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众议员和参议员（1947-1952）_尼克松回忆录

毫无疑问，我通过希斯案件获得的声誉使我开始走上得以担任副总统职位的道路，但同时，它也使我从一个小有名望、在报上常受到有限好评的年轻众议员，成为在华盛顿被人纷纷议论的人物之一，并遭到当时最受人尊敬和最有影响的开明派报界人士和舆论界领袖的激烈反对。

我一到圣迭戈就打电话给帕特，于是她立即从旧金山乘飞机赶来了。我在海外服役期间，她一直在那里的物价管理局任物价分析员。我在机场门口等着她。她穿了一套鲜红色的衣服，一看到我站在那里立即满脸含笑，奔到栏杆边来和我拥抱。

尽管那时我已回国，但仍在海军服役。1945年1月，我奉命到东部去办理海军包工合同的结束工作。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和恢复和平的最初几个月中，我们先后在华盛顿、费城、纽约和巴尔的摩等地住过一段时间。

对美国人来说，那段日子是重要的时期。4月，当帕特和我在费城布克班德饭店吃饭时，侍者过来对我们说，他刚听到无线电广播罗斯福去世了。同别人一样，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一个月以后，欧战结束了，我们看到了苏军和美军在易北河握手的新闻片。8月，帕特和我在挤满人群的纽约时报广场上参加了庆祝战胜日本的胜利日。

1946年：竞选众议员

帕特快要生 在提问期间，规定每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三分钟来回答。我尽量作出简明扼要的回答，沃勒斯却感到总难以在规定时间内说清问题。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他毫无困难地作出了简短的回答。有人问他是否一度曾是社会党在册党员。他回答说，是的，但那只是在20年代，大危机的初期，当时他感到两大党都无所作为。

接着，我的一个支持者要求沃勒斯解释解释他的“关于货币的独特见解”——这里指的是他老爱讲的关于货币改革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自从他在他的《不负债，无危险》一书中提出后，便被人称作“滑稽货币”计划。他的众议院同僚不能理解他的计划，那天晚上帕萨迪纳的选民也弄不懂。

在轮到我回答问题时，沃勒斯的一个支持者指责我对沃勒斯进行诬蔑，说他曾经得到产联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这个问题后来发展成为——至少在事后——1946年竞选运动中最著名的和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

政治行动委员会是1944年大选时，由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有组织的劳工为了更好地进行党派斗争建立起来的。它的姊妹组织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则是为了让非工会会员参加而建立起来的。劳工领袖西德尼·希尔曼在他去世之前，一直担任这两个组织的主席。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也在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担任职务。这两个组织都物色候选人，然后向他们所支持的人提供经费和竞选工作人员。据估计，这两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于1944年共为竞选运动提供了65万美元以上的捐款。尽管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员都不是共产党员，但谁都知道已有共产党员及其同路人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而这些人由于纪律性强，因而在其中产生了不能以其人数来计算的影响。由于当时许多人已开始关心苏联的战后意图，并相应地为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感到忧虑，所以这种影响被看成一个问题。

沃勒斯于1944年得到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但是在1946年，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决定撤销它们的支持——看来是由于他不赞成众议院中工会领导人经过反复思考的某些重要措施。1946年春，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洛杉矶县分会发行的通报指出，不管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采取什么行动，该组织准备支持沃勒斯。西海岸的共产党报纸《人民世界报》1946年5月31日一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五大组织”支持的候选人》的文章。这五大劳工和进步联盟是由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铁路兄弟会、进步党劳联，以及好莱坞艺术、科学与专业人员独立公民委员会组成。《人民世界报》的文章报道了五大组织会见候选人的情况，并且登载了一张在6月4日初选中它们所支持的人的名单。名单中的 尽管我们的使馆人员出于谨慎而极不愿意，我却坚持要同被访问的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会面。我们发现这些领导人往往比民主派的领导人更为精力充沛，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我极想弄清他们是怎样思考的，还想估量一下他们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我特别记得我们同意大利劳联的总书记、共产党人朱塞佩·D.维多里奥的一次会见。他的办公室里挂着红窗帘，墙壁也是红色的，他的上装翻领上佩戴着一枚小小的红旗徽章。我在众议院劳工委员会上见过大部分美国劳工领袖的表现，维多里奥和他们中的佼佼者相比也绝不逊色。

