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苏联之行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和赫鲁晓夫在展览会 宴会快要结束时，我到楼下衣帽间去。乔·麦卡锡在那里用他粗大的双手掐住了皮尔逊的脖子。皮尔逊拼命挣扎着想透口气。当麦卡锡发现我时，他松开了胳膊，猛地给皮尔逊一记耳光，打得他的头向后摇晃了一下。
“这一下是替你打的，迪克。”他说。
我插到这两个人中间，把他们拉开。“让我这个好教友会教徒来制止这场战斗吧。”我说。皮尔逊拿起他的大衣跑出房间。麦卡锡说：“你不应该拦阻我的，迪克。”随即他回到楼上去和女主人告别。
由于麦卡锡曾攻击过乔治·马歇尔，长期以来他和艾森豪威尔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大选以后，我想我应该设法调解他们长期的不和。因此，我开始充当麦卡锡和政府之间的调解人。不久，我发现我这个中间人两面都不讨好。
当时参众两院的大多数共和党人仍强烈支持麦卡锡，希望艾森豪威尔和他交好；而以开明派为主的白宫班子则反对麦卡锡，希望艾森豪威尔和他断绝关系。总统本人感到处于两难之间。他本人不喜欢麦卡锡，不仅由于麦卡锡对马歇尔进行了攻击，而且因为麦卡锡粗鲁的狎昵态度，使艾森豪威尔讨厌。但艾森豪威尔不愿卷入这种个人之间的和党派的激烈争论，他知道如果同麦卡锡断绝关系，或者试图惩戒他的话，共和党马上就会在国会和全国彻底分裂。这就会严重损害艾森豪威尔的那种奇特的纯个人的良好心愿，正是靠着这种心愿他才能尽管只代表少数派却领导着整个共和党。所以他始终犹豫着不愿意挑起对抗。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陷入了麦卡锡放的一把野火之中。
艾森豪威尔最早提名送到参议院去认可的两个人是，让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出任美国驻德高级专员，让老资格的外交家查尔斯·E.波伦出任驻苏大使。几个月之前，科南特因坦率地宣称，无法想象哈佛大学的教职员中会有什么共产党人，从而激怒了许多反共人士。麦卡锡准备在参议院的大会上攻击科南特的任命。我听到关于这事的一点风声后，设法说服他不要这样做。他同意了，改为仅写一封信给艾森豪威尔，表示反对这一任命。不过，几个星期后在大家辩论波伦的任命时，我却并没有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1953年夏，麦卡锡发现了有关威廉·邦迪的一些令人可疑的情况。邦迪是中央情报局艾伦·杜勒斯手下最能干的年轻人之一，有人说他曾给阿尔杰·希斯的诉讼基金捐过款。麦卡锡决定不仅要调查邦迪，而且要调查整个中央情报局。艾伦·杜勒斯问我能否帮点忙避免这场对抗。他说他完全信任邦迪，而他主要关心的是不要让中央情报局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我对麦卡锡说，我在好几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看到过邦迪的表现，我认为他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正为国家做着重要的工作。
“那么他捐款给希斯是怎么回事呢？”麦卡锡追问。
“乔，”我说，“你必须了解坎布里奇[3]的人的思想情况。邦迪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而希斯是这个学院最有名的毕业生之一。我想他可能只是赶浪头，而根本没考虑这浪头要冲向何处去。”
为了搜寻可能受到共产党渗透的新的领域，麦卡锡开始对陆军进行调查。那个原子弹间谍朱利叶斯·罗森堡就是在一个陆军基地进行活动的，而麦卡锡感到，任何地方只要有一个共产党，那里就很可能有一窝。1953年12月底，我请他到比斯坎岛去，在那里比尔·罗杰斯（当时的司法部副部长）和我一再提醒他注意对陆军的调查操之过急的危险性。
我说他应该仍然在政府中追查共产党。“至于他们是在本届政府还是在上届政府开始任职的，那都没有关系。”我对他说，“只要有他们存在，就应该揪出来。但你得记住，这是你的政府，在其中工作的人都和你一样一心一意地要清除颠覆分子。”我建议他和陆军部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谈谈。罗杰斯和我还主张他考虑转移到另一些新的部门去活动，免得让人说他是个“只有一发炮弹”的参议员。
