法，他今天显然有点气馁。虽然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并明显地使他大大地振作起来。他一直在努力使事情不至于搞得一发不可收拾。他说他想找时间跟我谈半个小时，把事情都摆出来，使我能够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并且使我能够知道如果让白宫工作人员出席作证或发表声明或不管你想干什么，那么这里面可能都会牵涉到一些什么样的危险。我定于明天上午10时见他。

总之，从迪安今晚所说的来看，他和穆尔都主张目前不发表任何声明，干脆顶住。

我跟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提出的论点是，如果这些问题迟早要提出来，恐怕还是让我们主动讲出来而不要被迫讲出来的好。

我也得悉地区法院法官即将对亨特、利迪、麦科德和在水门被捕的其他人进行判决。

日记

一个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星期五法官采取行动时会发生什么事。法官虽然会极其严厉，但这并不会使我感到意外。

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麦科德可能会顶不住，因为他不愿进监狱。他在几天后可能会对法官说，他愿意把一切都招供出来。问题是他知道多少事。当然关于米切尔的情况他知道得不少。米切尔是我最担心的一个人。

总之，回想到几年前，今天3月20日正是宣誓就职的日子，我们有许多竞选遗留下来的问题要处理。霍尔德曼讽刺地说，这不过是一件一般的破门案件，如果不是守夜的人看到门上的胶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水门事件就不会发生，其他的事也都不会牵连进去。但这是为了竞选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也是雇用这样一些用心良好但又相当愚蠢或至少是判断能力极差的人为你工作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

米切尔就是没掌住舵，因为这时他跟玛莎之间出现了好多问题，虽然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我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没有比米切尔更好的朋友或支持者了，也没有什么人比他更能经受得住压力，但在目前，我们真的在这里给卡住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才好。

3月21日的谈话

3月21日，星期三，刚过10点钟，约翰·迪安进了椭圆形办公室。

在对格雷听证会随便交换了几句话以后，他说他认为我们应该谈一谈，因为在我们早先的一些关于水门的谈话中，他的印象是我并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每一件事。他说，这就使我们作出一些只有我才能作出的判断时会遭到困难。

我说：“换句话说，我必须知道你为什么感到……我们不应该把有些事情说出来。”

他开始说：“我认为……我们的……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很严重的……我们得了癌症——在内部——在接近总统的地方，这癌症正在发展，它每天都在发展。它越来越加重，它现在按几何级数的速度在发展，因为它本身就在加重。我跟你一解释其中某些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细节，你就会明白，这基本上是由于： 4月2日阮文绍总统抵达圣克利门蒂作国事访问，他对共产党公然破坏巴黎和平协议所表现的毫无信义感到担心，我同他一样感到担心。我向他保证，我们将不会容忍任何真正威胁到南越的行动。他对我的保证表示感激，但我知道他一定也担心我们国内被水门事件搞得精疲力竭，必然要影响我在国外采取强有力行动的能力。

埃利希曼果断地担当起白宫处理水门问题负责人这个新角色。他想出了一个对付欧文委员会的谈判战略，并开始进行一场收集事实的全面调查。

4月5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律师保罗·奥布赖恩来到圣克利门蒂，提出他对案件的估计。埃利希曼发现奥布赖恩对当前的事实和形势所了解的情况又不一样，根据奥布赖恩得到的消息，马格鲁德现在又说，科尔森打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电话给他，催促他们在亨特-利迪计划上行动起来。就在上一周前，迪安还告诉我们，奥布赖恩感到米切尔批准了这计划，而现在奥布赖恩却又告诉埃利希曼说，米切尔事先不知道闯入事件，但马格鲁德毫无疑问是知道的。

4月5日，奥布赖恩会见埃利希曼的同日，我们回到批准任命帕特·格雷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听证会问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一直把这项提名压着，要等到迪安肯在该委员会作证才予以批准。批准格雷的机会很小，即使我们可以设法得到足够的票数，他的声誉现在已蒙受了很严重的损失，认为他已不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局长。所以我要霍尔德曼打电话给他，要他自己出面请求撤销对他的提名。格雷马上给我打电话，以豪爽的气概做了我要求他做的事。

