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总统职位（1969-1972） 欧洲和戴高乐_尼克松回忆录

回顾1969 年，我认为那是一个起点，一个牢靠的起点。我们已经坚持了下来。新年将是一个新的十年的开始。我盼望有机会超过动荡的20世纪60 年代，为美国和全世界开创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1971 年证明了一条政治准则：在选票投完点完以前，切莫悲观。总会在一个往往是料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什么事情，彻底改变你的处境和前景。

1969年1月20日举行就职典礼的那天，我7点45分就醒了，我和帕特在我们的套间里吃过早餐以后，参加了在国务院礼堂举行的祈祷会，然后驱车前往白宫。车子徐徐转入楼前车道时，我看到约翰逊夫妇在北门廊下等着我们。

我们走进去，按照传统在红厅用了咖啡和面包卷。为了使气氛轻松些，我对汉弗莱说：“休伯特，我想今天也许应该由你而不是由我来致词吧。”

“我本来是打算这样做的，迪克。”他微笑着回答。

我从1961年的经历知道，对于一个几乎当选的落选者来说，参加这样的典礼是多么痛苦。因此，当汉弗莱如此通情达理地表现出愉快的心情时，我很受感动。

在驱车前往国会大厦的短短路途上，约翰逊一面对沿途群众招手致意，一面谈笑风生。当天晚上，我口授的一段日记提到了他所说的一些话：

约翰逊在驱车前往国会大厦时情绪激动地谈到了马斯基和阿格纽。

他说，在前一天的晚宴上，有一群人谈论马斯基对这次竞选的贡献多么大。他——约翰逊——却回答说，所有的报纸都吹捧马斯基，可是到了选举的时候，马斯基竟以四票之差丢了缅因州，而阿格纽在争取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田纳西和肯塔基等州方面却立了全功，至少可以说是立了大功。显然，约翰逊喜欢阿格纽，有点讨厌马斯基。

在准备宣誓时，帕特仍然捧着她在1953年和1957年捧过的两本米尔豪斯家传的《圣经》。我让她翻到以赛亚书二章四节：“他们将把剑锻制成犁头，把长矛锻制成镰刀。各族不再向他族举起刀剑，他们都不再学习征战。”

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主持完宣誓仪式以后，我发表了就职演说。

我讲的主题是和平。我说：“历史所能赐予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的称号。这个荣誉目前正在向美国招手……如果我们取得成功，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谈到我们这些现今活着的人时会说，我们掌握了时机，促使世界成为人类得以安居乐业的场所。这一点激励着我们献身于崇高的事业。”

当我们准备开始从国会大厦到白宫的就职游行时，我看到特工人员已经把总统专用的高级轿车的车顶盖上了。特工负责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沿途有好几百名示威者，他们已经同警察和观众发生了一些零星的冲突。

在头几条街区，欢呼的群众是友好的。到了 林登·约翰逊特别喜爱小机件和电子设备。他觉得有必要不断地了解报纸和电视对他的评论。在椭圆形办公室他写字台左边靠墙的地方有一个特制的大柜子，四壁绝缘，上有厚厚的玻璃盖，里面放着两台不断地滴滴答答响着的电传收报机。柜子旁边还有一个又矮又长的柜子，里面并排放着三台大屏幕彩色电视机。通过一种特殊的遥控装置，约翰逊可以同时收看三大电视网，并且可以分别切断或接通各台的音响。椭圆形办公室旁边的小办公室里也有同样三台一套的电视机。在总统卧室里还有一套。我对霍尔德曼说，我只要小办公室里有一台电视机就够了，其他电视机和电传机件统统给我拆掉。

我发现约翰逊的床底下有一大堆电线。他们告诉我，有的是他的电话线，有的是电视机遥控电线，有的是电话录音机的电线。我叫他们把这些全拿走。

约翰逊还有一件特殊装置，那就是官邸里总统私人浴室的淋浴设备。这套设备由六个各式各样的喷射器和喷头组成，由一个复杂的按钮控制板控制。我头几次使用这套设备时，差点让喷头的水把我从淋浴分隔间里冲走，因此我叫人换上一个装在头顶上方的普通淋浴装置。

我在白宫的 在伦敦，我和伊丽莎白女王共进了一次午餐，并且同19位知名的英国公民非正式地交谈了很长时间。我还和威尔逊首相在唐宁街十号一间舒适的房间里进行了单独谈话。温暖的炉火映得满室通红，威尔逊不久就背靠座椅，把两腿搁上桌子。他穿着毡拖鞋。我们从美国在越南的处境谈到英国在欧洲的作用。威尔逊在访问莫斯科时曾会晤过苏联的一些领导人，他谈了对他们不同性格的印象。他说：如果勃列日涅夫生在英国，他很可能最后当上职工大会的总书记；假如柯西金是个英国人，他大概会成为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董事长。

威尔逊在唐宁街十号为我举行了一次小型宴会，席间出现了一种有可能变成尴尬的局面。1962年，一家英国杂志《新政治家》用“政治生活中正派作风的胜利”来形容我被帕特·布朗击败的事情。杂志当时的编辑约翰·弗里曼最近被任命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那天晚上我和他 在座的人用手指敲着桌子喊道：“说的对，说的对!”我坐下时，威尔逊悄悄地把他的菜单塞给我，背面写道：“这是我在1/4世纪政治生活中所看到的最怀有善意和最豁达大度的行为。这件事证实了我的一个观点：人不能保证生下来就是贵族，但有可能生下来就是个谦谦君子——像你所证明的那样。”

我们曾经担心遇到反战示威。这次旅程中发生过几次，但没有一次使伦敦、巴黎、波恩、布鲁塞尔、柏林和罗马等地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十分友好的欢迎有所减色。只要可能，我就临时下车走几步或者深入人群中去同人们握手谈话。

我和戴高乐的一系列会谈，不论从我个人来说或者从实质上来说，都是这次旅行的高潮。当“空军一号”座机在奥利机场向终点滑行时，我看见戴高乐站在舷梯旁，没有穿大衣。有人告诉过我，室外气温刚刚高于零度，但我还是立即脱掉了大衣。握手的时候，戴高乐用英语向我表示欢迎——这在他说来实际上是一种破例的亲切姿态。

当天下午我们在爱丽舍宫单独会谈，讨论的 总统勃然大怒说，他希望自己机构里的每个人都不要再看报上的专栏文章，也不要再向他汇报这类事情。

艾森豪威尔不习惯受人批评，并且觉得很难接受批评。杜鲁门说过：“当然，这个家伙根本不懂政治，就像猪不懂星期日一样。”这句讽刺艾森豪威尔缺乏政治经验的话，在1952年竞选中被人大量地引用，为此，艾森豪威尔一直不能原谅杜鲁门。

在他任职期间，有一次我们准备召开一个两党的群众集会，以支持两党关于安全问题的共同纲领。我建议请当时支持这个纲领的杜鲁门上主席台。艾森豪威尔的脸上顿时显露出一种冷酷无情的神色。他说，不管关系多么重大，他都不愿意和杜鲁门出现在同一个主席台上。

作为一位政治领袖，艾森豪威尔知道他比自己的党有力得多。他认为自己干得好就能把他的党拉扯上来，他不希望自己的党成为他的绊脚石。共和党的力量在他执政期间严重地削弱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撒手不管党务并同党保持一定距离的缘故。可是他比大多数政治活动家更懂得如何推动别人，如何团结全国的力量作为他的后盾，如何激发人们的信心和取得他们的信任——这些都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必要条件。