我问他，他赞成政府对意大利工会采取何种政策。他回答说，他愿意看到工人不受政府的控制，而且有罢工的权利。

我说：“听你的回答，我看你似乎赞成我们美国的那种政府，那里的工人此刻就正在罢工；而不赞成苏联的那种政府，那里的工人是受国家控制的，过去20年中，他们就没有举行过一次罢工。”

经翻译后，维多里奥朝我冷冷看了一眼说：“这位先生和我讲的不是共同的语言。在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家里，工人必须进行罢工才能从资本主义反动派和雇主那里获得他们的权利。而在苏联，没有资本主义反动派和雇主，因此罢工的权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问他愿不愿意对美国外交政策提些批评意见。在这次谈话的笔记中，我写道：“他对我们的外交政策作了一番将使亨利·华莱士显得像个胆小鬼的全面的分析。”当他说完后，我说：“我们永远欢迎别人对我们的政策进行批评，但我可否问一下，你曾否如此详尽地批评过苏联的政策？”

维多里奥和刚才一样又冷冷看了我一眼说：“这位先生和我又一次讲的不是共同的语言。美国外交政策必然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其理由是，它是受资本家、反动派和雇主所支配的。在苏联，没有资本家、反动派和雇主，因此苏联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因此，它不会受到批评。”

他说的对：我们讲的不是共同的语言。我的印象是，维多里奥所讲的党的路线同我们在英国和法国遇到的共产党领导人讲的几乎完全相同，甚至连用语也相同。在我的笔记中我最后写道：“因而，这就肯定地表明，全世界的共产党全都不忠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是忠于苏联。”

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边界上的大港口，不久将成为一个由联合国托管的自由市了，在那里我亲眼看到有时同共产党威胁相伴而生的暴力行为。

我们是在联合国托管即将生效的前一天到达的。我在旅馆打开行李时，听见了响亮的歌声。我探头窗外看到一支大约有500名男女组成的游行队伍，他们都是一些精力充沛、斗志旺盛的年轻人。许多人手中拿着红旗，他们扯着嗓门唱着令人激动的《国际歌》。共产党总部就在旅馆的对面，当游行队伍经过时，每个参加游行的人举起手臂，紧握拳头，以示敬礼。我走下去想看看他们要干些什么。突然，街口响起了一声爆炸声。群众散开了，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的尸体……在片刻的死寂中，人们全站在那里呆望着鲜血从他脖颈里喷出来。接着，石块和瓶子就乱飞起来。警察赶来，开始追赶共产党的领头人。

有个逃窜的共产党，像大学球队里的后卫那样飞快地穿过人群，他在越过马路时碰上一个老妇人，把她撞倒在人行道边上，那个老妇人便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了。骚乱持续了一整个下午直到傍晚。那天被炸弹和枪弹打死的有5人，伤75人。我当时想到，除非美国帮助西欧恢复稳定和繁荣，否则的里雅斯特发生的事不久肯定将在整个西欧重演。

在我们回到华盛顿几个星期后，赫脱委员会根据我们带回来的大量笔记和文件，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所有报告的共同特点是力主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这时候，我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发现我的 幸运的是，我在选区的活动获得了成功，这样做的结果大大提高了我的声望。1947年12月15日，国会以313票对82票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家都知道，这个计划在各个方面都是成功的：它使欧洲免于饥馑，它保证了欧洲的经济复兴，并使欧洲没有落入共产党之手。

我从赫脱委员会之行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懂得了共产党在欧洲得逞的原因。

而此刻在这里，惠特克·钱伯斯作证说，他知道阿尔杰·希斯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那天上午钱伯斯的作证并没有引起多大骚动。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他的叙述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另外，钱伯斯是那样其貌不扬，以致大家没有十分拿他的话当真，要是他把话说得更生动、有力一些，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他说他们在一起吃过几次饭，克罗斯利要求他帮忙找一个住的地方，因为他想在写文章的时候，把他的妻子和一个要喂奶的孩子从纽约接来，度过那个夏天。碰巧希斯那时正好准备搬往乔治城的一处新居，他原来住的公寓的租赁期还剩下三个月。因此，他把那间公寓转租给克罗斯利了。希斯说，当克罗斯利的家具迟迟未从纽约运到时，他甚至让他们在他的新居住了几天。他补充说，最后克罗斯利赖着不付房租，因此他们很不愉快地分了手。希斯说，自1935年以后，他就再没见到过或听到过克罗斯利的消息。

