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普通公民（1961-1967）_尼克松回忆录

我终于认识到，除了政治生活和为公众服务以外，我实在没有其他类型的生活可言。即使我的律师业务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高峰，我从不觉得它真能使我心满意足。当时我对一些朋友说，如果我所有的一切只是律师业务的话，两年后我将在精神上死去，四年后肉体死亡。

肯尼迪就职后的 到了1961年12月，我感到比1960年竞选结束时还要疲劳。我因工作紧张和过度疲乏，体重轻了差不多10磅，在家里和办公室里我还变得易动肝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处理危机的书时，我却把自己搞得如此筋疲力尽，以致不能头脑清醒地作出决定，因而给自己和家庭造成了一次新的大危机。

1962年：竞选州长

要我竞选州长的呼声几乎在我回到加利福尼亚那一天起就开始有了。

全州各地的朋友、老的支持者、实业界和党的领袖们纷纷来信、来电或来访，敦促我参加竞选。我答复道：1960年总统选举后没多久就另去竞选什么职位，我对此没有兴趣。我请求他们到别处另外物色一个候选人。

但压力仍不断增加，到了初夏，我也 “加利福尼亚所有的人都在看电视，在座的人都在听。布朗州长可以趁此机会像个男子汉那样站出来指控我行为不端。先生们，请吧!”

布朗万万没料到我来了反守为攻这一手。他试图否认他本人和手下的人曾在这次竞选中提过这一问题，但无济于事。事实上，他们在整个竞选运动中不断提到它。新闻界非常喜欢那段故事，并曾加以大肆渲染，一方面因为这可以写成很吸引人的文章，另一方面因为它可对我造成很大的损害。

我觉得这次和报界会见的结果是，我比布朗领先了一大步。他显然有同感，因为当我向他挑战，提出再来一次联席发言时，他拒绝了。

除了休斯贷款和我排斥约翰·伯奇协会之事以外，我在竞选中的最大问题是我出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真正意图何在。尽管我不断否认我对1964年竞选总统有任何计划，但还是无法使许多人消除疑虑。在竞选中所作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我面临的困难到了什么程度：36%的人认为我对于出任州长是真心实意的，64%的人认为我渴求竞选总统。

回顾起来，我承认民意测验表明的公众看法确有一定的真实性。由于我认为无法战胜肯尼迪，所以我否认有意于竞选总统，这是绝对老实的。但是我的确也并不那么热衷于当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尽管我在竞选中把力气花在各种问题上，但每次记者招待会总要提到那些针对我的人身攻击——关于休斯的贷款，我恐怕至少答复过100次。记者不厌其烦地一再问我是否断绝了与约翰·伯奇协会的关系，或要我重申我拒绝支持鲁斯洛和希斯坦德。从早到晚，我得整天反复声明，我不打算把出任州长看作是1964年当总统候选人的垫脚石。我提出了好些详细的建议，诸如有关州政府开支、犯罪、教育等问题以及有必要使加利福尼亚工商业的趋势有所改善等，但大多数记者对此很少表示兴趣。

12月22日晚，肯尼迪总统在一次十分引人注目的电视演说中宣称，苏联已把中程核导弹运进了古巴。他宣布美国海军封锁古巴，并要求苏联立即拆除并撤走导弹。全世界紧张地注视着赫鲁晓夫对这一直接挑战所作出的反应。美国似乎在一场核战争的边缘上摇摆了差不多有两天的时间。像以往发生国际性危机时一样，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支持总统。我在奥克兰发表了一项声明，又在圣迭戈作了一次全州性的电视讲话，都表示我坚决支持肯尼迪的行动。

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新闻报道在1962年竞选最后几天压倒了其他一切新闻。1956年选举前夕的最后日子里爆发了苏伊士和匈牙利叛乱事件，史蒂文森当时一定会有的那种感觉，现在我算是体会到了。我知道，这时要缩小民意测验中布朗领先的差距的一切机会都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选举之夜，我们不得不把那出沉闷的戏一直上演到幕落。当天下午我很早就离家到旅馆去。我对家里说，一待有个分晓，我会马上打电话回家的。

