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韦斯巴芗 多密喜安 图拉真_罗马与中国

夫拉维王朝皇帝执政时期，从罗马帝国北境的局势中，可以明显看出帝国的一种新政策和初醒的活力。韦斯巴芗占领了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间地区。而到多密喜安时期，则完成了领土的兼并；多密喜安对代西巴路斯的战争终于以图拉真兼并达西亚而告结束。公元70～107年间，帝国北部边境战争频频，不幸的是关于这一时期蛮族侵扰的史料不多，且不甚可靠，以至于许多战事只能依靠研究碑文和钱币来确定。有关这一段历史，奥罗西乌斯（Orosius）有一句名言，他说，他“现在要详尽地阐述达西亚王国丢尔潘纽斯（Diurpaneus）和罗马将领福斯库斯（Fuscus）之间的激烈战争及罗马人遭受的惨重损失了，如果致力于写作这段历史的柯内尼亚斯·塔西图没有说过萨路斯梯亚斯·克里斯普斯（Ssllustius Crispus）等众史学家一致赞成将我们的损失悄悄地抹去，而且为了他自己方面的利益，他本人早在别人之前就已经这样做了的话”。搜集帕西亚的史料也出现了同样的困难。因为罗马史家只是偶然地涉及幼发拉底河以东的情况，而帕西亚的钱币虽然经过钱币专家的精心研究，所能提供的无非是一张国王的名单而已。与此相比，可以慰藉的是中国史料对这一时期的记载相对要完整得多，也精确得多。特别是关于声震西域的班超30年的经营情况更为详尽。

将罗马、帕西亚和中国的历史事件加以比较时，又出现了另一个难题。公元73～102年，班超掌握汉朝在喀什地区的大权。经过仔细观察，可明显地看出，不仅塔里木地区的战争（贤王时期）成了帕西亚战乱的先导，而且继蒙古的战争之后，也同样地在欧亚大陆北部直到维斯瓦河和多瑙河上游的各部族之间也爆发了战乱。事实上，汉朝政府派遣官员去控制西域而引起的冲突，不仅影响到天山南北，也影响到里海和黑海南北地区。换言之，中国皇帝的一个命令，便可以使混乱的政局经两条不同的地理路线涉及罗马帝国的北境。由此而产生的难题是，这段时期的事态，虽然可以肯定起源于中国，并单单从年代顺序上看（在本书研究范围内）结束于中欧，可是必须经以上两条线索去进行描述。为了更明确地说明始于中国、西南经波斯、西北经俄罗斯传播并最后集中到中欧的一系列战乱最基本的特征和联系，似应将帝国在最后一期间里，特别是多密喜安（Domitian）和图拉真（Trajan）统治时期内发生于帝国边境上的重大战事，予以一一展现。

欧洲的战争　公元70～107年

韦斯巴芗和多密喜安在莱茵河和多瑙河 　公元70～84年

公元70年，莱茵河上恢复平静之后，韦斯巴芗率领队伍修复在此之前被战争毁坏了的防卫设施。可能是这同一政策的继续，他于公元74年派上日耳曼使臣皮纳里亚斯·柯内里亚斯·克里门斯（Pinarius Cornelius Clemens）占领内卡（the Neckar）河谷和黑森林</a>（the ck Forest）地区，即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支流之间的地区 (1) 。从石碑上得知，柯内里亚斯·克里门斯在战争中进展得很顺利，史籍中并未提到这一时期内发生过任何蛮族暴乱。公元74～76年间，韦斯巴芗发行的铸币记录了八次对胜利的庆祝。而这些胜利甚至连这段时间的史料中都未能提供可供猜测的足够依据 (2) 。这样，另一情况就显得相当重要，即除了上日耳曼总督，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将军也因战胜日耳曼人而受到嘉奖 (3) 。同时，多米梯亚斯·图拉斯（Domitius Tullus）和多米梯亚斯·卢卡努斯（Domitius Lucanus）兄弟也因公元74年或公元75年对日耳曼作战有功而被授勋 (4) 。在公元75～78年间某时，朱利亚斯·柯迪努斯（卢梯里亚斯·伽里库斯Julius Cordinus Rutilius Gallicus）率领的一支军队在埃姆斯河上对布鲁克特里人发动了战争 (5) 。战争起因不详，但知前者大获全胜，俘虏了煽动朱利亚斯·西维里斯领导的一次暴动的日耳曼女预言家维列妲（Veleda） (6) 。

在公元71年到公元81年的十年中，史料没有记载任何有关多瑙河下游的形势。不过仍然有理由相信在公元76年韦斯巴芗的次子多密喜安对入侵密西亚的萨尔马特人（也许是诺克索兰尼人）发起过进攻 (7) 。

公元82年，虽然证据不甚充足，但仍可看出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上发生过骚乱 (8) 。公元83年，多密喜安 (9) （他已于公元81年继承他哥哥提图斯的帝位）向恰提人开战 (10) ，其后便开始有计划地修筑莱茵河彼岸领土的防御工事 (11) 。

罗马人在不列颠 　公元71～84年

塔西图说，维努梯亚斯和卡梯曼杜娅于公元69年发生的冲突，给罗马带来了战争，因而当皮梯里亚斯·瑟里亚利斯平定高卢的朱利亚斯·西维里斯的叛乱后，他被韦斯巴芗派往不列颠。在不列颠任期内（公元71～74年），他征服了布里甘特人，并扩展了这个省份的疆域，以至约克（YORK）也被归并。公元74～77年或公元78年间，继任总督塞克斯·朱利亚斯·福朗梯努斯（Sex．Julius Frontinus）也制服了威尔士（Weles）的西卢尔人。

福朗梯努斯的继任者朱利亚斯·阿格里柯拉（Julius Agric） (12) (45) 。

中国公元72～77年间的战事构成了公元73～77年间亚美尼亚和帕西亚战乱的背景。

但汉朝政策的影响力并非以幼发拉底河为限。同时，还应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中国公元前60～公元前59年完成了统一西域之后，继而在西印度也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并因之而有公元前58年开始的马尔瓦纪年（the Marva era）或毗克罗摩纪元。之所以要回顾这一段历史，是因为西印度开始创立塞种纪年（the Saca era，公元78年始）恰好又是在明帝收复西域之后。与公元78年塞种纪年有关的历史事件，史界权威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但贵霜（Kushan）王朝的伽腻色伽继阎膏珍为王 (46) 。这一重要人物的继位，若不算一次革命，至少也意味着一次改朝换代 (47) 。这可以从贵霜新王朝以白沙瓦（Peshawar）代替巴里黑（Balkh）为其国都得以证明。伽腻色伽以赞助与弘扬佛教著称。在中国的记载中，他被称为“月氏王”。在帕西亚，继上述公元前60～公元前59年战事之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元前58年弗雷茨三世被杀，随后在其二子米特拉达悌和奥德罗二世之间爆发了内战。同样，公元78年，帕柯鲁斯二世挑起了一场反对沃罗吉斯一世的叛乱 (48) 。