后来那天下午，埃利希曼跟马修·伯恩法官简短地碰了面，伯恩是司法部部长克兰丁斯特和亨利·彼得森几周来竭力推荐作为未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人选。伯恩是民主党人，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位法官。唯一的缺点是，一旦格雷的提名被撤销，重要的是要马上提出另一人选。如果我们决定提名伯恩法官，我们就得等到他主持审理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一案的审讯完毕之后。埃尔斯伯格是因未经授权占有机密文件而受审的。

日记

跟帕特·格雷通了电话，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真是好样的。他说他一贯忠于总统。他说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得知消息后都感到很难过。我说，没有人比我感到更难过的了。

我跟伯恩法官作短时间的会见，我走出办公室的门还跟他谈了几句。我对他像钢一般坚强有力的握手印象很深。他双目炯炯，坚强而冷静，他42岁，正是合适的年龄。可是不巧得很，他审理的案件一个月之内还结束不了。

康纳利给我打了电话。正像我预料到的，康纳利对水门事件感到很不安，认为总得要打发走几个人。康纳利对乔治·布什提出，总统周围的人太多了，他们把总统与外界真正发生的事情隔离起来了。当然，我们在这里还得承认，有些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我们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而且我们也一定做了一些正确的事。

我通过哈洛从阿格纽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十分惊奇的口信，他说他将为水门事件讲讲话，但有一个条件，那便是他必须见一见总统。我告诉埃利希曼向哈洛传个口信，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要求阿格纽做连他自己也不确信是否应该由他本人出面做的事，在目前情况下，他只需为自己的事操心，而我当然会为自己的事操心。我只希望哈洛传达这口信时能把我想表达的意味深长的意思如实地转达给阿格纽。

我告诉霍尔德曼，我们两人幸好在水门事件爆发前一点也不知情。如果他们事先问过我们，我也不敢肯定我们究竟会说些什么，尽管我想我们一定会因为这个计划极端愚蠢而把它一笔勾销。

基辛格来了，他告诉我，他认为我应该坚决让霍尔德曼留任。我说：“如果他有了犯罪的迹象呢?”他说：“即使他有一部分罪责，别人死盯住他是因为他们知道霍尔德曼是政府中的铁腕人物。他是你身边最无私、最能干的人，你必须得留住他。”

我们在这四个月中遇到的问题，比大多数当过两届总统的人在 早一天，约翰·康纳利勇敢地宣布，他要改变党派关系，转而效忠于共和党。他说，共和党是他意识形态方面的老家。5月7日，他同意回到白宫工作，充当顾问，不拿薪金。我们决定，与其把他的职责加以具体规定，不如在工作过程中，按照他的才能给他安排适当的职责。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我们开始恢复了重建政府的势头。我任命威廉·科尔比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把詹姆斯·施莱辛格从中央情报局调到五角大楼任国防部部长。我还任命了一位强有力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原堪萨斯市警察局局长克拉伦斯·凯利。梅尔·莱尔德和布赖斯·哈洛同意回到白宫担任总统顾问。黑格又把国防部的总顾问弗雷德·巴兹哈特找来协助莱恩·加门特处理水门事件。

对水门事件的批评，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针对白宫新闻室的。康纳利·莱尔德和黑格都认为罗恩·齐格勒应离职。他们对他个人并没有意见，但他们认为他是霍尔德曼旧体制的一个象征，而他在记者团中享有的信用已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我明知这是属实的，但觉得这样对待齐格勒不太公平。基辛格也这样认为，他说，如果我们为了姑息报界而损害无辜的人，我们将会永远后悔。

黑格在物色一个可以恢复新闻室信用的人物。但一点也不奇怪，很少有人志愿担任白宫新闻室里每天进行的新闻发布工作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在大部分时间里，齐格勒的助手杰里·华伦已开始接过这个讲坛。齐格勒更多地成了我的顾问。尽管他很年轻，有时有些急躁，但他思想坚定，能够正直而精辟地分析问题。