一般都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个稳重而保守的人。恰恰相反，他其实是欢迎并鼓励别人提出新颖的甚至非正统的意见的。

1954年年初，我有一段日记叙述我和帕森斯的一次谈话。他对艾森豪威尔的作风的描绘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

杰里说，同总统周围的有些人难以相处，是因为他们把总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成圣旨。他又说，以前曾和总统一起工作过的那些人知道不应该这样做，并且知道总统往往是在开始时采取激进的立场，但最后落实时却并不跑得那么远。

“说实在的，”他说，“艾克的确喜欢打高抛球，看看能起到什么作用！”

在许多人看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似乎是一位相当仁慈宽厚的爷爷，可是他对自己和对总统职位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十分主动地把自己看作应该为美国做出正确决断的负责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艾森豪威尔是在他去世前两天。他的医生在总统套间的门外迎接我。“他情况怎么样?”我问道。

“恐怕没有多大希望了，总统先生。”他回答说。

我和艾森豪威尔谈了大约15分钟，医生就进来暗示我该走了。艾森豪威尔显然不愿让我离开。但是我看出他非常疲乏，因此我和他握了握手便迅速走向门口。

突然我想起这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的会面了，不禁心情激荡地转过身去，尽量克制住自己话音里流露的情感，对他说：“将军，我很想让你知道，欧洲所有的自由人民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千百万人民将永远感激你在战争年代和和平时期的领导。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像你这样在把美国和全世界建设得更美好、更安全的事业中做出如此伟大的贡献。这是你可以永远引以自豪的。”

当我说话的时候，他闭着眼睛，但是过不了一会儿，他睁开了眼睛，从枕头上抬起头来，异常严肃地对我说：“总统先生，你刚才的话使我感到非常荣幸。”接着，他把手慢慢地举到前额，行了最后一个军礼。

“早餐行动”

我们不知道一位新总统就任和认真的和平表示是否能在结束越南战争方面造成突破。北越人在2月份对南越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但又很猛烈的进攻，作为对我们的答复。这是一次有意的试探，显然是想一开头就估量一下我和我的政府的力量。

我本能的反应是以牙还牙。基辛格和我一致认为，如果我们在初期就让共产党人随意摆布，我们就可能永远无法以平等地位，更不必说从实力地位和他们谈判了。约翰逊犯过这样的错误，后来始终没有能够恢复主动。

美军在越南的司令官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和美国驻西贡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同意这个观点。当共产党人逐步加强攻势时，艾布拉姆斯和邦克就建议用B-52轰炸他们在柬埔寨庇护所的补给线。

比尔·罗杰斯和梅尔·莱尔德反对这个建议。他们担心我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以后会激起国会和新闻界的愤怒。但是基辛格争辩说：“如果这样做有助于早日结束战争，为什么要在乎《纽约时报》对我们的抨击呢?”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打定主意要等我从欧洲访问回来以后再作最后决定，因为轰炸柬埔寨的计划一旦走漏风声，就可能在国外引起严重的反战示威。我指示通过正常渠道给邦克发去电报，命令他们暂时停止有关轰炸的一切讨论。与此同时，我又避开官方路线，给艾布拉姆斯将军发了一份通过“秘密渠道”的绝密电报，叮嘱他不必理睬我给邦克的电报，还应该继续准备在必要时出动B-52实行轰炸，虽然我在访欧归来之前大概不会批准这项计划。在我访问欧洲期间，共产党人加强了攻势。在我回国两天以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我对此将作何反应。我说：“我们并没有鲁莽地向前推进，但是不能把我们采取的忍耐和克制的态度理解为软弱的表现……如果他们继续进攻，我们将做出适当的反应。”

十天以后，在我举行下一次记者招待会的那个上午，北越人越过非军事区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有人问我，这种挑衅是否会使我不再能够忍耐。我说：“你们大概记得，3月4日那天，即在一个早期进攻的阶段，有人向我提过同样的问题。我发表了一次被广泛地解释为警告的讲话。作为总统，我的方针是警告只能发出一次，现在我不打算再提出警告了。任何在将来需要做的事情都是会做到的。”

3月16日星期天，我和罗杰斯、莱尔德、基辛格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一起开了两个小时的会，研究我们在越南的军事和外交形势。

我询问了最近的伤亡数字。由于共产党人发动攻势，伤亡数字比以前增高了：上周有351名美国人阵亡，前一周是453人，再前一周是336人。

我们的情报指出，有超过4万人的共产党部队秘密结集在柬埔寨边境内一个10至15英里宽的地带。柬埔寨是个中立国家。我们尊重那种中立的地位，但是共产党人却公然越过柬埔寨边境窜入南越进行袭击，然后又退到那里的丛林庇护所以求得安全。

“诸位先生，”我说，“我们已经到了需要决定是否轰炸的时候了。”

我使在座所有的人相信，我了解问题的性质，也认识到轰炸庇护所包含着什么样的风险，尽管采取这样的行动有多么充分的理由。

“但是，我们必须看清我们当前的处境。”我接着说，“在巴黎进行的那种勾心斗角的谈判毫无结果。我相信，使谈判摆脱僵局的唯一办法是在军事上采取行动。只有这样，他们才懂得利害。”

我说，除了恢复轰炸北越之外，这是我们为了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并促进和谈而可以采取的唯一军事行动。

我的结论是：“我已决定下令尽快开始轰炸，如果天气适宜，明天就开始。”

3月17日，天气晴朗，B-52轰炸了柬埔寨境内的共产党庇护所。五角大楼把这次秘密轰炸的代号定为“菜单”，各目标区分别以不同餐次标明。例如，对 2月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 我同埃德加·胡佛和约翰·米切尔谈论了这个问题。胡佛建议对泄密嫌疑人采取三项措施：调查他们的背景、进行跟踪，以及窃听他们的电话。他说，窃听是发现泄密人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他告诉我，从富兰克林·D.罗斯福开始，历届总统一向都是批准窃听的。

我们决定，每逢发生泄密事件，基辛格即向胡佛提供那些接触过该项机密材料的人以及他有理由认为可疑的人的名单。我授权胡佛采取包括窃听在内的必要措施，以调查案情和查明泄密者。

5月1日，《纽约时报》泄露了政府关于美国战略力量态势的研究材料，其中包括从反弹道导弹到进攻系统的各种改进方案，以及各种方案的费用估算数字。5月6日，同一记者又报道了我们在EC-121飞机危机期间讨论的内情。

5月9日，我正在比斯坎岛，《纽约时报》晨刊以头版报道了我们几个月来一直害怕泄露出去的事情。秘密轰炸不再是秘密了。标题是：“美国对柬埔寨的袭击未遭抗议。”报道发自华盛顿，并且据记者说，他的消息来自尼克松政府。

轰炸柬埔寨的政策很有成效。它挽救了美国人的生命，使敌人遭受了损失，增加了进行谈判的砝码。《纽约时报》的泄密有使我们前功尽弃的危险。

基辛格非常恼怒，我也是如此。他立即推测机密消息多半是从国务院或国防部泄漏出去的。我们知道国务院的官僚经常泄密。可是，就这件事来说，国务院里只有罗杰斯一人知道，而我可以肯定他是绝不会泄露秘密情报的。