（二）

喀什噶尔、帕西亚及罗马东部 　公元78～91年

公元78年间，班超与伊犁河谷的乌孙、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康居及阿富汗西北印度贵霜王国的月氏建立了亲善关系。同年，由于得到康居的支援和疏勒、于阗等国的贡赋，班超又攻取了姑墨和温宿 (49) 。这时汉朝政府终于给班超派出了援军。于是他向龟兹和焉耆发起进攻。在公元78～80年（该年班超得汉援军），龟兹灭莎车，疏勒又起兵叛乱。公元80年，汉将徐干</a>领援兵到达，班超遂重新攻下疏勒。公元83年，龟兹再攻疏勒，公元84年汉增兵又到，加之有疏勒、于阗的纳贡，班超便向莎车发起进攻。而莎车王将疏勒王冲拉到他的一方，冲又得康居支持。面对这一局势，班超遣使“携丝绸重礼” (50) 赠月氏王（伽腻色伽），请他劝其同盟康居王将增援疏勒的军队撤回。此举颇为奏效。康居同冲一并撤出塔里木地区。于是，久失西域的班超得以复主喀什噶尔。公元85～87年，班超再得月氏之援，发兵以攻吐鲁番的车师前王庭 (51) ；公元86年，疏勒前王冲得康居之助，起兵企图夺回其王位，却为班超所俘，并被处死。其后于公元87年，班超调回于阗等地军队，击败龟兹等国的援兵而大破莎车。

从公元84～87年的情况看来，班超在喀什噶尔正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以至于他不得不在某些地方要依靠贵霜国的支持。公元87年，安息（即指帕西亚，此更似指希尔卡尼亚）王遣使到汉 (52) ，显然是因为在西域的中国人与贵霜之间的联系对于通过希尔卡尼亚和帕西亚的丝路是一大妨碍。同时，月氏王伽腻色伽也遣使欲与汉结盟，并求联姻 (53) 。当时，似乎班超允许帕西亚的遣汉使臣过境，但不知何故，却将伽腻色伽的使臣逮捕送回，因此引起了战争。月氏王于公元90年发兵，由其副王谢率领，越葱岭、结龟兹以攻汉军。但为班超所击溃。至此，从公元73年起一直抗汉的龟兹遂降。据载，月氏亦向汉朝岁奉贡献 (54) 。

班超在西域的活动，还可从以下帕西亚和罗马东方的事态中得到反映，尽管具体的记载尚不明细。因为公元78～90年喀什噶尔战争以及康居和月氏（贵霜）的卷入，恰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冲突遥相呼应。

其一：公元78年，帕柯鲁斯反叛并进攻沃罗吉斯一世，后者坚持抵御到公元80年初，终于倒台。但帕柯鲁斯并未接管这块归他无疑的领土，因为另一个敌手阿塔班努斯四世于公元80～81年（或公元81～82年）占据了塞琉古。但他显然在公元82年被驱走，跑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立足，直至公元88（或公元89）年 (55) 。在罗马历史上记有他帮助并指使了提图斯（Titus）王朝（公元79～81年）的一个名叫特伦梯亚斯·马克西姆斯（Terentius Maximus）的人。此人借尼禄之名，并得到来自幼发拉底河的一些地区的支持 (56) 。尼禄率帕西亚军的返回，成为《圣约翰启示录》 (57) 里一再出现的话题。与此相应，公元82年在欧洲的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也发生了暴乱。在莱茵河地区，多密喜安于公元83年亲战恰提人，使罗马的疆域拓至莱茵河彼岸。

其二：公元83年喀什噶尔再次向班超进攻。公元84年，由于情况紧迫，他向月氏（贵霜王）求援。可惜罗马史料对公元80～81年及公元88～89年这一期间帕西亚和罗马东部的事态毫无记载。另一方面，索连尼的摩西对此有所记述，即多密喜安派遣的一支军队在亚美尼亚被歼灭。这一事件虽无时间记载，但大致可确定发生于公元84年或公元85年 (58) 。在欧洲，达西亚人公元85年入侵密西亚，同年多密喜安在日耳曼颇有战绩。

其三：班超与月氏王之友善关系于公元87年中断。公元90年，月氏王发兵越葱岭攻汉。这一战事反映在帕西亚，则是“公元86～92（93）年这七年间帕西亚也没发行任何货币” (59) 。公元88～89年（尼禄死后的 （三）

中国和蒙古 　公元25～52年

王莽死后，中国立即爆发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刘秀于25年建东汉，是为光武帝。而另一个争位者卢芳则在陕西得匈奴之助亦自称汉帝。公元33年，光武帝遣吴汉击卢匈政权，公元34年卢芳逃走。公元39年，吴汉再攻匈奴，但中途被迫去职，因而匈奴各部得以转居塞内。公元40年，卢芳降汉。实际上是匈奴派他回汉，以期得到汉朝的褒奖，不过始终未能得到。光武帝封卢芳为代王，赐绢两万匹。但此人于公元42年复入匈奴，不久即死去。公元44、公元45年，匈奴联合乌桓、鲜卑再次犯边。汉军出击，却无功而返。

公元46年，莎车王贤攻鄯善、龟兹。鄯善和吐鲁番求护于汉（公元47年）。

公元46年，匈奴单于死，各部为争继王位而起混战 (88) 。汉煽动乌桓乘机击之，将匈奴驱至漠北。公元48年，匈奴八部共议立呼韩邪之孙比 (89) 为单于，并袭用呼韩邪的称号，依汉求安。汉朝答应了匈奴的请求，并将此八部安置于北塞（五原一带），以御外袭。至此，匈奴遂分为依附汉朝的南匈奴和留居漠北的北匈奴。公元49年，南匈奴大破北匈奴诸部，迫其放弃千里疆域而向西遁逃。此时鲜卑亦出袭北匈奴 (90) 。匈奴人这一时期（公元48、公元49年）的变化极为重要，因为南北二部至此永远分道扬镳了。

匈奴分裂的直接后果是北匈奴各部和汉朝贸易交往的中断。有关这一点，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证明：公元51年，北匈奴单于遣使欲同武威太守和亲结盟，汉朝不许。经反复交涉之后 (91) ，于公元52年，汉朝终于同意恢复与北匈奴的贸易。

在蒙古，匈奴的分裂（公元49年）导致了两部的战争。汉朝北塞亦因之数年不宁。在西域，莎车王贤克龟兹后，又攻大宛，激起康居的不满（时约公元50年）。继公元46～50年蒙古地区以及中国西域战争之后，西方亦爆发战乱。值得注意的是，约在公元50年，奄蔡更其名为阿兰 (92) 。西方史学家也在这一年改称之为“阿兰尼（the ni）”，而它的奥尔西（Aorsi）之名称的最后出现于史料是在关于米特拉达悌公元49年战事的记载中。公元50年卢吉人及来自维斯瓦河和奥德河源头地区的一些部落进攻瓦里亚斯王国（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的国家），赫尔门杜里人则加入卢吉人一方。瓦里亚斯虽得贾齐格人支援，仍然被推翻。此战结束之后，潘诺尼亚方面没有入侵事件发生。但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仍然预料会有犯边之患，遂向多瑙河增派了军队。同在公元50年，恰提人入侵韦特劳河和缅因河下游地区。

