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总统职位（1969-1972） 1972年_尼克松回忆录

1972年

当这个高潮的年份开始时，我的态度和观点在我59岁生日，即1972年1月9日口授的一则日记中反映出来。

日记

对华主动行动的 在今后这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能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中美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并且怎样消除妨害这些机会实现的不必要的障碍。我们希望对方也这样做，但如果对方不这样做，我们也不惧怕。

然而，我们对前景应采取完全现实主义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它的人民和全世界表明，它决心继续把我们说成魔鬼。我们为证明自己不是魔鬼而作的一些努力，没有减弱北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只要北京继续坚持敌视态度，我们单方面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善关系。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3月15日，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6日，谁都没有料到出现了一个突破：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报告说，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接到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以便进行几场表演赛的邀请。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邀请，中国方面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几天以后，当我在华盛顿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年会演说时，有人问到最近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事件意义何在。我答道，我们正在看到一个预定的政策进程开始产生效果。我说，如果编辑们寻求最新的头条新闻，我势必要使他们失望，而新关系的性质本身也使这种新闻不可能出现。最后我讲了一番话，我相信当时的许多听众都以为这不过是个人的题外之言，实际上则是直接的暗示。

我说：“那天复活节星期天，我的两个女儿特里西娅和朱莉都在——特里西娅同埃德·考克斯在一起——据我了解他们俩今年6月就要结婚——还有朱莉和戴维·艾森豪威尔。

“谈话讲到旅行的事，当然还谈到蜜月旅行等。他们问我，你想到哪里去?你认为我们应该到哪里去旅行?

“于是我把身子靠到椅背上，想了一会，然后说：‘应该去的地方是亚洲。我希望你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够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我希望他们能去。其实是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去。我在职的时候能否做到，我没有把握。我不想预测外交上的这两个问题。谈承认问题，时机还没有成熟。谈改变我们对联合国的政策，时机也还没有成熟。”

这时候，突然有人出来就对华外交工作信口开河，大放厥词，此人就是特德·阿格纽。他到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去参加共和党州长会议，半夜以后他在旅馆房间里和一批记者进行了长谈，谈话之间他对记者说，新闻界对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作了赞许的报道，这是帮助中共政府获得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他指出，有些记者对于北京居民的满足而丰富的生活发回了几乎是歌颂的描写。

阿格纽在最近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我们在贸易和签证问题上对中共作出的姿态表示保留意见。但是我从没有料到他会同记者讨论他的怀疑。我叫霍尔德曼传话给阿格纽，叫他不要再谈这个题目。

速度开始显著加快了。4月27日，希拉利大使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另一个口信。在照例坚持台湾是恢复任何关系之前必须解决的主要和先决问题以后，口信接着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在若干重要的方面，这个口信所引起的问题同要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台湾仍然作为中心问题被提出来。而且，中国人谈到公开接待去北京的使者。我觉得，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预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基辛格和我花了两三天时间考虑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

我们一致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戴维·布鲁斯，但我们很快把他排除了，因为他是我们在巴黎的谈判代表，中国人无疑会感到不满，反对我们派出一个和越南问题这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我们也考虑了卡伯特·洛奇，但是他与越南问题甚至比布鲁斯牵涉得还要多。

“那么，比尔怎么样?”我问道，“如果我们派国务卿去，他们肯定会相信我们是认真的。”基辛格把他的眼珠朝天转动了一阵。我知道他不管怎么样总是会从个人原因出发反对罗杰斯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有政策方面的充足理由。对于初步会谈来说，国务卿的形象太高了。此外，他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

最后我说：“亨利，我想得你去才行。”

他反对说，他像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我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4月29日在我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又对正在进行的事情作了一个重要的暗示。但是，连十分密切注意和分析尼克松讲话的人也没有听出我要论证的是什么问题。

由于没有一个记者问到访华这个具体的可能性，我就自己问了自己。我在回答一个关于我们对华政策的一般问题之后说：“最后我想说一下——我知道这个问题即使现在不回答，也会有人提出来——我希望，并且事实上我希望在某个时候以某种身份——我不知道是什么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但是这只表明我的一个长期的愿望。我希望能帮助制定一项政策，使我们能同中国大陆发生新的关系。”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报摊上出现了载有12月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谈话的《生活》杂志。现在，毛欢迎我去北京这一点已经公开了。

信号和口信往返进行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曾通过叶海亚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小心谨慎地行事。现在基辛格和我都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我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

因此，5月10日，基辛格召见希拉利大使，给了他一个通过叶海亚总统送致周恩来的口信。口信说，由于我重视两国关系正常化，我准备接受周的邀请去访问北京。我提议由基辛格在我访问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

木已成舟。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倘若我们行动得过早，倘若我们所建立的基础还不够牢固，或者倘若我们过高估计了毛和周对付他们内部反对这样一次访问的人的能力，那么我们长期的谨慎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我可能甚至不得不准备陷入严重的国际窘境，如果中国人决定拒绝我的建议并加以公布的话。

我们等待了将近两个星期，不知道在北京进行着怎样的决策过程。

到5月31日，我们通过希拉利大使收到叶海亚·汗总统的口信，内容是：

1.对上次口信反应很积极，非常令人鼓舞。

2.请告基辛格先生，会晤将在中国境内举行，行程由我们安排。

3.会谈级别将如你们所建议的那样。

4.口信全文将用安全方法传递。

两天以后的晚上，我们举行国宴欢迎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帕特和我同客人在蓝厅喝完咖啡以后，我到林肯起居室处理文件和阅读材料。不到五分钟后，基辛格进来了。他一定是跑着从西侧楼过来的，因为他上气不接下气。

他交给我两页打了字的纸，说：“这是刚由巴基斯坦用外交邮袋带来的。希拉利赶着送过来，他太激动了，交给我时手都在发抖。”

我读信时，基辛格站在一旁，满脸堆笑。信里说：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来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我读完时基辛格说：“这是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儿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蕾舞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思》，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让奴隶取得了胜利。

每天晚上的社交活动以后，基辛格同副外长会晤，逐字逐句地研究正式公报的每一个新草案。有时周同他们一起工作；有时基辛格走过两栋宾馆楼之间的小桥来向我汇报他们取得的进展或者遇到的问题。由于晚上还要进行这些谈判，我们都睡不了多少觉，基辛格则几乎完全没有睡觉。

台湾问题是对双方的试金石。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抛弃台湾人；我们承担了义务，保证台湾地区享有独立生存的权利。中国人同样决心要利用公报来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个岛屿是属于他们的。这正是我们在确定起草公报的方法时所应当考虑的那种分歧：我们可以申述我们的立场，他们可以申述他们的立场。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国内的政治考虑促使基辛格和我试图说服中国人，让他们感到有必要搞得温和一些。

我们知道，如果中国人在公报里对台湾提出非常好斗的主张，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如果这些集团在总统竞选的前夜找到这个共同的理由，整个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不论我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因此，在同周举行的正式会谈中，我很坦率地指出，公报如果在台湾问题上措辞强硬，势必会给我造成怎样的实际政治问题。

我们知道在现阶段还不可能就台湾问题达成协议。尽管双方可以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北京政府和台湾地区都保持的立场——我们却不得不反对北京使用军事力量把台湾地区置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我们长时间的讨论得出了我们预料的结果：双方都认为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要在公报中反映出来。主要由于基辛格的谈判手腕和周的通情达理，中国人终于同意采用十分缓和的公报措辞。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儿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保持谦虚，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帕特和我游览紫禁城时，陪同我们的是72岁高龄的国防部部长叶剑英元帅。

日记

他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他讲了一句有趣的话，说美国音乐和中国音乐似乎能够互相配合，美国记者和中国记者也合得来。我觉得他这个看法很对，特别是那些比较深沉和敏感的美国人，而不是那种好闹磨擦的大嗓门的美国人，后一种人是使中国人感到反感的。我们的关系有一个好处，今天的美国人不像19世纪末的美国人，同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人不大相同。我们不骄傲——我们近乎天真地诚心诚意喜欢别人，想同他们融洽相处。我们往往不够细密，不过再有几个世纪的文明，我们就会好一点。正是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听人说过，也在书籍和引语中读到过中国人的这种细密。当然，周恩来不仅有中国人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经验。

我们在北京逗留的 为了使周放心，我告诉他我们打算采取哪些严格程序来使双方今后的接触能够做到保密。“总理也许认为我们过于谨慎，”我说，“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上一届政府遇到了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而本届政府又遇到了安德森文件泄密事件。基辛格博士和我决心使这类事情在同贵国政府建立的新关系中永远不会发生。”

我说，当事情关系到我们两国的命运，甚至可能关系到世界的命运时，我决心使我们能够在保密的条件下对话。

在我们开始讨论中东局势时，周开玩笑说：“连基辛格博士也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怕人家怀疑他。”

我说：“关于中东问题，我所关心的要比以色列大得多。基辛格也一样，因为他固然是犹太人，却首先是美国人。我们认为苏联正在向那个地区伸手。这必须加以阻遏。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约旦危机中便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向苏联人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在那个地区进逼，我们就认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我强调说明，两党都支持我的这次访问，今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完全可以前来访问了。“正如我对总理说过的，不论明年谁坐在这把椅子上，必须保证使政策得以延续下去。”我说，“根据我们的制度，我明年可能会在位，也可能不会。我一定要有确切把握，不论那时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担任总统，我们的这个开端能够继续下去。这一点比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重要。它关系到今后许多年的命运。”

由于我们越来越自在和彼此更加熟悉，我们的谈话有时相当轻松，甚至富于幽默。

有一次在我们驱车去机场的途中，周讲了在我的中国之行宣布前几个月毛主席会见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情况。毛主席征求老皇帝的意见，问他“社会主义魔鬼”（毛用这个词开玩笑地指他自己）是不是应该同“资本主义魔鬼”坐下来谈判。我说：“我想你的许多同事一定认为，我这次来没有戴帽子，是因为我头上长角，戴不了帽子。”

在我们的交谈中，年龄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正如马尔罗说过的，使中国领导人发愁的一个问题是：有那么多工作要做，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却那么少。

日记

周恩来有两三次谈到年龄问题。我说，我真佩服他的精力这样旺盛，并且说，其实年龄并不是指一个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里经历了多少事。我隐约感到，他认为一个人参与大事就能保持活跃和年轻。但同时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阴影，那就是他感到现在的领导班子已经日子不长了，而要做的事还那么多。

我们见过的中国领导人无不对美国整个代表团比较年轻特别感到惊讶。在我们 其实，这项反托拉斯的解决办法对政府有利，而不是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有利，因为它要求这家公司放弃相当于10亿美元售价的证券。在解决以后 日记

我如果将来在某个时候有空写书，一定要毫不留情地就这个问题写上一章。每逢一个委员会调查颠覆分子，报界总是攻击委员会所采取的调查程序。每当一个委员会调查哪个企业或者政府官员（甚至包括总统在内）的时候，报界对稀奇古怪的程序不置一词，可是，如果调查是针对颠覆分子的，他们就会马上加以谴责。

当然，需要有一个单一的标准。在两种情况下都应该按照公正的程序办事——这是我一向坚持的原则。我这样做触怒了报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反对的并不是一个委员会如何调查，而是它在调查什么。

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双重标准。

一年以后我才发现肯尼迪简直是伪善透顶。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前主席威廉·凯西向国会作证时说，尽管肯尼迪在关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问题的听证会上伪装公正地哗众取宠，他在三个月以后却给凯西打电话，要求在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一件民事诉讼中不要把他的一个朋友主持的一家投资银行列为被告，凯西没有理睬肯尼迪的说情。

接连好几天，白宫的工作人员到处奔忙，试图减少政治上的损失，不让委员会里那些热心搞党派斗争的人抓到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材料。传闻那份备忘录本身就是伪造的，所以科尔森派人去见比尔德夫人，鼓励她公开否认文件的可靠性。我事后才知道这个人名叫E.霍华德·亨特。后来，比尔德夫人果然出来作证说，安德森发表的备忘录是伪造的；她的女秘书也宣誓证明，她说没有用打字机打过安德森所说的这个文件；备忘录上所写的收件人也作证说他从未收到过这个文件。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事件把我们，特别是米切尔和克兰丁斯特弄得疲惫不堪。在这次两党之间的宣传战中，我们吃了一个大败仗；公众尽管并不确切知道其中的原委，却已经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产生了反感。

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对这种情况竭力采取达观的态度。

日记

科尔森就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向我作了汇报，并且说他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去鼓励工作人员不要因为受到攻击就悲观失望。我对他说，这不过是开头，以后的攻击会厉害得多，我们要顶得住。

我认为我们必须用更强硬的语言来对付我们的一些民主党朋友。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把全部时间用来造谣诽谤。

