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世界上两个竞争的超级核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利益是如此广泛和重叠交叉，那么把有关的领域分割对待的方针是不现实的。因此我决定，把苏联所关心的诸如限制战略武器和增进贸易等领域里的进展，与对我们极为重要的越南、中东和柏林等领域的进展联系起来。这个概念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所谓“连环套”。
1968年2月2日下午，我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假日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我 大选后所作的民意测验表明，如果华莱士不在1968年竞选总统，我很可能会像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那样，取得绝大多数人民的选票。但当时华莱士起了破坏作用。他将拉走对“伟大社会”政策感到极其厌倦的那些人的抗议选票。我既要想方设法减少华莱士得到的选票，但又得以负责的态度来做。汉弗莱及其顾问们知道可以利用华莱士来对付我。正如汤姆·威克所说的：“至于说到华莱士，要是没有他在竞选中表演一番的话，汉弗莱也许早就得回到韦弗利老家去养他的火鸡了!”
如果汉弗莱得不到足够的总统选举人票，只要使我也得不够，他仍然有望进入白宫。根据宪法规定，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的选举人票，总统选举就由众议院裁定。既然民主党控制着众议院，几乎可以肯定汉弗莱会与华莱士达成一笔交易，从而使自己成为 以后几天里，谣传四起，说巴黎要发生什么大事了。记者们纷纷要求了解情况，白宫新闻处为了对付他们，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巴黎无任何突破，局势没有变化。
10月16日，我在密苏里竞选时，白宫来电话，约翰逊要跟三个总统候选人开个电话会议澄清一些事情。来电话时，我正在堪萨斯市的联合车站，准备在候车大厅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我走到讲台后面一个小房间去接他的电话，这个“房间”有玻璃门，像个电话间。在整个通话期间，人们来回徘徊，带着疑问的目光注视着待在这么一小间屋子里的我。
通话质量很差，我憋足了劲才听清约翰逊的话。他叫我们看一下他的新闻秘书发表的声明：在巴黎没有什么突破，传说都是错的。他要求我们不要发表意见。他说事实上河内方面有过一些动作，弄不好很容易吹掉。我要他保证，他是否仍然坚持我方的任何让步必须以共产党方面做出对等响应为条件。约翰逊回答说，他依然坚持必须满足以下三条：（1）停炸以后必须立即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2）河内不得侵犯非军事区；（3）越共或者北越不得以大规模的火箭或大炮攻击南越的主要城市。要是真能实现这些条件，我当然会支持约翰逊所做出的任何安排。
当我那天晚上在纽约一年一度的艾尔·史密斯聚餐会上见到约翰逊时，他进一步向我保证说他不会接受任何没有对等响应的安排，同时再次要求我在谈到越南问题时慎重小心一些。会餐后，我指示霍尔德曼传话出去：应约翰逊的要求，我将不做任何批评战争行动的重要讲演。
基辛格说他对我能这样思考问题感到高兴。他说，如果我想在这样一个范围广泛的基础上开展活动的话，那我就必须建立一个十分切实可行的咨询系统。肯尼迪以处理战术危机的机构取代了负责战略设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而约翰逊则主要由于害怕泄密，以只有少数几个顾问参加的非正式的每周午餐讨论会，取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决策机构。基辛格建议我在白宫内成立一个国家安全机构，除协调外交与国防政策外，还能制定出政策选择方案，供我决策前考虑。
我对基辛格有着强烈的直觉感受，我当场就内定了要他当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当时，我并未邀请他担任任何具体职务，但我明确表示，我有意请他参加政府工作。我估计他需要考虑一下我们这次的谈话，而且他也会感到得同洛克菲勒商量商量这件事。
两天以后，我又一次会见了基辛格，并问他愿不愿意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他答称接受此职感到荣幸。他很快就开始筹建班子，分析各种政策选择方案，供我就职后公开演说之用。他的工作从一开始就紧张繁忙，干劲冲天，充分显示了此后多年他工作的特色。