公元49～50年间的战事对南高加索的民族似乎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伊比利亚王法拉斯曼勒斯借口当他和阿尔巴尼亚人交战时 (93) ，他的兄弟亚美尼亚王米特拉达悌（伊伯里亚人）拒绝帮助他，于公元51年向亚美尼亚发起进攻。

（四）

中国和蒙古 　公元72～77年

莎车王贤的叛乱平定之后（公元61年），北匈奴控制了西域。单于公元62年进扰黄河五原，但遭南匈奴抵抗。公元64年，北单于向汉求和，重开交通，汉朝许之。公元65年，汉遣使赴北匈奴，南匈奴便因之大怨，发兵起叛。其后战端便起，虽有汉军力阻，然南北匈奴仍大犯北塞，烧城毁镇，杀掠人民。此乱绵延数载 (94) 。

公元72年，北匈奴侵敦煌等郡，随后，在耿秉屡谏之下，明帝决心重取西域，于公元72年末遣军屯凉州，以备次年春出战。公元73年，汉军分兵四路向匈奴进伐 (95) 。窦宪、班超所统的大军击败北匈奴最南端的呼衍王部，并将其驱逐。公元74年，窦宪及耿秉追呼衍部至蒲类海，战伊吾城，再败其部。随后，汉军分兵两路，耿秉击车师后王庭，窦宪攻车师前王庭，两路皆大胜。车师后王庭为耿秉所降（前已说过，班超于此时攻下喀什噶尔）。公元75年，北匈奴单于遣两万大军围耿秉，其情甚急。亦在此刻，与匈奴联盟的焉耆、龟兹又攻杀了刚上任的汉都护陈睦。为此，甘肃路汉军立即发兵以解天山之围（公元76年），而后却又放弃了车师后王庭及吐鲁番两地。公元77年，汉又将哈密驻军撤回。同年，羌人之乱起，并于次年为耿秉平灭。

继公元72～77年对北匈奴的战争之后，南高加索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公元72～75年间，阿兰尼人侵入米底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96) ，有关其结果可参见前述。

约瑟福斯关于这次入侵的记述引起了一些学者对阿兰尼人进攻米底亚和亚美尼亚的路径的不同看法。简言之，约瑟福斯所记载的情况是，阿兰尼人先通过某个以“亚历山大（Alexander）”命名的山隘。通过该山隘有一条路直通米底亚。公元73年，这个山卡为希尔卡尼亚（今阿斯德腊巴德Astrabad）所控。如是，首先可以判定，“亚历山大”这个名字定与高加索山及雷加附近的里海有关系。因为托勒密（Albanian Gates）” (97) 北面的德尔本特（Derbent）山卡。其次，可以肯定，正如达里尔（Dariel）山卡通往(99) 。亚美尼亚战争结束之后（公元63年），梯里代茨于公元66年在罗马接受加冕时，尼禄派军队到伊伯利亚备战。依照塔西图的记载（《历史》 继中国边塞地区的战争和影响到顿河地区的阿兰尼的动乱之后，中欧各地发生了民族起义。文字上的资料对这一时期多瑙河和莱茵河地区的局势确无记载，但是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战乱的确凿的旁证。主要的是，公元74年Cn．柯勒流斯·克里门斯 (100) 进行了一场由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向东直到内卡河（the Neckar）上游（符腾堡Württemberg）的战争。他显然将战火烧到他的领地之外，因为公元77年和公元80年间在巴伐利亚（Bavaria）修建了要塞，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雷歇尔（Raetia）的地方官C．萨土里亚斯（C．Saturius）领导修建的。这说明奥格斯堡（Augsburg）以北和累根斯堡（Regensburg）以西地区已经成为入侵的目标。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地区的防御工事是在赫尔门杜里边境上修筑的。在缺乏公元74～76年间文字记录的情况下，从这一事实上可以看出赫尔门杜里已经卷入了公元18～20年和公元50年的复杂战争之中。此后，他们又突破重重防线，参加了公元167年的大入侵。关于这些防线已另有专述 (101) 。

（五）

中国和蒙古 　公元84～87年

公元84年，北匈奴再次请求与汉朝进行官方与民间的互市，得到汉章帝许可。然而当北匈奴大且渠王子及其他官员驱赶万余头牛羊入市途中，却遭南匈奴汗遣骑抢掠。公元85年春，四路大军共击北匈奴，“南匈奴攻其前（南），丁令攻其后（北），鲜卑攻其左（东），突骑施攻其右（西），使其无容身之地，因而北遁” (102) 。

公元86年，南匈奴汗追击北匈奴一部，并败之于曹色山。这次南匈奴追击北匈奴，似为汉朝从中挑起。汉朝颁令，凡斩北匈奴头者皆有赏。公元87年的鲜卑和乌桓击北匈奴显然也是听从于汉章帝的旨意。北单于在这次战争中被俘杀死。经此挫败后，北匈奴数十部在北塞纷纷降附汉朝。其残部亦因“惧于丁令、鲜卑”，皆逃往安后河（也许为安金河之一西支）以西。同时（公元85～87年），班超得月氏之援，平定吐鲁番之车师。

公元89年 (103) ，罗马皇帝多密喜安败于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狄奥（Dio）认为这次敌对行动是多密喜安挑起的。他本想对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实施报复，因为他们没有在反对达西亚人的战争中提供帮助。不论多密喜安的动机如何，这些苏比人的部落是在潘诺尼亚将他的军队击溃的。

（六）

中国和蒙古 　公元89～91年

北单于死后，匈奴为争单于之位而发生了混战。公元88年，汉得北匈奴内乱的消息，遂联合南匈奴发兵北击。公元89年，窦宪、耿秉大败北匈奴（在今大同附近），俘杀两万余众。北匈奴汗远遁，窦宪刻石记功而还 (104) 。公元90年，汉将率军攻克伊吾，随后车师二庭皆败而降汉。同时（公元90年）南匈奴与汉军同败北匈奴军，占其安后河上的王庭。北匈奴汗虽只身逃亡，然其后妃子女连其玉玺皆被俘获。公元91年，耿秉由居延出发，深入五千余里，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北匈奴自此逃而“不知所之”，“匈奴政权亦全部瓦解” (105) 。与此同时（公元91年），班超收降了龟兹及北道各部。

公元93年，鲜卑趁北匈奴灭亡之机，占据了原属北匈奴的地区 (106) 。

窦宪和耿秉公元89～91年大破匈奴之后，北匈奴部落溃散 (107) ，其中一部分入库车以北的山中、伊犁河谷、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和康居地，其余则进入额尔齐斯河（the Irtish）和鄂毕河（the Ob）流域。

继北匈奴溃逃后，整个欧洲发生了战争和民族大迁移。

在博斯普鲁斯，来斯库波里斯一世（Rhescuqoris I）执政的晚期，他一直在同蛮族交战。铜币上铸有标志他战胜西徐亚人的图案 (108) 。最晚的来斯库波里斯铜币发行于公元91年或公元92年，而他的继承人骚奴梅特一世（Sauromates I）的铸币则迟至公元93年或公元94年才发行。这中间的空白似乎意味着在公元92年，这个国家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前已提到，公元92年的中欧，马可曼尼人、魁代人和贾齐格人侵入潘诺尼亚，并击溃一支罗马军团。而罗马皇帝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将他们驱逐。