午夜前，事情已告结束，虽然双方得票数仍很接近。我对州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我知道那些尚未揭晓的选区的总票数已不足以使我转败为胜。我在凌晨3时左右上床睡觉。等到我7时左右起床时，最坏的局面得到了证实。在所投的约600万张选票中，我以29.7万票之差败于布朗。

赫布·克莱因下楼去宣读我承认失败的声明。我在房间的电视机上看到记者在为难他，非要我下去亲自露面不可。他们如此坚持，弄得克莱因最后只好上楼来问我是否考虑见见他们。一直郁闷在我心头的愤怒、沮丧、失望和疲劳一涌而出。我说：“操他娘的，我不见他们，我没有必要去见他们，我就是不见。赫布，你把我对布朗表示认输的发言给他们读一遍。假若他们想知道我在哪儿，你可以告诉他们，我已回家，和家里人在一起。”

克莱因又去到楼下。我离开时，朝电视机看了一眼，听见记者还在用侮辱人的语气追问：“尼克松在哪里？”——好像我有义务非见他们不可。

我说：“我这就下去。”边说边走向电梯。我走进记者招待室，登上赫布正在用话筒说话的讲台。我没有时间修整面容，我内心火极了，我的样子更糟糕。

我开始说：“早安，各位先生。既然克莱因先生已发表过了声明，既然报界所有人士又都因为我失败了而兴高采烈，那么我就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我看到好多记者在交换眼色。看上去我的表现并不像他们预期的那样低声下气。

我向我的工作人员和许多帮我竞选的志愿工作者表示感谢。我对共和党在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密歇根等州的胜利作了评价。我也祝贺布朗取得了胜利。

然后，我回到了主题：“一开头，我谈了两三件有关报界的事，我注意到你们之中有几位看来有点恼火。我对报界的观感从未真正尽情吐露过，现在我想畅谈一下。

“恐怕不能说今天任何一个美国政界人物会有这种态度。在我16年的竞选岁月里，从来没有为了一个记者的报道，向发行人、编辑抱怨过。我认为，记者有权写他想写的东西。我认为，假若一个记者认为某人该胜而另一人不该胜，不管在电视上也好，在电台或其他地方也好，他应该这样说。我要对记者们说，有时候我想……嗯……我希望你们应该像你们审查我那样，也详详细细地审查审查我的对手。

“在我向报界告别之时，我所能讲的是，自希斯案件以来的16年中，你们也够……够高兴了——因为你们一直有机会攻击我。我想，我被你们攻击得够呛，但我也没有少骂你们。”

我继续说：“我现在就要和各位先生分手了。你们可以去写，你们也可以任意解释。那是你们的权利。但我在离开你们时希望你们知道——请想一想，你们失掉的可真不少呀!

“你们再也不能捉弄、逗耍尼克松了，因为，各位先生，这是我最后一次的记者招待会，这将是我有幸得到机会能与各位斗斗智的一次招待会。我始终是尊重各位的。我有时跟各位意见相左，但我和某些人不同，我从不停止订阅一份报纸，我今后也决不会这样做。

“我深信了解我的对手在讲些什么是很必要的。我希望今天我讲的话，至少会叫电视台、电台和报界首先认识到，他们负有报道所有新闻的重大责任；其次认识到，当他们反对一个候选人时，他们可以跟这位候选人过不去，但他们既有权利也负有责任地认识到，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至少总还得单独派个记者跟随竞选运动，以便报道那个候选人随时随地讲了些什么话才对。

“谢谢各位先生，再见。”

房间里的人都呆若木鸡、哑口无言。我知道赫布大为震惊并感到失望。我转身向他说：“赫布，我是为了你才这样说的，这帮人活该挨这一顿，我为此颇感高兴。”

