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_罗马与中国

蛮族入侵的问题，是历史学家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历史学家们也一致认为有责任建立某种适当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历史现象。本书便是以此题为出发点进行的一项研究，而且展示了研究的结果。前面已经将有关的事件一一罗列。在对这个问题做出简要总结之前，似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对蛮族入侵问题的解释，这种解释在现代文献传记中是找不到的。

对蛮族入侵问题的一些解释

首先应看到，对蛮族入侵的解释，通常指对有关早年蛮族迁移的问题所作的解释。

有关日耳曼民族大迁移的种种理论，无论在形式上或是内容上，均不出古典著作家的记叙和论述的范围。在那些一言便成定论的权威学者中，恺撒可谓声望最高。他所持的观点是，发生民族迁徙的原因每每是“人口众而土地乏”。这自然也被当成一个博识学者潜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因而“人口过剩” (1) 导致日耳曼民族的迁徙这一观点，历来就占有至高无上的指导地位。尽管有着如此权威性的说法，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争论在持续地进行着，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希望。双方观点不同之处在于人口过剩的现象到底可不可能发生这个决定性的前提 (2) ，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缺乏直接的历史证据。局面是如此地窘困，以至于不得不回过头从那些由之得出人口过剩结论的史料中去重新加以研究，尤其要考察恺撒的言论是否的确可以成为那种信念的依托。

研究史料中有关论述时，注意甄别两种不同的情况是十分重要的：一种是作者站在自己当时的立场上对某一事件所作的评论；另一种是作者亲自参加或目睹了某一事件，或者是他对这一事件拥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而作的评述。如果对恺撒的论著加以考察，则会发现他所论及的发生于他在高卢的活动之前的事件和他亲身参加的与高卢作战的情况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讲到某一件早年发生的战争时，他说比利时人在高卢定居下来，“因为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美”。这些来自比利时的部落又侵犯了不列颠，目的在于“掠夺财富” (3) 。值得注意的是，高卢人曾一度比日耳曼人更为强大。这时他们便以“人口众而土地少” (4) 为借口向莱茵河彼岸进行移民扩张。恺撒根据他自己的思想所作的论述和根据他的观察所作的记叙具有迥然不同的特点。在关于赫尔维蒂人迁移的著作中，他详细地记叙了迁移之前的形势，将造成迁移的首要原因归于奥尔及托列克斯（Orgetorix）的诱劝。同样，对阿里奥维斯塔斯率领的日耳曼人来到高卢，他认为是阿尔维尼人和塞夸尼人雇佣阿里奥维斯塔斯来反对爱德维人，并且说这些蛮族人在新的环境中“渐渐地爱上了高卢的牧场、文明和财富，因而更多的蛮夷人迁入高卢”。此外，在讲到乌希皮特人和腾克特里人迁渡莱茵河时，他记载了他们自己的说法，即“他们是由于受到苏维比人的驱赶，才背井离乡，来到这里”。乌比人也向恺撒抱怨他们遭到苏维比人的迫害和追逐 (5) 。如果接受恺撒提供的这些证据，那么采纳这两种解释中的任何一种，显然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难想象，现代著作家更多地引用了恺撒的许多一般性论述，因为他们认为他的这些论述均来自蛮族部落中流传的史实。姑且不论恺撒那些并非来自民间传说的记载，而进一步考虑到当他缺乏资料来源时，他便退回到罗马史学家撰写纪传文学的老传统上去了 (6) 。这种罗马传统的文学体裁在李维（Livy）的著作中多有体现。他写了许多有关高卢人入侵意大利的战事。他说，在塔奎纽斯·普利斯库斯（Tarquinius Priscus）时代，克尔特人国王阿姆比加图斯（Ambigatus）“急于摆脱其国家人口过剩的负担”，派了他的两个侄子各带一批部民外迁。其中一个率领各部落的“过剩之民”越阿尔卑斯山，击败埃特鲁斯坎斯人。此外，根据“传统的说法”，这些高卢部落人是在卡米鲁斯（Cami Uus）时代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他们“听说那里有甘美的水果，特别是香醇的葡萄酒，这使他们垂涎三尺”。关于这些物产的消息来自一个叫克鲁西姆的阿努恩（Arruns of Clusium的人。“他企图将他们诱入意大利。” (7) 普林尼也提到这件事，但说怂恿高卢人进入意大利的是一个名叫亥里柯（Helico）的赫尔维蒂人 (8) 。李维则认为居住在加拉提亚的高卢人之所以受唆东迁，“不是为了寻求土地，便是企图掠夺财富”。后来他们听说亚洲富庶，便到了亚洲。李维说，另有一支高卢人本想在意大利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以“人口过多、缺乏土地、生活困苦、民不聊生为借口，越过阿尔卑斯山去寻找新的家园” (9) 。可以看出，李维所说的这些情况，皆发生于他当时的3世纪到6世纪以前的期间。这当然只能是根据民间流传，而不可能是他的直接记录。