（七）

中国和蒙古 　公元95～97年

公元94～95年，匈奴部落在黄河河套一带发生冲突。原降汉的北匈奴二十万众起兵反叛。汉遣大军并征集乌桓、鲜卑及南匈奴之兵伐之，将这些北匈奴人击败，逐离北塞 (109) 。

公元96年，汉驻车师后王庭的官员返汉。车师后王为之大恐，疑自己被车师前王维</a>彼塔出卖，便向前王庭进攻，掳其妻室而还。公元97年，汉遣王陵率一支包括两万西羌人及陇西各族募兵在内的大军，由凉州出发，西攻车师后王。车师后王逃至北匈奴境（似为库车以北的天山境），然终为汉军所杀 (110) 。

公元97年，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入侵潘诺尼亚，战争进行到大约公元98年。

（八）

中国和蒙古 　公元105～107年

公元104年，北匈奴可汗遣使献物与汉求和修好，公元105年又遣使诣敦煌贡献，可始终未得到汉朝许可。公元105年，和帝死，邓太后临朝称制。北匈奴攻取车师后王庭，到公元107年匈奴重新控制西域北道交通。

公元107年，下潘诺尼亚总督哈德里安抗击入侵其省份的贾齐格人。

以上所陈公元72～107年，即班超经营西域期间汉朝的种种情况，可有助于说明在韦斯巴芗、多密喜安和图拉真在位期间欧洲的局势。将本章前部所述战事加以研究便不难发现，罗马帝国北塞的战乱不仅与罗马东部的战争有关，而且与中亚的战争有联系。由这些相互关系可看出，正如前面阐述的一样，问题的重要性在于罗马东方的战争引起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的动乱，而继中亚地区骚动之后，在多瑙河上游北岸发生了部族人的起义及潘诺尼亚人的入侵。这样，一方面，继喀什噶尔战争之后，分别于公元74～77、公元82～83、公元85～86、公元88～89年发生了多瑙河下游的蛮族起义和公元105～106年帝国东部的一系列动乱。另一方面，继天山东部地区，特别是车师前王庭的战事之后，相应地发生了公元74～76、公元89、公元92、公元97～98和公元107年多瑙河上游地区的骚乱。将这两个时间顺序所发生的情况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多瑙河下游、上游和莱茵河这三个地区的起义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这一期间内，图拉真对达西亚人的战争（公元101～102年）显然是罗马唯一一次没有直接诱发因素的战例。

观察与评论

通过以上大量的观察，有证据说明，蛮夷人的多次骚扰已波及罗马在多瑙河上游边塞地区，这一地区并非轻易受到攻击。欧洲的起义只是在罗马东部发生战争后才爆发。但更深入的研究证明，多瑙河以北的频繁战争及潘诺尼亚的入侵与蒙古地区的战乱有着明显的联系。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欧的战争是否与天山以东的局势有关。

由于帕西亚的战乱与喀什噶尔的战争密切相关，而这些相互影响的地区虽然相隔甚远，却被横贯大陆的丝绸之路依依相连。如是，便不难理解，丝路东部的战争和因之导致的贸易阻断必在丝路之西部产生同样的影响，进而引起战乱。至于潘诺尼亚的侵略，则因为没有证据说明在中亚和欧洲之间存在一条连续的商路，因而这两个地区的局势在时间上便没有相应的联系。但是，在把蒙古和潘诺尼亚这两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之间的许多相关之处简单地归于偶然巧合之前，应该对从波兰到蒙古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一番更深入、更艰苦的研究。

中央俄罗斯地区的各民族关系

公元1世纪初，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载了黑海以北平原地区各民族的详细情况。他提到那里的推罗吉特人（the Tyregetae）和一个萨尔马特人的部落群，其中包括贾齐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他说“罗克索兰尼人以远是否还有什么民族，我们不得而知”。据他认为（见其书 到了公元1世纪中期，古代世界的北方地平线大有延伸，至今尚不得其名的那些民族与罗马发生关系的情况，可见于普林尼（Pliny）关于西徐亚民族状况的说明（见其《博物志</a>》，Sauromatae）。他还补充说哈马克索比人（the Hamaxobii）或奥尔西人即属萨尔马特人。然后他提到变种的西徐亚人，他们出身于奴隶，或叫吐鲁葛迪提人（the Trogodytae） (111) 。以后便是阿兰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普林尼继续说到多瑙河上游直到卡伦土姆被萨尔马特的贾齐格人占领，还提到毗邻苏比人和瓦里亚斯王国的巴斯塔尼人。普林尼记叙了瓦里亚斯王国于公元50年被推翻，这说明他的这一段记载绝不晚于公元49年，这一时间对西方文献记载来说，是有关阿兰尼人最早的时间界限了。

普林尼介绍的情况表明，曾经在某一个时候，贾齐格人到达蒂萨河。当时巴斯塔尼人和马可曼尼人有着交往。此外，虽然托勒密记叙了2世纪中期的情况，但他认为他说的欧洲萨尔马特人的事情是发生于普林尼记载的史实之先。他所描述的巴斯塔尼人、贾齐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仍处在斯特拉波记载的状况之中。由此可知，他记载的这些情况，应在公元49年之前，也必得之于公元43年之后。因为庞波尼亚斯·梅拉（Pomponius M）提到的不列颠的征服（公元43年）是指当年的情况，而对中央俄罗斯地区各民族则毫无新论</a>。顺着这个线索，便可以将视野扩展开去：公元45年，罗马军队派赴博斯普鲁斯以驱逐米特拉达悌三世，随之便陷入与这个被废黜的国王的战争之中。那么，这些有关的新资料，很可能源于克劳狄乌斯的罗马军队的情报部门。而普林尼在记述高加索山南北地区地理形势时，克劳狄乌斯皇帝成了他引述来源的权威。

和普林尼一样，托勒密在记叙欧洲萨尔马特各部族的状况之前，也有一个简明的概论，其中他只提到维尼达人（the Venedae）、波奇尼人和巴斯塔尼人、贾齐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以及哈马克索比人和阿兰尼粟特人。接着便开始了详细的记叙，囊括了这个国家从维斯瓦河到顿河各条商路上的部族名称。

首先，托勒密列出沿维斯瓦河东岸以南至河口的这条道路上十四个或更多的民族的名称。这个名单以维尼达人和古梭人（the Gu Thones）开始，到喀尔巴阡山的波恩吉特人（the Piengitae）和比埃西人（the Biessi）结束。维斯瓦河西岸也有一条道路，它由阿斯考卡利斯镇（Ascaucalis，在比德哥煦Bromberg一带）出发，结束于多瑙河的卡伦土姆。