大多数支持我的人和差不多所有报界人士都认为，这场所谓最后一次的记者招待会是我个人的和政治上的奇灾大祸。莫里·斯坦斯对我说，他认为这会使我的律师业务丧失每年营业额达10万美元的新客户。批评我和反对我的人则把它看作为决定终身的、自作自受的打击，因而兴高采烈。专栏作家玛丽·麦格罗里称之为“理查德·尼克松最后一次的大喊大叫”，并报道说：“尼克松作了一场持续15分钟的、漫无节制、语无伦次的终幕独自，恐怕这在美国政治史上还是举世无双的。他不顾一切地乱说一阵，叫他手下的人都看得发了呆。”

反应并不都是消极的。我收到全国各地的朋友和支持者发来的成千封信和电报，他们说，终于有人敢于把报界痛骂一顿，他们为此感到高兴。

我从不懊悔我在“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过的话。我认为这是对新闻界的警告，就是说，我不会任凭他们随便发出对我怀有偏见的报道而无所作为。在这方面，我认为，以后几年里我之所以能从报界得到较为公正的待遇，部分归功于这一插曲。单从这一点来看，也是值得的。

选举后的星期天晚上，霍华德·K.史密斯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主持了一场称为“理查德·尼克松的政治讣告”的半小时特别节目。他请了四个可以代表我多年的朋友和敌手的客人来参加这个节目。默里·乔蒂纳和杰里·福特作为我的老朋友发言。我的竞选失败和我的记者招待会似乎成了我的政治生命结束的标志，他们为此深感惋惜。杰里·沃勒斯讲起1946年的竞选时还是辛酸万分。 我实在难以相信，即使我已 主要的会议是秘密举行的。戈德华特发表了一篇演说，大大修正了他某些最极端的见解。然后，戈德华特、洛克菲勒、罗姆尼、斯克兰顿、艾森豪威尔和我怀着并非真正乐观的心情漫谈了一通竞选应如何进行的问题。当然，这一招的真实目的在于要好好利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这将是戈德华特以一个团结的党的领袖和发言人的身份露面的机会。

招待会挤满了记者和电视摄影机。在快门咔嚓作响，摄影机呼呼转动声中，艾森豪威尔、斯克兰顿和我坐在戈德华特和他的竞选伙伴、纽约州众议员比尔·米勒的身旁。叫我吃惊和失望的是，尽管费了好大劲作出了安排，戈德华特还是没有抓住会议给他提供的这次机会。他反而说，他不认为当天早些时间所发表的演说具有和解的性质；他不认为他在实质性的问题上作过任何让步。记者招待会的余下部分是一场戈德华特的典型演出。他自己提出了他的有争论的说法，即他准备考虑给战场军事指挥官以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控制权。在猛烈追问下，他仍不退让。当一个记者问到有关他的对德政策时，戈德华特答复道：“我认为德国创立了以实力来维护和平这一现代化的概念。”当他说这话时，我看到艾森豪威尔打了个寒噤。

艾森豪威尔对戈德华特的做法极为恼火。我事后听到，他在驱车回葛底斯堡途中说</a>：“你知道，在这次会议之前，我总以为戈德华特只是顽固而已，我现在深信，他简直是个大笨蛋。”

“赫尔希精神”可能蒙蔽了部分报界和公众人士，却一分钟也欺骗不了政治家们。注定要失败的气氛笼罩着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全国性的领导人物很少想再过问其事。纳尔逊·洛克菲勒和他大多数的支持者袖手旁观。乔治·罗姆尼集中精力，专心于竞选密歇根州州长去了。斯克兰顿是个杰出的军人，他很想助一臂之力，但他的努力甚至对他自己的支持者也影响不大。艾森豪威尔则几乎什么作用也没有起到。