一个是惠蒂尔杂货铺老板的儿子，一个是希特勒德国的流亡难民，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学者，看起来这种结合仿佛不大有希望，但我们的差异却有助于使我们的伙伴关系得以顺利发展。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是我国最富创见的国内政策智囊</a>之一。他与基辛格一样是哈佛大学教授，在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期间，担任过劳工部助理部长。1968年大选前，我读过他的几篇论文，我发觉他的思想新鲜活泼，对我颇有启发。莫伊尼汉与许多自由派学者不一样，他并不是满口专业术语，也不空发议论。他曾帮助设计“伟大社会”中战胜贫穷的纲领，但他对纲领中有许多东西已经失败并不回避，他准备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设计出能够实行的新纲领。
我约见了莫伊尼汉，想了解他的见解，试探他对来白宫工作的意见。虽然他迅速地说明他是反对越南战争的，但显然对提供给他的机会表示有兴趣。我们对当前福利体制必须彻底改革的共同看法，更帮助奠定了我与他迅速形成的友好关系。我对莫伊尼汉说，我想建立一个城市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国内政策方面的职能大致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事务方面的职能相同。“这想法好极了!”他惊呼道。于是我问他愿否出任该委员会的领导。他立刻同意接受。即便我有时认为帕特·莫伊尼汉在个别问题上看法不正确，但他确实才华横溢。正如我在他离开政府重返哈佛执教时说的：“他所说的许多东西我并不同意——但是他确实能打开思路，指出方向。”
我设立了一个新的阁员级职位——总统顾问——给了我的老朋友和顾问阿瑟·伯恩斯。我认为他的保守主义可以有效并富有创造性地平衡莫伊尼汉的自由主义。
回想起来，就仿佛是昨天的事，时值1952年，我在布莱克斯通饭店艾森豪威尔的套间里坐着，看着他签署他的退役文件，心想他对自己此后将处于何种地位心里是否有数。他在政界时间不长，肯定对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感到惊讶。而我则有近20年从事争当总统的政治经历，所以我一直坚持不懈地为我即将就任的权力与地位做好准备，决不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当选总统差。因此，在这过渡交接时期，不管日常事务多么繁忙，我还是留出时间来思考约翰逊留给我的国内和国际局势，思考怎样在我的总统任期内使这一局面有所改善。
像艾森豪威尔一样，我将接受四顶桂冠：作为国家元首我将处理外交事务，作为政府首脑我将领导国内行政和立法事项，作为总司令我将肩负着美国武装部队的最高权力与责任，作为共和党领袖我将设法使党的全国、州、地方等各级组织获得新的活力。
我在观察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时，觉得美国对外政策就好像抵押品似的，起先抵押给了肯尼迪的冷战，接着抵押给了约翰逊时代的越南战争。我们这种在某一时期只忙于处理一两个问题的倾向，结果使各条战线上的政策全面恶化。我并不认为，某一外交政策必须处于优先地位。客观上有许多须优先处理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说是并驾齐驱，互相影响。至于从何着手，我认为应该把欧洲放在首位。唯有保障我们的西方盟友，我们才有足够坚实的立足点去同共产党人谈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混乱不堪，主要原因是美国跟它的欧洲盟国磋商不够。
在远东，眼下是自由世界生产力 1961年，约翰·肯尼迪向人民提出了挑战的口号：“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可是，到60年代末时，许多人问的是，联邦政府为什么没有全部履行它许下的诺言和答应要为大家做的事。
最使人心涣散的也许是，劳动的穷人眼巴巴地看着政府如何动作，而不劳动的穷人却通过支领福利补贴及其他失业补助可以挣同样多的钱——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挣得更多。于是，沮丧、愤怒、敌意，这种痛苦的循环便开始了。
我立志要当一个在国内施政上积极有为的总统，而且要确保我们所做的事都有成功的可能。我对内阁说过：“许愿不要超出我们能做到的范围；干得要比我们所许愿的多，才好。”