霍尔德曼曾经指出，乔·克拉夫特在他的专栏文章里说，政府对各种泄密事件的反应太过分了。同一天稍晚的时候，康纳利在叙述他与〔全国广播公司主持电视新闻节目的广播员〕约翰·钱塞勒的一次谈话时，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这个意见很可能是对的，但是我认为开头的问题在于我们不了解所牵涉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本来我们应该像霍尔德曼所建议的那样，干脆把全部证据摊在桌上，而不必为此不安。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这样做。

北越进攻南方

我曾经乐观地料想可以在一年以内结束越南战争，这样的日子早已过去了。一年多来，北越方面利用巴黎和谈玩了一套把戏。每当基辛格在秘密会谈中提出一项新的实质性建议时，他们常常不予理睬，或者加以拒绝。然后他们在公开会议上又常常猛烈地攻击我们没有表现任何灵活性或无意达成协议。他们在细节问题上讨价还价，但在基本要求上却从不让步：除非我们同意推翻阮文绍，否则他们就不肯达成协议。

1971年8月16日，我们提出在达成协议后九个月内全部撤走美国和盟国的武装部队；9月13日，他们拒绝了这项建议，继续坚持要把推翻阮文绍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绝对必要的条件。与此同时，他们利用巴黎的公开会谈来指责我们不想认真地谈判。

这是一种很巧妙的宣传伎俩，它使许多对这场战争持批判态度的美国人受骗。举例来说，麦戈文于1971年9月到巴黎访问，同春水谈了六个小时。嗣后他对记者说，北越人向他保证，一旦我们同意为撤军规定一个日期，他们就会交还我们的全部战俘。这恰恰就是我们在1971年5月31日提出而被他们在同年6月26日拒绝了的建议。当基辛格在下一次会议上当面揭露春水的这一两面派行为时，春水冷淡地回答说：“麦戈文参议员怎么说，是他自己的问题。”

我决定再作一次打破僵局的尝试，主要是为了确实不放过任何求得解决办法的机会，而不是相信一定能解决问题。因此，这年10月我们争取到阮文绍同意一项新的重大计划。这项计划规定，美国和盟国的全部武装部队应于达成协议后六个月内撤出南越，双方应交换全部俘虏并在印度支那全境停火。阮文绍还同意在达成协议后六个月内在南越举行国际监督下的总统选举，甚至还同意他和副总统阮高其在大选前一个月辞职，以便所有的候选人能够平等地参加竞选。

由于有了这个引人注目的新方案，我们建议在1971年11月1日再次举行秘密会议。北越建议改为11月20日，我们接受了。11月17日，他们以黎德寿患病为理由取消了那次会议。我们建议在他康复后立即开会，或者与另一位有资格的代表会晤。

河内方面没有再回话，却传来了一些不祥的消息：非军事区的北面出现了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南方的敌军活动继续有所增加。西贡受到炮轰——明显地违反了1968年停炸协议的条款——以后，我下令恢复对北越的轰炸。国内立即发出一片强烈的抗议声。

1972年1月13日，我批准在接下来三个月内从越南再撤出7万美军。由于国会新的一届会议即将开会，又是开始总统候选人预选的前夕，我觉得必须提出一个较大的数字，以强调我撤军政策急转直下的趋向。不到四个月以后，也就是到5月1日，留在越南的美军将只有6.9万人，并且他们也将准备离开。但是，尽管我作出这项宣布，我却面临着令人不安的前景，即共产党对南越的一次成功的入侵也许会严重地危及仍然留在南越的为数日益减少的美军的安全。

印巴战争期间泄密给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的事件，给我们的处境增加了新的麻烦因素。有泄密嫌疑的那个海军文书军士曾经接触过有关基辛格在巴黎举行的秘密谈判的文件，我们无从知道这方面的情报是否转到安德森或其他人的手里。如果美国人民通过报界的透露得知秘密谈判的情况，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损失将是不堪设想的。我还担心一件事，基辛格的一位曾经因柬埔寨问题而辞职的助手现在充当马斯基竞选总统活动的外交政策顾问。此人也知道巴黎秘密会谈，我们无法肯定他不会把情况告诉马斯基。

因此，我决定发表一次演说，公开透露北越方面在私底下无意听取的那个和平方案，同时也透露存在着秘密渠道。现在是表明我们的诚意和揭露北越方面的诡诈花招的时候了。

1972年1月25日，我从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我在讲话中说</a>，自从1969年8月以来，基辛格不断地同北越人举行秘密会谈。我解释说，在过去两年半里，基辛格、罗杰斯和我仔细地斟酌我们的公开发言，为那些会谈保密，因为我们决心不去损害他们争取会谈成功的任何机会。但是会谈没有得到结果，现在该是另找办法的时候了。

在谈到1971年9月北越人在战俘问题上对麦戈文耍的那套骗人的把戏时，我说：“保持沉默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因为它导致一些美国人错误地指责本国政府没有做它实际上已经做过的事情。保持沉默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因为它使对方能够把他们私底下早已断然拒绝的方案在公开场合下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提出来。”

我说，正如秘密谈判有时能够打破公开的僵局一样，我现在觉得把情况公开摊出来倒可能有助于打破秘密的僵局。我还解释了河内甚至不屑听取的我方提出的那个重大新建议的要点。

我说，我们仍然对几乎任何可能的和平协议感兴趣，但是我重复说明，我们唯一不能考虑的方案是要求我们实现敌人推翻我们的南越盟友这一目标。我还警告说：“如果敌人以加紧军事进攻来回答我们的和平建议，我将充分履行我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责来保</a>护我们还留在那里的部队。”

我最后说：“诚实和爱国的美国人对于九年前我们是否应该卷进去这一点有不同的意见；对战争的打法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今天晚上提出的方案是我们大家都能同意的。”

通向与中国人举行首脑会议的道路比较平坦，通向与苏联人举行首脑会议的道路却坎坷重重。在1972年的头几个月里，我们的情报表明，有大批苏联武器正在源源不断地运进北越。在我们得悉这个情报时，基辛格说：“我觉得苏联人最使我生气的是他们完全缺乏细致地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们因为你要到中国去，就竭力给中国人脸上抹黑。他们想扩大自己对河内的影响，可是他没有看到，给北越的狂热分子提供新玩具是多么危险。”

1月25日，我写信给勃列日涅夫，向他通报我当晚的演说，并且说明：“苏联应该了解，如果北越采取旨在使美国丢脸的行动，我们就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作出强硬的反应。这样的事态发展对谁也没有好处，只会使国际形势复杂化。”多勃雷宁假装惊奇，说我们的想法太消极了，而几天后勃列日涅夫发来的复信则是简单和带有火气的。

3月30日，我正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同基辛格谈话，这时他的助手给他送来一张条子。他看了以后说：“北越人已经越过非军事区发动了进攻。这大概是我们一直预料会发生的攻势的开始。”

这还不只是一次攻势。它是一次全面的进攻，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北越陆军的主力——估计有12万人——越过了非军事区这块国际公认的中立地区，推进到南越的纵深。

可悲的是，共产党的春季攻势使北越人干出一些过激行为。传来的报道使我震惊……

我把北越的进攻看成他们绝望挣扎的一种迹象。他们显然感到越南化政策正在取得成效。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尽可以坐待这一政策的失败。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他们的本土发动一次毁灭性的袭击，同时又在南方拖住他们的军队，我们就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来进行下一轮谈判。我们决定尽力对北越施加军事压力，并且对其苏联供应者施加外交压力。我向五角大楼的计划人员下令，要他们着手调集一支由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庞大攻击力量，以便从海上进行炮击，并出动一批B-52轰炸机空袭北越。4月4日，国务院公开宣布苏联的武器正在支持北越的入侵。基辛格在此后 5月15日星期一，我一大清早就回到办公室准备应付排得满满的各种会议和约会。下午稍晚的时候，我正在和唐·肯德尔谈话，鲍勃·霍尔德曼进来问我能否到我的私人办公室同他谈几句话。关上门后，他说：“我们从特工系统的电讯上得到消息，乔治·华莱士在马里兰州的一次集会上遇刺。”

我问，他是否还活着。霍尔德曼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开枪的是个白人，但是这个人的其他情况目前还不了解。

华莱士遇刺的消息不免使人回想起约翰·肯尼迪、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刺的恐怖情景。不管这次新的打击如此可怕和令人震惊，我还是决心不让全国在一片议论声中陷入恐惧状态。

当天下午，我前往佛罗里达州度周末。我是自己一人去的；帕特正应邀在西海岸参加一些活动，两个女儿都和各自的丈夫在一起。我公事包里带着布坎南起草的竞选活动备忘录、关于福利改革的汇报材料和我经常翻阅的一本书——欧文·克里斯托尔写的《论美国的民主思想》。我还带了丘吉尔写的 星期一的天气特别好，风和日丽。我没有忙着先看晨报，而是直接到书房里去打电话。我接连同朱莉、特里西娅、罗斯·伍兹、艾尔·黑格和比利·格雷厄姆通话，还根本没有想到水门闯入事件。我还和查克·科尔森通了一次话；在我口授的日记里，有关这次通话的唯一记载是：我们详细分析了一次新的民意测验的结果，其内容包括对总统的领导能力有无信心一直到对经济的看法，门类繁多。我同霍尔德曼通了两次简短的电话，都是讨论当天的日程的，后来他过来同我谈了一个小时。我们讨论了乔治·华莱士成为 民主党人已经开始发动攻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出诉讼，控告它侵犯私人秘密，违反民权，要求赔偿100万美元。这一讼案可以使他们的律师传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和白宫的几乎全部人员出庭并宣誓作证。这样一来，他们表面上是查究在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一事，实际上可以对我们竞选活动的一切方面提出种种问题。正如《时代》周刊所说的，民主党人起诉的真正意图是“要在整个秋季使共和党人忙于应付法院，使案件为公众所瞩目，以破坏看来势不可当的共和党竞选活动”。在公开场合，民主党人对水门闯入事件义愤填膺，私下里他们却庆幸在大选之年交了意想不到的好运。

肯·克劳森，我们的通信联络副主任，在和《华盛顿邮报》编辑迪克·哈伍德吃午饭时，了解到我们即将面临的问题。克劳森来白宫工作以前，曾任《华盛顿邮报》记者。饭后他和几个旧同事闲谈。他听说，《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正在亲自指挥一支记者队伍，以便深入挖掘水门事件新闻。“我们免不了要遭受猛烈的围攻。”克劳森警告白宫班子成员。

星期二下午2点20分，科尔森来看我。我们花了几分钟时间谈论报界怎样夸张他和亨特的关系，以便把他牵扯进这场丑闻。我们还讨论了谁泄露消息的问题。

科尔森说，霍尔德曼在“掌握全面”，并且，根据科尔森本人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我们处理得还算恰当。

我认为，我们必须立刻应对的问题是被捕的人会说些什么。我感到我们将禁受不起他们可能提出的任何指控或谴责——不管是真是假。我说，我听人家讲他们都是些“铁铮铮的硬汉”。我对科尔森说，根据我的理解，我们要把整个这件事情的责任归于“那个可笑的家伙”。我指的是麦科德，但科尔森显然认为我是指他的朋友霍华德·亨特。

科尔森马上为亨特辩护。他一再强调亨特精明老练，不会参与闯入水门这种外行人干的事情。我表示同意：如果我们了解得不够，也会认为整个事情是故意胡乱拼凑起来的。

科尔森说，他听到闯入事件后，曾认为这可能是古巴人自动组织的行动。谁都知道，流亡美国的古巴侨民都担心麦戈文会决定恢复与卡斯特罗的外交关系。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情绪激昂，他们完全可能想对民主党人进行窃听，以便获得有关这种意图的消息。

我略微思考了一下麦戈文，《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肯定会采取双重标准：对于埃尔斯伯格非法公布政府绝密文件，他们持默许态度；对于闯入一个政党总部而并未得手的这种比较小的事情，他们肯定会慷慨激昂、满腔义愤。我挖苦地建议，既然《纽约时报》由于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而获得普利策奖金，我们也可以照此办理，最好由谁发表一篇演说，强烈要求授予水门大厦闯入人员以同样的奖金。

我对科尔森谈了我的看法：我们对水门事件要听之任之，让古巴人去对付。

科尔森又谈起亨特。他说亨特的名字出现在被捕人员的通信地址录上，是世界上最合逻辑的事情。《晨报》已经指出，亨特当了20多年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并说所有被捕的人都与中央情报局有关。但是科尔森告诉我，他们的关系甚至还要深一些；亨特曾为猪湾登陆作战训练过古巴流亡分子。这个消息似乎更证实古巴人和水门事件有关。

科尔森说水门事件对我们最大的威胁是，仅仅由于新闻界和民主党人一定会大做文章，我们有忙于应付的危险。他说：“一般说来，这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他们只是想发泄发泄。因为除此以外，他们找不到机会打击我们。”