我在纽约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全国各地候选人邀我去讲演的请帖。好些人是老朋友和支持者；另一些是很有前途的新候选人，他们运气不好，正好凑在总统竞选前景黯淡的一年里参加 我放下了黄色便签本，关了灯，盯着炉火。七年来 我指出：“相互撤兵的结果，将把南越的命运交给越共和南越的陆军去支配……南越陆军没有美国的顾问、空中配合和后勤支持，是对付不了共产党游击队多久的。假若北越人继续为共产党游击队提供后勤支持，‘互相撤兵’的结果肯定是共产党取得胜利……”1966年的形势，当时南越人在保卫自己方面完全缺乏训练和准备，和1969年的形势大不相同。在1969年我任总统时，我们可以提出相互撤兵，因为那时我们的越南化政策保证南越人能够保卫自己。我说，如果我对马尼拉公报理解不错的话，建议是把美国撤兵问题同越共拼命投入战斗的水平联系在一起的。我继续说：“假若这种推论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在马尼拉会议上已把一种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主动葬送掉了。”

我的发言在《纽约时报》上全文披露后，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这是被当作重大新闻来看待的，尤其因为直到那时为止，我这个人总是一贯支持我们在越南的目标，尽管有时我曾对达到这一目标的策略提出过疑问。

如果原先以为马尼拉会议可在选举中帮民主党人忙的话，结果则适得其反。报界对约翰逊的动机大加嘲弄，差不多已近乎辱骂的程度了。鸽派攻击马尼拉公报，说它好战；鹰派则攻击它接近于分期投降。

我对马尼拉公报的批评显然触动了白宫最敏感的一根神经。在11月4日约翰逊的记者招待会上，大家开头提出的一些问题反映了报界对他所抱的嘲弄态度。当时约翰逊是既疲劳又暴躁。当一个记者要他就我的发言发表意见时，他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发泄出来似的。

“我不想就马尼拉的一次外交政策会议同像尼克松先生那类老搞竞选运动的人展开什么辩论，”他答道，“他的任务就是每隔两年在10月这个期间故意找找他的国家和政府的岔子。如果你们回顾一下他过去的历史，你们就会知道我并没有说错。当他在政府担任官职时，他也从来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周围发生过什么问题。你们记得艾森豪威尔曾说过，如果你们能给他一星期左右的时间，他才能想得起来尼克松替他出过什么主意。

“此后，他在加利福尼亚暂时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你们看到了那边的人是怎样对待他的。接着他横跨全国到了纽约。然后他又回到旧金山在一旁等待着，希望戈德华特一跌跤他就可以候补上。可是戈德华特并没跌跤。现在他却跳出来议论那次会议，而他显然对这次会议是既没有很好研究又不了解情况。”

记者们彼此偷偷交换眼色，想弄清楚他们并没有听错。约翰逊夫人坐在她丈夫身后，她想笑笑，但只微微摇了摇头。

约翰逊开始针对我文章中的指责，为马尼拉公报的内容辩护。他说，一旦互相撤兵，停止渗透和减少战斗等条件得到了满足，共产党应该对我们决心离开越南不会有什么怀疑。他说：“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该在这里有意把它搞乱，而且也不该把它同国内的竞选运动扯在一起。企图这样做，只会使人们失去选票而不是获得选票。我们不能因为想把水搅浑而叫人们去送死。当侵略、渗透和暴力都停止了，没有一个国家会愿意把占领军留驻越南。尼克松先生为了捞到一两个选区而不惜留下那种印象，这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

约翰逊在华盛顿举行这个记者招待会时，我正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准备搭机去缅因州沃特维尔进行竞选活动。当我们用座位上的皮带扣住身子后，帕特·布坎南探身过来说：“你记得你曾关照我注意收听约翰逊的记者招待会，以便了解他对你关于马尼拉公报的发言谈些什么吗？嗯，我听过了，他的谈话简直使人难以置信。”