我们受到了一些相当沉重的打击，但逐渐地，我们又积蓄起力量，开始爬起来了。国内外的许多朋友和支持者提出他们的看法和帮助。

我接到哈罗德·麦克米伦发来的一封信：

虽然我现在的生活远离时局，想过去想得多，想现在想得少，但鉴于我们的长期友谊，我感到有必要向你发一封表示同情和祝愿的信。

我相信乌云不久会散开，你可以热情地承担起促进世界和平和繁荣的重任。对此，你已经做出了如此显著的贡献。

我国驻意大利大使约翰·沃尔普在梵蒂冈得到教皇保罗六世接见后写信给我：

教皇陛下说，历史将记载下来，你在过去四年中作为一个有效的和平缔造者所做的赢得世人尊敬的事比任何人都多……他告诉我说，他简直不能理解，在美国报纸中写文章的美国人怎么可以如此粗暴地拆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制度的台。但是，他确信你能够度过这个困难的阶段，继续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罗马教皇说他将为你祈祷，并为你做弥撒。

我收到前日本首相佐藤的来信：

怀着深厚的个人同情，我今天听了你在电视上对美国人民的讲话。你说的这句话是对的：“美国是世界的希望。”作为你的老朋友之一，我对你抱有坚定且平静的信心，相信你作为世界的希望的伟大领袖，能恢复你的职位的更大权威性和正直性。请接受我的祝愿。

有一天下午，我接到老朋友克莱尔·布思·鲁斯的来信：

引自《安德鲁·巴顿爵士之歌》：“安德鲁·巴顿爵士说：‘我受伤了，但我没有被杀死。我将躺着，流一会儿血，但我将爬起来继续战斗!’”

在5、6、7月这些月份里，我跟11位外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主持了14次讨论主要立法的国会会议，召开了4次内阁会议，主持了13次讨论经济和能源问题的会议，发表了4次重要的公开演说，并准备与勃列日涅夫举行最高级会议。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也制订了改革选举的新计划，建议增加粮食生产。在 6月中旬，再次实行有限的冻结物价以稳定经济，同时我们在考虑 1969年圣诞节假期里，帕特和我接见26名战俘和失踪人员的妻子和母亲。这些妇女们很恭敬有礼但也很激动地谈到迫切期望她们的亲人尽快获释。当我们听她们诉说这么多年的等待对她们和孩子们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她们不知道自己的男人是死是活而日夜悬念不安时，帕特和我一样都泪珠盈眶。从那次以后，每一个战俘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使他们获释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我的老友和首席军事助理唐·休斯将军在白宫与战俘和失踪人员家属之间的联络工作，干得很出色。

1970年11月，我们作了一次最戏剧性的但也令人伤心的尝试，力图使他们获释。那一年夏末，梅尔·莱尔德和五角大楼向我提出一项建议，我们将在北越的一个战俘营上空进行一次大胆的突然袭击来营救战俘。他们选定在山西的大战俘集中营进行这次袭击。山西位于河内城外，1953年，我和帕特曾到那里访问过，当时那是一个难民营。如能绝对保密并精确无误地进行突然袭击，有可能使战俘营的卫兵猝不及防，而在敌人能组织反击之前，我们可以抢救出90名美国人。当我接到这个计划时，我立即批准执行。在这月初，我曾接到报告，有28名美国战俘由于受折磨和虐待而在最近死去。我说，我要战俘们在白宫吃感恩节晚餐。

经过两个半月的紧张训练和演习，袭击在11月20日进行。在华盛顿，到了下午，我们知道袭击失败了。袭击队发现，战俘营已经空了，俘虏已被转移。显然，计划这次行动时所依据的情报是好几个星期以前的情报。但在计划这次行动时，即使我知道情报过时，也仍然会批准这个计划的。

虽然袭击没有达到目的，但这是个重要的心理胜利。我们得到情报说，它在北越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中间引起了严重的焦虑。因为这暴露了，在这种北越人没有经验的攻击下，他们是容易被袭击的。以后，当战俘们回来后，我得悉这次袭击对战俘所受待遇以及战俘士气都起了好的影响。袭击发生后不久，北越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战俘营中的大部分战俘都集中到河内的一个监狱中去。这后来被称为河内希尔顿大饭店。战俘们能够组织起来，从北越人那里得到较为一致的待遇，如果不是在实质上较之前更好的待遇的话。