我们也很清楚，五角大楼喜欢透露风声，只要这样做才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声誉和地位。可是，这次泄密会给莱尔德造成麻烦，并且很可能使他在即将来临的国会山听证会上不那么好过。

和前几次泄密事件发生后的情况一样，我建议基辛格严密地、客观地观察一下他自己的工作人员：假如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有人泄密，最好现在就把他清查出来。基辛格同意了，并且当天就和胡佛通了电话。

根据胡佛就那天谈话所写的备忘录，基辛格表示了我们共同的看法，认为泄密不仅造成损害，而且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基辛格给了胡佛接触过这项机密材料的四个人的名字。联邦调查局立即安装了四架窃听器。

关于这次窃听计划，我要求绝对保密，同时还指示要尽早撤除。我知道，安装窃听器一事一旦泄露出去，对白宫工作人员的士气将是一个打击，同时会给国内反战团体提供有力的把柄，并给北越人提供宣传武器。事实上，在我任职期间，每年擅自进行窃听的平均次数比富兰克林·D.罗斯福以来的历届政府要少。可是我觉得，只要新闻界和反战积极分子发现尼克松正在搞窃听，前几届总统是否也有同样事情就无关紧要了。

与此同时，泄密事件继续发生。5月20日，《华盛顿邮报》泄露了我将和阮文绍总统会面的计划。5月22日，《纽约时报》报道了政府关于是否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开始前试验一种新型导弹弹头的问题进行讨论时提到的一些高度机密的细节。6月3日，《纽约时报》又刊载了一篇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写成的文章。那份备忘录在一周前才发出，其中概述了我们和日本谈判冲绳问题时准备采取的最后立场。备忘录的过早暴露严重地损害了我们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样一来，日本方面在谈判开始之前就已经知道我们愿意妥协到什么程度了。

同一天，《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政府决定开始从越南撤军的报道。这次泄密对阮文绍是背后一刀，因为我们曾经向他保证，这事将由双方联合发表声明，以免共产党人把它解释为我们开始抛弃南越的一个迹象。

从1969年到1971年年初，联邦调查局为了破获泄露国家安全机密案，一共对17个人进行了窃听，其中包括4名新闻记者以及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的13名助手。我只是批准了整个计划，没有审批对各个人的窃听。九年后的今天，我已无法逐个重述导致对他们进行窃听的具体细节了。

为了国家安全，还对 反对越南战争大示威

大学、国会和新闻界的反战力量已经围绕着将于10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反对越南战争大示威”而联合起来。他们还策划在每月15日在各城市举行类似的示威游行，直到战争结束。

到10月的 反对反弹道导弹的一个比较正确的论点是，很多人——艾森豪威尔恰巧也是其中之一——怀疑防御武器系统的功效，主张把经费花在增强我们的进攻能力上。还有一些技术性的反对意见，涉及这种系统的费用和它实际提高防御水平的程度是否相称的问题。这些论点使我在一些负责的保守派和稳健派中间失去了也许本来可以得到的支持票，从而使接近最后表决时气氛更为紧张。

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表决事实上牵涉到要求增加拨款以继续执行约翰逊总统时期已经开始的建造计划的问题。他在1967年提议设立的范围广泛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称为“哨兵系统”。1969年我决定提出的业已压缩的系统叫作“保卫系统”。

既然我已经作出决定，我们就面临着我 福利问题的背后还翻腾着恼人的种族摩擦的潜流。莫伊尼汉在1969年5月17日给我的一份备忘录中概述了这种情况：“目前，社会上从事福利事业的人——教师、福利工作者、城市计划工作者、营养专家等——都全神贯注于黑人问题，有时几乎好像不愿听说白人也有困难或者接近困难。”莫伊尼汉还指出，目前的福利服务方针往往不仅把工人阶级中的白人排除在外——60%低工资的工人是白人——而且还造成一批从事他所说的“不满行业”的中产阶级白人和黑人：

他们过着优裕的生活，使贫穷的黑人感到自己成了牺牲品。当黑人往往是牺牲品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在他们不是牺牲品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

举个例子来说，我估计从事启蒙儿童教育的白人妇女每小时挣的钱平均约比这类儿童的黑人父亲高两倍。尽管如此，对那些儿童来说，大人挣多挣少的区别实在是有限的。同时，穷苦的黑人似乎比接近穷苦的白人受优待，所以不满的叫喊声就越来越大，温度也就上升了。

就像一家杂志的作者所描写的那样，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我们处于“白人中下层阶级反叛”的边缘。

经过对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几个月的研究和讨论之后，我们拟订了一个“家庭补助计划”，我在1969年8月8日关于国内立法问题的一次电视演说中加以宣布。

“伟大社会”计划曾经花费几十亿美元，为穷人提供了范围十分广泛的社会福利。只要你能证明自己的收入在一定水准以下，你就有资格获得许多免费或减价的物品和劳务。我认为这种做法鼓励了依赖思想，挫伤了那种激励人们经济上自立的自力更生精神。我认为，人们应当有节约开支和自己照顾自己的责任。我厌恶社会福利工作者对享受福利的成人和儿童实行的那种爱管闲事和以恩人自居的监督，从而使他们感到屈辱和孤独的情况。“家庭补助计划”的基本前提很简单：穷人需要金钱方面的帮助来摆脱贫困。

我们提出的答案也很简单，不过它是革命的：我们决定用联邦的经费不仅补助失业的穷人，而且补助有工作的穷人。款项不仅发给无父亲的家庭，也发给有父亲的家庭。我们将规定联邦收入最低额，以减轻各州的财政负担；我们将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和自动化付款办法，借以减少烦琐的手续，并在不久的将来取消社会福利机构和社会福利工作者，消除福利工作所造成的不好的名声。

但是，“家庭补助计划”的革命性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有保证的收入。计划规定每个受益人只要在合理的距离内有合适的工作，就必须接受这项工作或参加为适应这项工作而举办的培训班。基本的方针是：不工作就不能享受福利。唯一的例外是年老体弱者以及学龄前儿童的母亲。

实行“家庭补助计划”要承担风险。这一点我知道。我们要使有资格领取联邦补助的人数比目前增加1300万人，以便奖励工作而不是惩罚那些有职业的穷人。我们 他以亲切的口吻谈到阿格纽，说他对阿格纽当马里兰州州长时的政绩有很高的评价。显然，阿格纽曾大力支持过约翰逊的外交政策。

他觉得，新闻记者天生是坏心眼儿的，他们非得对什么人进行攻击不可，否则就不舒服。他认为，在他就任总统的 好的职业同好的教育一样是一项根本的、重要的民权。许多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不能获得好职业，是由于主要的工会实行不让他们加入工会或者在雇用和提升方面歧视他们的政策。因此，我们提出来的 让少数民族经营工商业是我们能够取得显著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968年竞选运动期间，我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说，题目是“通向人类尊严的桥梁”。在这篇演说里，我竭力主张作出新的努力，把各少数民族集团的成员纳入经济主流。除非打算让他们不同于其他美国人而永远成为经济上次等的阶层，否则我们就必须设法使合格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美国私人企业的体系中占有一席地位。在过渡期间，我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商业部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并且告诉他，我认为应当给予这件事以最优先的考虑。统计数字表明，虽然我们没有达到为自己规定的全部目标，但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可观的进展。