接着他告诉我，《纽约时报》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在我访苏进行最高级会谈期间，这家报纸登过一则广告，要求因为我的越战政策而对我进行弹劾。我们对该报提出了正式控告，控诉它没有向出钱登广告的人要求提供必要的证件，因而违反了关于公布竞选资金的法律。我对我们能否从中得到政治上的好处持悲观态度。我知道，《纽约时报》是一定会用拖延手段来应付这场纠纷的。

在科尔森离开我办公室之前，我给他鼓了鼓气。“愚蠢透顶！”我说，“什么事情都破坏不了选举，什么事情都不会使选举发生多大变化……你现在注意这件该死的事情，但过不了多久，它就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

主要问题是民主党人能够通过传讯作证，使水门一案始终引人注意。我们打算拖到大选之后再出庭作证，但能否办到，把握不大。可是，科尔森倒一点也不发愁。他说他乐意让白宫人员宣誓作证，因为“谁都和这件事情毫无干系……这一次你是会赞成让大家去作证的”。他说这番话时信心十足。我希望情况真是这样。

6月20日星期二，我两次接见鲍勃·霍尔德曼：上午从11时26分到12时45分，下午从4时35分到5时25分。关于上午谈话的内容，外人将永远不会完全知道，因为那次谈话的录音带就是有18分半钟空白的那一盘。这18分半钟时间内的有些谈话的内容可以根据霍尔德曼的笔记重新整理出来。根据这些笔记，我对水门闯入事件的 在下午商谈中，霍尔德曼说他认为约翰·米切尔事先并不知道闯入计划，我表示同意。首先，米切尔非常精明强干，决不会参与任何这样的事情。我说米切尔对此一定感到意外。霍尔德曼认为这话很有道理，不过他觉得被捕的那些人应当是相当能干的一伙，他们一直在进行与竞选运动有关的其他工作。

霍尔德曼告诉我，他听到过发生闯入事件的可能存在的原因。那些被捕的人显然是进去修理某种早已安装但运转不正常的电子设备，并且要把他们在里面发现的一切东西拍成照片。后来他提到，他们还想发现一些关于民主党财务方面的情报。

在随后的几星期和几个月内，我听到其他许多说法，解释为什么要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并进行窃听。一种说法是这些人想证实一项消息，即民主党人正在策划印刷伪造的候选人名单，以便分发给游行示威的群众，借以破坏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另一种说法是他们打算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非法掌握的机密文件拍成照片。我听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因为我多次问了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搞窃听?

在我们那天下午的谈话中，霍尔德曼匆匆地谈了一下他那天收集到的其他一些消息。据他了解，麦科德将交代说他当时是与古巴人合作的，而古巴人则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动机，一直在搞窃听。霍尔德曼告诉我，霍华德·亨特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便是正要销声匿迹，不过如有需要，他还是会回来的。霍尔德曼表示，可以根据亨特和古巴人的关系来解释他的名字为什么会在他们的通信地址录上出现；他同科尔森一样告诉我，亨特在中央情报局供职期间与猪湾事件有牵连；事实上，霍尔德曼了解到有一个古巴人还是那次登陆作战中亨特的副手。霍尔德曼说，我们的人员正在努力使这一事件和古巴人的民族主义动机联系起来。当然，问题是现在通过亨特这条线索，外界正在发现这事件同科尔森和白宫有关。报纸已经报道亨特在白宫从事有关国际贩毒情报和文件销密工作。霍尔德曼说，他并不确切知道亨特还干过其他什么工作，只知道他的工作是根据他过去在情报部门的经验安排的。但他在后来的谈话中提到亨特曾参</a>与“吴庭艳事件”——我们努力揭露肯尼迪总统卷入1963年对吴庭艳实行政变的那件事——那次政变结果使吴庭艳被杀。我想起科尔森也曾提到亨特的情报工作经历。

霍尔德曼说，就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情报活动而言，我们大家——包括科尔森在内——都知道有些工作在进行。但是他认为，科尔森尽管同亨特有联系，但并不确切知道正在进行的水门大厦安装窃听器的计划。我说我认为他是知道的，但我又说这不过是事后的一点认识罢了。然而，霍尔德曼后来在谈话中甚至更加竭力劝我对科尔森消除疑虑。他说，经过调查，他可以肯定科尔森与水门事件无关。

霍尔德曼报告说，我在白宫的各个办公室和行政大楼办公室他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窃听器。当然他提醒我，我们有自己的录音系统。

霍尔德曼说，这一切简直像是一场噩梦</a>，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是真的。我表示同意。他说，幸而米切尔和这件事隔着好几层——但或许这是我们的不幸，因为如果他不是高高在上，这件事情也许决不会发生。然而，总存在着偶然的迹象的问题，看来对方还在千方百计地想把米切尔也牵连进去。霍尔德曼半开玩笑地说，也许我们最好是满口承认，就说我们正在监视民主党人，我们聘请麦科德经办这件事，因为我们惊恐欲绝，深怕有个疯子会当上总统，把我们的国家出卖给共产党人！

我问霍尔德曼，霍华德·亨特是怎么陷入水门事件的。他说，在闯入水门的那天晚上，亨特在水门大厦对面的旅馆里等着，要在他的房间里监听那些窃听器。然而，霍尔德曼无论对亨特和麦科德的关系，还是麦科德和古巴人的关系，都不太清楚。

我对亨特的名字怎么出现，还是闹不明白；霍尔德曼又把通信地址录的事情简单地讲了一遍。他还告诉我，有个古巴人有一张亨特的支票，大约6.9美元，是付给亨特的城郊俱乐部的。

我表示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巴人、麦科德、亨特互有牵连，正好说明这实际上是古巴人的行动。无论如何，用古巴人来解释水门闯入事件对我们有两点好处：既能使我们不因暴露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有牵连而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又能使人注意到美国的古巴侨民为麦戈文对卡斯特罗的幼稚无知的政策担忧，从而削弱民主党人的力量。

霍尔德曼在谈话中还顺便提到窃听电话的问题，以及对“利迪预算”的关切。然后他又回到民主党人要求我们作证的问题，他说这显然是我们最棘手的事情。我表示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切是从何产生的。在我们快要结束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话时，我对他说：“不值得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器。”

6月20日，忙了一整天。我和埃利希曼花了一个小时讨论用校车接送学童和其他内政问题；打了几个电话给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同艾尔·黑格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就水门事件来说，我当晚走回官邸时充满了信心。我过去主要的顾虑是担心白宫有人牵连进去，而在这一点上，科尔森和霍尔德曼都再三叫我消除疑虑。霍尔德曼还保证米切尔同水门事件毫无关系。我得到了这些保证，准备进行反攻。

当晚，我打电话给约翰·米切尔。我们谈了大约4分钟，后来在夜里我把他的话简略地写进日记本：“他非常恼火，因为他委员会的属员里居然有人搞那样的活动，他只后悔没有更有效地管束好他组织里的所有人员……”

在电话里，听起来整个这件事情使米切尔深感困恼，因此，我就更加相信事情的发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电话里也听得出他完全精疲力竭了。

同米切尔谈话以后，我打电话给霍尔德曼。那天下午当他和科尔森都提到猪湾事件时，他们触发了我的一些考虑，现在我向他讲到我就水门事件怎样与公众联系问题的新看法。我提出建议，如果拿古巴人的活动来解释闯入事件确实能够为一般人所接受，我就要打电话给雷博佐，叫他把迈阿密的反麦戈文的古巴人动员起来，公开为他们被捕的同胞募集保释金，并通过新闻报道工具大肆宣传一下。如果他们能够借此使人回想起民主党人对猪湾事件处理得多么愚蠢可笑，并进而攻击麦戈文的外交政策思想，我们也许甚至能够使水门事件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那天晚上我在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里一直工作到将近晚上11时30分。我花了一些时间补写日记。记完白天的事情以后，我在结尾这样写道：“我感到我今天的精神比几个月来愉快得多——轻松自如，然而能够把工作做得比平时多，而且干劲十足，远非寻常可比。”

水门事件是令人烦恼的，但在许多问题中，它只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罢了。

在6月21日星期三上午的谈话里，霍尔德曼告诉我，“干这件事的家伙”是戈登·利迪，我问他利迪是谁，他说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委员会顾问。我说，我以为闯入事件应由麦科德负责。这时霍尔德曼说，不是他而是利迪。我们并不知道麦科德的立场，但大家似乎都认为他是会守口如瓶的。

埃利希曼主张让利迪坦白；他可以说，他是为了要当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英雄才这么干的。这有几点好处：能够结束民主党人的民事诉讼，限制他们在与诉讼有关的作证方面进行非法调查的能力；使低级人员认罪，避免归罪于高级人员，借以转移新闻界和政界的一些攻击；最后，既然所有被捕的人都认为利迪是负责人，他一旦认罪，他们的任何其他想法便将无足轻重，因为一切都会归结到利迪身上。之后，霍尔德曼说，我们的人员就可以上诉请求宽大，理由是利迪是个侦探小说看得太多而误入歧途的可怜小伙子。

我说，这到底不是什么滔天大罪。事实上，如果有人问我是否同意齐格勒所说的这是一桩“三流盗窃案”的声明，我会表示异议，说这只不过是一种“三流企图盗窃案”。霍尔德曼说，律师们都认为如果利迪和被捕的人对所犯的罪行提出抗辩，他们只会得到罚款和缓期徒刑的判决，因为他们显然都是初犯。

我表示赞成埃利希曼的计划。我们必须认定真相迟早总会大白天下，所以如果利迪是主谋，他就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我说，我唯一的顾虑是这种做法会不会连累约翰·米切尔——如果是那样，我认为我们就不能这么办。前一天霍尔德曼似乎很肯定，米切尔并无牵连。现在他却不大有把握了。他告诉过我，米切尔很关心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会深入到什么地步，并认为应该有人马上去联邦调查局，使他们转变方向。霍尔德曼还说，埃利希曼担心米切尔可能会受到牵累。那天上午当霍尔德曼和米切尔谈话时，他几乎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但米切尔避而不答；所以他不能确定对方是否有牵连。他指出，米切尔对埃利希曼的计划似乎有点不大放心，怕利迪不够坚定，也担心利迪确实受到压力时可能会出事。霍尔德曼说，无论如何，埃利希曼只是那天上午才形成他的计划，大家都要仔细考虑以后才会有所行动。

我还是相信米切尔是无辜的；我肯定他不会下令办这类事情。他精明强干，颇有见识，而且一向不屑在竞选时收集对方的情报。不过有两种令人烦恼的可能性：我也许估计错了，米切尔可能有所牵连；即使他实际上没有陷进去，如果我们不够谨慎小心，他也可能意外地受到连累，以致不管是我们还是他本人都无法说明事实真相。无论如何，我希望利迪不会把他扯进去。我说代人受过是常事。霍尔德曼说，我们能够照顾利迪。我也表示同意，认为我们可以帮他一下忙；如果有人想帮我在大选中获胜，我是愿意资助他的。

我从来没有亲自问过米切尔是否参与策划水门闯入事件，或者对此是否有所了解。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已公开否认过。我不会对他的话提出异议或质问；我觉得如果有什么事他认为我应该知道，他是会告诉我的。可是我猜想也许还有别的什么事情，正如几个月后我强调指出的那种情况：“假如你打电话给米切尔……他说，不错，是我干的，”我对霍尔德曼说，“那我们有什么话可讲呢?”

那天上午，我们还谈到有关这个问题的白宫方面的情况。我说，由于亨特曾在科尔森手下工作过，我担心白宫将要受到我认为是十分严厉的责难。我再次问霍尔德曼，他是否认为科尔森有牵连。他说他深信科尔森没有牵连，如果连这一点也信不过，天下就没有什么事可以信得过了。

霍尔德曼说，他认为白宫真正的问题所在与水门闯入事件本身无关，可是他担心他所说的“其他牵累”——对水门闯入事件在审讯以前用种种非法手段进行的调查，可能会揭露并在政治上加以利用的那些事情。因此，民主党人的民事诉讼乃是白宫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亨特曾为科尔森办过不少与水门事件无关的事，民主党人显然想一举获得那类法律证据并很可能把这些事情都暴露出来。我知道科尔森前几个月的主要工作是办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我问霍尔德曼，他指的是什么——文件销密还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他说，在调查该公司时，是亨特到丹佛去找迪塔·比尔德谈话的。如果亨特被传作证，显然还会有其他“零零碎碎的枝节问题”暴露出来。他还说，因此我们不应当过分为科尔森辩护，科尔森反应也不应当过分激烈：在窃听问题上他是清白无辜的，但在和亨特的其他关系方面，他并不是无懈可击的。霍尔德曼说，由于亨特的政治关系，大家觉得他最好不要露面。他还说这是要去找联邦调查局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就目前来说，除通信地址录上有他的名字以外，没有别的问题能把他扯进这一案件。

在我们讨论结束时，我又谈到有关闯入事件的令人沮丧的局势。我对霍尔德曼说，这种事情民主党人似乎一直对我们干了多年，但他们从来没有被揪住。霍尔德曼同意我的说法，认为民主党人似乎总是容易脱身。他说新闻界对他们从来不像对我们这样穷追不舍。那天后来我还说，以后每逢民主党人指控我们窃听，我们就应当说他们在窃听我们，我们甚至可以自己装个窃听器，自己来发现它嘛!