令人很难相信，希斯会把像“克罗斯利”这样一个人完全忘掉，接着又突然想起来了。但我们姑且相信他讲的那一套，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有关这个神秘的报纸撰稿人的问题。

我问他，克罗斯利太太长相如何，他回答说，她的皮肤“特别黑”。我是委员会中唯一见过钱伯斯太太的人，因此我知道他对她的描述很正确。那时我确信希斯是认识钱伯斯的。现在唯一有待回答的问题是，他究竟是不是认为他叫乔治·克罗斯利。接着，我问了许多有关克罗斯利身体外貌的问题，从他的高度和体重开始。接着我还问道：“他的牙齿怎样？”

“牙齿很坏。那是我特别想注意看看钱伯斯的特点之一。这个人的一副牙齿很坏，他不会保养他的牙齿。”

斯特里普林问道：“他是只保存着大部分牙齿呢，还是仅仅没有很好的保养？”

希斯回答说：“我想他的牙齿并不缺，但是保养得很坏。他的牙齿很脏，我要说他显然没有加以注意。”

于是，我们按照钱伯斯的证词提供的线索，引导希斯回忆起30年代的生活情况。我们用问过钱伯斯的问题来问他，几乎对每一个问题，我们都得到相同的回答。

对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来说，在那天很晚的时候，通过围绕一个看来最不重要的问题的对话，才使这个案子确定下来。我问希斯他有什么爱好。希斯回答说他喜欢打网球，还是一个业余鸟类研究者。麦克道尔漫不经心地问道：“你见到过蓝翅黄森莺吗？”

这下希斯的劲头可真来了。他说：“我看见过的，就在这里的波托马克河上。”

麦克道尔说：“我在阿林顿见到过一只。”

希斯继续说：“它们飞回来在那里的沼泽地做窠。一头黄毛，是一种极漂亮的鸟……”

当这种对话的重要性被委员们发现时，顿时出现了片刻心照不宣的沉默。

我们已经答应希斯在8月25日同钱伯斯公开对质，离当时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是，到那时就可能有一个 我说：“希斯先生，你是否认为在你能讲一些有关这个人的任何情况以前，一定要牙科医生告诉你，他曾如何给钱伯斯治牙的情况？”

希斯改变了话题，于是我开始询问钱伯斯。

“主席先生——”希斯插嘴说。

“你先等一等。”我说，我又重新问钱伯斯。

当钱伯斯说，他在希斯的公寓里住过大约三个星期时，希斯打断他的话说：“主席先生，我无须再向惠特克·钱伯斯先生提任何问题了。我现在完全准备确认这个人就是乔治·克罗斯利。”

我已经非常仔细地研究过证词，但是我始终没弄清，为什么希斯突然在这时决定放弃那套伪装了。就在几分钟之前，他的“视觉记忆力”还非常不济，坚持要先查阅牙医的病历，才能确认钱伯斯到底是谁。而现在他忽然变得那么肯定，以致当我们问他是否绝对有把握时，他说：“即使挖去他的两只眼睛并割掉他的鼻子，我也能肯定是他。”尽管如此，他仍然说，他并不知道钱伯斯或克罗斯利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们问钱伯斯是否能肯定证明这个希斯就是他从前认识并在他家住过的那个共产党员。他回答说：“我肯定能证明。”希斯突然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走到他面前，向他挥动拳头。当希斯说话时，声音因发怒而颤抖，他说：“现在请把我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我愿意请惠特克·钱伯斯先生在没有这个委员会在场的时候重述一遍他的这些话，那我就将告你无故诽谤罪。我向你提出挑战，要求你这样干，并且希望你他妈的马上就干。”

当希斯走到他面前时，钱伯斯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但希斯却已完全泄气了。我懊悔我们同意让他能如约赴宴从而放他早走了。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对他紧紧追问的话，即使不能取得真正的突破，至少也能从他话里发现更多的矛盾。但是就这样，我们的收获也不差了。

下一个星期，8月25日，在众议院旧办公大楼的秘密会议室举行了两人的公开对质。会议室挤满了想目睹这个场面的人，空气浑浊，由于拍摄电视的灯光，显得更热了。

希斯使用了三个基本手法。一开始，他企图打乱和搅混证据的细节。他再一次提出牙医治疗的重要性，借此解释他开头为什么迟迟不能确定钱伯斯就是克罗斯利。

我说：“你已经充分利用了坏牙齿这个问题。你甚至问到为他治疗牙齿的牙科医生的名字，并想在你能肯定他的身份之前，同牙科医生研究一下。我现在想问你一个也许听起来有点滑稽的问题，我真纳闷儿：你难道没有见到过克罗斯利闭着嘴的时候吗？”