布坎南把发生的情况告诉我后，我 等到最后的结果揭晓时，我们的胜利已成定局。我邀请了一小批人到埃尔摩洛哥饭店去吃顿意大利面条和红酒的祝捷晚餐。对我来说，足以庆贺的事情太多了。 如果让我挑选一篇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最使我满意和高兴的演说，那我会挑1967年7月在波希米亚园林所发表的那篇湖滨演说。因为按照惯例，这种演说是不公开的，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但它在好多重要方面标志着它是我走向总统宝座道路上的 有些人主张，承认亚洲大陆的很大部分，甚至延伸到大陆以外的岛国，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另一些人要求用先发制人的战争把这威胁一笔勾销。很清楚，这两种方针对美国或对美国的亚洲盟国都是不能接受的。还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和欧洲强国，甚至包括苏联在内，结成反华同盟。除了因苏联参加而产生的明显问题之外，这种方针势必会含有欧洲对抗亚洲、白人对抗非白人的成分，从而可能在其余非白人的世界中，尤其在亚洲，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只有当非共产主义的亚洲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变得如此强大，使它们不再成为诱使中国进行进攻的目标，这时才能说服北京的领导人应该把他们的精力从对外转向对内。只有到了那时，才能够和中国大陆开始对话。

所以，从短期来说，这意味着一种坚持克制和不求报酬的政策，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反压力政策，它旨在说服北京，只有接受国际外交的基本原则，才符合它的利益。从长期来说，这意味着把中国拉回到世界大家庭中来——把它作为一个伟大而进步的国家拉回来，而不让它作为世界革命的震源。

6月24日返抵纽约后不久，我开始核查当我不在时政治形势有了哪些进展。事态发展得那么快，尽管我只离开了几个月，政治前景几乎全然不同了。

我发觉，人们的观感非常肯定地开始转向有利于我。但每个人仍旧在提那个大问题：两次失败后，我真能摆脱“输家的形象”吗？事情似乎越来越清楚，只有通过总统初选，才能表明我还是可以获胜的。

罗纳德·里根是可能成为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但他表示对提名不感兴趣。7月间我在波希米亚园林见到他，跟他和乔治·墨菲参议员在户外一株巨人般的红杉树下的长凳上畅论了一番政治形势。我把参加初选的初步计划对他说了。我向他保证，我的意图是竭力把党团结起来，我参加竞选是为了反对约翰逊和他的政府，而不是跟任何共和党伙伴相争。

里根说，对他是否将竞选总统竟有这么多的猜测，真使他受宠若惊，也叫他多少有些担心。他说，他本人不想以加州的“宠儿”身份参加竞选，但为了在本州确保党的团结，他也许只得顺其自然。他说他不准备当初选的候选人。

7月17日，我飞往葛底斯堡看望艾森豪威尔。像往常一样，我是准备跟他讨论政治和世界事务的，但现在我们可有了另一个双方都关切的话题：朱莉和他的孙子</a>戴维在大学里就过从甚密。事实上，尽管两家的大人都还蒙在鼓里，他俩可早已决定要结婚了。

我们两人单独在面朝农场装有纱窗的阳台上吃中饭。我们吃鸡汤面条和放有腌西瓜皮的色拉。他颇得意地说，西瓜皮是他帮着腌的。他一面往盘子里再添些，一面说：“皮还不够厚实。”

艾森豪威尔在中饭时很活跃，但后来就显得吃力，说话费劲了。在我们去牛棚作了一次短程散步后，他更是疲劳不堪，但他给我的劝告还是坚定有力的。他劝我不要把越南问题作为一个政治争端，因为很多共和党人支持约翰逊的目标，尽管对他用的达到目的的手段是有意见的。他同意我一贯以来的观点，即约翰逊在推行战争中最大的错误是未在开始时多用些力量。他说，他从自己的军事经验中得知，逐步升级是不行的。他说：“如果敌方有一个营守住一座小山，要是你给我两个营，我可以拿下那座山，但要付出可怕的伤亡代价。要是你给我一个师，我就能不战而胜之。”

艾森豪威尔问我，戈德华特是否仍为报纸专栏撰文。他说：“戈德华特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没有资格写外交政策文章的。他有魅力，很讨人欢喜，但就是不精明。”他认为斯克兰顿是在所有未担任全国性职位的人中最具备这种条件的人。

他也谈到了约翰逊。他说：“林登太关心民意测验，而且对报界的批评太敏感。我曾直截了当地跟他谈到这一点。我说：‘你是总统，不必为富布赖特和莫尔斯那样的蠢驴操什么心。’”他接着又说：“约翰逊的困难在于他只关心人民对他的决策是否会予以批准，这就难以获得人民的信任。”