我一直以在野的身份在观察20世纪60年代，对目睹的事态，仍有着强烈的感受。我亲眼看到群众示威运动怎样从最初促使人们投入的那股敏感和激情逐步发展起来，以致成为一时风尚。接着，60年代初期唤醒了一批对社会不平等的新的敏感人士，但到了60年代中期，这些敏感人士却演变成为容不得主持正义和容不得反对意见的极端分子。对于缺乏头脑的闹事派和专职的捣乱派，我固然无心容忍，可是我国大多数政界与学界领袖竟然对他们作出响应，这不禁使我大为吃惊。看来政界领袖对于必须纠正的错误与以这种错误为理由来破坏民主权利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分不清的。年轻的示威者死抱住他们的信仰，而成年人则为他们自己的过错以及对自身价值的怀疑而陷于痛苦的矛盾心理之中。政界和学界的领袖们由于在暴民统治面前束手无策，实际上起了鼓励暴民统治扩展的作用。在示威者的眼里，大多数教授根本不在话下。在学界和政界其他人士的怂恿下，在电视镜头对他们着迷似的追逐之下，示威人数越来越多，示威行动越来越频繁，从而与之相联系的合理的或浪漫主义的暴力行为也随之而来了。
对这些社会问题和风尚问题，我有我的主张；我迫切希望捍卫“古板的”美德。在有些场合中——如反对使大麻合法化的立法、反对为堕胎提供联邦基金、毫不含糊地支持爱国主义等——我明明知道这样做和社会上当时盛行的那股风是对着干的，这当然会造成紧张，可是我认为，身居要职的人至少应该具有敢于坚持自己信仰的气概。
既然以电视为主要宣传工具和消息来源的时代已经到来，因此，现代的总统就必须比他们的前任具备更为复杂但也更表面化的专业才能。他们必须学好驾驭舆论的艺术，不仅为了获取竞选的胜利，而且也为了进一步宣传他们所信仰的计划与事业，与此同时，他们还得费尽心机避免被人指责为操纵舆论。当一个现代的总统，外表形象与内在实质必须兼顾，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良好的纲领会自动取得胜利。我有一次在给霍尔德曼的备忘录中提醒他：“纲领并不决定选举的胜负。决定胜负的是用什么方式把这些纲领向全国介绍以及怎样处理好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各种意见。”我并不喜欢这种局面；我记得过去美国的政治不是这样的。可是今天，这是活生生的事实，任何想在政界占一席有影响地位的人必须善于对付它；而谋求领导职位的人则必须很好地掌握它。
我知道，作为总统，我与新闻界的关系，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休战状态。有些问题完全是属于体制性的。新闻界把自己看作是政府的对立面，认为持怀疑态度是它们的天职。政府则认为，根本不会有什么完美无缺的计划，所以必须找到既要能很好地减少责难，又要能持久地缓和批评的方法，才能办成一两件事。双方之间通常的所谓紧张关系，无非如此而已。但对我来说，问题还不光是属于体制性的。纽约和华盛顿的报界记者、电视记者、新闻编辑、专栏作家以及舆论制造者，多数都是自由派分子，而我却不是。许多年来，我们之间隔着一道意识形态上的大鸿沟，彼此怒目相视。而越南问题又把这道鸿沟弄得更深了。回顾一下希斯案件和基金事件期间报界对我的态度，再看看1960年新闻界那么明目张胆地偏袒肯尼迪，使我认识到，新闻界中的实力派多数是我政治上的反对派。不管基于什么理由——体制上的、意识形态上的或甚至只是个性上的——他们和我之间的关系，比起他们同那些他们不喜欢或者不赞成的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多少还有些不一样。我知道我绝对不能指望他们对我会宽大为怀，要是我有错误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也知道，我的言行以至我的家里人的言行都将受到最严密的监视；我还有一种感觉，要是一旦我犯了什么严重错误，新闻界就一定会扑上前来，要跟我展开一场夺走我政治生命的斗争。
为了使我的观点和纲领能让人民有所了解，我准备与新闻界干上一仗，但是，尽管我作为总统享有那么多权力与露面的机会，我还是不相信这一仗会在对等条件下进行。在形成公众意识和社会舆论方面，新闻界比总统要强大得多，理由很简单，最后说了算的总是它们。
我也觉得与纽约和华盛顿以外的新闻界建立更直接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不能让《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三大电视联播网先把各种观点与意见都筛选了一遍，然后才送给我看。因此，我要求另编一份每日舆论情况摘要，根据全国50家报纸、30家杂志和两大新闻社的新闻报道、社论、专栏、专文等表达的主要意见进行汇编。
在白宫内，我在办公厅之下设立了联络主任一职，由赫布·克莱因任主任，他是我1960年与1962年两次竞选的新闻发言人。他的任务之一就是与国内其他各地的新闻界保持接触，把他们的报道告诉我，也把我的想法传达给他们。我任命了我在竞选时的新闻助手、29岁的罗恩·齐格勒为新闻秘书。