他回答说：“在我的记忆</a>中，有关克罗斯利的引人注目的事情，不是在他闭着嘴的时候，而是在他张开嘴的时候。”开始时站在希斯一边，但由于他经常躲躲闪闪、含糊其词而变得烦躁不安的听众，听到这一回答后，哄堂大笑了。主席托马斯要求大家安静，对希斯说：“在回答问题时，如果你有什么特别幽默的话要说，以后可以把我叫出去讲给我听好了。我一向喜欢愉快的笑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避免的话，让我们不要再在这里让大家笑了。”这时希斯已控制不了自己，他傲慢地回答说：“主席先生，我认为笑声是由于提问引起的，而不是由于回答引起的。或许是你或尼克松先生想退出去讲你们的笑话吧。”

当我们给他看一份他签过字的文件印本，问他是否是他的签字时，希斯的表演同样是荒谬可笑的。他犹豫了一下，躲躲闪闪地说，不见到原始文件，他不能肯定回答。

蒙特对希斯的回答非常恼火，他表示怀疑地问道：“如果你见到原始文件，你就能肯定了吗？”

希斯回答说：“那我就比较有把握一些。”听众又一次大笑起来，甚至坐在前几排的他的朋友们也不安地摇摇头。

他的 我把报纸上的报道给钱伯斯看。他说：“这正是我一直担忧的事情。”

他向我解释，他已经交出了相当数量的文件证据，那些东西全部已被司法部封存，而且法院命令不准他透露文件内容。他对我说：“我现在只能说，这些证据是一颗真正的炸弹。”

我们想设法知道一点这些文件的内容，但是没有成功。最后我问他，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否只能等待司法部去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不，我没那么蠢。”钱伯斯回答说，“我的律师保存着一份影印本，而且还有一点，我并没有把我所有的东西都交出去。万一他们想扣压这颗炸弹的话，我还有另一颗呢。”

“你保存好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被邀请到俄亥俄州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去发表主旨演说。这个会议是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三周之后，在哥伦布举行的。两个星期后，我还在共和党成立纪念日伊利诺伊州博览会上发表了类似的演说。伊利诺伊州是塔夫脱的地盘，大家觉得，通过我的演说，我也许能鼓舞那些从事组织工作的人，让他们支持我们的竞选名单。

代表大会刚结束，艾森豪威尔即去丹佛度假，我则昏头昏脑地回到了华盛顿。好几千封信件已涌向我的办公室，其中有一封是1947年和我同时进入众议院的一位同事的亲笔信。

亲爱的迪克：

我对代表大会挑选你为副总统感到无比快慰。我一直深信你会攀登顶峰——但我还没想到会这么快。你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对象，肯定将给竞选名单增添很大的力量。

问候尊夫人并祝你万事如意。

您的真诚的，

杰克·肯尼迪

那时候，人们仍然利用在列车站台上的短暂停留进行竞选活动，我们也是这样开始的。艾森豪威尔的“友邻们向前看”号专列首先开往中西部竞选。我那辆名字比较平庸的“尼克松专列”于9月17日自波莫纳开出。波莫纳是一个靠近惠蒂尔的市镇，我竞选众议员和参议员就是从那儿开始的。

那天晚上，差不多尼克松家和米尔豪斯家所有的人都到车站来了。甚至厄尔·沃伦也激动得不能自已了。他隆重地把我介绍给大家，最后却说：“我现在向你们介绍了美国的下一届总统。”这句话他一脱口而出，人群中立刻迸发出一阵笑声和掌声，以致他窘迫地改正的话也听不见了。

在我那辆专车后部的平台上，我谈了杜鲁门政府的腐败，严厉批评了“华盛顿烂摊子”。我说：艾森豪威尔会把这一切都改变过来的。我还保证，在其后两个月中，我将把艾森豪威尔的改革运动的信息送到全国每个角落去。