出乎意料的是，托勒密将罗克索兰尼（斯特拉波亦将这个民族放在十分显要的位置上加以论述）当做一个交通中心。由西部和北部来的各条道路交会于此，因此，由维尼达来的道路便是经过了加林达（Galindae）、苏迪尼（Sudini）和斯塔瓦尼（Stavani）通往阿劳尼（uni）。此外，由极北地区过来的一条道路经阿西比（Acibi）和纳西（Nasci），维宾勒斯人（the Vibiones）和依德拉人（the Idrae）、斯特尼人（the Sturni）的地区通往阿劳尼。由阿劳尼出发的道路则通往哈马克索比，再到罗克索兰尼。托勒密还更加详细地在阿劳尼和哈马克索比之间注明有卡里昂斯（the Cariones）和萨加提（the Sargatii）这两个民族，哈马克索比和罗克索兰尼之间有雷卡纳里人（the Reucanali）和爱克索比吉提人（the Exobygital）。此外，一条由北方沿顿河的道路将奥夫伦斯人（the Ophlones）、塔纳特人（the Tanitae）和奥西里人（the Osili）与罗克索兰尼人联系起来。最后还提到波迪尼人（the Bodini）、吉维尼人（the Gevini）和卡波阿尼人（the Carpiani）与巴斯塔尼人有交往。而巴斯塔尼人则通过琼尼人（the Chuni）与罗克索兰尼人取得了联系。

以上已经将托勒密所说到的顿河以西中央俄罗斯地区的全部部族包括在内。而既然知道上述各条路线都通到罗克索兰尼，那么公元45～49年间罗马人所知晓的民族，很可能是、也只能是那些与罗克索兰尼有交往的民族。

顿河到高加索之间各民族的关系

托勒密所说的亚洲萨尔马特人，除了包括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国家外，还包括顿河下游直到高加索山一带民族。在后一地区里的亚速海东岸，居住着一般称为密奥提（the Maeotae）的部落，他们多属博斯普鲁斯王国。更远些，即博斯普鲁斯所辖领土之外，则有许多独立的民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居于顿河通往德本特山口（the Pass of Derbent）那条道路上的民族。

根据斯特拉波的解释，在大约公元前50年，顿河到德本特的道路为奥尔西人和塞拉西人所控。他还详细地介绍了这些部族的位置。他说（见其书Achardeus，也许为今叶戈尔雷克河the Yegorlyk）沿岸。斯特拉波还说到这两个民族被认为是一个祖辈传下来的分支。老奥尔西民族则很可能统治着里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他继续写道，“他们可以用骆驼运进印度和巴比伦的物产，分别卖给亚美尼亚人和梅德人，以从中获利。”他还说：“由于十分富有，这些人都戴着金首饰。”有了这些间接的、但较详细的有关奥尔西和塞拉西人的旁证作参考，便不难回过头去解释法拉西斯在公元前48～前47年为恢复其父在亚速海以东地区的统治而发动的战争了。

在塔西图关于米特拉达悌三世（公元47～48年）同他的兄弟柯提斯及罗马人进行的战争的论述中（见《编年史》，Marcellinus）都讲到顿河上的雅克萨马特人（the Iaxamatal） (112) 。在托勒密的著作中，雅克萨马特和塞拉西尼的地位与斯特拉波给予奥尔西和塞拉西的地位一样。由此便可以推知，位于顿河的奥尔西人部落是由雅克萨马特人构成的。而且不应忽视这样一点：只是当那些商队的经营者转而认为发动战争更加有利可图的时候，奥尔西的地位才变得重要起来。

普林尼在论述北高加索山各民族的时候并未提到奥尔西人 (113) 。此外在记叙西徐亚之前的提要里，他提到西徐亚民族的名称时，或多或少地暗示出他们渡过了顿河，向黑海以北的平原迁移。前面已经说过，他这一提要的写作时间不晚于公元49年。就在那一年，作为罗马同盟的奥尔西将前国王米特拉达悌交给了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的特使。因此普林尼所特别提到的萨尔马特的“哈马克索比”或“奥尔西”，并不能证明他们或是离开或是被驱赶出顿河—高加索山地区。“哈马克索比”这个名称的意思是“乘车的居民”，不是某个部族的名称，只是用来形容具有某种生活习惯的人们。它包括在南俄罗斯旷原上的贾齐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于是，出现在普林尼著作中的“哈马克索比”这个词，是指顿河以南萨尔马特的居车民族——奥尔西人。在普林尼著述之时，他们已经在博斯普鲁斯王国边境上与罗马人合作了多年。

米特拉达悌投降罗马以后，便不见任何有关奥尔西人活动的记载了。因此可以断定，由于公元46～49年奥尔西人与塞拉西人关系的中断、公元53～63年高加索山以南地区延绵的战火以及这一期间帕西亚、希尔卡尼亚和大夏（巴克特里亚）的剧烈变革，使得奥尔西人与印度和巴比伦的贸易往来中断。

在斯特拉波的记载中，和奥尔西人相提并论的塞拉西人居住在叶戈尔雷克河和库班河上游一带。很显然，他们是一个定居的民族，因为塔西图说到他们的城市乌斯普（Uspe）坐落在高地之上，并有戍防设施（《编年史》，(114) 都有记载。将托勒密（见其书 公元46或47年，塞拉西支持米特拉达悌三世反对罗马。这位被推翻的国王赖以继续与罗马对抗的根据地就和塞拉西的领土相毗邻。托勒密书中写到“米特拉达悌的地盘”，在希皮西山（the Hippici，位于高加索山脉中部往北延伸的一支脉和伏尔加河之间）地区。在他的亚洲萨尔马特地图上，这一地区是在塞拉西尼之南、高加索山靠伏尔加河一方的前面。因此，虽然希皮西山往北延伸得很远（以求适合被托勒密画得过大的亚速海），但塞拉西的相对位置、米特拉达悌的地域以及山脉等，都和斯特拉波、普林尼（《博物志》， 在与米特拉达悌的战争中，罗马人了解到塞拉西邻邦的一些新情况。从托勒密十分重视米特拉达悌所在的地域这一点来看，这些情报显然是在那个时候得到的。因此很有必要对塞拉西人加以研究。因为除了与南、北方各族的关系外，一直到公元50年，他们还与一些居住在通往东方重要通道上的民族保持着密切联系 (115) 。托勒密的著作中说</a>到住在里海一带的乌达人。在他的亚洲萨尔马特地图上，乌达人的位置在乌当河（the Udon，即库玛河the Kuma）以北，靠近伏尔加河口。而普林尼（在《博物志》Thali）的国土。普林尼记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高加索山以北的骚鲁马特人和海峡（伏尔加河）东面的阿布佐阿人（the Abzoae）的交往。阿布佐阿人和骚鲁马特人一样，也是由不同名称的许多部落组成的。由此可见，直到公元49年，塞拉西人一直与塔利人相邻。其后，塔利人代之而与伏尔加河彼岸的阿布佐阿人交往。此外，应指出，普林尼的记载是古典著作中关于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间由博斯普鲁斯王国到中亚之间道路的唯一证据 (116) 。

