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恺撒 奥古斯都 提比略_罗马与中国

罗马帝国的北疆曾经受到蛮族的多次侵扰。有关莱茵河（the Rhine）和多瑙河（the Danube）地区蛮夷部落与罗马军团交战的情况已被大量地写进历史。而且，每一位在世界历史、罗马历史和欧洲中世纪史方面有所著述的学者，都会感到有必要对这个历史阶段里的战争发生的原因进行阐发。对蛮族的不断入侵做出解释，固然已为世人所公认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为研究这一现象的各种理论也应运而生。但是，凡此种种之研究，它们所依赖的，都是一些与罗马历史有关系的文献资料。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无论是讨论或者是著述，其得到的结果，全然不出罗马帝国利益之范围。而与此相反，本书则另辟蹊径，即对各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加以研究，从而更加有效地审查同时发生于世界不同地区的事件，尤其是通过近东及远东战争的起因，更加明确地看到罗马边塞战乱的先导因素。由是足见，欲研究蛮族侵扰的背景条件，与需要利用罗马的史料一样，亦需求助于中国史料。本书所得出的种种结论正是产生于对欧亚全境内发生的动乱的比较，来自大量的对个别事件的研究和考察，而每一个这样的个别研究都是由早期到晚期、由东方到西方展现该事件的全貌。在以下进行的分期研究中， 研究这一百年间的历史事件，不能指望可以在古典著作中发现的证据都具有相同的特点，或者只要千篇一律地来一番调查便一定能得到这些证据。因此如果许多这类资料一时还得不到，特别是当寻找那些继续发生在互不相联系的广大地区的某些具体战争之后的许多争端的证据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考察研究。这是理所当然的。使人感到惊诧的倒是，每一次战例中，都在许多（如果不是所有的）地方表现出某种相同的特点（根据本书已经建立的模式），而且，除了罗马军队占领地区的起义外，在上述时期内已知的罗马帝国东部和北部边塞地区的全部战乱，都属于这种类型。这样看来，欧洲所有的战争，没有一次不与罗马东方的战争有联系。罗马东方的战争，也没有一次没有欧洲的骚乱相伴随。于是，研究蛮族不断起义和入侵的背景所得的结果显示，（公元前63年～公元37年）所有这些战乱都是罗马东方——无论是博斯普鲁斯、亚美尼亚或是北叙利亚——发生的战争的直接反映。

东西方关系的纽带——黑海

如前所述，在恺撒、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统治时期，欧洲的蛮族起义和入侵是罗马帝国东部和东北部战乱的内应，那么，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研究这一问题应该指出，继博斯普鲁斯王国的冲突之后，多瑙河不止一次地发生战争。那么就不难看到这样一条线索：亚速海地区的骚乱通过邻近地区传播到远至密西亚一带的地区。斯特拉波也说过 (159) ，西徐亚人经由克里米亚和(172) 。巴斯塔尼人的各个部落（皮西尼Pcucini、阿特摩尼Atmoni和西多尼Sidoni）居住在由多瑙河口、沿喀尔巴阡山东部直到维斯瓦河（the Vist）源头一带地区。估计他们控制了喀尔巴阡山的各个关隘，如加布罗尼卡（Jablonica）、黑海地区与北匈牙利及今捷克斯洛伐克各民族之间的贸易，长期以来都要经过这些关隘 (173) 。蓬塔斯和博斯普鲁斯，也与达西亚甚至伊利里亚的民族有着商业联系。

显然，南俄和东欧的蛮族与黑海的希腊城邦发生了贸易关系，而且这一贸易往来是一个复杂的商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商业网在公元前1世纪时是由蓬塔斯王国控制着的。黑海东西两岸之间贸易的重要性还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公元前65年，米特拉达悌向他的北方领地败退时，庞培并未穷加追赶，而是派遣一支舰队去封锁博斯普鲁斯王国的各个港口 (174) 。这一行动产生了重大结果。公元前63年，法拉格尼亚的商人发生起义，紧接着便导致了米特拉达悌政权的崩溃。公元前63年及以后几年，“奥尔比亚成了周围部族不断攻击的目标” (175) 。公元前64 (176) ～前59年，罗马人忙于抵御外族尤其是巴斯塔尼人对其多瑙河下游以南国土的侵犯。公元前63～前59年，波依人和陶努西人被布勒比斯塔率领的达西亚人征服并驱赶，同时维斯瓦河到莱茵河之间的日耳曼人也卷入了战争 (177) 。