那天下午在我看到科尔森的时候，我们谈起当天早上报纸对闯入事件的报道，也谈到麦戈文的竞选活动。想到预定明天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又谈到闯入事件，并且说，从最坏的方面来设想，我们至少可以有力地驳斥那种认为白宫牵连在内的说法。“这种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我说。我们谈了其他一些问题，接着又回到水门事件。我问科尔森，他对于让利迪承担责任以减少我们的损失的计划有什么看法。他说，他赞成任何一种可以减少损失并使我们摆脱困境的办法。但是他又说，他审慎地置身事外，以便能够真诚地宣誓说他一无所知。

科尔森又为他的朋友霍尔德·亨特辩护，称他为“忠心耿耿的爱国者”。他无论如何不相信水门事件是亨特一手策划的。

6月22日星期四上午，我审阅了准备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用的情况介绍材料。齐格勒和布坎南曾写过一张便条给我，警告说各报记者急于将闯入事件闹大，他们会逼我发表言论，使事情轰动下去：“尼克松表示关切”或“尼克松要求调查”是他们采用的大标题。看来我在谈到闯入事件时必须掌握好分寸，太不关心和关心太多都会成为带来不利影响的新闻资料。我可说的话并不多。米切尔早已表示过，这类活动是不能被宽恕的，他对此感到吃惊；齐格勒也为科尔森发表声明，否认他有牵连。

我看见霍尔德曼时对他说，预料记者招待会上人们提出的有关水门事件的问题一定会集中于白宫有无牵连这一点上。我知道记者们势必会抓住我回答中的任何形容词或修饰词大做文章，所以我不如明确声明，白宫没有任何牵连。霍尔德曼说，就直接牵连而言，他认为白宫是绝对清白的。

他说，那天有关水门事件的消息都不坏。首先，民主党人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出的集体诉讼犯了一个法律上的错误。原来要审理这个案件的民主党法官换了一个共和党法官。当民主党的律师爱德华·贝纳特·威廉斯坚持要求立即办理宣誓作证时，法官说自己要过了周末再和他会见，讨论决定作证日期问题。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联邦调查局还没有对霍华德·亨特作正式调查。我们知道他当时在事件发生的现场，但他们并不知道。霍尔德曼说，联邦调查局还没有决定要搞他，因此并不关心他的行踪。最后一个好消息，是联邦调查局查不出闯入的那伙人被捕那天晚上身边带着的几百美元现钞的来源。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钱是能把闯入事件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联系起来的另一条线索。联邦调查局只追查到迈阿密的一家银行，而霍尔德曼说，他们显然必须通过某个南美国家，才能查得水落石出。

因此，就6月22日来说，形势使我们至少有一些理由表示乐观。用古巴流亡者的政治动机来解释水门事件的说法仍然发生作用，确实混淆了视听。霍尔德曼说，还要继续大力宣扬有关古巴人的报道。他说，正是因为我们了解情况，所以我们总是倾向于在我们看到的问题中——别人看不到的部分——过多地加上自己的理解。

我说，主要的一点是，如果广播电视网认为他们找到了白宫或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些毛病，他们将怎样行动。古巴人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题目，但是我说，一旦广播电视网认为他们抓到了我们什么把柄，他们就会“闹个天翻地覆”。

霍尔德曼说，正在做出安排，让一些古巴侨民出面，说麦戈文使他们多么担惊受怕。他们还会宣布，被捕的人中有两个是民主党的正式党员。他说，甚至还考虑要叫利迪出国。联邦调查局现在没有追查他，万一他的问题暴露出来——比如说，关进监狱的一些人决定交代问题——他可以回来。霍尔德曼说，与此同时，麦科德要留在监狱里，注意其他人的动向。那天下午晚一些的时候，我叫罗恩·齐格勒到我的办公室来，问他我对窃听事件应该怎样表态。谈完以后，我还未取下眼镜，就望着他，问道：“当时你在那里吗?”

他那孩子气的脸上圆圆的眼睛一时睁得很大。“在出事地点?”他问，话都有些说不出来了。

“不，你在佛罗里达，对吗?”我说完以后放声大笑。

“总统先生，你是说我在水门大厦吗?”他又问一遍，也笑起来。

“哦，我告诉你吧。”我说，又加了一句：真该有人说被捕的人是为了获得普利策奖金才那么做的。

6月22日下午我出席记者招待会时，准备就水门事件讲两点：一、白宫里的任何人员与闯入事件毫无关系；二、我完全相信米切尔所说的他对此事一无所知的声明。在那天下午提出的17个问题中，只有一个涉及水门闯入事件，我的预料完全准确：

问：奥布赖恩先生说，在他总部安装窃听器的人和白宫有直接联系。你是否进行过任何调查，以确定这话是否真实。

答：齐格勒先生以及代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米切尔先生，已对这类问题作了极为详尽的解答。他们说明了我的见解，同时也确切地说明了事实真相。

像齐格勒先生所指出的，无论在我们的竞选过程中还是在我的政府工作中都不容有这类活动。诚如齐格勒先生所说的，白宫同这一具体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现今就这个问题来说，正如应当做的那样，正由有关司法当局、哥伦比亚特区警察机关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我对那些问题不愿加以评论，特别是因为这可能涉及刑事诉讼。

1972年6月23日星期五，我同杰里·福特和黑尔·博格斯共进早餐，他们即将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饭后，我到椭圆形办公室，霍尔德曼的一名助手亚历克斯·巴特菲尔德拿来几份日常文件和材料。接着，霍尔德曼照例从容不迫地步入办公室，准备开始工作。

我们谈了当天下午基辛格从中国回来时的安排，又谈了和罗杰斯会商的打算。然后我们转过话锋，谈起霍尔德曼所说的“民主党闯入事件”。

上一天的好消息却变成坏消息了，我们重新谈到霍尔德曼所谓的“问题区”。他说，联邦调查局没有被控制住，因为代理局长帕特·格雷不知道如何控制；调查活动正在逐渐深入一些可能节外生枝的范围中去。特别是，联邦调查局看来是完全能够把那些钞票的来源查究出来的。霍尔德曼说：“它向我们不希望它去调查的方面进行调查。”我的理解是，除非我们有办法限制调查的范围，否则就要直接查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头上，我们抑制对方扩大政治影响的计划就要落空。

霍尔德曼说，米切尔和约翰·迪安对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主意。迪安是个聪明伶俐的年轻人，一直在司法部工作，1970年才继埃利希曼任白宫法律顾问。现在他负责了解和处理任何影响总统或白宫的法律问题。

据霍尔德曼说，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弗农·沃尔特斯将军准备打电话给帕特·格雷，叫他“不要插手……这里的事。我们不希望你们再搞下去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长期以来一直有个协议，互不干涉对方的秘密行动。霍尔德曼说，沃尔特斯这种做法并不反常。他说，帕特·格雷想要限制调查，苦于没有理由；有了这个电话，他就有借口了。霍尔德曼说，这个办法会产生效果，因为负责此案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早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央情报局与此事多少是有牵连的。

霍尔德曼说明，如果不采取行动，从搜到的钞票就会追查到这笔钱的捐助人，然后追究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我问，如果捐助人不肯配合调查，他们该说些什么呢——他们就该说是古巴人向他们募捐的。我问我们是否打算这样做。霍尔德曼说，如果他们赞成就这么办；不过，这就意味着以后一直要依靠越来越多的人了。如果找沃尔特斯呢，就可以不必那么办；要实行这个计划，只要白宫下个指示就行了。

我问霍尔德曼打算怎样进行，然后说，我们曾在很多事情上保护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很少亲自找我要求帮助或干预，但我记得，不到一年以前他显得满脸愁容，因为中央情报局有两个心怀不满的特工人员可能要出版一本书。赫尔姆斯曾问我肯不肯支持中央情报局的法律行动，虽然这样做免不了引起“压制出版自由”的叫嚷。我对他说，我愿意支持。

我提到亨特；他参与过中央情报局很多较早的活动，包括猪湾事件。我提出一种同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打交道的办法，可以对他们说：“要是你们把那个疮疤揭开，那就要产生一大堆问题了。”我叫霍尔德曼去传话，我们认为继续进行调查是有害的，这里暗指对古巴人、亨特、“许多与我们本身完全无关的愚蠢行为”的调查。

我又问他：“米切尔对这件事情是否多少知道一点儿?”提这个问题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了。

“我想是的。”霍尔德曼回答说，“他不一定知道其中的细节，但我想他不是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说，我相信他不会知道具体的做法——肯定只有利迪才知道。霍尔德曼猜想，要利迪获取情报的压力可能来自米切尔。

“好吧，很好，我都明白了，”我突然说，“我们不要事后猜测米切尔或其余的人。谢天谢地，只要不是科尔森就好了。”

霍尔德曼叫我放心，说联邦调查局找科尔森谈话以后作了结论，白宫与水门事件没有牵连；他们相信这是中央情报局干的。我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分析是否准确，不过我不想卷进去。

“你把他们找来商量一下。好吧，很好。”我在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时说。我叮嘱霍尔德曼“不要心慈手软”，因为民主党一向手辣，“我们现在也要这样”。

我们继续交换意见，又谈了其他一些事情：礼宾司司长的辞职、国会想在扩大国债极限的法案里附上有关增加社会保险津贴的内容、英镑贬值、新闻界对我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报道，以及用校车接送学童上学的问题。接着我又谈起找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前来商量的想法。显然，霍华德·亨特提供了我们找赫尔姆斯商谈的最好理由。亨特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经历将使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有充分理由去找联邦调查局；亨特曾经参与策划猪湾事件，这一事实势必会对赫尔姆斯起更大的激发作用。

我又回想从前我派埃利希曼去找赫尔姆斯调阅中央情报局有关猪湾事件和吴庭艳暗杀案的档案材料的情景。我记得他很不愿意照办。尽管后来我亲自找他要档案，他交给我们的猪湾事件报告也还是残缺不全的。看来，霍华德·亨特将使我们有机会充分利用赫尔姆斯对猪湾事件的极端忌讳。中央情报局是否确实有充分理由干涉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我没有把握。但是从各种情况来看，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们也许是有理由的。无论如何，通过霍华德·亨特，我们可以巧妙地暗示他们去那样办。如果中央情报局能使联邦调查局放过亨特，他们就使我所担心的白宫在水门事件中的唯一弱点不致暴露——我指的不是闯入事件，而是亨特为科尔森进行的政治活动。

我关心霍尔德曼是否能巧妙地处理这个问题。我不要他对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采取高压手段，也不要他去撒谎，说我们没有牵连。我希望他摆明情况，使他们自告奋勇，主动去找联邦调查局。我关照霍尔德曼这样去说，我认为这件事情会揭露整个猪湾事件——说那完全是一出错误很多的喜剧，他们应该去找联邦调查局，告诉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不应该再追究下去。

同霍尔德曼这样谈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召开了一次90分钟的会议，研究经济问题，接着又主持了几个简短的礼仪性会议。事后我又打电话把霍尔德曼叫来。我要他明白，我不想对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甚或联邦调查局隐瞒亨特同水门事件有牵连的问题；事实上，我说他应当对他们开诚布公，告诉他们说，我们知道亨特同水门事件有牵连。但接着他应当指出，古巴人卷入了水门事件，这可能对中央情报局或亨特不利；由此还可能重新引起关于猪湾事件的争论，这对中央情报局、对国家、对美国外交政策都绝无好处。我也不想使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认为我们的关心是政治性的——实际上当然是政治性的。然而，我又不希望霍尔德曼把我们的关心说得太轻描淡写，使他们真的曲解成非政治性的。他只应该说，我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亨特卷了进去”。

那天下午，当霍尔德曼同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商谈回来时，他说他开头没有提到亨特。他只是简单地说明联邦调查局所追究的线索很可能有损中央情报局和政府。赫尔姆斯自动提供情报说，他确实接到过帕特·格雷的电话，对方表示担心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已经接触到中央情报局的一项行动。赫尔姆斯当时告诉格雷，中央情报局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格雷肯定地说，在他看来事情确实是这样的。

霍尔德曼说，他接着指出，问题是这件事情会追溯到猪湾事件以及一些同水门事件毫无关系但和当事人有接触或有联系的人。这时候他才提到亨特。赫尔姆斯心领神会</a>，说他乐于帮忙，但想知道理由。霍尔德曼说，他明确地向赫尔姆斯指出，他不打算了解具体情况，只想知道个大概。最后决定由沃尔特斯去找格雷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的干预看来很快就起了作用。对我来说，我们从此可以不再为水门事件发愁了。

