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性格当中的矛盾性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但现实生活中最明显的例证体现在他们有时是最为狭隘的地方主义者，但有时又成为胸怀宽广、四海一家的人。他们的乡土情结深深地扎根于他们对土地的热爱，特别是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一个在上海生活了一辈子的广东人，依然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外乡人，只是短暂地寄居在陌生的都市，一旦好运来临，他就要快马加鞭地回到故乡。来自福建、山东、四川等地的民众，构成了中国移民的主体，他们与广东人一样有着类似的观点。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几乎是每一个背井离乡的漂泊游子都有的乡愁，在其他国家这种乡愁可能最多只持续几年的时间，而中国人的乡愁却久久不能淡忘。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家乡的那截土墙、泥土的地面、绿油油的稻田和正盛开的石榴，终究是他在世上最令人羡慕和喜爱的地方。他的子女，甚至他的孙辈们，无论出生在哪里，都把自己视为来自祖籍的省份，即便从来没有回到过那个遥远的村庄但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原住民。
漂泊的游子可能生活在上海一栋装有暖气、供应冷热自来水以及其他现代化舒适设施的摩天大楼里，但他从来不能够遏止对家乡那个小村庄的思恋，也从来没有试图去遏止——忠贞于对自己家乡的热爱是他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他的人生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只要各方面的条件允许，他就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叶落归根。纵观中国的历史，在自己家乡之外的任何地方去世都被认为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这就类似于世界上其他地方马革裹尸一样。在每一艘驶往广州、汕头或厦门等港口的轮船上，通常都会载着至少一名垂死的乘客，他在用自己最后的一丁点儿气力返回他的故乡。从上海到宁波的旅程是非常短的，轮船通常在下午的5点钟启航，然后大约在12个小时后靠岸，但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人们把夜里死去的人的尸体抬到船下边去，他们显然是宁波地区的居民，但最终还是没有赢得与死神孤注一掷的比赛。
如果一个人客死他乡，即使是在遥远的国外，中国人通常也会把他的遗体用船千里迢迢地运回其祖籍安葬。如果这个人没有留下任何遗产，这笔费用将由他的族人，或者他的同乡会友，或者众多负责埋葬死者的慈善组织中的一个来加以解决。这样的组织如此众多，又如此活跃，所以尽管中国还是个贫穷的国家，但她从来没有过波特墓园 [1] 。无论他们走得多远，也无论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多久，中国人从来都没有治愈过自己的思乡病，而风俗也绝不允许死亡切断他们与祖国的联系。《白鸽》 [2] ，它那令人难以忘怀的旋律讲述了摩尔人思乡的心痛，或许非常适宜成为中国人传唱的一首歌曲。
尽管中国人有着浓重的地方主义，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对家乡的热爱，但他们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和环境的能力堪称世界主义的楷模，他们会极快地适应从乡村到大都会的生活氛围。无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省学者，还是无知少识的苦力，都是一样的。在冬季几个月的农闲季节里，成千上万的小伙子跑到城市里去寻找各种不经培训只要有好体力就能胜任的工作。虽然他们什么活计都会去干，但只有像黄包车夫这样的工作才能让他们与大城市复杂的现代生活密切地接触。
在黄包车夫当中，很容易就可以辨认出哪些是刚刚来自绿色原野上的小伙子，他们被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车惊吓得有点不知所措，他看着交通信号灯时仿佛觉得那个红色的火球可能随时会从信号塔上滚过来把自己烧成一堆灰烬。在最初的几天里，他所遭遇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一种威胁。他相信自己有的是力气，他会大踏步地奔跑，超过所有那些经验丰富的车夫，但他对交通规则和拥挤街道的危险却毫无所知，因为他以往的人生经</a>验已经被限制在狭窄的乡村小路上。
但几周之后他就熟悉了自己的工作，身上乡巴佬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在拉人力车的时候，他也学会了一些复杂的技能，这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体力来赚取更多的利润。他放弃了试图证明自己是速度冠军的想法，并调整自己的步伐和步态，让自己以最节省体力的方法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目前生意中出现的一些特别的经营问题并不感到沮丧。他很快就发现在支付车费的过程中，男性比女性更加慷慨，而且也很少固执地要走一些不合理的绕道的路程。他会毫不费力地找到心仪的游客，索要并且也经常可以从客人那里得到超过合理费用四倍到五倍的收入。穿着制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对人力车夫来说意义最为重大，因为他们会痛快地支付高得离谱的运费，尤其是那些刚刚来到港口的水手。如果一大群海军陆战队士兵从一间酒吧里出来，十几个正等待着这个幸运时刻的黄包车夫就会坐地起价，而且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直到水手们选择乘坐了他们的车子。在黄包车夫的社会规则里，美国水兵是最优先考虑的服务对象，英国水兵紧随其后。