米特拉达悌帝国的居民是一个整体，并未因为黑海而分成两部分，尽管水域宽广的黑海对于蛮族迁移来说是无法逾越的。根据西塞罗的观点，罗马东方的战争扰乱了罗马的货币市场 (178) ，因为战争阻断了黑海南北两岸的贸易，从而招致多瑙河和莱茵河前线蛮族的侵袭。

蛮族的活动

蛮族的活动受到罗马东方战争以及由战争招致的贸易中断的影响。现在回过头来考虑蛮族的活动时，必须将多瑙河以南山区国家的习性和日耳曼及其他北方部落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

因而，首先应该了解，多瑙河和萨瓦河形成了一条联系黑海和亚得里亚海的交通干线 (179) 。斯特拉波说（Theiss）及其支流便成为进入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心脏地带的通道。波斯尼亚河（the Bosna）和德里河（the Drin）则通往伊利里亚。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达尔达尼人的领地，马拉瓦河（the Morava）一直保持着与联结阿克西亚斯河（the Axius）或瓦尔达尔河（the Vardar）分水岭的山谷之间的联系，并且由此可以直下塞萨洛尼基和爱琴海。由摩拉瓦河上的尼什（Nish）出发，又有另一条路向东通往索菲亚（Sofia），再经贝西人领地和马里查（the Maritsa）河谷到阿德里亚洛普（Adrianople），并且穿过这一片土地到达拜占庭（Byzantium）。

如果考察以上诸条路线上曾在布勒比斯塔统治时代或其后一段时间参与侵扰马其顿和伊利里亚的各民族的位置，就会发现贝西人、登提里特人、达尔达尼人、雅普德斯人及其他民族是居住在关隘上或附近一带。当时斯柯迪斯人和潘诺尼亚人占据着这一地区——摩拉瓦河从它的南面、蒂萨河从它的北面、萨瓦河和德拉瓦河从它的西面汇入多瑙河。

在阿尔派恩（Alpine）地区，雅普德斯人攻击了阿奎利亚人、特尔捷斯特人和波拉人。一方面，诺里西人、雷提亚人和维德里西人“常常骚扰邻近地区，不仅是意大利，还有赫尔维提人、塞夸尼人、波依人和日耳曼人的国家” (180) 。萨拉西人控制了大小圣伯纳（St．Bernard）关隘，将从意大利经此山卡到高卢去的人交纳的过关税全部收归己有 (181) 。斯特拉波说（Brutus）由穆提纳退却时，他的军队被索以每个人交纳一个德拉克马（约合十五分）的过关税。此外，当瓦勒里亚斯·麦萨纳·柯文努斯预备向他们进攻时，他们当场给了他一个难堪——叫他支付柴薪钱。阿尔卑斯山区的民族从过路的商旅身上征收税金 (182) ，由此类推，巴尔干的民族也会这么做的。足见这一年中的某时越过阿尔卑斯山和经过多瑙河以南的各条商道的商队，对于各地土著居民来说，简直成了财源。另一方面，只是在罗马东方发生战争时，才有关于这些部族引起骚乱并下山袭击平川地区定居民族的记载。

在多瑙河到萨瓦河的路线上，罗马人遇到分散在萨瓦河及其支流和萨瓦河与德拉瓦河之间的潘诺尼亚部族的长期拦截。斯特拉波强调了这一地区河流对于贸易交换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他没说占据河流两岸的民族是如何控制水上交通的。不过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伊利里亚的情况与高卢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高卢，“通过主要水道的货物被征收税金。上层贵族也是通过这一税收而大发其财” (183) 。因而，作为布鲁西人头领的巴托（Bato）和平尼斯（Pinnes）的财产和地位都可能因为罗马征服潘诺尼亚而受到重大损失。只要这些季节性的交通一旦中断，无论是在水路上或是山卡上，就会发生起义和侵扰。