在我1969年任职时，少数民族经营的企业通过同政府签订的合同只获得了价值800万美元的生意。到1972年，他们的生意已经达到价值2.42亿美元了。在同一时期，资助少数民族企业的政府拨款、贷款和保证金总额从2亿美元猛增到4.72亿美元。在1975年，黑人拥有的一百家最大企业中有2/3以上是1968年以来成立的。最重要的是，所有这类活动都在现金出纳机上反映了出来，黑人企业的收入从1968年的45亿美元激增至1972年的72亿美元。

在我任总统期间，最有爆炸性的民权问题是在学校里取消种族隔离和用校车接送学童的问题。15年前，在“布朗诉教育局案”里，最高法院就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判决：规定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从此都是非法的和错误的。只要事实证明哪里还有种族隔离，就可以援用法律加以制止。比较难于处理的是白人和黑人学生之间存在着教育不平等现象，这是并非由于有意识的法律歧视，而是作为个别居民区和居民点内部经济和社会生活类型自然产生的结果而存在的种族隔离，即事实上的种族隔离。

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时期，尽管讲过许多动听的话，并且也进行过几次大事渲染的象征性的对抗，但在结束南部学校双重制方面的工作都收效甚微。当我于1969年1月就职时，南部的黑人儿童有68%仍然要到完全容纳黑人学生的学校就读，78.8%的黑人儿童要到黑人学生占80%或更多一点的学校就读。

1969年的问题是，各级法院是否应当通过强迫实行种族合校的办法去纠正主要存在于南部的有法可据的种族隔离的残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手段是用校车接送学童，这样就可以把学童用校车送到本地区内的各个学校，直到每个学校的学生种族比例反映出本地区的居民总数的种族比例时为止。除了用校车接送学童以外，另一个可行的办法是由国会拨款以提高任何水平较低地方的教育，从而在不打乱居民点学校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我要消除有法可据的种族隔离的最后痕迹，并且要采取对全国各地一视同仁的方法来加以解决。我决心使南部不再成为北部自由主义者的替罪羊。然而，我不愿强制实行全面用校车接送学童的办法，因为我对居民点学校还是很信任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学童不应当单纯由于种族不同而被迫离开他们原来的生活环境到遥远的学校去就学，在那里他们不一定受到欢迎，甚至还不一定安全。强迫性的种族隔离是错误的，但是，强求平衡种族比例也是错误的。

我相信，采取了正确的办法，我们就可以说服南部和其他地方的人不但因为那是法律而予以遵守，而且要逐渐使他们理解和承认法律背后的智慧和博爱。同时，我觉得只要不是有意违法，联邦政府就应当是一种说服的手段，而不应当是压制的工具；总统应当是调停者而不应当是分裂者。

我认为，应当尽可能在最大限度内让各校董事会、当地居民区和各地区的法院来制订取消种族隔离的计划，而不应该由华盛顿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官僚们来制订。

许多学校区决定不去阻碍势在必行的事，完全遵守了1968年最高法院规定的取消种族隔离的最后限期。有些学校区却决定对抗任何变化，提出了显然是有意阻挠法令执行的要求延期的申请。我们拒绝这一类的许多申请，并且不再拨付联邦政府的资金。然而也有一些学校区用负责和合作的态度努力寻求解决的办法。对此，我们打算准许这些学校区实行有限的和接受监督的延期。

但是，1969年10月29日新学年伊始，最高法院作出了一项一致通过的决定，要求所有学校区立即结束种族隔离的学校制度。我当时认为最高法院所规定的最后限期是不现实的，因而不可能实现，但是我除了执行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在紧接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被问及关于我在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的政策时，我回答说，我的政策是“执行最高法院的决定。我认为应当执行法律，即使我对这一具体的法令也许并不完全同意”。

我觉得我有维护法律的责任，但我认为我不应该在行动上超出法律要求的最低限度的范围，同时我希望最高法院最终会认识到它的善意的裁决在法律上和社会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有一件我决心要做到的事是，不允许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以及司法部民权司的许多自由主义的年轻法学家把这项决定当作一张可以借此在南部肆意妄为的全权证书，强迫人们遵守他们在华盛顿制定的极端的或惩罚性的规定。

最高法院要求立即取消种族隔离的2月最后限期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事端。依旧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有的遵照法令；有的自行关闭了；有的则置之不理，观察事态的发展。甚至在此之前，乔治·华莱士就已经挑动南部公然反抗联邦政府，并且谈论要在1972年竞选总统。全国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那些同政府合作的学校有半数以上认为取消种族隔离的步伐迈得太快了。

我任命了一个内阁教育委员会在最高一级来考虑这个问题。我对委员会的成员们说：“首先，我希望所有的人特别是黑人领袖知道，我们这里有一句名言：‘我关心。’总统关心这一局势，打算想办法求得解决。但重要的问题是要正确观察事物的相互关系。一旦我们已向大家说明，法律正被维护，全国各地的任何种族隔离都是不合法的，我认为我们就应当考虑到黑人和白人的地方居民区是否有可能希望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所以我要用联邦资金尽量办好每个学校的教育。我们必须制止把课堂和孩子们当作解决其他必须解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利器。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办教育，不是打官司。”

一个星期以后，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到白宫来，转达四位南部州长所见到的情况，即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官僚们正在南部东奔西跑，挑拨是非，鼓动起诉。“总统先生，我要是处于你的立场，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那有病的朋友说，“我只知道你已经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会自行消失，并且如果你不采取措施，还会变得更加严重。佐治亚州的人民对这个问题愤慨的程度，是我在多年的政治生活中所没有见过的。”

我断定白宫发表一项重要政策声明的时候已经来到了。3月24日，我发表了一篇8000字的声明，涉及民权问题的各个方面。我重申我支持取消种族隔离和反对用校车接送学童的主张，我还指出，主要应当依靠同地方当局合作和自动遵守法律，而不是依靠联邦政府的卷入和强制。我说，我要优先处理的事情是保持和提高公立中小学</a>教育的质量。此外我宣布，我将要求在两年内拨款15亿美元来协助各学校区取消种族隔离。那些想要迫使南部遵守最高法院裁决的人和那些愿意不管好歹进行说明工作的人对这篇声明的反应各不相同。

我相信，地方公众领袖和官员的参加是顺利地推行说服政策的先决条件。根据我的内阁委员会的建议，南部七个州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仍然不遵守最高法院的裁决，却成立了关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州咨询委员会。6月24日，我在白宫会见了密西西比州咨询委员会，共15个成员，其中有9个白人，6个黑人。一个黑人委员对我说：“前天我因为走错了一处供日光浴用的海滩，蹲了班房。总统先生，我今天来见你，如果可以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内，我会见了其他几个州的咨询委员会，并且分别对这些委员会重申了同样的论点。首先，我谴责了北部不少地方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所发现的伪善态度。我强调我的主张，认为应当以谅解的态度耐心地对待南部，但我也着重指出有必要通过和平地遵从法律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其次，我强调说明了我赞成由当地领导解决当地问题的原则。我巧妙而又毫不含糊地向他们表明我的观点：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去解决问题，我将被迫行使我的职责来执行国家的法律。