当我在这交接期间筹组我的内阁和高级工作班子时，我想到，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尽可能迅速而坚决地根据我们的要求，调整联邦官僚机构。从安德鲁·杰克逊及其“一切官职归获胜政党”时代起直到现在，民主党人对此论点可说是心领神会</a>，融会贯通了。我还记得艾森豪威尔在民主党连续当权20年后进入白宫时，并未催促他的内阁成员和其他新委派的官员把各自的部、局来个共和党化，对此我当时就表示过我的忧虑。经过肯尼迪-约翰逊的八个年头，这种需要现在丝毫没有变小。因此，在交接期以及就任后最初几个月的历次会议上，我总是敦促、告诫以至最后是恳求我的内阁及其他新委派的官员，起用忠于政府、支持我的纲领的共和党人去替换留下来的民主党人。
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当内阁成员们——甚至是从政多年对此应有了解的部长——前来辩解为何要把民主党人留在机关的重要岗位上时，我都注意倾听。他们的理由是所谓“道德”，或者是免得引起争论，或者是避免不得人心，等等。回顾过去，我想艾森豪威尔大概是由于多年的部队经验，懂得人的本性与体制的惰性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威力，即便你有最强的决心去改变这两者，一般也不免被它们所压倒。机不可失，时机一失，想要在我第一任期内纠正这一错误就为时已晚。我只能这样安慰我自己：如果我1972年再度当选，我决不重犯听任各个部长自作主张的错误。
我知道，我担任总司令一职的时代，也许是我国武装部队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在战争时期，我们的战斗人员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多的指责，也从未受过这么多辱骂。在国内反战运动的各种严重影响中，对我军在国内与国外战场上的士气与纪律的影响是最大的。加之逐月扩大征兵数额，把更多受到反战情绪感染的青年人征入部队，问题就变得更糟了。随着越南战争结束有望，我认为我们可以不再用普遍兵役制的办法来征召兵员了，建立一支全部由志愿兵组成的部队。1969年，我提出了这项计划，到1973年，征兵制就全部废除了。
几个月后，1969年6月，我在空军学院毕业典礼的演讲中，谈了军事问题。我说：“目前是武装部队可以被人任意打击的时代。在某些所谓美国精华的社会圈子里，军人职业受人嘲弄，爱国主义被认为是落后的东西，是没有文化和不懂世故的人所崇拜的偶像。”严格地使军事力量置于文官控制之下，防止军事计划中的挥霍浪费，这些固然极为重要，也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也认为，让我们的武装部队知道他们的总司令坚决支持他们，这也很重要。我对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军校学生说：“美国的国防系统永远也不应该充当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牛角色，但在另一方面，美国军方也永远不当任何人的替罪羊。”
到1968年，我献身给共和党，为党在选举中获胜奔走已达22年了。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在1968年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但党的力量却没有多大增强。问题也许是积重难返，不易解决。事实是，过去30年内，除了两年外，国会两院一直为民主党所控制。因此，这届政府一开始，我就决心利用在职的权力帮助共和党开拓它的选举前程。我作为党的领袖，应负起这一严肃的责任，向共和党灌输传统的政党热情和精神，这是十分迫切的。虽然中期选举几乎总是不利于掌权的党，我还是希望，1970年我们至少能够保住原来的席位。我希望到1972年共和党组织能够恢复活力，并且能够选拔新的一代，鼓励他们成为胜利的共和党候选人。
与此同时，我还得照顾自己的政治地位。我以相差无几的票数胜了汉弗莱，可不能掉以轻心。要不是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一片混乱以及约翰逊实在不孚众望，汉弗莱本来是可能赢的。指望民主党甘心情愿地为我在1972年提供同样的有利条件是毫无理由的。要是他们能够在特迪·肯尼迪，或马斯基，甚至汉弗莱身边再次团结起来，那再要击败他们可就很难了。因此，我决定，我们必须立即关心民主党各领导人的动态。情报将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