北方蛮族对贸易和商路亦颇有兴致 (184) 。在日耳曼日常经济中，马匹、羊群、奴隶、皮毛和琥珀等都是使用和交换的重要物品 (185) 。恺撒说过，莱茵河以北部落的食物主要依赖牛群，而衣物则依靠野兽，尤其是驯鹿的皮毛 (186) 。塔西图说，日耳曼人男男女女都穿野兽的皮毛。然而邻近的部落却从商人那里得到其他的衣物。于是女人们便去换一些紫色条纹的棉麻服装。乔丹斯记载斯堪的纳维亚的苏约纳人（the Suiones）以他们“美丽的毛皮而著名，虽然他们生活贫困不堪，但衣着却十分华贵”。奥维德说，吉提人“皮毛裹身”以御冬寒。森尼卡（Seneca，尼禄的首相）说，南俄罗斯的西徐亚人以狐皮和貂皮为衣，这种皮料质地柔软，足以抵挡寒风。塔西图进一步记载了日耳曼人用“远海动物”的毛皮来装点镶饰自己的衣物。而这些产自遥远北方的毛皮必然来自芬兰人或拉普斯人（the Lapps） (187) 。

实际上从莱茵河到顿河，使用毛皮是蛮族生活的一大特点。给日耳曼人带来遥远北方物产的贸易则表明当时有着一系列远距离的商路和市场，尽管“这些内地的部落依然保存着简单的老式的商品交换” (188) 。恺撒具体记载了这样一条商路 (189) ：它由赫尔维提人的边界开始，沿多瑙河上游而下，到达西人和阿纳提人领土，然后“向左”转入维斯瓦河盆地；在六十日旅行的后期，这位旅行家来到一个产有珍奇动物的国家。恺撒描述了麋鹿和野牛。在赫尔维提人和波希米亚之间的这一段路线是由波伊人控制的，直到布勒比斯塔把他们赶走为止 (190) 。

延亘的北方商路已尽归部落群所控制，这是值得注意的。组成巴斯塔尼民族的各部落，分布在从多瑙河口直到维斯瓦河上游的各条源流一带。在巴尔喀阡山另一面，巴斯塔尼人与另一个部落民族阿纳提人有联系 (191) 。在维斯瓦河，他们又与卢吉人有接触。卢吉这个名字可能指的是立下誓言的同伴或合伙人 (192) 。卢吉人领土直抵奥德河。他们的西面是苏比人。苏比人也不仅是一个部落 (193) 。他们占据了奥德河和易北河之间地区，并控制了易北河东岸以北直到西姆布里克半岛（the Cimbric P．），这个北方的部落组织并非一个简单的嫡亲群体。当托勒密 (194) 后来将朗哥巴底人、安格里人（the Angli）和赛姆农人视为苏比人，而将布里人（the Buri）、狄杜尼人（the Diduni）和奥曼尼人（the Omani）视为卢吉人时，他也并非试图按血缘关系来划分这些民族，而是指出他们在重要的贸易路线上的地位。因而不难想象，在北方蛮族中间，商品由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不断地传开去，直至抵达所需要的人手中为止。正如位处极北的希佩博里安人（the Hyperboreans）的“(200) 。在多瑙河下游地区，吉提人受到攻击时也是迁往异地。他们渡河来到特利巴利人的地方，而特利巴利人不得已只好允许他们留居。斯特拉波还说到远离多瑙河的西徐亚人、巴斯塔尼人和萨尔马特人常常对吉提人占压倒性优势，甚至打过河去袭击那些曾被他们赶走的部落。但当入侵者撤退之后，吉提人显然又回到原先的住处，因为斯特拉波曾说他们经由两条路线不断地在渡河迁移。