1967年秋天，我到大部分共和党人当州长的州去拜访了州长和党的领导人。他们都想知道我的计划，但我只说，我正在考虑参加初选，要是能听到他们的意见那就不胜感激了。我这种态度既不束缚自己，同时也不要求他们为我承担什么义务，但却使他们进一步打定主意，在决定支持谁之前先看看我在初选中的作为。

事实上，看来好多共和党人正在利用我有可能出来竞选这一点，作为对什么人都暂不表态的借口。尤其是那些南方的领袖，他们即以此为理由继续观望。他们的心里宁愿支持里根，但他们为了戈德华特已吃过苦头，他们上过政治实用主义的课了。如果他们认为我能取胜，就会支持我。

1967年9月30日，星期六，我正在我纽约的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罗斯进来告诉我，我的兄弟唐打来了电话。我正在开会，所以叫罗斯告诉他，回头我会给他打电话。罗斯哭了起来，说道：“不，你应该跟他讲话，你母亲刚死了。”

两年前，我母亲中了风。我们好不勉强才决定把她送进惠蒂尔的一家疗养院。我每去洛杉矶地区，总要驾车去探望她。她从未表现出她知道我来了这回事，只能讲些单音字，但我肯定，在她神志深处还是能辨认出我来的。

她以前总是不愿意去疗养院疗养。但她需要护士和医生的经常照料，而这在唐的家或我们纽约的公寓都无法办到。我有时很懊悔，觉得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把她留在我们两家的一家。但毫无疑问，对她来说还是把她送到有适当照管的地方去较好。我知道她也会要求这样做的，因为她从来不愿成为我们的包袱。

可能我在精神上对她的死有所准备，因而在隔了一段时间后，我才受到感情上的冲击。等我约一小时后回到家里时，帕特已对两个女儿说了。她们泪流满面；她们非常爱老祖母，尽管她们之爱她，不能跟她对她们的爱相比。她的爱是无所不包，完全无私的——从不期望什么回报。我听到她死的消息时没有哭，在公寓里和帕特与两个女儿谈到时没有哭，在乘飞机去加利福尼亚办丧事的途中也没有哭。我内心主要是一种深自悔恨的心情，要不是我那么忙于自己的事业和事务，我本来应该尽一切可能更多地照顾照顾她的。

我母亲在比利·格雷厄姆成名之前就非常敬慕他。她参加过他在南加利福尼亚早期的一切改革运动，事后还跟他谈过话。而他在以后的岁月中也没有把她忘却。当一听到她去世时，他马上从北卡罗来纳的家里打电话来说他准备参加葬礼。葬礼仪式是在东惠蒂尔一个教友派教堂里举行的。在我孩提时代，我曾在那个教堂为主日学校弹钢琴和在唱诗班里唱诗。11年前我父亲的葬礼也是在这个教堂举行的。

教堂挤满了人。我母亲在惠蒂尔的许多生前好友只能站在教堂外面，因为有很多记者把教堂后部和廊间都站满了。对这些记者的出现，我非常反感。葬礼仪式结束时，家属要先离开教堂，走过那开着盖的棺材。我母亲并不俏丽，但她很美，死后也跟她生前一样美。

我们离开教堂时，当地的牧师和比利都站在门口。我和牧师握手。接着，我和比利握手时我们两人的目光相遇。我再也控制不住郁积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他用双臂搂着我说：“尽情倾吐吧!”