在6月的最后几天里，我在讨论水门闯入事件时，对于始终看不到有解决这个案件并使它不再引起公众注意的趋势而表示生气。如果案件不解决，新闻界和民主党人还会继续拿它来攻击我们。6月26日我问霍尔德曼，是否有办法让那些有牵连的人服罪，从而使白宫能够撂下这个案件，免得总是受着威胁。我问他，谁在为我们注意动态。他告诉我，这件事由约翰·迪安、约翰·米切尔和其他一些人负责。

霍尔德曼说，服罪要等起诉以后，由于联邦调查局还在继续调查并不断发现新的问题，起诉推迟了。不过，他说，我们可以希望我们已经渡过了难关。霍尔德曼后来又说，问题之一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还曾叫那些参与水门大厦窃听活动的人干了其他一般性的情报工作和政治工作。要不然，他说，我们可以设法把他们放走，使他们销声匿迹。霍尔德曼说，他不知道其他工作的具体内容。

虽然我担心米切尔容易受到攻击，尽管我和别人一样偶尔怀疑他在水门事件里有很多牵连，我基本上仍然相信他是无辜的。我认为他对竞选活动的一般情报工作有所了解，但对安装窃听器这个具体活动却并不清楚。

6月28日，我对霍尔德曼说，据我了解，米切尔对安装窃听器的事情并不明确知道。霍尔德曼也认为这种判断是正确的。 乔治·麦戈文是改革产生代表的方法的主要倡议人之一，他在7月12日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说明他们已经获得了很大成功。他选定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伊格尔顿做他的竞选伙伴。伊格尔顿年轻潇洒，信奉天主教，是加入工会的工人所喜爱的人物。

在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晚上，我邀请约翰·康纳利到圣克利门蒂我的住宅里来。晚饭后，我们坐在客厅里等着看电视，听他们接受提名时发表的演说。

我们等了几小时，麦戈文和伊格尔顿还不露面。大会对新党章进行了辩论，接着提了39个副总统候选人，包括玛莎·米切尔。整个场面像一幕大学滑稽剧，演得过分而冲昏头脑，不知如何收场。最后康纳利不想看了，起身回家。帕特和我继续看下去，先是特迪·肯尼迪，随后是休伯特·汉弗莱接过话筒发表演说，直到迈阿密时间2时48分——一些机智的人评论说，那是关岛电视观众最多的时间——麦戈文本人才终于露了面。

日记

他们好几次把镜头对准汉弗莱。看上去他真像一个伤心失意的人物。我很高兴亨利今天打电话给他。汉弗莱说他愿意帮我们推行外交政策。他似乎对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情况深感失望，这倒不是从个人的观点出发，而是普遍都有这种看法。

听完接受提名演讲以后，我马上给霍尔德曼打电话。他说：“嘿，他们提错人了。”肯尼迪看上去身体很健康，虽然有人觉得他有些发胖。他的微笑颇有吸引力，风度不凡，演说稿写得极精彩。

像在历届其他竞选运动中举行任何其他代表大会后当天晚上的情形一样，我家里的人向我谈起他们对对方的估计。帕特认为麦戈文的最大长处是举止相当庄严，外表显得诚恳。朱莉得了肺炎，不能熬夜，但她认为伊格尔顿太油腔滑调。特里西娅对麦戈文的评价言简意赅：“他是个令人厌烦的福音传教士，天下没有比令人厌烦的福音传教士更讨厌的了。”

我又想起了休伯特·汉弗莱在看着麦戈文发表接受提名演说时的脸部表情。汉弗莱是个正大光明、足智多谋的对手，他不怕表现他的爱国主义、流露他的感情或者暴露他的缺点。如果他在1976年再次竞选，即使他非常可能争取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我知道他是决不会成功的。对他来说，时光已逝，机不再来——正像我如果在1968年败在他的手下，也就会永远失去机会一样。

7月30日星期天，伊格尔顿出现在《面对全国》这一电视节目里。杰克·安德森是提问小组成员之一。他为酗酒开车的指责表示道歉，但是拒绝更正，声称他还在核实。我回想到1952年的基金危机，也想起安德森的忠实顾问德鲁·皮尔逊曾对我干过同样的事。我完全能够体会伊格尔顿遭受挫折的心情，我钦佩他的沉着镇定。安德森十分卑鄙，伊格尔顿英勇顽强。

这个节目里一度出现了我认为叫人几乎难以置信的变化。一位记者说伊格尔顿汗如雨下。伊格尔顿指出灯光灼人。那位记者坚持自己的看法，指出参加这一节目的其他一些人并不流汗，然后评论伊格尔顿精神紧张，老是不安地搓着双手。当天晚上我口述日记：“即使我一点儿不紧张的时候也会冒汗!”我认为这种做法未免欺人太甚。

与此同时，麦戈文已经有所布置，准备抛弃伊格尔顿了。

日记

据我看来，麦戈文-伊格尔顿这件事发展下去，也许会迫使麦戈文打消他让伊格尔顿参加竞选的计划，因为麦戈文的宣传工具和党内的专业人员都表示反对。如果麦戈文能够以肯尼迪来代替伊格尔顿，那就可以使面目为之一新。如果他争取不到肯尼迪，那就很难看出他有什么办法改善局面了。

日记

的确，谁也不能说，我们在密歇根、圣迭戈、圣克利门蒂没有雀跃欢呼的人。可是和以往一样，很不容易使新闻界据实报道情况。我倾向于认为我们的人将比麦戈文的人在情绪上更加热烈和活跃，除非他有所觉悟，开始鼓舞和激励他们，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说话死板生硬，完全类似道貌岸然的加尔文教派那一套。

圣迭戈的人群确实蔚为奇观。到会的至少有1.5万人。我的讲话实际上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那时我正感到有些疲倦，根本无法充实内容。

我们接着来到圣克利门蒂。沿海岸飞行真是妙极了，当我们到达时，手下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要使我大吃一惊。他们原说只有四位市长和本地区的几个朋友来迎接，结果却是当天又一次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人们热情洋溢、情绪高昂。

回到住宅，我们真是精疲力竭了。帕特和我在书房里吃晚饭——她吃了两份子鸡，我可累得胃口大减，幸而我那条叫“国王”的狗跑进来报销了我的牛排。在过去一周里，帕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演员。

傍晚时分，我坐在游泳池畔抽着一支伊朗雪茄，送走了那一天。

8月30日星期三，霍尔德曼愁眉不展地来了。“坏消息，”他忧郁地说，“我不是说着玩的——真是消息不好。”接着他把新的盖洛普民意测验递给我：

尼克松64%

麦戈文30%

未定6%

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在微笑。我露出了笑容。这是代表大会之后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历史上有利于共和党候选人的最大得分。

我在竞选运动中的 上床时我疲倦得要命，但夜里还醒了两次——2点一次，4点一次。最后到7点我又醒了。起床后打开窗帘，眺望青葱美丽的乡村景色以及牧场上吃草的牛群。使我大喜过望的是，我按铃要早饭时，他们不是送来我要的麦片粥，而是坚持端来他们做的乡下香肠，味道极其鲜美。今后早餐午餐我得花式多样，免得老吃单调乏味的饭食。

9月底《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正式表态支持麦戈文。《华盛顿邮报》没有发表正式文章，但明确表示它愿意拥护麦戈文。我在日记里写下我听到《纽约时报》表态时的反应：“我说我听到这消息如释重负，因为我很不愿意我的工作人员中有人怂恿我和他们的编辑部见面，感谢上帝，我们没有这样做。谁也没有轻率地提出过这种建议。我向霍尔德曼指出，应该写封信给《纽约时报》或者发表一篇声明，说《纽约时报》完全应该赞成麦戈文，因为他支持《纽约时报》的一切主张——放任自流、撤离越南、新孤立主义等。”

《华盛顿邮报》的决定也并不出乎意料。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曾与该报发行人共进晚餐，他嗣后写了一份报告由基辛格交给了我。6月26日，我在这份报告上口授如下的批注：“亨利向我讲起他同艾尔索普的一次有趣的谈话。斯图尔特显然病势不轻，但他还出来同凯·格雷厄姆共进晚餐。他竭力主张应该支持尼克松，因为他在外交政策上颇有成就，同时恳切地说明使麦戈文当上总统的危险。他说凯·格雷厄姆最后大发脾气说：‘我恨他，我要想尽办法把他打败。’”

9月26日，我们在纽约为竞选捐款人举行一次晚宴。那天晚上的一次遭遇让人特别不能忘怀。

日记

给我印象极深的一件事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至少在我看来他年纪不大；我想他大概40岁，也可能有45岁——对我说，他的儿子1970年死于越南，但他还是拥护我，赞成我的外交政策。

当我想到像他这样的人，想到士兵们的母亲和妻子时，我认识到极为重要的是不仅要考虑结束战争，而且要考虑结束战争的方式不致使他们的牺牲毫无价值。这是当我们被人群簇拥着走开的时候我对他说的话。

10月12日，亚特兰大欢迎我和帕特的群众估计有50万到70万。当时发生了一件使特工人员惊惶不安的事情：旅馆外面的人群中有个人把我一把抱住，高声大喊：“谢谢你把南部又变成了美国的一部分。”后来我对埃利希曼说：“南部民众正在给民主党上一堂爱国主义的课。”

在俄亥俄州一次长长的车队的行进中，有人警告我说，前面不远处有一些不友好的示威者在等待我们。还听说有人扬言要扔炸弹，所以特工人员要求在这段路程盖上我坐车的车篷，并且加快速度。

日记

我确实做的一件事是在特工人员要加快汽车速度时，我叫他们放慢速度。我说我们不该避开这些人，于是我们把汽车开得慢如蜗牛，我和帕特分别在汽车两侧把手伸出窗外，对那批气势汹汹的人群中的狂热分子挥手致意。

当我看见一些反战分子和其他人等时，我就干脆伸出两个指头作“V”字形或跷起大拇指。这可真把他们惊呆了，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标志。有些人眉开眼笑了。当然也有些人更加横眉怒目。我想到战争不再成为人们争论的问题时，这批人将有一部分感到空虚而不知所措了。他们基本上满腔憎恨，伤心失意，与人疏远——他们不知道怎样排遣生活。

我认为，最糟的也许是一群大学甚至中学的教授，特别是年轻的教授和副教授。他们想把自己不能鼓舞学生勤奋学习的过失推给别人。

我想起在肯特州立大学事件发生之后来见我的那些东部名牌大学的校长们。他们说，请不要把问题留给我们——意思是要让政府出一点力。他们谁也不肯承担任何责任。

现在责任是他们的，虽然我猜想他们还会提出新的问题。黑人权利问题已经过去——那种环境不存在了，战争将要过去——问题还存在，其次又是什么问题呢?我想那将是大公司贪污腐化或诸如此类的问题，但他们很难找到像战争问题这种能在情绪上把青年小伙子煽动起来的问题。

大学行政人员和教授应当反躬自省——照照镜子——了解到正是他们才负有责任——认识到如果青年人意气消沉，这是他们的过错。这样做将是一件好事。他们不能责备政府或其他任何人。

虽然我很少直接参加竞选活动，活动却很紧张。到竞选快结束时，我已作了几十次演说和非正式讲话。

日记

我做了一个怪梦，梦中在某个集会上讲话，讲得太长了些，于是洛克菲勒站起来，不等我讲完就把话筒拿了过去，群众一片掌声。当然一个演说的人总是担心话是否说得太长了。我这个梦是下意识的反应，很有意思。

既然我的战略是自己尽量少参与竞选活动，我的家属就接过担子在全国穿梭往来，同公众见面。帕特、朱莉和特里西娅从8月底到选举日的九个星期内，总共去过37个州的77个城市。戴维在海军，只能站在旁观位置；但埃德·考克斯直接参加，到大学去同一些最顽固的听众见面。他那落落大方的风度、机灵而有条理的头脑使他能够坚持下去，到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们在各地的讲话以及记者招待会上的所有发言，没有说过一句错话。他们受到诘问、推搡，听到轻蔑的嘘声和示威者下流的叫嚷，但他们像搞这种活动的老手一样坚持不懈、泰然自若、积极主动。帕特在波士顿即使被恼怒的青年男女谩骂时，还是安详而不失常态——这甚至更加激怒了他们；我相信，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是多么伤了她的心。特里西娅介绍了她遇到一群粗手大脚的示威者围困时应对的策略：“对不起，”她常常平心静气地说，“别推倒了孩子们。”

朱莉在说她不惜为南越的自由而牺牲生命时，意志坚定，绝非空谈；但当她想到热爱政治活动的戴维因其军舰将开往地中海而错过选举时，含着眼泪离开餐桌，她又显得多么心软。

日记

朱莉考虑周到，等到招待葛罗米柯的晚宴结束之后才来见我，问我既然戴维不能回来参加选举，她是否可以去看他。我当然完全同意。

如果选举使他们不能在他们认为重要的时刻欢聚几天，那就让选举见鬼去吧。

我想起1960年竞选失败之后，朱莉至少就表面的感情来说确实是个决不认输的人。我记得我走进我们的林巷住宅她的卧室去吻她道晚安时，她总是说：“爸爸，我们不是还能获胜吗？”那是选举后两星期左右的事情了。