所有北方的民族的一个突出特点，上面已经说过，就是他们动辄迁徙。而当罗马边界向莱茵河、以后又向多瑙河推进后，这种轻易的搬迁就大大减少了。罗马人建立并且维护着的边境线，使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对这种新的形势，蛮族部落迟迟不能理解。他们感到难以接受这种新变化。塔西图说，“当初，在河的两岸都是一样的贫穷，也一样的自由自在” (201) 。乌西皮特人和腾克特里人过着和以前一样的自由生活，并渡过莱茵河，但是他们遭到恺撒的剿杀。奥古斯都的军队则大破萨拉西人和潘诺尼亚人，幸存者被卖为奴隶，因为他们未能屈尊于罗马对他们各自领地的征服。还可以看出，被阿格里帕当做流亡之徒而获准留居莱茵河左岸的乌比人，按照塔西图的记载，成了这条河岸的保卫者；流泊四方后被多米梯亚斯·阿赫诺巴布斯收容定居的赫尔门杜里人成了罗马领土上所有非正式居住的民族中最受信赖的人。此时，被阿里亚斯·卡土斯安顿在色雷斯的吉提人则已在安和之中开垦田园了。

如果将吉提人和乌比人的迁徙与巴斯塔尼人和苏维比人更大规模的活动相比，便可看出，罗马人不得不与两种明显不同的“入侵者”打交道。一种是受到远方蛮族袭击后而侵扰罗马的部落，他们是在逃亡之中闯过边境的；另一种就是那些远方的蛮族，他们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改变了固有的生活方式，从而有意地越境掠夺。罗马是否将这两种“入侵者”加以区别对待，现在很难讲清楚。他们对蛮族的活动总是遥观远望，是在武装守卫的边境后面进行观察的，只看那些蛮族不断地以一种固定的形式进行骚扰、抢劫和挑起战争。作为对这种连续发生的起义的反击，罗马惩罚了扰乱和平的侵犯者，甚至将他们从其故土上赶走。不过，虽然“平定”这些惹是生非的民族从而使自己的边境得以顺利地向前扩展，但领土的扩大带来的不是骚乱的停息，而是新的袭击和侵扰。如斯特拉波所说（ 对蛮族来说，罗马向外扩展国界的行动，比他们自己对帝国政府的侵扰更加费解。罗马军团对他们的突然进攻使他们不知所措，也使他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自由地迁移。因此，边境战争的直接起因，并不是某一个或一些民族部落的好战情绪，而是由于人们互相不理解对方的生存方式。至于蛮族和罗马的关系，当然不可能脱离部落群体生存方式的比较：一方面，他们“将家用物品装在大车上，赶着牲口到他们认为最适合的地方去”；另一方面，像奥古斯都那样的军事首领则声称：“我要将所有与那些迄今尚未臣服于我们的种族相接壤的省份的边界向前扩展。”但是，除了动辄迁移的民族和扩张疆域的民族之不同外，应该看到蛮族骚动为罗马夺占蛮族领地制造了机会。而这种骚动则是对那些在罗马政府向远至博斯普鲁斯、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地区扩张势力的形势下采取向内侵犯这种特殊生存方式的人们的一种自然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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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米特拉达悌之生平，参见塞奥多尔·莱恩纳赫：《蓬塔斯国王米特拉达悌·尤佩特》（巴黎，1890年）。吉叶：《米特拉达悌》（12），载于RECA， (4) 关于叙利亚之吞并，见艾米尔·舒瑞：《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民族史》， 关于斯考鲁斯战役，见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 (5) 阿庇安：《叙利亚》， (7) 有关布勒比斯塔王国，见斯特拉波：《历史》， (8) 斯特拉波前揭书， 有关克里塔西鲁斯建立过一个“大帝国”的可能性，见朱利安：《高卢史》， (9) 恺撒：《高卢战记》， (10) 关于阿里奥维斯塔斯，见恺撒前揭书， (11) 恺撒：《高卢战记》， (12) 关于日耳曼部落的活动，见恺撒：《高卢战记》， (13) 加士丁：《菲力皮古城》， 乔治·罗林森：《东方 (15) 普鲁塔克前揭书之《克拉苏》篇， (16) 关于帕西亚之入侵，见西塞罗：《我的执政》， (17) 西塞罗：《论共和国》， (21) 苏埃托尼亚斯：《诸恺撒生平》， (22) 恺撒：《高卢战记》， (23) 恺撒：《高卢战记》， (24) 恺撒：《高卢战记》， (25) 狄奥前揭书， (26) 威尔肯：《阿桑德》（4），载于RECA， 公元前46年，切森内斯（在克里米亚）派了一个使团去见恺撒，具体使命未详。参见罗斯托夫译夫：《恺撒与南俄罗斯》，载于JRS， (28) 恺撒：《高卢战记》， (29) F．E．阿道克在CAH (32) 西塞罗：《我的时代》， (33) 狄奥前揭书， (34) 阿庇安：《内战史》， (35) 斯特拉波前揭书， (36) 瓦塞尔·巴尔宛：《达西亚》（剑桥，1928年），138～139页、157页。