参加这些会见的大部分白人认为，最高法院的决定是错误的；有些黑人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参加会见的，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联邦政府进行强硬的干预，才能使人们遵守法律。那几次会见表明，双方坐到一起来讨论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可能的。

我知道，我正在那些主张立即取消种族隔离的人和那些主张永远保持种族隔离的极端分子之间走着一条细钢丝，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联邦政府不卷入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7月底，我在南部的政治联络员哈里·登特交给我一份长篇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写道：“南部保守的政治团体中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日益增长的忧虑——对政府在努力抚慰那些反对政府的人的过程中正在‘左’倾的忧虑。”他说，人们有一种认为“吱吱作响的轮子才得加油”的感觉。他还说，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南部各地区共和党主席多数流露了这样的心情：“我们当老实人当得太久了，所得到的无非是一些花言巧语，而街上的坏家伙却一直得到充分的关怀和帮助。”

8月6日，即佐治亚州咨询委员会到白宫来的那一天，我会见了主要的保守派参议员和南部共和党人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佛罗里达州的埃德·格尼，以及巴里·戈德华特、斯特罗姆·瑟蒙德和约翰·托尔。他们强烈抱怨政府在民权问题上急剧地向左转。他们要求我解除主管民权司的助理司法部长杰里斯·伦纳德和其他执行我的政策的官员的职务。我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并且告诉他们，我实际上正在约束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以及司法部的官僚们，因为他们想要对南部采取更加放肆的行动，而据我看来这是不负责任的。与此同时，我强调指出，我负有实施国家法律的责任，并且我决心要尽到我的责任。

8月14日，我飞往新奥尔良，同正在举行 1970年发生的多起大学骚乱同以往发生的骚乱不同之处在于爆炸事件和暴力行动有所增加。激进团体公开煽动向它们所不满的学校扔炸弹。

在1969—1970年这一学年，发生了1800次示威、7500次逮捕、462人受伤（其2/3是警察）、247起纵火案、8人死亡的事件。

1970年4月是暴力行为闹得特别凶的一个月。邻近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一家银行，再次被纵火焚烧。在堪萨斯大学发生了一起纵火案，烧毁了价值200万美元的楼房。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要求接纳更多黑人学生和取消校内后备军官训练队的示威人群同警察激战达六小时，有600人被逮捕，20人受伤。州长詹姆斯·罗兹最后不得不召来1200名国民警卫队员，实行宵禁以平息大学校园里的骚乱。

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抗议而焚烧银行以及作为对军国主义的抗议而焚烧后备军官训练队大楼，都是犯罪的和野蛮的行为。然而我觉得，最骇人听闻的是我认为对大学全体师生所应有的学术生活本身进行破坏的那些事件。3月间，一个纵火犯给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造成了32万美元的损失。4月底，作为支持在纽黑文被控犯有杀人罪的黑豹党人的示威行动的一部分，有人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地下室放火焚烧了价值2500美元的图书。

一桩最可耻的事件发生在斯坦福大学。4月24日，一个反对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团体放火焚烧了该大学的行为科学研究中心。前来美国讲学的印度人类学家M.N.斯里尼凡斯教授的办公室也被完全烧毁，他个人的笔记、文件以及手稿均被付诸一炬。

当帕特·莫伊尼汉向我报告这个悲剧以后，我给斯里尼凡斯教授写了如下的信件：

如同其他无数的美国人一样，我听到消息以后简直难以相信，你在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的书房被扔进了燃烧弹，你毕生的工作成果大部分化为灰烬。

纵然你获悉绝大多数美国人民和美国学术界坚决反对干这种勾当的个人或若干人所采取的手段，你也不会感到多大的安慰。说他们是疯子，这还不能原谅他们。说他们简直十恶不赦（更有可能就是如此），也不能把他们轻易放过。

我希望你在研究工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关于社会人类学的伟大洞察力，也许会在此时此刻帮助你理解这一悲剧。无论如何，请相信，你是一位受尊敬和受欢迎的客人。这个国家如同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赞赏和珍视你的工作。

我相信，凡是在五角大楼听过我的谈话或听过谈话录音的人无疑都知道，我提到那些焚书</a>和炸毁学校的“不务正业的浪荡子”时，分明指的是在伯克利和耶鲁的纵火犯、在斯坦福扔燃烧弹和干其他类似勾当的家伙。 肯特州立大学事件引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学生抗议浪潮。每天的新闻报道使人感到那种骚乱仿佛有点像造反。数以百计的大学校园经历了一阵突然爆发的狂暴、动乱和纵火。在肯特州立大学伤亡事件发生后的 他们都笑了，并且说，他们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

“不，”我继续说，“你们所做的工作超过了自己的职责，因此我设计了一种新的奖赏——蓝心勋章——授予坚定不移的人。”

我赠送他们每人一颗用蓝布做成的小小的心。“这将是我们的秘密，”我说，“但我想要你们知道我是多么感激你们所做的工作。”

当柬埔寨军事作战成绩越来越显著的时候，舆论在肯特州立大学事件后的几个星期内似乎有了好转。

5月20日，纽约房屋修建工会理事会发起了一次支持总统的向市政厅进军的游行。建筑工人同各种反战示威群众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市长约翰·林赛下令市政厅下半旗作为关于肯特州立大学悲惨事件“反省日”的一部分之后，已经在几处地方发生了。建筑工人决定支持我们的战争目的，参加他们这次游行的有10万多人。

我邀请建筑工人工会的领导人到白宫来。在拍摄了一张他们摆在内阁议事桌上的防护帽的照片以后，我向他们扼要地介绍了柬埔寨作战行动的背景。当我同他们握手时，一位工会领导人说：“总统先生，如果当初有人有胆量早点攻进柬埔寨，他们也许已经把那颗杀死我儿子的子弹缴获过来了。”

5月中旬，《新闻周刊》发表了盖洛普民意测验的一项引人注目的结果。它表明65%赞成我执行总统职权的办法，其中30%自称“十分满意”。50%同意我派兵进入柬埔寨的决定，39%不同意，11%没有表态。对于“你认为肯特州立大学四名学生的死亡应该由谁负主要责任”这一问题的回答，58%认为“示威的学生”咎由自取，只有11%责备国民警卫队。

5月30日，即柬埔寨作战行动开始后一个月，我就一个月来的进展情况向全国作了电视报告。我同艾布拉姆斯将军交换意见后，能够向全国宣布这是越南战争中最成功的一次作战行动。在过去一个月里，仅在柬埔寨缴获的敌方武器、装备、军火和粮食几乎就同我们1969年在整个越南战场上所缴获的相当。

6月30日，我们准确无误地按照原订计划并且一字不差地按照我的诺言，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出柬埔寨。这次作战行动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我们所缴获的武器件数足够装备74个足额的北越步兵营；缴获的大米足够供应估计共产党人在南越的全部步兵营食用四个月；缴获的14.3万发火箭、迫击炮和无后坐力步枪弹药，相当于14个月作战的消耗量；缴获了199552发高射炮弹、5482颗地雷、62022颗手榴弹和8.3万磅炸药；此外，还缴获了435辆各种车辆，摧毁了11688座地堡和其他军事建筑。