在1960年 经过三年令人失望和毫无结果的僵局，美国—北越的私人渠道于1972年8月突然活跃起来。看来共产党人 北越方面以正式照会答复说，他们认为我们要求改动的几点是双方已经谈妥的。他们说目前只能考虑作一些不大的技术性改动，并且要求我们不要作我所列出的那样的改动。选举限期显然是一条双向道：正如我们可以用它来迫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一样，他们也可以试图用它来诱使我们冒冒失失地接受一项草率制定的、考虑不周的解决方案。

因此，我看了这个照会后对基辛格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考虑我们认为不能接受的条款。

日记

我说，就大选来讲，达成协议不会对我们有什么特别帮助，只有在阮文绍或北越方面使协议成为泡影时，才会产生对我们不利的危险。但是，已经发生的事不可能造成致命的损害，反倒只会缩小彼此的分歧。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必须怎样正确就怎样干。正如我已经向他指出的那样，如果现在是结束战争的合适时机，如果这是合适的方案，我们就不应当把它拖到大选以后再加以考虑，因为那时敌人所受的压力可能比现在小。

根据我对以往一些协议的研究，每当协议可能达成时，就会出现可以施加压力的时刻，如果错过这种时机，战争就会拖延几个月，甚至拖延几年，然后才有可能再出现这样的时机。也许目前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施加压力的时刻。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利用这个机会，因为如果我们把机会错过，让大选过去而发现问题老是拖延不决，我们将永远不能宽恕自己。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具有可以利用机会的有利形势。我们一定要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不管它将对选举产生何等影响，而其结果倒很可能是对选举非常有利的。

基辛格提出，是不是可以以停止轰炸作为我方善意的表示。我下令再次减少我们每天的袭击，从200架次减到150架次。但毫无疑问，如果全面停炸，那就会是个引人注目的行动。我告诉他，我坚决反对大选前实行全面停炸。如果在巴黎和西贡都获得满意的结果，因此他能够前往河内，那么，我就要考虑在他逗留该地的少数几天里暂停轰炸。反正协定不签字，轰炸是不会停止的。我不会由于看到协定有了一点儿指望就上当受骗，像约翰逊在1968年那样。就在基辛格动身前往巴黎以前，我交给他一封头天晚上我写的信。信中我告诉他，要为争取实现体面的和平而做他认为应当做的事，不要考虑大选。

基辛格10月17日同春水的会晤是紧张而有压力的。在处理犯人的问题上，基辛格拒不接受共产党人要求我们释放西贡所拘押的全部越共平民的主张；这些犯人中有一些是恐怖主义杀人犯。基辛格对春水说，南越方面是决不会接受这个要求的，把无法实现的条款写下来是毫无意义的。共方还反对我们关于替换战争物资条款的严格解释，也没有能够就拘押在老挝和柬埔寨的美国战俘的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显而易见，完成协议的日程势必要往后推了。他们竭力要求基辛格到河内去解决余下的问题。基辛格知道我在这一点上的观点坚定不移，因此他答复说，在完全达成协议之前他不能到河内去。虽然还有若干问题尚待解决，但基辛格动身到西贡去了。他已经提醒过共产党人，在签订任何协定以前，我们必须先同阮文绍磋商。尽管基辛格知道，阮文绍会对协定的条款心怀疑虑，并且会由于协定是在他未参加的情况下突然意想不到地谈妥而感到不快，他也只能安排三天的时间在西贡仔细研究一下协定。毫无疑问，北越方面正试图利用大选期限的压力来使我们同阮文绍的关系紧张起来，并且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协定是在没有给他足够时间为某些表面上不太有利的条款作舆论准备的情况下由华盛顿强加于他的，从而给他制造国内的政治问题。但是基辛格曾经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如果阮文绍以积极态度对待这一协定，并且如实地把它看成一项胜利，那么他就会漠视这些问题，并且理解这项协定给他带来的极大好处。

北越人不理会基辛格的情况介绍会，拍电报来表明他们仍然期待他到河内去草签协定。我们给他们发去一份照会，再次说明我们理解他们由于未能按照10月31日的原定日期举行签字仪式而产生的失望情绪，并建议在11月1日举行一次决定性的会议，以11月20日作为草签协定的预定日期。

我们同意在这次决定性会议上达成协议后不再要求作任何进一步的改动，并再次表示，一俟达成协议以及在我们就协议内容同盟友磋商期间，我们要暂停对北越的一切轰炸。我们说：“美国方面愿意重申他们的信念，只要双方持合作态度并具有善意，剩下来的一切障碍都是能够克服的。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应当着眼于未来，停止对往事的指责。”在提到他们曾把谈判的情况公布于世时，我们还加上一句：“公开施加压力的手法只会阻碍进展。”

同时，我们给北京发了一份照会，说明如果中国人运用他们对河内的巨大影响来促成已经十分接近实现的和平，我们将非常感激；我还写信给勃列日涅夫，要求他运用他的影响敦促北越同我们合作，按照切实可行的时间表达成协议。

我还给阮文绍拍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不过，如果我们之间显而易见地走向分歧的趋势继续下去，美国对你和你的政府提供支持的必要基础势必遭到破坏。”

日记

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种形势，如果在大选以后他不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就不得不对他施加一些压力。我想那时他就会跟我们一起走了。

亨利相信，而我倾向于认为他是对的：一方面，真正影响阮文绍的是他一想到美国人要离开南越就惊慌不安；另一方面，艾布拉姆斯虽然肯定并不对阮文绍持反对态度，却强烈感到我们撤离的时候已经来到，我们只好割断脐带让这个婴儿自己走路。如果在我们喂了他们大量武器、弹药和训练等的情况下他们还不能自己走路，那么他们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了。

基辛格的“和平近在眼前”的发言所引起的大量推测，使我们处于非常微妙的地位。虽然我不想不必要地给乐观情绪泼冷水，我却不能允许所谓下次巴黎会议一定可以达成协议这种印象继续存在下去。即使北越人屈服于每一项要求，阮文绍也不一定肯跟我们走。事实上，他曾公开发表讲话，谴责拟议中的解决方案是“投降协定”。因此，我在11月2日一次电视竞选演说中说：“我们不会允许选举期限或其他任何期限迫使我们达成一项仅为暂时停战而非持久和平的协议。协定合适了我们才签字，早一天也不干。谈妥了我们就签字，一天也不拖。”麦戈文的反应是指责我蓄意使人们对和平的前景产生错误的印象。

在我这次讲话的同一天，我下令放松自10月13日起生效的对B-52飞机轰炸北越所施加的限制。目前的计划是对河内施加日益增强的压力，先轰炸非军事区附近地区，然后每天稍稍向北推进。这好像马上起了作用：开始实行两天后，北越人就同意于11月14日在巴黎同我们举行会谈。那时选举将已经结束；美国人民已选出他们未来四年的总统，他们的决断将对战争的结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虽然麦戈文和我之间的分歧几乎体现在各个方面，但我们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可以说是截然对立。他曾保证要立即结束战争，先行单方面撤军而并不坚持对方就归还我们战俘问题作出任何安排。我却决定要继续战斗，直到我相信我们所获得的和平抵得上我们付出的牺牲，能够维护南越的独立地位，在我们撤军后能成为持久的和平，并保证我们的战俘能够得到遣返和我方作战失踪人员的下落有所交代。

贪污问题

鉴于在越战问题和几乎其他一切问题上都遭到大多数选民的漠视或非难，麦戈文和民主党人开始集中注意“政府中的贪污”问题。也许完全是一种巧合，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登载了一系列关于尼克松竞选活动中所谓贪污受贿事件的新闻报道，据说消息来源大部分是匿名“人士”。麦戈文很快就认识到，《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在华盛顿和对全国各地新闻界比他本人或施赖弗在竞选中所说的花言巧语有大得多的影响，因此他开始把《华盛顿邮报》所提出的指责吸收到他的讲话中去。这些报道在大选前两个星期，即10月25日达到了高潮，等到大选一结束，也就销声匿迹了。这一点也可能纯属巧合，但当时我们在白宫却不是这么看的。

例如，10月3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提供消息的人”断言，比尔·蒂蒙斯已被人揭发为收到水门窃听报告的人之一。这一断言是诬陷不实之词，蒂蒙斯加以否认。《华盛顿邮报》在三天以后重复这一断言，这次是以大字标题登在头版上的，然而它仍然是诬陷不实之词。

10月8日，我在日记中评述了这类新闻报道所起的作用。

日记

朱莉对于这家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报道感到烦恼，这则报道大意说，蒂蒙斯·〔罗伯特·〕奥德尔和另一位白宫助理得到了有关水门窃听内容的报告。她说，如果他们中间有人真正犯了罪，我们就确实应当把他们撵走。我叫她不要为此担忧，指出那些新闻报道是捏造事实。然而这件事的确表明，她以及大概还有一些像她那样参与竞选工作的人对这个问题是何等敏感。

她提到她曾见到谢尔曼·亚当斯。这种事搞到亚当斯头上实在是不幸的，我一定记住要找个机会请他到白宫来。由于他在艾森豪威尔手下工作时颇多劳绩，本来就不应该让他在蒙受嫌疑的情况下离职，他的过错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判断问题，而不是什么违法乱纪道德败坏的问题。我倾向于杰里·帕森斯的意见，他说亚当斯是个不会做坏事的老实人，他离职时景况并不怎么宽裕。

10月10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登载了一条新的所谓事实报道。在“联邦调查局查明尼克松的助理对民主党人进行破坏活动”的标题下，这则报道在开头一段说：“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已经证实，水门窃听事件来源于为争取尼克松重新当选而进行的大规模政治侦探和破坏活动，并由白宫官员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进行指挥。”

这则新闻报道指控说，一个名叫唐纳德·西格雷蒂的青年人招募了50名密探，从事一项秘密活动，其中包括“对民主党候选人的家属进行盯梢；用印有候选人姓名、住址等文字的信笺伪造信件并加以分发；向报界透露伪造的消息；打乱竞选活动的时间表；夺取保密的竞选案卷，并对数十名民主党竞选工作人员的生活进行调查”。

唐纳德·西格雷蒂是我的约会秘书德怀特·蔡平和霍尔德曼的一位助理戈登·斯特罗恩在大学时代的朋友。蔡平和斯特罗恩雇用西格雷蒂，要他成为他们所说的“共和党的迪克·塔克”。塔克是个民主党人，他的名字已经成为对共和党候选人进行巧妙的恫吓压制的同义词了；他是施展当时被称为“卑鄙伎俩”的能手：在参加竞选集会的群众中传播一些令人难堪的流言蜚语，篡改预定的时间表以引起混乱，并到处制造分裂。人们期待西格雷蒂像塔克那样发挥他的想象力和幽默感，在反对党中间引起小小的混乱。

蔡平看到《华盛顿邮报》的这条新闻报道时感到难以置信。虽然他并没有步步监视西格雷蒂的活动，但是《华盛顿邮报》这篇报道阴险地影射的事情却同他所授权干的事毫无共同之处。西格雷蒂本人表示极大的愤慨。

照我当时的看法，《华盛顿邮报》通过在大选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发表这篇报道的办法来指责西格雷蒂进行侦探和破坏活动，而塔克过去干的同样的勾当却被称为创造性的恶作剧。而且，把西格雷蒂同水门闯入事件牵连在一起，也是十分不正确和不公平的。

几天以后，《华盛顿邮报》记者给白宫打来电话，预告他们将刊登一条新的消息，指控蔡平和亨特是西格雷蒂的联系人并指挥他的活动。这就无形中把蔡平同关于水门闯入事件的报道联系起来了。记者们还说，他们将指控蔡平和亨特曾经向西格雷蒂扼要地指点过大陪审团会对他的活动查问什么问题。这两项指控都不符合事实，蔡平发表声明加以否认。

10月15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实际刊登的那条消息同记者电话上给我们讲的那条消息相比，有了巧妙的改动。然而，他们没有告诉蔡平说他们要做任何修改，或给他机会去相应地改动他要发表的否认声明的措辞。刊出的那条消息没有指控蔡平就大陪审团问题向西格雷蒂作过指点，也不再强调他同亨特有联系。那条消息现在是这样开始的：“尼克松总统负责约会的秘书和水门窃听案中已被控告的一名前白宫助理，都在对民主党人的侦探和破坏活动中充当过‘联系人’。”