我于12月12日再次会见了约翰逊总统，我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壁炉前的一张沙发上，他则坐在一张特大的摇椅里，这是他弄来代替肯尼迪那较小的一张。他一开始就强调凡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都需保密。这话显然是针对我最近宣布打算恢复半死不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说的。约翰逊对我这一决定半信半疑，随着他谈得激动起来，他倚坐到摇椅边上并倾身向前，直到他的脸快挨到我的脸。
他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胸膛，提高了嗓门说：“迪克，我告诉你，傻瓜才和全体内阁成员一起讨论重大问题。我知道，我要是在上午说了些什么，保险下午的报纸就会登出来，这一点你他妈的完全可以打赌。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这么回事。在场的人，都带有一批该死的助手和记录员，让他们靠墙坐着。我现在得警告你，泄密会送你命的。有些会议，我甚至连汉弗莱都不让参加，怕的就是他手下的人可能泄密。尽管我采取了这么些预防措施，还照样有泄密的情况。”
约翰逊把他魁梧的身躯侧向摇椅的一边，接着又向我这边摇了过来。“要不是有埃德加·胡佛，”他说，“我这总司令的职责，说什么也完成不了。好啦，迪克，总之你得多依靠埃德加。在这群无用之人当中，他可是我们的栋梁啊!保密的事你得经常依靠他，他是你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人。”
我对约翰逊说，我理解他最遗憾的是未能在离任前结束战争。我向他保证，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使战争早日获得体面的结束；同时，当目标实现时，我一定会让他得到他该得到的称颂。我告诉他，他可以他顶住了责难，特别是那些来自自己党内的责难，而感到自豪。
约翰逊又像我们在夏天见面时那样提到了戴维·艾森豪威尔给他写过支持信的事。他说道：“那时候，大学生们来了许许多多信，可他那封是不一样的呀!”他抬头把目光移向了玫瑰园。他的双眼一片润湿，声音也柔和起来了。“我为我的家庭感到万分自豪，特别是为我的两个女婿感到自豪，他们正在越南参加战斗。”他说道，“你也同样可以你的家庭感到自豪。”
我女儿朱莉初次见到戴维·艾森豪威尔时，是在1957年他爷爷连任总统职务的就职大典上，那时他俩都才8岁。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们一直未能见面；后来是近水楼台的偶合，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1966年，戴维是阿默斯特学院的一年级学生，朱莉是史密斯学院的一年级学生，两院相距仅几英里。有一天，他一时冲动打了个电话问她，他能否去看看她。他们见面了，他们相爱了。第二学年刚开始时，他们前来告诉帕特和我，他们打算结婚。
在他们宣布订婚的那天晚上，我写了张便条给朱莉，留在她的床头柜上。
亲爱的朱莉：
我想，天下做父亲的总是认为没有任何男子配得上自己的女儿。但我认为，戴维和你彼此中意是很幸运的。芬娜常说：“朱莉小姐总是给这个家带来了生活乐趣。”
在往后的年代里，你们会有顺心和不顺心的时候，但我相信，不论你在何处安家，你总是会给“你的家庭带来生活乐趣的”。
爱你
爸爸 1967.11.22
婚期定在12月22日。我对朱莉说，她应该认真考虑把婚期推迟到我就职典礼以后，然后在白宫举行婚礼。这可是难得的特权呀!我想她肯定不会轻易放弃这特权的。可是她和戴维都觉得，他们的婚礼是他们两人的私事，要办得尽可能不带政治色彩。
自从我们迁居纽约以来，诺尔曼·文森特·皮尔博士主持的云石联合教堂，一直在我们一家的生活中起着令人愉快的重要作用，以致朱莉深深感到非要在那儿举行婚礼不可，并且还要回避记者和摄影记者们的干扰。
正当一切准备工作在婚礼排练和举行婚宴的那个晚上完全就绪的时候，我得了流感，得靠打针吃药来退烧。但我还是决定不在任何一次场面缺席，并且不让朱莉或戴维知道我不舒服。
教堂装饰得非常漂亮，以迎接圣诞节；回廊上披挂着常青松柏和鲜红的铃结，圣坛后面安放着一只巨大的花环。整个教堂的前半部层层铺满了红白相间的一品红，婚礼举行时戴维和朱莉准备跪在上面的小白跪墩四周也摆满了这种一品红。
对我来说，在圣坛旁把朱莉交给新郎这一时刻是最难忘的。她突然转过身来吻了我。这一激动而自然的举动引起教堂内许多人掉下了眼泪，我也不由得落了泪。