(37) 斯特拉波前揭书， (38) 阿庇安：《内战史》， (39) 狄奥前揭书， (40) 西塞罗：《我的执政》， (41) 汉斯里克：《穆纳提亚斯》（30），载于RECA， (43) 西塞罗：《我的时代》， (44) 关于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骑兵增援，参见F．E．阿德柯克文，载于CAH， 另据阿庇安《内战史》 (46) 狄奥前揭书， (47) 明策尔：《马尔西亚斯》（48），载于RECA， (49) M．P．查尔斯沃斯文，载于CAH， (51) 阿庇安：《内战史》， (52) 塔西图：《日耳曼尼亚》， (53) 普鲁塔克前揭书之《安东尼》篇， 有关弗雷斯帕的记述、图画及地图，见《美国伊朗艺术与考古学会会刊》 (55) 关于伊利里亚战争，参阅狄奥前揭书， (56) 阿庇安：《伊利里亚》， 关于萨拉西人，参见斯特拉波前揭书 (57) 狄奥前揭书， (58) 阿庇安：《伊利里亚》， (59) 有关亚美尼亚及波斯方面的事态，可见狄奥前揭书 在公元前32～前31年间，朱底亚王赫罗德对纳巴提亚发动战争，据说这次战争是由克雷欧帕特拉鼓动而引起的。

(60) W．W．塔恩在《梯里代茨二世与小弗雷茨》（巴黎，1932年）832页中说：“这次反叛可能发生于公元前32年之秋。但弗雷茨四世直至公元前31年6月后尚未被完全剥夺其王权，公元前30年返回其国……是年末，梯里代茨与阿塔瓦斯德逃往叙利亚。”

塔恩书中还采录了弗雷茨于公元前27年返回的情况，833～834页：“这次入侵的发生不迟于公元前27年夏，很可能是在公元前28年……而战争则发生于公元前26年，但直到公元前25年夏，弗雷茨才真正成为胜利者……”亦可参见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国之铸币》（密执安，安·阿伯尔，1935年），222页。

(61) 斯特拉波前揭书， (62) 斯特拉波前揭书， (63)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 (64) 狄奥前揭书， (65) 柯提索被击败一事，布兰迪斯持不同观点，见其《达西亚》文，载于RECA， (67) 狄奥前揭书， (68) 狄奥前揭书， (69) 阿庇安：《伊利里亚》， (70) 公元前27年，罗马元老院将奥古斯都之衔颁授给奥克塔维安。

关于奥古斯都政权，详可参阅维克多·伽德梭森：《奥古斯都及其年代》（莱比锡，1891～1904年）。J．B．菲尔斯：《奥古斯都·恺撒及其对罗马帝国之建树》（纽约，1903年）。E．S．舒克伯格：《奥古斯都：罗马帝国创立者的生平与时代》（伦敦，1903年）。T．R．霍尔姆斯：《罗马帝国之缔造者》（牛津，1928～1931年）。雷昂·霍莫：《奥古斯都》（巴黎，1935年）。G．R．贝克：《奥古斯都：罗马的黄金时代》（纽约，1937年）。约翰·布常：《奥古斯都》（波士顿，1937年）。