伏尔加河

古代地理学家中只有托勒密记述了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卡马河（the Kama）。他著作中的许多详细记载和地图将伏尔加河的面貌描绘得一目了然。他的资料来源已经失考，但无疑得自一位克劳狄乌斯皇帝时代的探险家的 没有理由假设这一性质会使托勒密产生怀疑或引起他的关注。另外，确有证据说明，他所引用的那份报告给他带来了新的困难。因此他在《地理》书中和艾矛斯山中的西徐亚地图中里姆斯河的位置各不相同。在书中，他说这条河汇入伏尔加河，而在地图中，却又将这个名字标在一条想象中的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流入里海的河流上。如前所述，里姆斯河不可能是指乌泽恩河（the Uzen），因后者被认为是乌拉尔河的一条支流。而在地图的萨马拉河的位置上，标有未具名的与设想的里姆斯河相同大小的河流。可以肯定，它的名称是被取消了。插进一条设想的河流而将其名称取消，实际上说明了托勒密尽力依从探险家报告里所说的爱里米人的领地“一直延伸到海边”的记载。

要了解托勒密地图中伏尔加—锡尔河地区的面貌，就要从卡马河南的诺波西人开始，依次往下是潘尼阿尔迪人和“沿河岸的”卡诺迪普萨地区，其后他提到柯拉克西人和俄加西人，还有“一直延伸到海边的”爱里米人。在他的地图上，这三个地名分布在萨马拉河与伏尔加河交汇处以南到里海岸边以及伏尔加河和（设想的）里姆斯河之间的区域里。在爱里米人的东面，托勒密说有与奥尔西相邻的阿西奥特和依阿克萨特。在他的地图上，爱里米、阿西奥特和奥尔西均位于里海以北、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地区。而这样的分布必然置奥尔西（乌拉尔河以西）于部族名表中的依阿克萨特人（咸海以西）很远的地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托勒密又采取了以前的做法，他在地图上让锡尔河流入里海。事实上他把恩巴河下游当成锡尔河，而上游便成了锡尔河的一条分支。通过这样的安排，他便可以将锡尔河移到远至恩巴河上游的地方。这样就可以离奥尔西足够近，从而和他在书中所描述的情况一致。

由此可明显看出，托勒密为处理这些资料绞尽了脑汁，尤其是对那份报告中的爱里米人“一直延伸到海边”这一说法。然而在处理这份报告时，他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报告中提到的那条与卡诺迪普萨地区有关的河不是伏尔加河而是萨马拉河，换句话说，是原先的里姆斯河（正如在他的艾矛斯山中的西徐亚地图中，这一“地区”位于亚洲的萨尔马特人边界和萨马拉河之间，而与伏尔加河并无关系）。如果改正这一错误，那么托勒密所做的种种更动显然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柯拉克西和俄加西就会位于萨马拉河的广阔河谷之中，爱里米河就会在里米西山附近，它的名字也是来自这个山脉。如果爱里米是在奥伦堡（Orenburg），那么阿西奥特、奥尔西和东部的依阿克萨特便会像挪诺斯布斯人、挪诺西人和卡恰吉西徐亚人等民族一样在由南乌拉尔山到锡尔河的道路上占有相应的位置。“一直延伸到海边”这一说法，在本书中应与季节性往返于爱里米的山区国家之间的游牧部落相联系。况且，当里姆斯河和萨马拉河被当成是同一条河时，对这一地区地理状况的重新安排说明托勒密所使用的那份报告虽然有关的名称不正确，却反映出了有一条从卡马河通往东南方向的实际路线。

中国文献中的里海—锡尔河地区

在前面讲到顿河—高加索地区时曾指出，普林尼记载的一个情况，即伏尔加河以西的萨尔马特人与该河以东的一个叫做阿布佐阿的民族发生过联系和交往。即使对托勒密的记载作一粗略的研究，也不难清楚地看出，虽然他举出许多卡马河和锡尔河之间的部族，但他既没有指出也没有暗示出在伏尔加河两岸的民族之间有什么联系。从这两位作者不同的论述中导出的结论是，在他们处的不同时代之间，里海以北各民族的交往关系发生了变化。幸运的是，这种变化情况被保留在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中了。

约在公元前100年以前不久，西汉政府得知康居西北有奄蔡国，距康居2000里（约700英里）。在司马迁</a>不朽的《史记</a>》中，继而有“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121) 。司马迁还记录了中国与大宛、乌孙的政治、贸易等详细情况，而且进一步地论述了与安息、奄蔡及其他边远国家所保持的交往关系。

在班固</a>《汉书》中，这类记载更多 (122) 。其中有关于郅支单于的许多情况，谈到他并入康居国时（公元前43～前36年），曾派使臣到阖苏（Ho-su）和大宛索要年贡。这一记载的重要性在于阖苏是奄蔡的别名 (123) ，大宛位于由疏勒经帕米尔、康居到奄蔡的路上 (124) 。

范晔</a>《后汉书</a>》中亦有关于西方民族的记载。该书云：“严国在奄蔡北，属康居，出鼠皮以输之。”又云：“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 (125)

范晔关于奄蔡的记载，时间大约是公元25～55年 (126) 。其后的情况载于鱼豢的《魏略》，时间约在公元225～229年之间。虽然这不属于本书研究的范围，但鱼豢的这一著作，提供了许多有关这一广大地区的资料，因而是不容忽视的。

他说：“北新道……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 (127)

以上所陈种种，均证明无论欧洲的或是中国的史家，均对里海北边的这一国家有所关注。在研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时，在任何场合下，都应考虑到，对某一个民族来说，是否同时在东方的文献和西方的文献中都得到反映，即在东方和西方文献中都有着明确的证据，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普林尼记载中说亚洲萨尔马特的某些民族与“海峡对面”（的伏尔加河口）的许多不同部落组成的阿布佐阿人曾有交往。另一方面，司马迁、班固、范晔和鱼豢均认为奄蔡或阖苏这个拥有十万大军的国家组织位于里海之北。为了证明这个民族的确切位置，只需了解在西汉时期阖苏（Ho-su）的发音是Hap-so或Hap-suo (128) ，根据中国的语言特点，就便是“阿布佐阿”的准确音译。毫无疑问，奄蔡或Ho-su就是阿布佐阿，它与伏尔加河彼岸的塔里（Thali）和塞拉西有联系，并通过它们与塔曼半岛（the Taman Penins）上的希腊城邦进行交往。

虽然在许多知名学者的著作中，奄蔡和阿布佐阿常常同时出现，但是以上的考证却迄今未曾有人提出。诚然，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界普遍接受了奄蔡即是阿速（阿尔西）的这个看法，虽然为了证实这一观点往往引起冗长而又毫无结果的讨论。而既然奄蔡＝阿速这一等式已经在著述的领域中牢固地建立起来了，那么就应该对有关它的争论作一番探讨。

被提出的of Rubruck）曾于1254年由喀剌昆仑山返回伏尔加的归途中穿过这个大平原 (149) 。

从托勒密的地图上可以看出，他正确地绘出了巴尔喀什湖（the Lake Balkhash）以北的山脉——除了塔普里山以外。不过应该指出，作为安拉瑞山支脉的一部分并且被列为金基斯—塔城的那些山脉却未被包括在托勒密书中确定的安拉瑞山的经纬度范围之中。这一差错导致了对出现在地图上的苏比这个民族的进一步研究。苏比在书中被称为Seymbi。可见托勒密对地图不时地进行了增补，但并没有在其文中作相应的变动。