麦卡锡似乎很理解我们对他的忠告，在他离开佛罗里达之前，他对一些记者说，他计划把他的调查范围扩大，其中将包括在杜鲁门政府任内已作处理但仍大可怀疑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案件。可是他一回到华盛顿，又依然狂热地去追踪共产党和追求报纸上的大标题去了。
1954年1月，麦卡锡揭发了陆军牙医欧文·佩雷斯的问题，此事最后导致了麦卡锡的垮台。
佩雷斯尽管拒绝回答一次有关忠诚问题的质问，还是得到了按规定的晋级。陆军部所作的一次调查透露，佩雷斯医生——现已是少校——的任职不符合陆军条例，因此他们决定把他解职。
当麦卡锡风闻此事，并得知佩雷斯是极左的美国劳工党成员时，便认为这回大有可为了。他传讯佩雷斯出席他的小组委员会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这位牙医在那里援引了宪法 广播安排在3月13日星期六晚举行，所以我只有五天时间准备。我写了十几个提纲和草稿，到了星期五上午，我感到我已经把它们提炼成在当时情况下所能作出的最好的一篇演说了。
我打算星期五独自一人躲在一个地方再去仔细润色一下我的发言稿。我在斯塔特勒饭店要了一个房间，并关照除非有什么紧急事，否则不要打扰我。
10点钟左右，有一个紧急电话找我。这是比尔·诺兰打来的，他很恼火，因为白宫有个什么人对一个报纸专栏作者透露了关于他的一件不光彩的事。他说，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从内部来的阴谋活动了，他准备召开一次共和党参议员会议，提出辞去多数党领袖的职务。我尽量劝他冷静一些，并且说服他最好先等一等，不管怎样且等我演讲过后再说。
我刚刚坐下再去看我的发言稿，汤姆·斯蒂芬斯打来了一个电话，他是艾森豪威尔安排约会的秘书，他说，总统刚问我能否在他赴戴维营度周末之前到他那里去谈谈。我穿过拉斐特广场到白宫去，立即被引进了椭圆形办公室。几天之后，我在日记里记下了那次谈话的情况：
他说，首先，他不认为在写一篇政治演说时我还需要别人帮什么忙，他完全信任我的演说才能。
他说，但是他感到他知道如何去鼓舞人心。他深信现在很有必要告诉他们，我们有一个进步的、生气勃勃的对全体人民都有好处的计划。
他真的教我要在演说过程中笑上一两次。我对他说这对我是个难题，过去已有人曾对我提出这样的建议。他建议在我评论史蒂文森时应该插进一次笑声。我告诉他，我准备狠狠地刺他几下，于是他说我这样做他完全满意，但他认为，与其狠狠地攻击他，还不如嘲笑他几句更好。
关于史蒂文森对他的防务计划的攻击，他说：“他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他是什么人？”
他指出，林肯和华盛顿，我国两个最伟大的总统，都曾常常受人攻击而自己从不去纠缠有关人身攻击的一些话。他说：“现在当然一定不要拿我去和他们相比，但是在你回击史蒂文森的时候要能够较巧妙地提提这件事，可能会有好处的。”
他建议我谈谈希斯案件和我在这个案子中的作用。他说：“不管怎样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是麦卡锡把希斯揪出来的。”他说：“你得知道，我在芝加哥之所以把你列在我提出的名单上的 要求在竞选中代表共和党众议员和参议员讲话的呼吁信像潮水般涌进了我的办公室。他们担心艾森豪威尔不愿介入竞选活动将会对我们产生不利影响。我明确感到，我实际上已别无选择，只能领导党进行竞选，因而，我足足有两个月全力投入了这场斗争。我作出这一决定很不容易，也毫无热情。
当我开始进行 竞选结果惨败。1958年11月4日那天晚上是我度过的最令人沮丧的选举日夜晚之一。想到那些统计数字，现在仍使我不寒而栗。民主党在参议院增加了13席，使他们多数地位的比例变为62席对34席。在众议院，他们增加了47席，以282席对153席的巨大优势压倒了共和党。共和党在角逐21个州长席位中仅得了8个，而且民主党目前还控制了48个州中的34个州议会。我们在几个主要州，如加利福尼亚和俄亥俄的失败表明，共和党必得面临重建州党组织这一极为艰巨的任务，如果我还抱有希望想在1960年选举中赢得这些州的话。失败的原因很容易看出来，但失望还是太大了。我知道，这次失败将使不到两年即将来临的竞选运动成为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