我们的战俘在战斗中表现勇敢；在被俘后，他们表现得甚至更为勇敢。这就是我在战争结束后继续反对赦免那些逃避兵役和开小差的人的一个原因。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纪念那些为战斗而死去的人，那些服过兵役的人和那些战俘时，如果我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要赦免那些抛弃自己的国家和那些拒绝为自己国家服役的人，我想这将是对他们再大不过的侮辱。”

2月12日，591名战俘中的 路上有一处是个很陡的斜坡，坡顶上竖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慢行，前有险弯”。我就是驾驶着高尔夫球车下坡，由于怕在坡下急转弯的路上出事，也还得踩刹车。但勃列日涅夫在我们快到斜坡时却以50多英里的时速开车。我倾身向前说：“慢点开，慢点开。”但他毫不在意。我们到达坡下时，他猛然急刹车，使车拐了弯，汽车轮胎发出尖叫声。试车完毕，他对我说道：“这辆车好极了，走得真稳。”我回答道：“你真是个了不起的驾驶员。以我们刚才的速度拐那个弯，我恐怕永远也办不到。”

外交并不总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艺术。

我们在戴维营举行的会议上，长时间地讨论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欧洲安全问题以及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之间军事力量对比的共同均衡裁军谈判问题。

我们在 欧文委员会终于开始失去劲头了。它继续听取证人的证词，但已无法再为电视观众提供他们想看的有趣镜头了，正因为它以前做过头了。

给这个委员会以公开的致命一击的人是帕特·布坎南。布坎南作为证人出席听证会，以尖锐、富于战斗性而且道理简单明白的话答复了那些参议员们，并用文件说明，在美国政治中耍弄卑鄙手段的先例是民主党人开的。欧文显然受到惊吓，据报道他对委员会工作人员作了使他如此下不来台的安排感到非常恼火。

不久，该委员会大多数委员都在设法使听证会收场。他们终于提出了一个挽回面子的借口：他们假装仁慈地宣布，他们关心被告权利受损害。

经过37天的听证会，电视网实况转播超过325小时后，在8月7日，欧文委员会有关水门事件的听证会结束了。电视转播时间有20%以上被约翰·迪安所占用。从听证会开始到欧文敲木槌宣布结束这部分调查为止，每周有关水门事件的电视新闻实况、专辑和白天的节目平均播送22小时。

8月15日，我向全国发表关于水门事件的 我立即同意了勃列日涅夫的建议：基辛格到莫斯科去直接谈判中东问题。10月19日子夜，在基辛格正要动身去莫斯科之前，我打电话给他讨论他的莫斯科之行。

10月20日星期六，即 近10月底，在布尔初次寻找录音带后约一个月，弗雷德·巴兹哈特自己又寻找了一次。他证实给米切尔的电话是从我的官邸打的，所以从未录过音。他也证实了为什么布尔找不着4月15日与迪安谈话录音的原因。

我通常在星期日是不去行政办公大楼我的办公室的。4月14日和15日即星期六和星期日，我在行政办公大楼却进行了好几次特别长的谈话，这是管监听录音系统的特工人员没有预料到的事。因此星期日下午1时15分我同迪克·克兰丁斯特刚坐下，那盘录音带就所剩不多了。在我们谈话期间，有一句话只讲到一半时，录音带就全用完了，因此4月15日下午和晚上我同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彼得森、克兰丁斯特以及同迪安的谈话都没有录音。

10月30日，巴兹哈特通知赛里卡传票的谈话有两次并未录音。我们欣然同意由一专家小组来调查我们对这两次情况分别所作的说明是否属实。我们还提供了4月15日我同约翰·迪安谈话时作的笔记和我同他 18分钟半的空白

11月15日在一次与国会领袖举行的情况介绍会上，有人问：“还会有新的情况吗?”