我们走上阳光灿烂的街道，从教堂驱车前往罗斯山陵园。我母亲安葬在我们家族的那块坟地上，旁边是我的父亲，我的兄弟阿瑟和哈罗德，她的母亲和父亲以及她那死于癌症的姊妹伊丽莎白。只有一个记者无礼地把话筒塞到我面前问我感觉如何。我不理他，径直向前走去。我不愿在这些使我痛苦地回想到母亲的地方多待，于是帕特和我就直接从墓园去飞机场，我们很快已在返回纽约的路上了。

帕特睡着时，我合上眼，回顾了我母亲的一生。她曾辛勤工作，把自己很多的东西给了别人。我记得我在她中风前同她最后的一次谈话。她刚动过手术，虽在剧痛之中，但她从未有过任何怨言。

我知道她康复的机会是很小的。我不知该讲些什么才好，只说了一句：“妈妈，可别放弃希望。”

她在床上坐了起来，突然以有力的声音向我说：“理查德，你可别放弃希望。不要让别人对你说，你这辈子完了。”

我事后才知道，就在她动手术之前，她看到《洛杉矶时报》专栏的一篇文章，认为在重新取得全国性职位方面，我是毫无机会的。

“理查德，你可别放弃希望。不要让别人对你说，你这辈子完了。”这是多么典型的一种感情!飞机向着东方飞去进入夜幕时，我这样想着。这是多么不平凡的一笔遗产啊!

在初选前一段时间里，共和党人中跑在最前面的是乔治·罗姆尼。我知道罗姆尼一开头搞得不错，但我担忧他缺乏经验，可能使他容易出政治纰漏。从他的竞选组织传来的报道证实了这种担忧。他说过，他在越南研究情况之行中被官方接待人成功地“洗了脑”，这是这段时间里他说的最糟糕的蠢话，何况还不只是这一次。

在我看来，关于罗姆尼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是不是正利用他为自己想当候选人打掩护。

我于10月17日再次拜访了艾森豪威尔。现在，政治局势开始迅速发展。他直言不讳地分析了可能在1968年起作用的各个政治人物。

我对他说，我对杰里·福特评价很高。他表示同意，但担心福特不够动人。他说：“我们需要那种能把士兵们像通了电那样鼓动起来的人。”他称梅尔·莱尔德是“那帮人中最精明的一个，但他太难以捉摸了”。1968年12月，我选中莱尔德当国防部部长后，艾森豪威尔仍表示还有同样顾虑。但当他们两人在1月间会了一次面以后，艾森豪威尔对我说，他认为我挑选得不错。他笑容可掬地说：“莱尔德当然是不可捉摸的，但对任何一个必须管好五角大楼和对付得了国会的人来说，这倒是很宝贵的优点。”

我们讨论了洛克菲勒的意图和获胜机会。艾森豪威尔说：“他的主要弱点是，他一旦当上候选人，就会在急需使党团结一致的时刻，又使1964年的宿怨死灰复燃。”

我们跟往常一样谈到了越南局势。我说，我认为应该在北越的港口布雷，把北越隔离起来。艾森豪威尔说，他认为根据国际法，想证明这样干是正当的，我们就得宣战。但谈到关于停止轰炸北越这一建议，他主张采取强硬路线。他说：“谁希望停止轰炸？共产党希望停止，因为这正使他们吃苦头。所以，我们应该继续轰炸。”

他认为约翰逊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危害很大。他认为约翰逊在限制轰炸北越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约翰逊在投入美国军队、开始轰炸、加强公众对战争的支持等每一阶段，采取行动都迟了一年半的时间。

我征求他对战争结束后，改行志愿兵役制的想法有什么意见。他强烈反对，并说，他在军事学院里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论文。他研究过所有方案。他的结论是，还是普及军事训练好。他接着又说：“此外，对嬉皮士这一代来说，也有好处。”

他突然抬起头来说：“看那只美丽的蓝背 鸟。”我们盯着那鸟看了一阵。艾森豪威尔为了接上刚才的思路，额角上露出深深的皱纹。看着他拼命回想，我真难过。最后，他叹口气说：“但愿有一天人们会坐下来合乎理智地和平解决他们的分歧。”