在托勒密看来，金基斯—塔城与安拉瑞山的关系有二：其一是使两者形成一个连续的山脉；其二是可由它得出如下的结论，即安拉瑞山这个名称从经纬度上考虑也许是取自伊犁河谷以北的山脉。同理，阿斯卡坦克斯山（the Ascatancas Mountains）则是这个河谷南面的一条山脉。

应该反复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制图人，托勒密潜心于理解并运用旅行家和探险家提供的报告。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工作是将来自北方道路上的报告与沿帕西亚到塔里木盆地的丝路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提供的详细情况结合起来。于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商路经过费尔干那（Ferghana即大宛），取道奥什（Osh）通向喀什噶尔。这就需要在托勒密的地图上给恰特乔尔山（the Chatkal Mountains）和费尔干那山找到十分合适的位置，从而能够将费尔干那山直到北纬42°、东经72°的地方囊括在内。此外，托勒密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论述是，他认为费尔干那山也就是阿斯卡坦克斯山，尽管如前所述，这些山的南部与伊犁河谷相接。显然托勒密对来自许多不同旅行家的情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时，他的处境很不利。他对这些旅行家沿途所经并加以描述的国家的情况一无所知。

托勒密无疑认为费尔干那山的位置和方向已经确定，可以说他对这一点是有信心的。这使他在缺乏对天山的记载资料的情况下修改了伊犁河和昆基斯河（the Kunges）的方位。而他十分依赖于通往伊犁河谷的道路的描述。当他将伊犁河谷的方向往东南改动时，他也把卡拉塔尔山的方位向西北移动了相同的距离。因而，把塔普里山和阿斯卡坦克斯山反时针旋转一个相等的角度（以恰特乔尔山顶和费尔干那山为中心）便可发现它们分别同卡拉塔尔山和伊犁河盆地南部的山相合。如果托勒密这样做是为了和残缺不全的资料相谐调，那么塔普里山就从大平原上消失了，而出现在与锡尔河相平行的位置上。安拉瑞山脉虽仍须保留它与阿斯卡坦克斯山的位置关系，却不再与金基斯—塔城山连接。它在地图上的位置与阿拉道山（the Tau Mountains）和阿拉卡尔山（the Kul Moluntains）均隔有相当的宽度。

对上述地区，托勒密掌握了关于费尔干那地区、伊犁河谷及由南乌拉尔山经大平原到塔城山的通道的情况，而且他还知道一条在乌拉尔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通道。前面已经提到，托勒密认为与那块“不明之地”相接的是阿兰尼西徐亚、索贝尼和阿兰奥西。阿兰尼西徐亚在地图上位于彼尔姆上方，阿兰奥西颇靠东方。以后因为一条著名的道路由北乌拉尔山经伊尔比特（Irbit）、秋明（Tyumen）、伊希姆通往鄂尔齐斯河上的鄂木斯克（Omsk）；而且托勒密又进一步说明阿兰奥西人的位置，认为他们是在阿拉瑞人以北。这就不难看出阿兰奥西人居住在鄂尔齐斯河上的由鄂木斯克到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tinsk）一线。

其报告曾被托勒密使用的那位旅行家还提供了有关一条自北乌拉尔山到鄂尔齐斯河上游的道路的情况。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曾描述过一条从顿河河口出发的通往鄂尔齐斯河的道路。对希罗多德所陈种种细节，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这条道路的东段可能经南乌拉尔山到达塔城山脉，而更可能是继续穿过布迪尼人之地到卡马河，再到鄂尔齐斯河上的鄂木斯克，沿河而上到达塞米巴拉金斯克。不管这两条路线中哪一条是正确的，它们的目的地都是确定无疑的。希罗多德说前往阿尔吉帕依人（the Argippaei）之地去的是西徐亚人和希腊人。他说阿尔吉帕依人住在巍峨险峻的俄罗斯阿尔泰山下 (150) 。

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了这条道路最北部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中的情况。在彼尔姆、托波尔斯克（Tobolsk）和巴尔瑙尔（Barnaul，位于鄂毕河上游），在卡坦达河（the Katanda，鄂毕河支流的支流）及塞米巴拉金斯克以东的贝莱河［the Berel，流入鄂尔齐斯河的布赫塔尔马河（the Bukhtarma）的一条支流］等处，都发现了相同的铁器文化 (151) 。由此可见，鄂尔齐斯河是一条联系上伏尔加河、卡马河和中亚的一条通道。阿尔泰山的考古发现则多在通往远东去的道路上。

托勒密对西西伯利亚民族的记载也可在中国史籍中找到确证。公元前49年，当郅支单于遁往匈奴右地即西部时，他先是进攻并击败了于公元前56年西逃的匈奴伊里木可汗，然后企图与乌孙结成联盟，但这一要求未被乌孙接受。于是，郅支击败乌孙军，但他后来并未继续巩固战果，反而向北退走。接着他攻呼揭（回纥）。降服呼揭后，继而西进，破坚昆，又北败丁令 (152) 。他将这些部族一并归于他的统治之下。有关的资料还指出，坚昆位于鄂尔多即匈奴单于总部以西7000里（约2000英里）之处——约在鄂尔浑河流域。从这些资料中还可得知，呼揭之地由科布多（Kobdo）向西延伸到塔城山以至塞米巴拉金斯克；坚昆所占之地，恰同于吉尔吉斯今之所在；而丁令则位于鄂尔齐斯河沿岸以北一带 (153) 。

《魏略》 (154) 中提到有关大平原上的民族的情况（3世纪期间），其作者是从康居的角度上即由南部去观察的。于是呼揭 (155) 在乌孙之西北而康居之东北，坚昆在康居之西北，丁令在康居之北，距其边境约3000里。《魏略》还说到康居之北有一独立的部族，名曰北乌伊国，在西北又有柳国、岩国及奄蔡——它当时已不依附康居了。

这些记载中具有特别意义的一点是，中国史家对公元前1世纪中叶到3世纪上半叶之间锡尔河以北民族的数目了解得并不比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多，而且可以看出，东方史料的记载和西方史料的记载中所提到的民族均具有同样的位置，也就是，北部的丁令相应于阿兰奥西，以南的坚昆似即为塞比，再往南，中国史料中的奄蔡、岩、柳和北乌伊相应为希腊文献中的阿布佐阿、阿斯帕西、加拉克托法吉和塔普里；在东部，呼揭则位于托勒密的安拉瑞人之地。

由鄂尔齐斯河到黄河

为了探讨维斯瓦河到鄂尔齐斯河之间各民族的关系，这里有必要将托勒密对萨尔马特和西徐亚的阐述作一深入研究。此外，要了解鄂尔齐斯河到黄河之间各民族的联系，则不必去讨论托勒密的有关艾矛斯山的西徐亚和塞里卡的介绍了，因为中国文献中已经有许多直接的资料。

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由巴尔喀什湖到黄河河套这一区域是匈奴的势力范围 (156) ，而在公元48年匈奴部落崩溃之后，南匈奴留在其南境，北匈奴则仍占据外蒙古境。于是匈奴与中国在今陕、晋、甘等省份的长城一线发生了联系。此外他们还通过车师前、后王庭 (157) 与塔里木盆地诸国有交往，甚至还分别在公元前60年以前、公元16～73年、公元77～89年及公元107年以后多次控制了塔里木北道上的诸国。他们还与天山北部伊犁河上的乌孙、鄂尔齐斯河上的丁令发生关系 (158) 。