最为重要的是，柬埔寨作战行动摧毁了共产党人在南越对我们军队发动春季攻势的能力。我们的伤亡从战斗前六个月内每星期93人下降到战斗后六个月内每星期51人；南越军的战绩表明越南化计划正在发生作用。我在4月20日宣布的撤军15万名的计划可以按时间表进行。最后，对朗诺的压力减少了，他现在大概能够生存下去了。这将意味着苏联和中国的重武器运往柬埔寨的主要进口口岸即西哈努克港将继续关闭。

在事先宣布的从柬埔寨撤军的那一天，参议院通过了库珀-丘奇修正案，这是战时针对一位总统实行的 但是，在河对岸五角大楼举行的一次向记者介绍情况的会议上，一位副助理秘书无意中透露说，有证据表明在古巴可能正在修建一个苏联潜艇设施。面临这种消息的泄漏，基辛格不得不会见记者。他力图尽可能巧妙地回避这个问题来说明当时的局势，但这个消息仍然成了当天晚上的新闻。

基辛格告诉我，当天下午5点半多勃雷宁再来白宫时，他的脸色苍白。使多勃雷宁感到惊讶又不自在的是，基辛格故意不谈当天下午发生的事，一开始就平静地表示，他已经得到我关于拟议中的最高级会议的答复。他说，在原则上，我会同意1971年6月或9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最后他说，他想谈谈从五角大楼传出的报道以及他本人在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曾向记者暗示，我们还不知道在古巴是否确实有一个潜艇基地。他告诉多勃雷宁，他故意这样做，是为了使苏联人在不发生公开对抗的情况下有机会撤走。

“然而，我要你知道，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抱有幻想。”基辛格补充说，“我们知道在古巴有个基地，如果建筑工程继续进行，基地继续存在，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看成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多勃雷宁企图缩小问题的性质，但是基辛格坚决不让步。我们正在给苏联人撤走的机会，因为我们不希望发生公开的对抗，可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决不缩手缩脚，不去采取其他措施，包括公开措施在内。

多勃雷宁问道，我们是否认为这件事已经违反了1962年关于古巴问题的谅解。基辛格回答说，我们认为是这样。对我们来说，古巴是个十分敏感的地方，我们认为潜艇基地设施是在极端诡秘的情况下进行建设的。多勃雷宁说，他将立即向克里姆林宫汇报基辛格所说的一切。

我发出指示，在我们得到苏联答复之前，绝对不准再泄露任何关于潜艇基地的消息。我们使危机保持低调的策略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我们对事件的严格保密。1962年的经验告诉我，一旦西恩富戈斯的真相变成头条新闻，一场严重的战争恐慌将席卷全国。

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此后几天内，几位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和记者把西恩富戈斯说成是捏造的危机而不加考虑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参议员指责政府“蒙骗美国人民”，而且说，其之所以产生古巴有核潜艇基地的说法，是要使国会同意多拨一些款项给五角大楼。我没有采取行动去劝阻人们发表这样一些错误的意见；事实上，我尽量照常处理工作。最近的几次U-2飞机侦察表明，西恩富戈斯的活动放慢了速度，于是我在9月27日启程前往欧洲作为期一星期的旅行。

10月6日，即我们回到华盛顿后的 虽然我们最初企图利用社会问题去争取一批选民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我仍然认为基本的策略是正确的。

在口授给霍尔德曼的一份事后的长篇分析中，我把视线转向1972年。我说，从现在起我们就应当着手淘汰那些竞选众议员、参议员和各州州长的平庸无奇的共和党候选人，协助他们另行找到职业，代之以能够赢得选举的候选人。

在1970年，至少有两个主要的候选人由于卷入了政治丑闻而被击败，我敦促采取措施防范这类危险。我们的候选人在个人道德和行为方面必须是无可怀疑和无可指责的。我写道：“我们经受不起1972年的候选人名单中有人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把这类问题提请候选人注意，要求他们把存在的问题清理一下。如果有的候选人存在这类问题而又无法清理，那就把他从候选人名单中除去。”

我说，我认为我们绝对有必要使白宫摆脱党派政治的影响，其办法可以是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增添精明强干的竞选运动管理人员或是成立一个总统竞选连任特别委员会。我写道：“我要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我能够问心无愧地站起来说，白宫没有参与玩弄新的一届国会开会后即将出现的政治权术。”

我说，阿格纽的“措辞应该降级，但他要表达的意思却不应当降级”。他应当让人看到他是在为某种目标而奋斗，不是仅仅多方挑剔，把什么都说得一无是处。

我写道，我希望我们能够设法使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振作起来，我敦促人们“在执行任务时保持振奋的情绪，仿佛其中颇有乐趣似的”。这同样适用于我的日常活动，在这方面我要更自发些，少搞一点逢场作戏的小动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使人理解白宫的一切活动的意义——社交晚会、礼拜仪式和特别招待会。我补充说：“顺便提一下，必须做到这一点，但同时既不能使总统变成一个专门寻欢作乐的家伙，又不应当让玛莎·米切尔显得好像只有她才喜欢待在华盛顿似的!”

最后我写道，我准备听从我周围几乎所有人的忠告，坚决不插手我的竞选连任运动，直至1972年非参加不可时为止。

事实上，我要使白宫摆脱党派政治的决心只是昙花一现。我本来就应当知道这种企图将是徒劳的。随着选举日期的逐渐逼近以及双方竞争的加剧，需要采取行动和获得情报的迫切感变得无法遏制了。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历届民主党总统都擅长——并且乐于——运用那种只有执政党才具有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政治力量。我自己也打算加以运用。所以我终于对周围的人施加压力，要他们组织起来，表现得坚强一些，并且要他们搞到对方行动的情报。我有时下令对一个遥遥领先的民主党人盯梢，有时敦促工作人员查阅各部、局的档案，搜寻民主党头面人物参与可疑活动或非法活动的任何线索。我告诉我的工作人员，我们应当迎头赶上，采用我们民主党对手在以往选举运动中得心应手地用来对付我们和其他人的那种别出心裁的卑劣诡计。

约翰·米切尔将主管我的竞选活动，他将全力组织并掌握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我越来越仰仗查克·科尔森来充当我的政治尖兵。科尔森于1969年年底参加政府工作，担任白宫同一些有特殊影响的集团之间的联络人，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他全力以赴、忠于职守。他花过不少时间同工人团体、退伍军人组织、少数民族组织和宗教团体进行接触。他自信心强，有说服力，又很机敏，并且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党派观念十足的人。他那善于洞察政治动向的本能和完成任务的本领，使我在看到大多数共和党人不敢对民主党人和新闻界人士进行反击时产生的懊丧情绪一扫而空。每当我对科尔森诉苦时，我相信他定然会想出办法，而事实上他也很少使我失望。

我相信我能在1972年关于许多问题的争辩中赢得重新当选。这就格外使我下定决心，不让对方在政治上比我们更为坚强。

1971年

1971年的头几个月是我当 可是，五角大楼文件的发表肯定会损害我们在越南的整个努力。批评战争的人会利用这些文件来攻击我的目标和我的政策。

但在我看来，采取行动以防止继续发表材料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理由。此事牵涉到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一份绝密文件会产生什么影响，应该由政府而不是由《纽约时报》去作出判断。梅尔·莱尔德认为材料的95%以上已经可以撤销保密，但我们大家仍在为不能撤销保密的那一部分担忧，即使那只占1%。如果我们不对《纽约时报》采取行动，那无异于告诉政府中每一个心怀不满的官员，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泄露任何机密，而政府不会过问。