当然，问题是在总统选举前三个星期根本无从查核这种消息的真伪。最起中伤作用的部分完全是虚构的；但是，蔡平的确雇用过西格雷蒂去扰乱民主党人竞选活动的阵脚。要是设法纠正这条消息，那就有可能出现其他的政治危险。霍尔德曼曾同意蔡平雇用西格雷蒂，由我的律师兼竞选助手赫布·卡姆巴克支付薪金。这样，人们就很可能把他们对这条消息的注意力更集中到白宫身上。齐格勒否认蔡平指挥过任何侦探和破坏活动，谴责那些“散布谣言、含沙射影和株连无辜”的勾当，然后坚决拒绝对具体细节发表评论。采访白宫消息的记者团十分恼火。

那天夜里，我口授的日记表达了我对人们由于蔡平同西格雷蒂有所往来而对他提出的这些指控的感想。

日记

关于蔡平的重大消息今天传开了，它当然是犯了罗织无辜、传播谣言之类的罪名。真是最恶劣的麦卡锡主义。无论如何，正如我对霍尔德曼所说的，我们不能在这些新闻报道面前手足无措，因为这个星期它们的步伐还会加快。

霍尔德曼指出，蔡平觉得他可能成为牺牲品。我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那样做，这是因为，既然报界在这整个问题上纯粹采用双重标准，我们那样做是不公平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为迪克·塔克和其他一些人的行动开脱，说那不过完全是开玩笑，但如果我们干这样的事，那就是十恶不赦的侦探和破坏活动了。

几天以后，我又有了进一步的看法。

日记

我把我午夜的想法告诉了霍尔德曼，那个想法的大意是，对蔡平等人最近的攻击是“东部权势集团所打的最后一次饱嗝”。

关于西格雷蒂和水门事件的新闻报道继续出现，这时麦戈文宣布他知道有人在对他进行破坏，并在10月19日称我的政府为“一帮凶手……一个腐败的政权”。10月24日，他凭空捏造说，共和党人在各州初选中窃听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电话，并且“一直对我们和我们的家属进行盯梢”。同时，特迪·肯尼迪决定亲自调查这件事情。他宣布他的参议院政府作风小组委员会将开始查究西格雷蒂和可疑的竞选手法。

10月25日早，《华盛顿邮报》在头版登载了鲍勃·霍尔德曼的大幅照片，上面的大字标题是：“证词表明尼克松的高级助手同秘密基金有关”。这条新闻说，霍尔德曼是受权可以批准使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秘密现金专款的五人之一。它声称这笔专款是“在联邦调查局对水门窃听事件进行调查时揭露出来的。它为一项显然史无前例的侦探和破坏活动提供资金”。这条消息说，霍尔德曼是同意为这类活动拨付数十万美元开支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记者们说，“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财务主管休·斯隆曾向大陪审团提出过大意如此的证词，并说联邦调查局曾为此询问过霍尔德曼。

固然，“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确实拨过一笔现金专款用来收集情报和进行其他需要慎重处理的竞选活动项目。而霍尔德曼既然以我的名义办事，从理论上说想必是会批准动用同我的竞选活动有关的任何款项的。但是，他并没有指示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基金中支付那笔开支，也没有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盘问，休·斯隆也没有提出过那条消息所描述的证词。

日记

我们得到了有关《华盛顿邮报》所登载的关于霍尔德曼的报道的消息。这显然使他感到不安，不过他是个坚强的人，很好地经受住了这次攻击。他说，就休·斯隆提供证词这一点而论，这则新闻报道是不准确的，但是《华盛顿邮报》反正会继续进攻下去。霍尔德曼相当隐晦地谈到，白宫里有一个竭力想打击他的小集团。我希望他不致产生一种认为自己遭受迫害的变态心理。

我回到住所后打电话给霍尔德曼，试图使他安心。我说，这件事并不使我感到紧张，我知道我们在未来的两个星期内将不得不经受一些压力，但我们将平安度过，不致手足无措。

耐人寻味的是，《华盛顿邮报》的本·布雷德利说，本届政府决心要摧毁报界。这当然完全是无稽之谈，他自己也心中有数。我认为他担心的是大选以后那些向《华盛顿邮报》提供消息的人将有什么遭遇——然而，我们有一切权利并且事实上有一切责任，来保证使那些肯同我们正当地合作的人比那些要给我们捅上一刀的人得到较好的待遇。

虽然说麦戈文应当是个主张和平竞选的候选人，他的支持者却采取了异常凶暴和破坏性很大的手段来攻击我的竞选活动，甚至我的支持者。有一次我在旧金山露面，那里出现了一位观察家所说的“戒严状态”：旅馆被头戴钢盔、全身披挂防暴装备的警察团团围住，同时一队队示威者截住来往车辆并抛掷石块。这次示威是由附近伯克利的麦戈文总部散发的传单引起的。在洛杉矶，麦戈文的加利福尼亚南部竞选运动协调人承认，他曾批准使用他们总部的电话系统在当地煽动一次反对我的大规模示威；大约50个麦戈文竞选总部散发了宣传这次活动的传单。有人后来告诉欧文委员会说，麦戈文的一位发言人向记者声称这种活动并未得到批准，那是很不老实的。在西弗吉尼亚州摩根城，示威者企图以大喊大叫压倒特里西娅的演说。有些人在俄亥俄州哥伦布举行的有阿格纽讲话的共和党募集基金的集会上对来宾恶毒咒骂，大声叫嚷，满口脏话。在华盛顿，有将近100人冲入了拥护尼克松的民主党总部，他们撕掉标语，毁坏竞选材料，砸烂办公设备，偷走办公用品。这些破坏分子离去时，留下了麦戈文的竞选传单。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针对我的竞选活动使用了赤裸裸的暴力。“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在菲尼克斯和奥斯汀的总部被纵火犯彻底焚毁了。我们在俄亥俄州德顿的总部曾经两次被人撬门进去，捣毁了设备和工作记录；在 1月9日中午时分，霍尔德曼拿着基辛格的电报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来。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道。

“总统先生，我认为你应该亲自看一看这封电报。”他严肃地说。

我接过电报，戴上眼镜，开始念电文：“我们今天的谈判有了一个重要的突破以庆祝总统的生日。总之，我们解决了协定文本中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

基辛格警告我们不要过分乐观：“北越人以往使我们伤心过好几次，在所有的问题敲定之前，我们根本不能认为已经获得成功。但是，谈判的基调和认真态度是去年10月以来我们所见到的最接近于10月的情况。”他最后说，“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是由于总统坚定不移，以及北越人相信国会或公众的压力不会对总统发生影响。黎德寿一再向我说明这些看法。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必须保持严厉的姿态。稍稍露出一点对和平的渴望都可能是自趋绝境。”

我马上口授了一封复电：

非常感谢你对我生日的祝贺和报告。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必须对谈判的进展情况绝对保密，一切电文必须“亲启”，直到所有的问题完全敲定为止……

你应该继续持强硬态度，首先是不要让对方用空谈来阻挠谈判的进行。如果对方明天能够遵循你的轨道，不再故态复萌，那么，你今天的行动就是我在60年里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这样的势头继续到 我们同北越人就各项条件达成了协议，但我们还必须说服阮文绍跟我们一道签署协定。阮充分利用了去年10月以来的时间，同共产党人相比他的地位较以往牢固得多了。我一向认为，如果我们到了缔结协定的绝对期限，阮的常识和爱国心理——且不说他的生存本能——就会使他和我们走到一起来，因为过了那个期限，国会就会干预，夺走我们进行战争的手段。现在已经到了那个时刻，我对阮的估计将受到考验。基辛格在1月14日回到华盛顿，接着黑格就动身前往西贡。

1月16日上午，黑格会见了阮文绍，把我的信交给他。我在信中说，我已无可更改地决定在1月23日草签协定，27日正式签字。“我决计这么办，”我写道，“如有必要，我就单独签字。”我接着写道：

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将需要公开说明贵国政府阻挠和平。其结果将是美国不可避免地立即停止对南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纵然贵国政府事先进行人事改组也不可能阻止其发生。不过我希望，在我们两国同甘共苦地经过几年的奋战以后，我们能够一起来维护和平、共享和平的利益。

为此，我要向你重申我已向你表达过的保证。在签署协定时我要着重表明，美国承认贵政府为南越唯一合法的政府；我们决不承认任何外国军队有权留在南越领土之内；一旦协定遭到违犯，我们一定要作出强烈的反应。最后，我要强调指出，我将继续对越南共和国的自由和进步承担义务。我坚决打算继续给予全面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有了这封信和这个保证，我觉得我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认为我可以少出一把力。现在要由阮文绍来作出抉择了。

日记

阮文绍的抉择不外乎是他要自取灭亡，还是同意一项既能保全他自己又能拯救其国家的协定。正如他向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说的那样，问题在于究竟他现在要成为拒绝协定的英雄，还是做一位以后能够拯救他的国家的政治家。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我刚刚告诉基辛格，即使阮拒绝协定，我也不相信他会成为英雄，因为南越每周的阵亡人数高达250到300人。我料想他们也厌烦战争，希望实现停火。

显而易见，阮文绍的本性难移，决计耍弄手腕到最后一分钟了。

1月17日第二次会晤时，黑格和阮文绍进行了一次感情激动的短暂交锋。阮交付黑格一封给我的密封信。黑格回到大使馆后把信看了一下。正像他描绘的那样，信的措辞是尖锐强硬的。我马上回复一信，对阮在信中提出的各点一一加以驳斥，并向他指明一个必然得出的结论：“我们面前只有一种选择：在和平时期要不要继续维持我们在战时颇见成效的那种密切的伙伴关系。”

1月18日，华盛顿和河内共同宣布，巴黎谈判将于1月23日复会，“以便完成协定的文本”。到处出现了和平热，新闻记者露出一副蛮有把握的神情干脆说，协定是稳能缔结的了。其实他们当时还不可能知道这样的自信是否有底气。

在我们急切等候西贡方面的进一步消息时，邦克来电说他一直未能同阮文绍约定会见时间，因为阮整天都在忙着参加与他女儿结婚有关的宗教仪式。邦克和黑格都认为阮在拖延时间，目的只是为了表示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认为阮文绍把我1月20日的就职典礼看作他的最后期限。

在此期间，黑格走访了曼谷和汉城。泰国领导人和朴总统不相信北越人打算遵守协定。但是，他们理解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同意公开支持协议，并答应私下敦促阮文绍在协定上签字。

经过最后一次奋力抵抗并在我们之间又交换了一些书信之后，阮文绍终于决定同意这个协定。他瞧着坐在书桌对面的邦克说：“我已尽了我的力量。我已为我的国家作了最大的努力。”即使阮的行为几乎令人难以容忍地感到灰心丧气，我却不得不佩服他的精神。

在进行最后安排的期间，以及在河内公开宣布这一消息而使北越人无法逃避签订协定之前，我们现在只有耐心等待。

1月20日，我作为美国第37任总统宣誓就职，开始我的第二任期。我本来希望我的第二次就职典礼能在和平时期举行。但是，不可避免的拖延再加上公开规定具体日期会带来危险性，把和平协定推迟到就职典礼以后签订。因此，我在就职演说里无法描绘已经实现的和平的幸福，只能形容一种接近实现的和平，谈谈我们可以用什么办法使和平不致成为两次战争之间的插曲。

我相信1月那个寒冷的下午许多听我讲话的人都认为我是在运用传统的就职辞令，因为我说：“我们今天有机会作出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多的事情，来使美国人生活得更加美好——保证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更好的住房、更好的交通、更为清洁的环境——恢复对法律的尊重，使我们的社会更适宜于居住——并保证每个美国人享有上帝赐予的充分平等机会的权利。”但是我完全相信，有11月选民的授权为我撑腰，有我不顾反对和政治上的代价而继续贯彻初衷的决心为基础，我们是确实能够在我第二届任期内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使美国更接近于实现这些目标的。

这次将是我最后一次的就职演说，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透露一种我希望赋予第二届任期的鼓舞人心的口气。

最后我说：“关于如何利用以后这些年月，我们将对上帝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我们的良心负责。站在这个历史圣地，我不禁想起那些在我之前站在这里的人。我想起他们为造福于美国而抱有的理想，想起他们每一个人怎样认识到，为了使那些理想得以实现，他需要种种远非自己能力所及的帮助。今天我请求你们为我祈祷，希望我在未来的岁月里在为美国作出正确的决断时能够得到上帝的帮助。我也请求你们给予帮助，以便通力合作，不辜负我们的使命……让我们从这里前进，满怀希望，互相信任，以对于创造我们的上帝的信仰为主心骨，为实现他的宗旨而始终努力不懈。”

当天夜里，在前往参加就职典礼舞会之前，我到林肯起居室写下一些回忆和印象，从头一天晚上在肯尼迪中心举行就职典礼的音乐会写起。

日记

迈克·柯布在表演完毕后走上舞台，说总统在给世界带来和平方面做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这时我以为多半有人要对此嗤之以鼻。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受到了相当热烈的欢呼，这就减少了我去参加就职活动的一种担忧，因为早些时候我曾看到报上有一段消息，说?尤金·奥曼迪的交响乐团里有11名成员要求有权不参加演出，但是尤金坚决不准，命令他们一定要去。当史蒂夫·布尔告诉他说我不准备到台上去，因为从后勤工作角度来看这简直无法安排时，奥曼迪说他本来也只希望请我登台去站在他的身旁，“就是为了让那些左翼的狗崽子瞧瞧这个场面”。他真有勇气。