基金危机

在去波莫纳的前几天，我曾出现在华盛顿的《会见新闻界》的电视节目中。节目播完之后，参加会见的一名记者，报业辛迪加专栏作家彼得·埃德森，把我拉到一旁问我：“参议员，我们听人说的那‘基金’是怎么回事？有人传说你每年有两万美元的附加薪金，是由100个加利福尼亚企业家提供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对埃德森说，在我当上参议员后，我曾和好几位我在加利福尼亚的支持者会过面，讨论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做好参议员工作。最大的问题是加利福尼亚离华盛顿太远。大家都同意，如果要使工作有效，我得尽可能多花些时间在全州各处走走，发表谈话，直接或通过书信和人民保持接触。但按规定每届会期只补贴来往于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的一次车费，而且由于私人的或纯属党务的材料不能由参议院免费邮寄，我还不得不自己出钱付党务邮件的印刷费和邮资。这笔开支可能很大，如我每年要花2000美元给2万人每人寄一张圣诞卡，那些人在我进行参议员竞选时，曾经自愿出过力或者捐过款。

默里·乔蒂纳曾建议，我们可以设想在我的整个六年任期中，进行一个“持久的竞选运动”，而帕萨迪纳的一位律师达纳·史密斯（他曾经在我竞选参议员时担任过我的财务主任）却建议我们公开募捐一点基金。他说，如果把捐献最大额度定得低一些，并全部交托给别人代为掌管，那就不会产生什么有人花钱买好或者我个人从中捞一把的问题了。

1950年年底，史密斯向二三百个曾为竞选捐款的人发了一封信，简要地说明了这笔新基金的用途。数星期后，史密斯又发出一封信——这一次范围更广一些，我们的竞选邮寄名单上的好几千人都收到了这封公开信。结果，有76人捐献，平均每人240美元。没有一个人捐献超过史密斯规定的限额500美元。我们收到基金捐款总额为18235美元。在这笔基金存在的两年中，所有收支都由史密斯经手，并全用支票付款。全部用于邮资、旅行和其他政治活动方面，纯属私人用途的一分钱也没有花过。

我对埃德森说，如果他想知道这件事的更多情况，可以去找史密斯，并且告诉了他史密斯在帕萨迪纳的电话号码。

埃德森访问了史密斯，史密斯很高兴地对他说明了这笔基金的情况。就在同一天，另外三个记者也向史密斯问起这件事，他也都向他们一一解释了。这三个人中有一位是利奥·卡切尔，他是好莱坞电影编剧，也是《纽约邮报》洛杉矶地区的记者。

9月18日，就在我们在波莫纳竞选活动开始后的 民主党人，他们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是伊利诺伊州州长阿德莱·史蒂文森，自然想让《纽约邮报》关于基金报道的内容能受到重视。他们终于立即使它变为一个全国性问题，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切尔更要求把我的名字从竞选名单中除去，或者要求我们至少别再谈什么公共道德问题了。其他民主党人立即附和说，这已充分暴露出所谓艾森豪威尔改革运动纯属骗局。

关于基金问题，大约只有艾森豪威尔专列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他的工作人员直到星期五上午一直没有让他知道这件事，好让他集中精力准备一篇星期四晚上要在奥马哈发表的概述农业政策的重要演说。当他们把基金事件告诉他时，他感到意外和不安。考虑到他计划要发表的 那天晚上，消息传来，证明乔蒂纳真是未卜先知。芝加哥一家工厂的总经理肯特·钱德勒拍了一份电报给史蒂文森，指责史蒂文森作为伊利诺伊州州长时，曾经发起设立一笔“由个人捐献的现金基金，你曾把这笔钱分给好几个你任命担任州政府职务的人，用来补贴州政府付给他们的薪金”。

几小时之内，史蒂文森发表了一项声明，承认有这么一笔基金，他说：“用于此项目的基金是1948年竞选州长存留下来的，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后来收到的一般人的捐献。”他的发言人拒绝作进一步说明，史蒂文森本人也拒绝接见记者。

史蒂文森的声明没有提及当天揭发的另一件事。一个名叫威廉·麦金尼的伊利诺伊州的前采购人员，揭露他曾经每月开列一张各个商号和供应州政府物资的企业的名单，要他们代付史蒂文森感到不便由纳税人负担的费用。据称，捐献的数额为100美元至5000美元不等。麦金尼说：“他们估计这样出点钱便可以和政府多做点生意。”和此事有关的两个人已承认他们出过钱，但否认这有什么不正当的地方。