《纽约时报》决定发表这些文件，显然是它奉行反战政策而不是坚持原则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初，国务院的一个职员奥托·奥蒂普卡曾把有关国务院保密制度松弛情况的机密文件拿给调查这个问题的几位参议员看。奥蒂普卡认为他的行动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纠正他所认为的一种危险的局面。《纽约时报》不赞成奥蒂普卡的行动，曾发表社论表示愤慨：

遵守制度的工作程序是必要的，否则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之间的重要分工就会遭到破坏。利用“地下”手段从低级官员那里取得机密文件，是违反这种工作程序的危险做法。

《华盛顿邮报》也曾为此义愤填膺：

如果国务院的任何一个小职员可以自行决定泄露机密电报，如果联邦调查局的任何一个特工人员可以随意泄露秘密档案的内容，政府的行政部门就无安全可言了。

有人告诉《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瑟·苏兹贝格，政府担心五角大楼文件的发表会削弱外国政府对我们保密能力的信任，据说他答道：“嗨，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确实是鬼话。”

6月15日星期二，司法部劝告《纽约时报》，在政府审查那些文件，断定它们不致引起国家安全问题以前，不要继续发表。但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和《圣路易邮报》却搞到副本而径自开始发表了。

在法院里，《纽约时报》的辩护律师有一次辩称，即使五角大楼文件的发表会推迟我们被俘人员的返回，为了保护宪法 有些人认为自由市场只是同工商业者有关的事。但当我就职时，对自由市场最严格、最不公平的限制之一是征兵制，它强迫每个人服役而不是出于自愿地服役。因此，在1973年1月取消了征兵制而代之以义务兵役制，这也是保障有意义的经济自由的重大措施。

保守派在谈论经济问题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相信，为了挽救病人不致病死，必须让病人今天受点痛苦，这种想法通常被自由派政治家们和评论家们说成是“残忍”或者“对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不幸的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经济问题已经变得比从经济角度考虑经济问题起更大的作用。当深谋远虑同政治现实发生冲突时，后者有时会毫不奇怪地占据上风。这种过分简单化的论断像所有类似的论断一样，听起来似乎太带有讽刺意味了；但是我个人能够证明，甚至抱有强烈经济观念的人也会被那些要求采取不同政策的人的尖锐批评和叫嚷所动摇。

政府办企业是效率最低而费用最高的创造就业机会的办法。尽管私人企业制度有许多缺点，美国在开国以来的两百年间却靠着它在人类文明史</a>上最成功地向贫困开战。私人企业便于变革和鼓励进步，国营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地阻碍变革和进步。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主要的共产党竞争者苏联已经发现，为了增加生产，有必要仿效我们的做法。正当共产党人不得不对效率较高的生产者提供越来越多的刺激时，美国看来却在缓慢然而肯定地仿效他们的做法，阻拦物质刺激。

就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说，美国今天正处在十字路口。联邦、州和地方税占国民生产净值的40%。如果这个比例继续增长，我们不久就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人们将越来越多地为了政府而不是为了自己从事工作。如果这一天来到，我们将不再拥有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自由、最繁荣国家的私人企业制度了。我们只能希望两党的政治家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危险性，不让它发生。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突破和柏林问题的解决

有人耸人听闻地预言说，我在1971年7月15日所作关于即将访华的宣告，将严重损害美苏关系。事实与此相反。10月12日，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发表了联合公告，证实我将在从中国回来后三个月去访问苏联。

美苏最高级会议之所以最后成为可能，是由于两方面的成就：在发表对中国接近的消息以前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取得了进展；在发表该消息以后在解决柏林问题方面也获得了进展。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于1969年年底开始，很快就陷入僵局，因为双方在协议范围问题上意见分歧。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苏联方面要缔结一项只涉及限制防御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而我们方面则想缔结一项综合协议，不仅涉及反弹道导弹这种防御系统，也包括进攻武器，如洲际弹道导弹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1971年1月9日，我给勃列日涅夫发去一封私人函件，强调如要达成协议，必须把进攻武器和防御武器联系起来。

两周以后，基辛格会见了到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进行长时间磋商后刚回来的多勃雷宁。会见时多勃雷宁建议在夏末举行首脑会议，并表示有可能按我们提出的折中办法商订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仅限制反弹道导弹的规定，加上在进一步谈判期间冻结进攻性武器的规定。

然而在3月12日，多勃雷宁交来一封对我们所建议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复信，似乎又回到了早先坚持协议只涉及反弹道导弹的强硬立场。在两国关系似乎取得相当进展之后，看来我们又要进入一个经受苏联人考验的时期了。

这种突然变卦也许是苏方认为不得不进行的最后一次试探，或者只是勃列日涅夫在党代表大会前夕应付内部矛盾的措施。不论原因何在，3月26日多勃雷宁从莫斯科收到了一套新的指示，其中包括我们一直等待着的突破：苏方同意继续谈判，并在就反弹道导弹达成协议之后冻结进攻性武器。

在我方首席谈判代表杰拉德·史密斯主持下的维也纳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以及通过基辛格和多勃雷宁交换的秘密信件，立刻变得更加认真和紧张了。我看出主要的问题将是美方的谈判立场。国会里的鸽派议员正把苏方提出的只涉及反弹道导弹的建议看作在这个问题上使政府取得一次业已拖延了的胜利的机会，敦促我立即加以接受。

我觉得，如果持这样的立场去参加最后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定会坏事。我认为，实现限制核武器的唯一有效方法是使苏联面对一项不可接受的方案，这就是美国将增加军备并决心使用这些军备。

4月20日，我在内阁会议室里同一批共和党参议员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晤谈。我说：“如果要使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取得成功，我们决不能在参议院里透露我们想同苏联方面谈判的内容。不然他们会说：‘我们何必继续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呢，反正美国准备单方面采取这些行动了。’苏联人是迫切需要一项协议的，不过我们知道，他们只是从实力出发进行谈判，并且只尊重有实力的人；只要哪里有力量真空</a>，他们向来是往哪里挤的。”

5月12日，多勃雷宁向基辛格递交了苏联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最新方案。他们已放弃了最后一条我们不能接受的条件。现在我们有了突破。5月20日中午，我出现在白宫新闻发布室的电视摄像机前。

我说：“你们都知道，苏美关于限制核武器的谈判陷入僵局已经一年多了。通过谈判，包括两国政府最高层的谈判，我今天宣布在打破僵局方面有了重要的进展。”我读了同时也在莫斯科予以发表的声明。声明的措辞是故意含糊的，只说我们已经同意把注意力集中在关于反弹道导弹的协议上，而他们则同意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武器的“某些措施”。

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在8月底顺利地告一段落。谈判进行了16个月，我国代表是驻西德大使肯尼思·拉什。美、英、法合作，同苏联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部分消除了这个城市分裂26年的历史所积累起来的紧张局势。协议中有些条款将使从西柏林去东柏林和东德的旅客和游览者不受刁难，让西柏林居民可以取得前往共产党控制区的护照，并保证在国外由波恩政府代表西柏林说话。1971年以前，人们通常把柏林问题和中东问题看作美苏关系中最大的绊脚石。我们至少搬掉了一块绊脚石，这就为最高级会议扫清了道路。

关于美苏首脑将于1972年5月会晤的宣布，完全出人意料。《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的社论标题是“永远令人惊异的尼克松从帽子里变出又一只兔子”。《华尔街日报》说，两次首脑会议的安排“反映出多年来任何一位总统对世界政治所持的最乐观的看法”。

并不是所有的反应都是积极的。尽管乔治·米尼对于中国之行的宣布还能抑制他的感情，现在他却建议我还可以去智利拜访阿连德，去古巴拜访卡斯特罗。他问道：“既然他要去访问世界上那些不受欢迎的人，何不统统把他们都访问一遍呢?”