展望未来，我在讲话中说：“我以为共处的概念是完全不合适而又消极的。”我进一步解释道，“共处意味着世界必须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在它们之间隔着一堵仇恨和恐惧之墙。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同的民族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这个世界里，一切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能自由交往。”
我试图把我们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的焦点说清楚：问题不在于哪种制度更好，而是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把它的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提到赫鲁晓夫的著名预言，即我们的孙子</a>一辈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时，我说：“我表示，我们并不反对他说的这种情况将会发生。我们只反对他力图促使它发生……我们更喜欢我们的制度。但我们这种信念最本质的东西是，我们现在不想，将来也不想把我们的制度强加于人。我们认为你们和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都有权利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最适宜于你们具体情况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离开苏联后，我们对波兰作了一次为期短暂的访问。
波兰政府对赫鲁晓夫最近的华沙之行只得到了惹人注目的冷淡接待一事十分敏感，因而，它没有公开宣布我们到达的日期以及车队行进的路线。然而人们都知道了，这得感谢自由欧洲电台和即便在控制得很严密的共产党社会中依然存在的地下工作网。
这是个星期日，很多人没有上班。当我们离开机场不久便受到了欢迎，起初是一小批人，后来是一大群一大群人，挥手、鼓掌、喊叫、欢呼，很多人满面泪花。数百束鲜花抛向我和帕特坐的车子，甚至扔到跟在后面的记者座车上。政府保安部队毫无准备。蜂拥向前的人群使车队不时得停下来，用波兰语高呼“美国万岁”“艾森豪威尔万岁”“尼克松万岁”。那个星期日约有25万人拥上了街头。尽管苏军驻扎在那里，尽管他们与苏联有着共同的边界，波兰人在那个星期日的戏剧性示威，不仅表达了他们对美国的友谊，也表现了他们对近邻苏联的憎恨。
我们于8月5日回到华盛顿，受到了大批人群的热烈欢迎。我的苏联之行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和赫鲁晓夫在展览会 我在 这次运动的另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是肯尼迪的竞选组织和手法。说到竞选，我可算是身经百战，见过世面的，但与1960年这次相比，则真是如同小巫见大巫。我的竞选组织称得上效率很高，忠心耿耿，财力雄厚而且目的性非常明确。但我们对手的组织，除了人员同样忠贞不渝之外，还拥有无限财源，并且动员了一批最最冷酷无情的政治活动家来进行领导，那是总统竞选史中所罕见的。
肯尼迪的竞选组织干起丑事来，有其独特的流氓味，它可以若无其事大模大样地干，使多少政客都甘拜下风，还使多少好议是非的记者自叹弗如。其实，在初选时，从我看到肯尼迪是怎样玩弄既精明又冷酷的一手，把休伯特·汉弗莱干掉之日起，我早应料到事态会如何发展了。汉弗莱在16年后出版的《一个社会活动家受的教育》这本自传中写道，“肯尼迪的竞选组织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卓著成效。”他又写道：“但在漂亮外衣的背后，却有一种使我难以接受和无法忘怀的冷酷无情和粗暴蛮横的成分。”