我答道：“就我来说，关于总统的罪行，没有了。”但我又补充了一句，“万一出什么问题，我个人愿意承担。”

那天下午很晚的时候，黑格来到椭圆形办公室，神色显得紧张而忧虑。他说律师们这一阵子一直忙于把即将交给赛里卡的录音带编一份索引的事。他们把原来的传票同夏天考克斯发的补充文件加以核对，现已断定巴兹哈特以前只根据传票所作的解释是不对的。补充文件说得很清楚，票传索取的录音带确实包括1972年6月20日同霍尔德曼的谈话录音——有空白的那盘录音带。

这简直太可怕了。我问道，对于一盘具体的谈话录音是否包括在票传索取的录音带之内这样根本的问题，怎么能搞错呢?我问我们是否仍然可以坚持票传索取的录音带并不包括这一盘在内呢。黑格说他打算把1972年6月20日霍尔德曼记的笔记拿来，然后试试看，能不能把我们谈话的空白部分说些什么，重新回忆一下。笔记终于拿到了，但消息是好坏参半。很清楚，笔记说明我们是谈了水门事件的，但它又表明我们谈话只是泛泛地谈了水门事件的政治影响。

一定要经常彻底检查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是否装有窃听器，等等

我们的反攻该如何进行

再发动宣传攻势——

打击反对派及其活动

指出那些自由派分子造成公众无动于衷

难道他们能说偷窃五角大楼文件、安德森档案等还不如这事重要？

我们应该进击，目的是转移视线——

这一天关于空白录音带还有更糟的消息：我获悉情况并不像罗斯估计的那样，只是她去接电话的那四五分钟造成的空白。巴兹哈特告诉我，他们听了一遍，发现空白长达18分钟半之久。谁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也无法解释录音带上的这一段空白本应无声，为什么会夹杂了刺耳的嗡嗡声?

11月17日，我们要去佛罗里达住几天，巴兹哈特在此期间待在华盛顿研究这18分钟半的谈话录音是否可用电子设备加以恢复。他还要研究他是否能将当时造成录音带上的空白与现在出现的怪音的现场重新设想出来。

11月20日星期二，我在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田纳西州孟斐斯稍事停留，参加共和党州长会议。在一次秘密的自由谈话的会上，我们讨论了所有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包括水门事件。在会上，有人问道，水门事件是否还会出现新的重大情况，我马上想到这18分钟半的空白录音带——这当然是属于新的重大情况一类的事。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巴兹哈特能否将那段空白恢复；如果不行，又不知能否为此事的发生经</a>过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我知道如果我表示哪怕还有一点点发生新的重大情况的可能性，那我就得说清楚是什么事——可连我自己都不能肯定这个答案是什么。

由于上述理由，我作了如下回答：“如果有，那我现在还不知道。”

在我回华盛顿的途中，黑格对我说，巴兹哈特证实6月20日谈话录音的空白部分已无法恢复。另外，巴兹哈特也未能复制出原有的杂音。

第二天上午，全国报纸的大字标题都是，我断言水门事件不会有新的重大情况。同天上午巴兹哈特把18分钟半空白的事告诉了贾瓦斯基和赛里卡，于是赛里卡就向报界宣布了此事。

我知道大多数人会认为，我对18分钟半空白无法解释一事，在整个水门事件中是最难令人相信和最不成体统的了。因此，我知道我对待这段空白的态度将被看作检验我写的有关水门事件其他材料是否诚实可信的试金石。我也知道只有说那段空白是我洗掉的或者说是由罗斯·玛丽·伍兹自作主张或是在我的直接间接要求之下由她蓄意洗掉的，人们才会欣然接受。

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去洗掉录音带，我也完全相信罗斯所说的，她也没有。关于18分钟半的空白，尽管我知道我的说明既不完全，也不会令人满意，但我也只能从我所处的地位来发表声明：我是在眼看那段空白使公众对我的名誉和总统职位所具有的信任和尊敬降到新的低潮情况下发表声明的。