重要的是，我们为这种联系进行的耐心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将既有访华之行，也有同苏联的首脑会谈。

印巴战争

11月4日上午，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她来华盛顿的访问发生在一个危急的时刻。八个月以前东巴基斯坦爆发了反对叶海亚·汗总统的政府的叛乱。印度官员报道说，有将近1000万难民从东巴基斯坦逃到了印度。我们知道，叶海亚·汗最终将不得不顺应东巴独立的要求，因此，我们劝他采取更温和与和解的方针。我们当时无法知道，印度竟会乘机不仅破坏巴基斯坦对东巴的控制，而且企图削弱西巴基斯坦。

甘地夫人高度赞扬我正在使越南战争降级以及对华采取主动的果断措施。我们谈到了巴基斯坦不稳定的局势，我强调说明，印度不宜采取任何足以使那里形势恶化的行动。

她恳切地向我保证，印度没有任何反巴的动机。她说：“印度从来不想毁灭巴基斯坦或者使它永远一蹶不振。印度所寻求的首先是恢复稳定。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消除混乱局面。”

我后来获悉，就在我们会谈的时候，甘地夫人知道她的将军们和顾问们正在策划对东巴进行干涉，并且在考虑进攻西巴的紧急计划。

即使印度名义上是中立的，并且继续接受我们的援助，甘地夫人却已经逐渐同苏联结盟，并从莫斯科得到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阿尤布·汗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叶海亚·汗对此的反应是发展巴基斯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既然新德里连上了莫斯科，伊斯兰堡连上了北京，次大陆就大有可能成为两个共产党巨人进行对抗的危险地区。

在那天上午的谈话中，我感到不安的是，虽然甘地夫人自称她致力于和平，但她不愿作任何具体努力来缓和紧张局势。叶海亚·汗已经表示，如果印度同意把军队撤离边境，他也愿意这样做，但甘地夫人不愿作出类似的保证。

我说：“分裂巴基斯坦绝对没有什么好处。由印度发动战争，这是几乎不可能理解的。”我指出目前的情况在某些方面类似中东的局势；正像中东牵涉到美国和苏联的利益一样，在南亚和印度次大陆有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切身利益。我说：“一旦印度发动战争，那就很难确切估计其他大国会采取什么步骤。”

一个月后，事先掌握了苏联武器的印度陆军进攻东巴。沿西巴边境也爆发了战事，但还无法判断究竟印度在那方面的目标是牵制巴基斯坦的兵力，还是那个行动是全面进攻的序幕。如此规模的作战计划不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能够制订出来的，这使我不得不认为甘地夫人在我们会晤时有意欺骗了我。我还感到不安的是，苏联不理睬我们几次发出的明确的通知，即如果他们支持印度入侵巴基斯坦，我们将作出表示强烈反对的反应。我感到苏联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向全世界表明，尽管连篇累牍预报中美和解，苏联还是头号的共产党大国。事实上，苏联把军队调到中国边界，露骨地企图牵制中国兵力，阻止中国人去支援巴基斯坦。

我感到有必要劝阻印度的侵略和苏联的冒险主义，并同意基辛格的建议，我们应当表示对印度的不快和对巴基斯坦的支持。

为协调我们的计划，基辛格召开了由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四方代表组成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会议。他发现国务院认为，东巴独立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可取的，印度在东巴只有有限的目的，对西巴没有野心。按照这种推断，苏联或中国进行干预的危险很小。因此，国务院主张我们应该保持冷静，袖手旁观，让不可避免的事自行发生。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消极的估计。我要让苏联人知道，我们强烈反对苏联的一个盟国利用苏联武器肢解巴基斯坦。因此，基辛格把苏联代办伏隆佐夫召到白宫来，告诉他这个危机又一次把我们的关系推到了十字路口，因为我们认为在印度次大陆怂恿一场战争是同改善彼此的关系相矛盾的。

基辛格说，我们想看到停火和所有印度军队撤出巴基斯坦。战事一停止，有关各方可以开始谈判，求得问题的政治解决。我们认识到，政治解决的结果大概是东巴取得政治自治，我们愿意朝这个方向做工作。主要的问题是应该停止战斗，应该消除大国对抗的危险局面。

在我们访问中国和在苏联进行最高级会谈期间，帕特显示了她搞个人外交的高超艺术。她在观看马戏表演时同跳舞的熊握手，把学校和医院里的儿童吸引到她身边来，她访问了公社、工厂和百货商店，同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一起练舞。

1974年，她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委内瑞拉总统和巴西总统的就职典礼。1972年，她代表我到非洲出席利比里亚总统的就职典礼，接着访问了加纳和象牙海岸，同这两国的元首进行了会晤。1月9日她从非洲回国。

日 记

这次旅行显然使帕特很高兴。使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象牙海岸的总统。她指出，这位总统不主张对南非使用武力，于是我才了解到为什么国务院里有那么多人不喜欢他，原来他没有遵循通常的方针，即哪怕打一场谁也赢不了的战争也要全面反对南非的不顾后果的方针。

我原先对非洲的独立运动抱有严重的怀疑，现在我得出结论，也许让这些国家开始摇摇晃晃地自己学步是最好的办法。它们会把许多事情搞糟，但是只有让它们自己负责，才能获得尊严，增长才干。如果处在殖民地或者附庸地位，它们是永远也达不到这一点的。

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帕特的任务非常困难繁重，她回来时却依旧那样精神焕发。在每一个国家她都举行过记者招待会，同总统进行过谈话，并且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本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正像朱莉所说，最成功的是大家看到她所访问的各国的人民都喜爱她，而她也喜爱这些国家的人民。

有人说我们一家人刻板，这对我们来说倒很受用。在华盛顿的环境里，“刻板”往往是指坚持原则而不屑仿效朝三暮四的时髦风尚。

在我们住进白宫后的 我壮着胆子为《生日快乐歌》弹了钢琴伴奏，正式节目完毕后，一些最有名的爵士音乐家演奏了杜克最杰出的歌曲。最后我说：“我想我们大家应该再听一位钢琴家的演奏。”我走到杜克坐的席位，把他领到钢琴跟前。

他坐下来静默片刻，全场鸦雀无声。他说他将作一首即兴曲：“我将挑一个名字，一个温柔、优雅的名字——帕特里西娅。”

他开始演奏了，音乐感情奔放、雅致而美丽——像帕特本人一样。

* * *

【注释】

[1] 兰利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译者注

[2] 据《圣经·创世纪》记载，罗得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本来居住在索多玛城，两个天使警告他该城要毁灭，他便偕同家人出逃，但他的妻子不听嘱咐，回头观看该城的毁灭，于是化成一根盐柱。——译者注

[3] 美国 [4] 原文如此。但从逻辑上讲，当时还只是1970年的3月份。——编者注

[5] 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动节为每年9月第一个星期一，1971年是9月6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