最后，肯尼迪一家反复在运动中成功地大事渲染宗教问题，尽管他们曾保证不这样做，结果还是使它成为竞选中的一个争论问题，我对此是毫无准备的。在罗伯特·肯尼迪领导下，他们把这次总统选举部分地搞成一场实行宗教宽容还是宗教偏见的公民投票。从这时起，和有些人一样，我也学乖了些，知道要提高警惕。那些人在肯尼迪这一家的权力、金钱和他们操纵的新闻工具之下，曾经吃过很大的苦头。我发誓，今后如果在政治权术上还比不过他们或别的什么人，我决不再参加竞选。
1972年选举时，在一则当时记下的日记中，我思考过1960年我若当上总统，局势将会如何：
倘使我们当时像现在这样懂得如何进行竞选等，那我们是很可能赢得1960年的选举的。至于此事究竟是祸是福，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我现在说的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这个国家。我们很可能继续长时间地保存那老一套的政府机构，也很可能不关心这个国家要我们做的事。另一方面，如果1960年我们得胜，在处理古巴-猪湾危机问题上，也许手法会大不相同，我们很可能会把苏联人打翻在地，把古巴从卡斯特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将对今后局势的发展起很大的影响。我同样认为，我们也会以不同的办法解决越南问题，只要知道今后非使用武力不可，一定会及早并有效地使用我们的力量。总之，古巴导弹对抗一事发生在1962年，这肯定是历史对我们的照顾，因为它注定了我们竞选州长的命运。我常说，一旦我赢得州长选举，我肯定会在1964年得到提名，但也可能失败。当然，人们也会把历史写成另一种样子。如果我们（1962年）获胜，肯尼迪就不会去得克萨斯，奥斯瓦德也就不会开枪把他打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更好的机会再度竞选，得胜的可能性总比肯尼迪被刺之后要大，而约翰逊也就不可能利用殉难烈士的光环去对付戈德华特了。
大选后不几天，我就在考虑，14年公职生涯将于1961年1月20日结束，那么下一步该怎么走。
参加了肯尼迪就职典礼后，帕特和我径往F街俱乐部，出席海军上将刘易斯·斯特劳斯夫妇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夫妇举行的告别午宴。
当我告别艾森豪威尔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握了很长时间。起先我以为他要动感情了，但他只是说：“希望你和帕特不久来葛底斯堡我家做客。”我说我们会来的。
那天晚上帕特和我同特里西娅与朱莉一起在家进一顿安静的晚餐。两个女儿都很克制。她们说，如果我不是在芝加哥和若干其他地方吃了舞弊的亏，本来这顿晚餐笃定是该在白宫吃了。我虽有同感，但我还是对她们说，现在不是发牢骚的时候，况且选举失败也有好处，我不是就可以常常在家吃晚饭了吗？再说，学校一放假我们也可以一起外出旅行呀。
我的警卫人员在中午便要撤走，不过我的专用汽车和司机则要到午夜才撤走。约翰·沃德洛当我的司机快8年了，我问他是否可以在晚餐后把车开来，为我开最后一趟车，在全市兜一圈。
街道交通混乱不堪，加上冰雪满地，弄得情况更糟。成百上千辆小汽车和出租的高级轿车排成长龙停在饭店门外，等候身穿燕尾服的绅士和曳地长裙的女士们赴庆祝总统就职的舞会。没有人注意我们驱车经过白宫，沿着去国会大厦的大街飞驰而去。
我要约翰把车停在副总统专用的停车场上，我步出车门走上宽阔的大理石台阶。一位惊愕的警卫让我走了进去，我穿过参议院大厅，沿着长廊走向中央大厅。国会大厦的穹顶高高耸起，整个大厦只有我走在光滑的大理石板上的脚步声在回响着。
* * *
【注释】
[1] 原文如此。——译者注
[2] 4H代表“心、手、头、健康”，四个以“H”字母开头的英文字。美国农业部一直在农村青年中组织4H俱乐部，对青年进行科学种田和农业经营方法的教育。——译者注
[3] 在马萨诸塞州，为哈佛大学所在地。——译者注
[4] 指英王爱德华八世为了娶美国平民辛普森夫人为妻，宁愿放弃王位之事。——译者注
[5] 在英语中“派别”和“鸟翅膀”同为一字（wing）。这里说像“寄宿学校饭桌上的鸡”，意思当然是说尽是翅膀，也就是尽是派别。——译者注
[6] 这种说法显</a>然体现了尼克松当年的偏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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