作为一个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理当关注民族迁移的问题 (10) ，但是他对和他同时代的李维史学理论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人口过剩”理论却毫无涉及，相反，他认为迁移到加拉提亚的特克托萨吉斯人在其原高卢祖籍部落中受到排挤和驱逐，而由波（the Po）山谷迁往多瑙河的波依人，也在原居住地受到驱赶。斯特拉波说，在他当事之年，日耳曼的许多部落被苏比人赶过多瑙河去。其他一些部落如马尔西人则逃到“国土的边远地区”以躲避诺曼人的进攻。马可曼尼人是在其首领马罗波杜斯的带领下迁移的。朗哥巴底人也“一个不剩地逃离其本土” (11) 。

在维利奥斯·帕特库鲁斯的《罗马史》中，对部落迁移问题的解释与恺撒《高卢战记》的说法全</a>然不同。《罗马史》论述远古时代部分中说</a>，吕底亚的两个国王李德斯（Lydus）和特来努斯（Tyrrhenus）因为“粮食歉收，便抽签决定由谁带领一部分民众离开吕底亚”，结果是特来努斯中了签，于是他渡海去了意大利。维利奥斯还说到后来“为数众多的希腊年轻人因为人口太多而外求新居，来到亚洲” (12) 。此外，在讲到他所反对的马可曼尼人时，维利奥斯说他们“响应其首领马罗波杜斯的号召” (13) 而发生了迁移。

在典籍中，对蛮族部落迁徙问题有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是某位不知名的作者强调人口过剩和缺乏土地是其主要原因；另一种观点则提出近代历史事件的实际细节。尽管如此， (4) 恺撒：《高卢战记》， (5) 恺撒：《高卢战记》， (6) 见乔治·多登：《克尔特古代史研究手册》（巴黎，1906年），179页。

(7) 李维：《罗马史》， (8) 普林尼：《博物志</a>》， (9) 李维：《罗马史》， (10) 斯特拉波：《历史》， (11) 斯特拉波：《历史》， (12) 维利奥斯：《罗马史》， (13) 维利奥斯：《罗马史》， (14) 费利克斯·达恩：《罗马人统治下的日耳曼史》， (15) 路德维希·施密特：《欧洲古代民族大迁移之原因》，载于NJKA， (19) 见吉内书 (28) 爱德华·布鲁克纳：《世界的气候变化与民族迁移》，载于MGGW，第58期（1915年），210页。C．J．卡利：《气候与移民》，载于《古代史研究》，第2期（1928年），292～307页，其中论</a>道：“大约每640年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周期，其中平均可有300年是变得干旱缺水，从而引起欧洲和亚洲的移民潮流和民族归并，这种情况可以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1600年间的历史中看到。”

(29) H．J．麦金德：《民主思想与现实主义》（纽约，1919年），121页：“这可能便是因为一段连续的干旱造成的结果。”类似的解释，亦见于欧文·拉梯摩尔：《鞑靼人》（波士顿，1930年），110页，其中认为：“整个蒙古，这个喜好战争的游牧民族，当时由于人口的增殖，抑或因为气候变得干燥无比致使牧草枯萎，愈发躁动不安，继而迫不得已让牧民们离开故土去寻找新的草场。”又，A．J．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伦敦，1934年）之396页中指出：“……这类情况的发生，作为一种事实，实非原始游牧部族本能或自发的反应，而是在以下一种或两种外界因素的迫使之下出现的，即：其一，受其周邻定居民族先进文明的吸引；其二，受其所居住的草原地区恶劣气候的排斥。”

(30) 艾尔斯沃思·亨廷顿：《历史与气候变化》，载于AHR，第18期（1913年），215页。然而他又继续指出：“的确也有这样的情况，即仅仅由于人口增加的压力而没有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会引起某些部族发生迁移。”225页。

(31) 见奥瑞尔·斯坦因：《亚洲腹地：其地理环境在历史上的作用》，载于《地理杂志》，第65期（1925年），487～490页；及其《中印史论》，第一卷（牛津，1921年），246页，和《亚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778～781页。此外，R．C．F．斯柯姆伯格在《地理杂志》第80期（1932年）140页中提出：“甚至有人断言，新疆南部地区的气候变化影响到或者的确引起了中亚的民族大迁徙，其前提与假设都显得相当奇特。”

(32) 最近较为统一的观点可见于T．D．肯德黑克的论述，他在《北欧海盗史》（伦敦，1930年）之23页中说：“简言之，既然此问题得不出结论，历史学家便不可避免地接受海盗活动这一现象而无法提出更多的质疑，正如早期的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原因不明而仍然被接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