到了1967年年底，我知道我必须为竞选作出最后决定了。拥护尼克松出任总统的组织已准备好，只要我一发出信号，就能立即开足马力，全速前进。约翰逊本人和政治上的不稳定已很明显；在尤金·麦卡锡和罗伯特·肯尼迪从左面，以及乔治·华莱士从右面施加的压力下，他的党随时会分裂。共和党人在1968年获选当上总统的机会比任何时候都好，而我成为那个共和党人的机会也在这一年里大大增加。几乎在1967年进行的每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我总是共和党提名中 我们谈得如此入神，不觉间已走了一英里多——一直走到比斯坎岛岛尖上那座古老的西班牙灯塔。我们回来时，比利已筋疲力尽了。他上楼去休息。雷博佐和我看了场格林贝肉类加工厂工人队在零度以下的气温里，在格林贝以21比17的成绩，打败了达拉斯牧童队的电视节目。除夕，我们在牙买加酒店吃晚饭，坐在我喜爱的那个靠近一个小瀑布的事先预订好的桌位上。

比利准备第二天回去，在整理行装。我走进他的房间，我就坐在那儿眺望窗外的海洋，等他把箱子整理好。“嗨，你的结论如何？”我问他，“我该怎么办？”比利关上手提箱，掉过身来说：“迪克，我认为你应该参加竞选。假如你不参加，你就总得琢磨你本来应否参加以及你本来能否取得胜利等问题。你是全美国最有条件当总统的人。”他讲到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又说起现在的问题比1960年不知多了多少，严重了多少。他说1960年我被剥夺了当领袖的机会，而现在，谢天谢地，我有了另一次机会。他说：“我认为，你是命中注定要当总统的。”

我在佛罗里达又待了一个星期。一天早上，我从别墅去饭店拿信，看到戴维·艾森豪威尔给我的一封信。

亲爱的尼克松先生：

在前次拜访中，朱莉向我谈起了你面临的困难决定，并说，你很有可能不参加总统竞选了。我希望找个合适的时间当面和你谈谈这个问题。但这个课题看来是如此微妙，以致我有好几次都欲言又止……

当我从理性上探讨自己一生的抱负时，我认为搞政治最使人沮丧的一点就是吃力不讨好。我的祖父现在被看作是一个普通乡巴佬和一个笑容可掬的老将军。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教育和新闻工具的自由派分子，可能已经永远把他个人的和公开的形象给歪曲了。但我感到，他的一切努力，对他本人和许多其他人来说，是真正使人们心满意足的源泉，因为他曾尽其最大能力为国效劳，为千百万人民造福。

我以上所说的一定很不全面，因为我从未亲自经历过最呕人心血的竞选运动或政治生活。对一个人的家庭、私人生活以及生活中其他无数方面来说，搞政治是一种牺牲。这一点我已经认识到。持有这种见识和洞察力而又肯应召作出自我牺牲并为公众服务的人是很少的。但我深感你正是这样的人，而美国是需要你来领导的。我还认为，美国到一定时候是会理解这一点的，如果它现在还没有理解的话……只有你才能决定是否值得花上精力，备受艰辛去参加竞选。我仅为此略陈浅见。

忠诚的，

戴维

1月9日，我55岁生日那天，我回到了纽约。我的主意打定了，但我决定等朱莉从学校回家度周末时才谈，这样，我就可以在同一时间里使全家都知道。

11月15日，我们全家一起吃晚饭。我请罗斯·伍兹也参加——她跟我们多年患难与共，实际上可以算我家的成员之一。我觉得此时此刻她是应该在场的。等到就餐完毕，我把孟诺洛和芬娜也请了来。

我说，他们可能已猜到，我已作出了决定。我知道帕特不赞成我参加竞选，这是我心中最后衡量此项决定分量最重的一个因素。但我日益清楚地懂得，政治对我来说不只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职业，它是我的生命。虽然道路漫长而艰苦，我认为这次我是可以取胜的。最后我说：“我已决定这样干了。我已决定再一次参加竞选。”

接着，是一个短暂的沉默，然后帕特说：“我知道你在向我们要求什么，也知道你在向自己要求什么。现在，决定既已作出，我愿意陪你干下去。”

特里西娅举杯祝酒说：“不管情况怎么样，我们反正总会胜利!”芬娜靠着孟诺洛站着，她说：“你是领导这个国家的人!这是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