就职典礼的那天早晨，我起床后在附近跑了500步。这使我有点儿气喘吁吁，但是我认为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典礼时尽量显得精神抖擞一些，那是个好主意。

下楼之前我走进林肯卧室，站在放着解放宣言和我知道原</a>先安放林肯书桌的地方，低了一会儿头表示敬意，祈祷上帝让我能够在事先准备的比较简短的就职演说中给予全国人民一些鼓舞、一些鼓励和一些指导。

在驱车前往国会大厦的那段路上，可以看出以后可能要碰到示威者的迹象。三五成群的人占据着沿途的要冲。帕特和其他一些人没有听到他们喊些什么，可是他们在吼叫着“他-妈-的”等的脏话，真是一群十分凶恶的家伙。

就职典礼按预定时间进行——或许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一次。扩音系统很出色，演说时听不到当场有人提出诘问，虽然当我开始演说时后面较远的地方有几个人喊出一些脏话，接着就平静下去，也许是有人使他们平静下去了。

阿格纽夫人吻了阿格纽——帕特没有吻我。我很高兴她没有那样做。我有时认为这些爱的表现是非常合时宜的，如在选举胜利的那天晚上。但在别的时候，我认为不怎么合适，特别是在这个场合，我确实认为那样做很不合适。

〔在国会大厦的午餐席上〕我多少有点扫兴。我在想，如果这个星期没有在巴黎可能达成协议这样的事态发展，情况会糟得多。但是，它来得不够早，并且我相信它还没有能够达到那种足以使我避免在民意测验方面遭受一些挫折的程度。

就影响我的决策这一点来说，我根本不在乎民意测验说些什么。既然政客们注意民意测验，我才由于它们可能影响我的领导能力而加以关心。

在就职游行过程中，我一直站着。帕特站了1/3的路程，在示威者开始投掷鸡蛋和碎石片时，特工人员请她坐下，她拒绝了。她这样做是绝对正确的。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故，一个示威者窜出来袭击汽车，特工人员像闪电一般猛扑过去，把他摔倒。

我觉得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就职舞会了。我根本想象不到人们会花那么多钱去站在那一大群人的中间。从马萨诸塞州来的一个姑娘简直像是歇斯底里病发作，她哭喊着：“我是多么爱你和尊敬你啊!”即使我们正想退场，我还是同她跳了几分钟舞。帕特比我注意这些事。她说那个姑娘穿着一件相当朴素的长袍，可能还是自己缝制的。为了到这里来，她可能花了不少钱。无论如何，这次跳舞成为那天晚上轰动一时的大事。后到的人们说，那些姑娘甚至还有一些小伙子都在流泪，因为我们曾经这样亲密地同他们混在一起。

显然，我们必须使人们更多地理解罗西特所说的“和蔼可亲”。一方面，我的工作人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不得不当众尽量做一些表示这种感情的事情。另一方面，你不能做得太过分。

在等待1月23日的到来和越南战争宣告结束时，时间过得很慢。1月22日黄昏时分，当我们的等待尚无结果时，林登·约翰逊去世了。

日记

我相信，由于他的逝世，人们也会像在杜鲁门逝世时一样，重新评价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尽管他离职至今年数不算很多，并且当前存在着许多使国家陷入分裂的仇恨，因而对他的重新评价当然不会是很充分的。

约翰逊的不幸在于，一方面，他逝世以前没有能够看到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由于我们在越南赢得体面的和平而真正被确定下来。另一方面，他的家属是会看到的，这一点当然十分重要，并且我相信他是了解的。

当我想到1968年年初约翰逊在民意测验中声望下降的原因以及其他事项时，我也有过有趣的想法。当时的情况是他确实把自己孤立起来——在公众面前不再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他没有鼓动公众来支持他的政策。事实上，他似乎是在躲避他们。正是由于我发表了11月3日的演说，我们才真正获得了公众对争取体面和平的某种支持。约翰逊放弃了这一阵地，因此他最终失败并被赶下台来。

我认为林登·约翰逊是在身心方面受到有形无形的创伤而含恨去世的。他是一个颇有才干和自视颇高的人。他拼命想要做个伟大的总统，并且认为可以做到。他激励自己努力工作，力求超过他的前任。

在1968年获选之后，我在约翰逊的晚年看到了有些人所描述的他性格上的“较好一面”。他文质彬彬，通常谈吐温和，各方面都考虑得非常周到。他不再是他早年生活中那种竭力钻营、锐意进取的政客或擅长党派斗争的人物了。

约翰逊主要是希望博取人们的欢心——不仅想赢得每个美国人的赞许，还想赢得每个美国人的钟爱。他那许多夸张的辞令和很多对内的政策都出于这种追求人们赞赏的迫切心情。约翰逊本来应该以其稳健保守派的天性作为行动的指南，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在美国深深陷入一场费用浩大的战争时就不至于还去执行那些开支庞大的计划了。大炮和黄油兼顾的政策只能在很短期间发生作用。我认为约翰逊开始了解这个道理时已经太迟了，因为在我第一任的四年中，我想不起他在什么时候曾敦促我推行他的任何“伟大社会”计划。

约翰逊在1964年竞选时的口号是“全力支持约翰逊”。然而他发现，就新闻界的自由主义分子和他本党的左翼分子来说，要么是全力支持，要么是根本不予支持。他们为他开明的国内计划喝彩，他们称赞他的伟大社会纲领。但是当他不肯听从他们所提出的美国军队撤出越南的要求时，他辛辛苦苦造成的舆论土崩瓦解了。他们突然凶猛地恶毒攻击他，使他非常懊丧和痛心。他曾迎合他们的需要，几乎有求必应，可是再也不能够把他们争取过来。

他们对于约翰逊越南政策的仇恨程度，可以从反战示威者齐声喊叫的“嗨，嗨，约翰逊，你今天杀了多少年轻人?”这支坏透的、浅薄的小调中体会到。这首先使他灰心，然后使他幻想破灭，最后毁灭了他。同赫伯特·胡佛一样，倒霉的是，他也是在时运不佳的时候当上总统的。他在和平时期也许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总统，但是在国外战争和国内冲击夹攻的局面下，他实在忍受不了。

在我担任总统期间，我和约翰逊经常保持联系，或是直接，或是通过共同的朋友。在他回到得克萨斯州以后，他忙于准备写回忆录——一项从中得不到乐趣的计划。同时他还忙于准备建立总统图书馆——他倒从中得到很大的满足。他有夫人以及包括孙儿孙女在内的家属，还有他所喜爱的得克萨斯州土地。然而他仍旧渴望得到人民的赞许和钟爱，而这些仍旧是他可望而不可即的。他特别能够理解一些我所经历的事情，主要是在越南问题上同国会和新闻界打交道的经历，因此我们变得相当亲密。我很高兴他没有支持麦戈文，然而我觉得不幸的是他的党对他太不公平了。我在1972年10月初写了一则日记，多少表达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日记

约翰逊曾经告诉博比·贝克，他觉得自己只有两三个月可活了。他应该动一次手术，可是他怕割掉一部分大肠的手术——他多年来患了肠憩室病——对他的心脏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在受到别人的批评，说他头发太长之后，他显然最后理了发。对于人们从个人的角度来批评他，他是极其敏感的。据博比·贝克反映，他说尼克松总统可能是历史上最好的总统。这是不是他的真实看法，无关宏旨。他往往情不自禁地显得很激动。他一定万分灰心丧气，因为他自视颇高，而他的党现在却对他置之不顾。他无论如何不希望麦戈文当选，但是他当然认为他不能离开自己的党。正如他所说的，他一直在民主党的奶头上吮吸了好多年，现在不能舍弃，即使这头可怜的乳牛吃得太差，乳汁可能有点发酸。

几星期以前，我记录了罗杰斯·莫顿转给我的约翰逊的来信。

日记

莫顿和约翰逊通过电话。他说约翰逊似乎正处于一种心理状态，担心他要再住进医院去动大手术，并且觉得末日即将来临。他说他以非常伤感的语调结束了谈话，说道：“请你告诉总统，我爱他。”这当然是约翰逊情绪剧烈波动时典型的表现，但他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感情而不是受理智支配的人。

在举行约翰逊的葬礼后一星期，我弄清楚了他逝世以来一直使我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

日记

我有一份有趣的小小的历史记</a>录。我向基辛格问起约翰逊是否确实知道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除了我在2日打给他的电话之外，霍尔德曼在15日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们已经停止轰炸。约翰逊回答说：“哦，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霍尔德曼曾提到谈判中取得了突破。基辛格在同一天还给他送去了有关和平协议的一些文件。所以在逝世以前，他确实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

1月23日晚上10点钟，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我们已经在巴黎达成协议，越南将于1月27日开始停火。

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广播之后回到住所。当我走进日光浴室时，帕特走过来搂住我。朱莉、特里西娅和埃德都在那里，我们坐下来谈论我的声明怎样正式表明美国12年来终于第一次处于和平状态。我到林肯起居室独自吃了一点东西。我放了几张唱片，坐在椅子上瞧着炉火。我曾特别吩咐回绝一切电话。上床之前我写了一张简单的便条。

亲爱的伯德夫人：

我但愿林登还活着，能够听到我今晚宣布越南和平协议的消息。

我知道，由于坚决主张争取体面的和平，他忍受了什么样的辱骂——特别是来自他本党的党员。

既然我们已经达成这样的协议，我们就要竭尽全力使和平持续下去，只有这样，他和其他为了这一事业献出生命的勇士才不致白白牺牲。

1月25日，我同基辛格见面。

日记

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壁炉前面，我和基辛格愉快地谈了一次话。我对他说，他干得出色极了。

他跟我谈起他的女儿，说有人在坎布里奇劝她在反对轰炸的一个决议上签名。他说，那些人企图胁迫一个13岁的孩子参加，真是十分阴险。

当时他似乎相信，他应该找朋友们谈谈，而不应该想法迎合敌人。我对他说，一方面，我不希望我们对敌人怀有仇恨或那一类的感情。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那是我们在去年12月作出的异常困难的决定所指的事情之一——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敌人已经原形毕露。他们感到不安、苦恼和灰心丧气，因为我们胜利了。现在，我们必须开始友好地对待那些愿意让我们喘口气去书写历史的人士。

1月27日午夜，停火生效，杀戮停止了——至少暂时是如此。我一向希望在战争最后结束时我会感到无限宽慰和满意，但是我也有一种意外的悲哀、忧虑和急躁感。我感到悲哀，因为林登·约翰逊没有多活几天和我共度这一重要时刻，接受我对他的颂扬。我感到忧虑，因为我对协定的脆弱性或共产党人签订协定的真正动机不抱幻想。我感到急躁，因为我深深地意识到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是由于战争而被耽误或推迟了。

1月28日，我召开了一次内阁特别会议。在谈到约翰逊逝世的问题时我说，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我们没有一位在世的前任总统。我略谈了一些前任总统去世时的年龄。“西奥多·罗斯福61岁，”我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时只有62或63岁。柯立芝61岁。事实上，60几岁好像是危险的年龄!在这方面，我自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地方。要发生的事，迟早会发生的。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必须把每一天当作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大家必须使每天都有价值，每天都有成绩。”

接着我把霍尔德曼给我定做的一些活页皮夹子递给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夹子里有一份大型案头日历，包括1973年1月20日到1977年1月20日的四年日期。在每个日期旁边印有本届政府剩下的天数。

每一份日历前面都印有我写的一段特别题词：

历史的每一刹那都转瞬即逝、非常宝贵、极不平常。从今天开始的总统任期共有1461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每一天对美国来说都可以成为增强力量的一天，更新的一天；每一天都能增加美国经验的深度与广度。

摆在我们前面的1461天只是滔滔不绝的历史长流的很短一段。让我们充分地利用这些日子，为达到这些目标而不停顿地工作吧。

如果我们共同努力，如果我们尽量利用这些日子给我们提供的挑战和机会，它们就会凸显出来成为美国的伟大日子，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时刻。

理查德·尼克松

1973年1月20日于华盛顿

* * *

【注释】

[1] 曼哈顿计划是1942年8月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译者注

[2] 这是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和小品文作家罗伯特·史蒂文森（1850—1894）写的中篇小说，描写一个白天为绅士、夜晚是恶棍的双重性格的人。——译者注

[3] 彭德格斯特，堪萨斯市民主党组织领袖，1939年因犯逃税罪下台。他的组织曾帮助杜鲁门获得密苏里州的很多职务。——译者注

[4] 伯奇分子——美国极右组织约翰·伯奇协会的成员。——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