黄包车夫通常会被人们所低看，就如同是拉货的低等牲畜。我认识一些自视高尚的游客，他们不会去乘坐人力车，因为他们不愿意与这些堕落的同类打任何交道。然而他们除了渲染自己廉价而造作的多愁善感之外，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剥夺了诚实而勤奋的苦力们急需的饭碗。假如那些苦力得知了他们的想法一定会非常惊讶，因为他们从没有觉得诚实劳动会和堕落有什么关系。
毫无疑问，美国的出租车司机会把自己看成在每个方面都比一个苦力具有巨大优势的人，但是对于后者来说，在他的经营活动中每天可能都要付出比纽约出租车司机一个月还要多的脑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只要经过简单的技术培训，任何一个上海的黄包车夫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出租车司机，但很少有出租车司机能够成为一名好的人力车夫。
很少有中国人会把自己局限于某一种职业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当生活所迫时他会把手伸向任何一个可以获利的行业。农夫可以变成水手，水手可以变成厨师，厨师可以变成司机。司机手里握的方向盘是拥有一份非常优厚工作待遇的标志，但如果有需要，司机也可以成为一名农民、水手或者厨师。当然，他也可能进入更高的就业岗位，成为一名海洋工程师。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只要积攒了足够的资本或建立了充分的信用，就会成为一名商人。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或者足够的幸运发一笔横财，那么这些苦力将比我所提及的其他人更好地应用和处理财富。事实上，我认为中国人与美国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伴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个人能够承担起财富赋予他们的社会地位。
对于没有经验的中国人来说，机器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而他也用自己的方法来掌握它们。十年前，当我在上海做日报的时候，买了一款最先进的印刷机，它可以用卷筒纸而不是一页页的平板纸进行印刷。我寄希望于这款印刷机能够促使报纸发行量增长的想法当然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过去报纸的发行量和印刷的能力之间始终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正如每个印刷机的操作员都知道的那样，为了避免卷筒纸张出现破坏，必须缓慢地启动这种印刷机，而不能操之过急。按照制造商的建议和专家的协助，我买了一台特制的电动机，它能够实现从最初蜗牛般的速度逐渐达到其设计的最大转速，每小时印刷5000页的报纸。像上海这样的地方有很多的英语报纸都需要印刷。在我的坚持下，印刷机还配备了好几个紧急开关，这样即便卷筒纸出现故障，机器也可以及时地停下来以避免珍贵的新闻纸被大量毁坏。
因为我喜欢鼓捣机械配件之类的东西，所以对这套设备感到非常得意。在它运行了几天并且工人告知我一切都井然有序、运行良好之后，我邀请了一些朋友来参观，并向他们展示印刷机是如何工作的。我非常仔细地解释了印刷机如何以每小时一百码的速度开始工作，然后借助设计十分巧妙的马达使同样的运转距离迅速平稳地提高到十秒钟之内。但这个展示活动并没有完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令我吃惊的是，印刷工人一开动马达就让它全速地运转，更让我吃惊的是，印刷机却实现了开动时很慢，渐渐地在没有断纸的情况下加速工作。我看到印刷工把他的脚踩在了主动皮带轮上，从而提供了一种简单却非常有效的方法来减慢印刷的速度。当纸张突然出现断裂的时候，他只需要用脚使劲地踩住皮带轮就可以停止印刷，而且这个方法比那些为了同样目的而安装的价格不菲的特殊开关要快得多。现在印刷机和马达已经很好地运行了十多年，据我所知，自己花费巨资安装的特殊设备从来都没有使用过。
中国人身体和精神的适应能力一样强大。无论是在烈日炎炎的热带地区，还是在冰天雪地的严寒北方，他都将舒适地生活，享受最好的健康。他把家安在赤道附近或者北极圈里好像都是一样的。他不会像其他国家的移民们一样，不知不觉地融入异乡的人群当中，因为他的肤色和细长的眼睛清楚地标示着他是不同种族的一员。直到几年前，他们过去从未舍得剪去的辫子依然让其看起来是那么鹤立鸡群。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但中国人还是自力更生地闯出了一片天地，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移民，在几乎每一个文明的国家抑或一些野蛮的国家，谋得了生路并且积累起大量的财富。中国人所到达的遥远地域，以及他们自己奋斗所取得的成功可以通过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中文报纸发行量显示出来。他们广泛地分布在暹罗（泰国）、新加坡、马来群岛联邦、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夏威夷、牙买加、毛里求斯以及美国的许多大城市。
注解：
[1] 在美国，专门用来埋葬无名死者或无钱买墓地的人的公墓叫作波特墓园。
[2] 《白鸽》，是西班牙作曲家塞巴斯第安·伊拉迭埃尔（Sebastian Yradier，1809—1865）在旅居古巴时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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