直到我同帕特一道坐在教堂的长椅上时，眼前发生的现实情况才深深地触动了我。在那之前，我常想到我们的家庭是一个整体，而现在家庭变得更大了，也将有所不同了。我不禁回忆起一件事，那是我1950年进入参议院不久，我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第一次交谈中的一次对话。一天我与他共进午餐，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对他讲了一些有关特里西娅和朱莉的情况，突然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有个小女儿，但不知不觉她已长成少女了，真是突然啊!前不久她还是个黄毛丫头，可现在已是一个大姑娘了。我因忙于公务，在她成长的这几年中很少同她在一起。希望你不会这样。”
帕特与我每天总要设法留出一些时间来和女儿们在一块。但我们常常因为外出竞选、公务旅行或临时突然被召去代表艾森豪威尔夫妇出席宴会而不能在家吃晚饭。
在我竞选州长之前，我们一家在加利福尼亚团聚的时间是极为短暂的。我知道，帕特和两个女儿曾以为我们搬到纽约后将最终结束这种政治生涯。但在这儿差不多六年后，我已成为当选总统了。参加女儿的婚礼我深感快慰、无比自豪，但我也不禁自问，难道我就不可能多花哪怕是很少一点时间同她在一起？同时我对自己并没有更多地要求自己这样做感到内疚。
玛米·艾森豪威尔因呼吸道感染在一周以前就住院治疗，所以她只得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一道在沃尔特·里德医院从闭路电视里观看婚礼了。艾森豪威尔曾因戴维蓄长发而大为不快，他告诉我说，如果戴维把头发剪短点，他准备给戴维100块钱。戴维一向是唯爷爷之命是从的人，但这次他只把头发剪短了一点点。尽管艾森豪威尔这样关照过他，但在举行婚礼时，我还是忍不住要仔细瞧瞧戴维的头发，他比参加他婚礼的大学生朋友们的头发要短得多。至少相比较而言，戴维是完全有资格向他爷爷请赏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艾森豪威尔也没有付这笔赏钱。
婚礼后在广场饭店举行招待会。戴维和朱莉从《音乐之声》中挑选了“雪绒花”一曲作为第一支舞曲。我拍拍戴维的肩膀要他让新娘同我跳舞，我感到我的双脚从未这样轻快过。在我祝酒时，我提到那天发生的几件令人高兴的事：阿波罗八号的宇宙航天员们已进入第一个载人的月球轨道，北朝鲜已释放普韦布洛号船员，以及今天的婚礼。
新婚夫妇要去佛罗里达度蜜月，朱莉把新娘的花束扔给了在旁等候的特里西娅的手中。在婚礼上，朱莉穿着淡蓝色的吊袜带，正好同玛米·杜德在1916年7月1日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中尉结婚时穿的吊袜带的颜色一样。为此，朱莉给戴维一副不同颜色的吊袜带，让他去扔给陪伴的男傧相们。
那天晚上，帕特和我坐在我们公寓的壁炉前，谈到这一有意义的日子，谈到朱莉打扮得有多好看，婚礼有多完美。但我知道，我们想的都是时间：想到时间过得真快，想到要同你真正关心的人民一起干的重大事情很多而时间实在太少了。
在我即将就任总统之际，我觉得前程令我敬畏，但我并不害怕。我是有准备的。我有我的有利条件，有在野时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聚结在一起的一套人马。“在野岁月”真是教育和成长的年代。
我对面临的挑战会有多么艰巨以及我对付这种挑战的能力，都不存在幻想。我觉得，对于哪些事行不通，我心里还是有数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对于哪些事行得通，我倒并不那么有把握。我拿不出全部答案来。但对于我认为有必要进行的变革，我是有明确的想法的。
随着1968年即将逝去，我成了一个幸福的人。在比斯坎岛，前门上挂上了一个花环，起居室里摆着一棵装饰漂亮的圣诞树，戴维和朱莉也双双从他们度蜜月的棕榈滩归来，同帕特、特里西娅和我一起共进圣诞晚餐。在那遥远的太空里，阿波罗八号沿着月球轨道运行，宇宙航天员弗兰克·博尔曼高声朗读圣经《创世纪》中的“创世”故事。这是多么幸福并且充满着希望的日子啊!
1969年1月19日，星期日早晨，我偕同帕特到云石联合教堂参加由诺尔曼·文森特·皮尔主持的早礼拜，下午我们登上约翰逊派来接我们的专机飞往华盛顿。
我度过了作为平民的最后一个夜晚，对就职演讲稿作了最后的润色。早上8点钟左右，艾森豪威尔从沃尔特·里德医院来了电话。
“嗨，迪克!”他说道，“我敢肯定地说，明天是你的大好日子，我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愿。”他略停片刻后接着说，“我只有一件事感到遗憾。这是最后一次我还能叫你迪克，往后就老得称你为总统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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