史蒂文森拒绝作进一步说明。恼火的记者们联名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他举行记者招待会，但他说他拿不准是否要举行。在那个星期的周末，史蒂文森终于透露了有关这笔基金的一些消息，说有18744.96美元是在1948年他竞选州长时遗留下来，后来移交给他的。这个数字加上芝加哥一些商人捐献的2900美元，总额达21644.96美元。实际上，在竞选期间，公众从来不知道这基金到底有多少和派过什么用场；只是在24年以后，才由史蒂文森的正式传记作者约翰·巴特洛·马丁在《伊利诺伊州的阿德莱·史蒂文森》一书中透露，史蒂文森的表白是完全不老实的。他没有提到，这笔基金后来在1950年、1951年和1952年所增加的数字总共约6.5万美元。这样就使基金总额达84026.56美元之多。1952年9月29日，支持史蒂文森任州长的委员会解散以后很久，也就是在这笔基金存在的事实被揭露四天以后，史蒂文森签了一张1.05万余元的私人支票作为他偿还委员会的款项。

这笔基金的最后结算表明：有13429.37美元的用途只是非常笼统地称为作竞选之用，其中包括一年一度的圣诞节社交聚会费用、给新闻记者的礼物以及为史蒂文森的儿子开舞会的乐队费用等。有一次史蒂文森曾用这些竞选基金向莱克县防痨协会捐了一小笔款子，然后又在自己呈报个人所得税时把这笔捐款当作减免所得税的项目。

报界对待史蒂文森是极为客气的。他拒绝和记者谈话，只受到轻微的责难；这里所涉及的不正当行为，在社论中几乎只字不提。《芝加哥论坛报》的约翰逊·卡纳迪后来写道：“没有一家报纸能够弄到有关1950年和1951年史蒂文森基金的具体材料，而且据我所知，除我之外也没有一个跟史蒂文森在一起的记者真想弄到这材料。”

对我来说，在整个基金问题上，最使我沮丧和恼火的一个方面，是大多数报纸在报道尼克松基金和史蒂文森基金时明目张胆采用两种尺度。但这种差别当时又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我那时又正集中精力在草拟我的演说，并在播讲前24小时内作好必要的发言准备。

基金演说的 演说分为四部分。一开始我列举了有关基金的事实，并说明我个人的经济情况。然后，我对史蒂文森进行反击。 还有一项意在中伤我的名望和诚实的指责，说我曾参</a>与某一罪恶的阴谋，这也是在大选以后才予以澄清的。有人假冒一个石油公司经理的名字，写了一封信给另一个经理，暗示我曾被收买，在华盛顿为石油业效劳，报酬是每年超过5.2万美元。大选前夕，这封明明是伪造的信居然被送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去，委员会又把它寄给《纽约邮报》，要求发表。但甚至连《纽约邮报》也决定不冒险去登载这样一项明显的诽谤。

大选后，德鲁·皮尔逊继续想挑起人们对这件事的兴趣，因此我要求参议院的特权与选举小组委员会彻底调查此事。调查结果证明信是伪造的，并把此事提交给司法部了。

基金诽谤没有达到目的，谎言和伪造也没有击中目标。但这一切却使我和我的家庭在感情上遭到严重损失。很久以后我才发觉，我那自尊心极强、富有斗争精神的父亲，每当一个新的谎言得到澄清时，他总要哭好几回。

我对政治的兴趣减退了，但我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同时也是我的本能——是反击。我很快感到自己正像特迪·罗斯福曾描绘过的在竞技场上的一个人：“他的脸沾满了尘土、汗水和血迹。”健忘的批评家将来可能会只记得我的回击，而忘了常常激起我回击他们的那些谎言和歪曲。

只是在过了好几个月之后，我才能够慢慢把基金危机所给予我的痛苦看作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我想艾森豪威尔一定对我所表现出的顽强和政治上的敏锐有深刻的印象。他感谢我一开头就明确地说，如果他要求我那样做，我可以提出引退，而且我从来没有有意做过一件使他尴尬的事。

我也得到了一些关于政治和友谊的重要教训。在政治上，只要你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或给他们点好处，大多数人便是你的朋友。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政治和生活的其他方面没有什么不同——只是选举的公开竞争性质，也许使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露骨罢了。但是，在我似乎要退出竞选时竟有那么多人转眼之间翻脸不认人，他们带给我的惊愕和失望，却是我永远不会忘却的。