黑格对我说，加门特和巴兹哈特由于发现18分钟半的空白而惊慌失措。他们对人人都怀疑，包括罗斯、斯蒂夫·布尔和我。怀疑之风现已吹入了白宫。我甚至怀疑是否是巴兹哈特本人在罗斯认为她可能洗掉五分钟之后又无意中洗掉了一段。如果单纯从谁接触过录音带来看，许多人就会有嫌疑。黑格等人对造成那段空白的“邪恶势力”还说了一些不祥的玩笑话。但是我认为我们都在怀疑每天可以自由接触录音带的各个特工人员和技师，甚至怀疑就在发现空白半小时之前给罗斯送来过一台显然有毛病的“尤赫牌”新录音机的那几个特工人员。我们还怀疑亚历克斯·巴特菲尔德，因为就是他泄露白宫装有录音系统的。事实上他接触过全部录音带；他定期随便抽听录音，来检查录音系统是否运行良好。但只有深信确有某种阴谋存在的人才会认为，恐怕是有人故意为了使我难堪而把这盘录音带洗掉了18分钟半的。

公开听证会举行完毕，没有结果，于是把空白问题转交给大陪审团和法院指定的专家小组办理。我认为这些专家的结论是：这是关于水门事件的最大的也是大家最不了解的丑闻之一。白宫并不是没有责任的，因为我们同意了法院所指定的六个“专家”。假若我们事先调查一下，我们本来是会发现他们只是声学理论专家，对磁带录音机的实际性能并不内行。

这些专家们在1月的报告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录音带上的嗡嗡声是“洗去和重录至少在五个（也许可能多至九个）分开和相连的部分时留下来的。这与录音机录每一部分时一开一关都用手按键钮有关”。这个结论得到了广泛的报道，但以下的事实却没有得到广泛的报道：这个结论立即受到其他科学家和录音磁带专家的攻击，其中有一人称这个结论为“新闻报道而不是切实的调查结果”。

一家电子公司指出，专家小组认为是由于人工洗掉录音而造成明显罪责的声音和磁音，其实很可能是由于录音机偶然发生故障而引起内部供电时断时续所致。《科学》杂志报道，其他专家也同意这种假设很有道理。法院的专家在发表他们1月的初步报告之前，只是在“桑尼牌”录音机上而不是在“尤赫5000型”录音机上试验过这条假设。他们显然未能认识到这在标准科学检验程序中也算是一种过失。

法院的一个专家在证词中说，为了检验罗斯用过的录音机，他们“不得不打开机器内部……拧紧几颗螺丝钉，而且可以想象，例如，还很可能把地线接头也紧了一下，才使接触比以前更好一些”。他们发现一个有毛病的部件，就另外给换一个——把有毛病的部件干脆扔掉了!他承认机器被他们打开又装好之后，就不再发出他们先前听到的嗡嗡声了。

这位专家破例地承认了这一点之后，罗斯的律师查尔斯·赖恩就问道：“这样，实际上你就把别人需要用来检验你的结论的证据给抹掉了，不是吗?”

回答是：“基本上是这样。”

加利福尼亚州英格尔伍德的美国尤赫公司是罗斯所用录音机的制造商，它的国内部经理理查德·萨蒙严厉地批评了法院专家的报告。他说，在他们专门改进了的一些录音机上如用一定的方法按“倒带”的键钮，就会使录音机自动洗去录音。萨蒙说，他们用“丰富的经验和电学方面的知识”——换言之，用专门术语——“来掩饰论据不足的报告”。

法院付给六个专家的报酬为10万美元。那篇报告，作为法律文件是一文不值的。但它在报纸上制造出加罪于人的大字标题的价值则超过10万美元了。

罗斯·伍兹在法庭上和大陪审团面前对18分钟半空白宣誓作证。她在法庭上为此问题受到一连几个小时无情的反复诘问。1974年7月17日，利昂·贾瓦斯基通知罗斯的律师，发现罗斯一案构不成任何非法行为，故她免于被起诉。他说，他的助手理查德·本维尼斯特也对此表示同意。然而贾瓦斯基并未公开宣布此事，以致至今仍有许多人还不知道在18分钟半空白问题上特别检察官已宣布罗斯无罪。

到了1973年年末，在18分钟半的空白暴露之后，对我们来说好像再坏的事不会有了，然而更坏的事情却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