但匈奴部落与鄂尔齐斯民族之交往关系的资料，并不限于历史文献。在鄂尔齐斯河和鄂毕河的各支流上许多地方发现的器物上可以看出，这些东西的主人肯定同那些与中国有交往的中间人发生过贸易关系。在这些文物中，有一件皮镶边并饰以金片的丝织衣服，一件染成红、绿色彩的貂皮长袍以及一些中国丝绸 (159) 。它们是在阿尔泰山西部分界河（卡坦塔河）畔发掘出来的。更引人注目的是1924年在蒙古库伦（乌兰巴托）以北70英里处发现了蒙古曾经和遥远的西方发生联系的证据。在属于公元前1世纪末期的墓葬中，不仅发掘出镶有毛皮的丝袍及其他中国物品，还有一些产于黑海沿岸的纺织品 (160) 。考古发掘证明，Borysthenes）的源头河流均出自这一地区。” (177) 人们都知道，关于阿兰尼人的记载，最为详尽者乃由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在公元4世纪时记录下的。他使用了许多更早年代的权威材料。在他书的一段（Aremphaei）、马萨吉提人（the Massagetae）、阿兰尼人和萨尔吉提人（the Sargetae）联在一起。而在Costobocae书中写道：欧洲的阿兰尼人（对周围部族）“实行劫掠驱赶，远及密奥提人和博斯普鲁斯人，甚至连亚美尼亚人和密底亚人也未幸免”。

当罗马人从托勒密书中了解到“阿劳尼”这个民族时，他们也同时获悉了有关卡马河地区某些称作阿萨依和阿兰尼西徐亚的民族。现在可以看出，这两个名字有密切关系，虽然并非指同一个民族 (178) 。可以这样推断，西北地区阿兰尼人的地位绝不逊于中央俄罗斯地区的阿兰尼人。他们的确曾经要在卡马河上立足。正如布迪尼人早些时候一样，而且也和阿兰尼人一样，布迪尼人成了西南地区的 由现存的有关阿兰尼人的资料，可以确信在公元50年的战争之前约一个半世纪，他们曾占有俄罗斯中心的位置。在所有的主要商路上爆发的动乱造成了贸易中断之后，阿兰尼人同时向西南和东南发起了战争。这些战争一直延续到公元63年。当年，多米提亚斯·柯布罗恢复了和平（也许是因为公元61年贤王之死），这个安定的局面一直扩展到北方。可是当时发生的阿兰尼人的扩张给罗马边境带来了新的危险。罗马人于公元89年和公元92年抵抗了潘诺尼亚人的入侵，这又引起了新的商路的中断。

有关阿兰尼人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不仅从天山到乌拉尔山的欧亚北大陆各民族之间存在着联系，而且在中央俄罗斯地区也曾经有过一个类似蒙古匈奴的庞大部落组织。在东方，匈奴统治了内蒙古和外蒙古（至公元90年），并扩张到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在西方，阿兰尼则推进到（公元50年以后）维斯图拉河、多瑙河下游、顿河和高加索山。

现有的地理资料说明，欧亚北大陆人民之间的联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以至于发生在中国边境地区的战乱，可以因之传播到罗马帝国的潘诺尼亚省。而罗马和中国的史料也证明，紧接天山东部地区的种种事态和动乱之后，总是在中欧引起性质相同的战争。

————————————————————

(1) H．C．牛顿：《韦斯巴芗和提图斯政权时期的铭文史料》（伊萨卡，纽约，1901年），15～17页。维南德：《弗雷维亚斯》（206年），载于RECA， (3) 见CIL， (6) 塔西图：《历史》， (7) 梅尼亚尔文，载于MEFR， (14) 狄奥前揭书， (15) 格塞尔：《论多密喜安皇帝之统治》（巴黎，1894年），196～197页。马汀里：《罗马帝国之铸币》 (16) 狄奥前揭书， (17) 见格塞尔：《公元89年间多密喜安征战时间考》，载于MEFR， (20) 狄奥前揭书， (21) 狄奥前揭书， (22) 李特灵：《多密喜安在莱茵河与多瑙河地区的日耳曼战争》，载于JOAI， 又见格塞尔：《论多密喜安皇帝之统治》， (29) 图拉真执政情况，见约翰·迪劳尔：《图拉真评述》，载于马克斯·布丁吉编：《罗马帝国皇帝论文集》， (31) 狄奥前揭书， 关于达西亚战争，见A．D．克莱诺波尔：《图拉真皇帝的达西亚战争》，载于《历史杂志》， 有人认为这些“邻邦”即为帕西亚人。这一观点基于普林尼《书信集》 (33) 见乔治·马克唐纳德文，载于JRS， (34) SHA载《哈德良生平》， (36)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 (37)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安》， (38) H．C．牛顿：《韦斯巴芗与提图斯政权时期的铭文史料》（伊萨卡，纽约，1901年），19～20页。

(39) 斯塔提亚斯：《底比斯战记》， (40) 维兰德：《福莱维亚斯》（206年），载于RECA， (57) 见《圣约翰启示录》， (58) 有关记载，见维克多·朗格洛瓦：《亚美尼亚历史文集》， (61) PIR， (63) 有关班超公元91年至公元102年的活动，见爱德华·沙畹：《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 (75) 狄奥前揭书， (76) 资料源于《汉书》。此段与北方少数部族有关的历史，主要有以下的译文：亚历山大·威利：《匈奴与中国之关系史》，载于JAI， (88) 关于公元46年至公元52年间的事件，见E．H．帕克：《公元1世纪的乌桓通古斯史》，载于《中国史研究》， (93) 塔西图：《编年史》， (94) 有关上述事件，见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 (97) 见A．R．安德森：《亚历山大在里海之门》，载于TAPA， (100) 见本书 (112) 赫尔曼：《雅克萨马特》，载于RECA， (113) 在《博物志》 (114) 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0页。

(115) 根据考古学材料，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即塞拉西人领地）在公元1世纪时是与中国接壤的，详见M．I．罗斯托夫特译夫：《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132页。

(116) 由博斯普鲁斯王国到中亚地区的交通路线，被赫尔曼、基斯灵和克雷奇默尔所揭示，见RECA， (139) 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载于SAWM，1899年， (174) 关于当时时局情况的消息传播的速度，可以从卢布鲁克所记载的自蒙古的卡拉库鲁姆到伏尔加河需要70天这一事实来推断。在北方地区，根据安东尼·坚金森的报告，冬天乘雪橇，3天可以行走400英里。

(175) “罗克索兰尼”或“罗克萨拉尼”的意思，在闵斯书《西徐亚人与希腊人》的120页中认为是“金发碧眼的阿兰尼”，而在罗斯托夫译夫的《伊朗人与希腊人》115页和255页中则认为是“白色阿兰尼”。

(176) P．J．沙尔发利克在《斯拉夫古代文物》 (181) 约瑟福斯在《犹太战争史》 (18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45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