1952年的大选

基金危机之后，1952年，竞选运动以后的问题就显得比较容易对付了。对选民的研究和民意测验表明，要求变革和对联邦政府的腐败的厌恶，仍然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最有说服力的话题。杜鲁门在1952年已极不得人心，这和约翰逊总统后期在越南[2]问题上或我在水门事件时期的处境相似。也和约翰逊与我一样，杜鲁门的不得人心也使他的党受到影响，甚至阿德莱·史蒂文森也开始和杜鲁门政府保持一定距离了。

我既然从基金危机中脱身出来，这就使民主党想制止揭发贪污腐败问题的企图无法得逞了。事实上，我现在反而成了更有力、更受人欢迎的竞选人了。我在基金演说之后的名声重新引起公众对希斯案件的兴趣，我在全国提醒听众，史蒂文森在希斯第一次作伪证的审判中，曾担保希斯的诚实、正直和忠诚。而且他这样做还是在我们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已证实希斯在他和钱伯斯关系上的说法纯属谎言以后。

我还批评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我说，他对待国际共产主义的政策，使我们失去了中国和东欧的大部分，并促使了朝鲜[3]战争的爆发。我用了一句引起公众注意的话——同时也使那些评论员恼火万分——指责史蒂文森是艾奇逊的“怯懦的遏制共产主义大学”的毕业生。

多年之后我担任总统时，艾奇逊和我变成了朋友，他是我最重视和最信得过的非正式顾问之一。不过，在这次竞选中，他的山羊胡子、他的英国式的花呢服装以及他傲慢的风度，却使他成为我攻击外交人员势利眼的性格和精神状态的最理想的对象，而这种性格和精神状态全被共产党的路线、镰刀和锤头所征服了。今天，我对当时攻击过猛深感遗憾。虽说我仍然认为艾奇逊对亚洲的政策是错误的，但是他在欧洲的做法却是对的，他协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它变成抵抗共产主义侵略的强大而持久的堡垒。

在大多数选举中，对立的候选人显然彼此不喜欢，但通常没有或很少有个人的仇恨情绪。我对史蒂文森却本能地有反感。我认为他过于虚伪，华而不实，他那油嘴滑舌和冷嘲热讽的机智，掩盖着他的浅薄、轻率和优柔寡断。他使我想起奥斯卡·王尔德对玩世不恭者所下的定义，说那种人懂得每样东西的价格，却不了解任何东西的价值。艾森豪威尔和我有同感。迟至1957年，在受到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震动之后，为保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最高级会谈能获得成功，杜勒斯想把史蒂文森请到国务院来，但艾森豪威尔却坚决反对他来白宫或让他参加巴黎的最高级会谈。实际上，在艾森豪威尔中风之后，医生曾关照我们不要提到史蒂文森，因为这样做常常会使总统的血压惊人地迅速上升。

杜鲁门总统本人虽然没有参加竞选，虽然那个处于困境的史蒂文森极力设法让他躲在幕后，但杜鲁门实际上仍是1952年竞选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哈里·杜鲁门是靠政治上的短兵相接起家的，所以史蒂文森不可能让他处身于竞选之外。杜鲁门在未能使艾森豪威尔同意作为民主党人接替他在白宫的职位之后，两人的关系便已很紧张了，到1952年选举时，杜鲁门更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大多数民主党人是不向艾森豪威尔的英雄地位挑战的，杜鲁门却和他们不同，他专门对艾森豪威尔的专长甚至他的动机进行典型戏剧性的，也是典型不负责任的指责。艾森豪威尔对杜鲁门暗示他曾经在政治上参与、实际上把东欧送给共产党人的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一事深为恼怒。这一指责显然是不真实的，但杜鲁门竟然会支持，更不要说传播这样一种蓄意的诽谤，这使艾森豪威尔始终耿耿于怀。

由于这种宿怨，艾森豪威尔到国会大厦举行就职典礼之前，拒绝按惯例前往白宫和杜鲁门一同喝一杯咖啡。这两个人只是在北门厅见面，略事寒暄几句，就一同坐车前往国会大厦，途中双方一句话也没说，除了在1953年因参加首席法官弗雷得·文森的葬礼而偶然碰到之外，一直到1961年艾森豪威尔离开白宫之前，两人一直没有再见过。

在1952年竞选中，帕特和我曾筋疲力尽地旅行了4.6万英里。我发表了92次演说，在列车站台上露面达143次，访问了214个城市，并举行了多次记者招待会。由于基金事件以及我在党派斗争中担任了艾森豪威尔所避免担任的角色，较一般的副总统候选人，我更受到人们的注意——自然肯定远远超过史蒂文森的竞选伙伴亚拉巴马参议员约翰·斯帕克曼。在有些地区，我甚至把史蒂文森也远远抛在后面。

每到一处，我猛烈抨击民主党，把史蒂文森同杜鲁门和艾奇逊联系在一起，我说，就是这些人把华盛顿搞得一团糟，我们怎么能期望他们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呢？我把艾奇逊称为“形式主义的混乱局面的缔造者”。我对一群波士顿的听众说，如果史蒂文森当选，我们将看到他们再执行四年这种老一套的政策，因为史蒂文森先生是从迪安·艾奇逊的无能的国务院教育出来的。我对另一群欢呼的听众说，我宁愿要一个穿卡其制服的总统，而不要一位穿国务院粉红色衣服的总统。

大选前一星期，10月27日，我在阿肯色州特克萨卡纳的一次演说中，说杜鲁门、史蒂文森和艾奇逊“是这个国家的许多民主党人所信奉的最高原则的叛徒”。在1954年以及以后的选举中，杜鲁门谴责我曾在这篇演说中称他为叛徒。甚至在这篇演说的录音被找出来，并把我的原话按录音带抄出给他看时，他仍不承认我当时所讲的并非如他似乎记得的那样。

在这次竞选中我用了一些非常粗野的词句。这也许是因为在基金危机中和以后，我不自觉地对外来的攻击反应过于强烈；或者也许因为我完全被艾森豪威尔指派给我的党派斗争的任务弄昏了头脑，只想到必须激发起党的忠实信徒的热情，让他们知道一场战斗正在进行中。

在选举前几天，当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公布时，趋势已经相当明显了：

艾森豪威尔-尼克松47%

史蒂文森-斯帕克曼40%

尚未决定的13%

但艾森豪威尔和我却照样把竞选一直进行到底，最后在波士顿花园开了一个选举前夕电视大会作为结束。那天深夜以后，帕特和我飞往加利福尼亚。

我从我在1946年和1950年的经验中知道，对政治家来说，最长的一天是选举日，那时千百万人在决定他的命运，而他自己却无能为力。帕特和我清晨在东惠蒂尔投票以后，我问比尔·罗杰斯是否愿意坐车去兜兜风。我们驱车去拉古纳海滩，把车停在那里，沿海边走了好几英里。

有一些驻扎在彭德尔顿军营的水兵在海边打橄榄球，我们临时参加进去玩了一会儿。其中有一个水兵仔细地打量我几分钟后，走到罗杰斯跟前说：“喂，他是一个有名人物还是别的什么人？”罗杰斯回答说：“不，他不过是参议员尼克松，正在竞选副总统。”后来当传来一个球我没有接住时，一个水兵开玩笑说：“看来你只适合当副总统，打不好橄榄球。”突然他一愣，忸怩地加上：“先生。”

我们在四点钟左右回到洛杉矶的大使饭店，我直接走到我的房间去，穿上睡衣，打算睡一会儿。我对手下工作人员说，至少在六点以前我不要听任何结果，因为到那时还只能有些零碎消息，只不过使人神经紧张而已。六点整有人敲门，马上有十来个人冲到房间里来，一起争着讲话。东部的投票刚结束只有一小时，但看来我们已占压倒性优势。

结果，我们以多得650万票获胜：55.1%对44.4%。我们在众议院又获得了22个席位；这样总席位便变成221对213了，有一个席位属无党派人士。在参议院我们多了一个席位，这使我们仅以一席之差占了多数。

* * *

【注释】

[1] 1945年朝鲜解放。苏美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进驻北半部和南半部。1948年8月15日在南半部成立大韩民国，简称“韩国”。此处的“南朝鲜”，即指韩国。下同。——编者注

[2] 1945年9月2日越南宣告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同年法国入侵，1945年北方获得解放，南方仍由法国统治。后美国取代法国势力，扶植南越政权。1975年5月南方全部解放。1976年7月南、北方统一，定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本书中尼克松提及“越南”处，多指“越南共和国”，即南越。——编者注

[3] “朝鲜”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简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