(71) 关于这次备战，见狄奥前揭书， 关于西班牙战争，见戴维·马吉：《奥古斯都的西班牙之战》，载于《古典语言学报》， (73) 狄奥前揭书， (74) 狄奥前揭书， (75) 狄奥前揭书， (76) 狄奥前揭书， (77) 狄奥前揭书， (78) 据史书记载，这次战争是在阿格里帕和马库斯·维尼西亚斯担任执政官时期发生的，详见弗雷德里奇·克里茨书（1848年）之416～417页，但由于阿格里帕与维尼西亚斯并未同时担任执政官，故此说可能有误。维尼西亚斯只在公元前19年担任过一次执政官，于是李普西亚斯在1591年提出公元前19年之说。

(79) 狄奥前揭书， (80) 有关公元前17～前8年博斯普鲁斯形势，可见狄奥前揭书 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31年），591～595页、611页。M．I．罗斯托夫译夫：《博斯普鲁斯女王黛娜米丝》，载于JHS， (82) 《奥古斯都业绩》（RESGESTAE）， (84) 狄奥前揭书， (85) 苏埃托尼亚斯：《提比略》， (86) 狄奥前揭书， (87) 有关文献见 (89) 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 (90) 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 (91) 斯特拉波前揭书， (92) 狄奥前揭书， S．E．斯陶特：《穆西亚诸总督》（普林斯顿，1911年）， (93) 狄奥前揭书， (94) 狄奥前揭书， (95) 《奥古斯都业绩》， 关于尼禄·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之生平，见斯坦因：《克劳狄乌斯》（139页），载于RECA， (98) 狄奥前揭书， (99) 狄奥前揭书， (100) 斯特拉波前揭书， (101) 狄奥前揭书， (102) 狄奥前揭书， (103) 苏埃托尼亚斯：《奥古斯都》， (105) 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 (106) 狄奥前揭书， (107) 塔西图：《编年史》， (108) 有关盖乌斯·恺撒及其在亚美尼亚事务，见狄奥前揭书， (109) 韦里奥斯：《罗马史》， (110) 狄奥前揭书， (111) 奥罗西亚斯（见其书 (112) 狄奥前揭书， (113) 斯特拉波前揭书， (114) 有关的史实及讨论，见罗纳德·塞姆：《M．维尼西亚斯》，载于《古文献季刊》， (116) 狄奥前揭书， (117) 维里亚斯前揭书， (118) 塔西图：《编年史》， 关于马罗波杜斯，参见罗纳德·塞姆：《马罗波杜斯》，载于CAH， (120) 塔西图：《编年史》， (121) 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 (122) 塔西图：《编年史》， (123) 狄奥前揭书， (124) J．G．C．安德森文，载于CAH， (126) 韦里奥斯前揭书， (127) 韦里奥斯前揭书， 又见E．G．哈迪：《罗马史研究》， (129) 狄奥前揭书， (130) 苏埃托尼亚斯：《奥古斯都》， (131) 塔西图：《编年史》， (132) 塔西图：《编年史》， 专家们一般都认为在公元11年前后曾在亚美尼亚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权力变更。见约瑟夫·桑德尔吉安：《亚美尼亚史纲》， (134) 塔西图：《编年史》， (135) 奥罗西亚斯（见其书 (136) 塔西图：《编年史》， (137) S．E．斯陶特：《穆西亚诸总督》（普林斯顿，1911年）， (139) 韦里奥斯前揭书， (140) 韦里奥斯前揭书， (141) 有关这次反叛，见塔西图：《编年史》， (142) 塔西图：《编年史》， (143) 有关日曼尼库斯在公元15年、公元16年发动的战役，见塔西图：《编年史》， (144) 塔西图：《编年史》， (145) 塔西图：《编年史》， (146) 塔西图：《编年史》， (147) 塔西图：《编年史》， (148) 塔西图：《编年史》， (149) 塔西图：《编年史》， (150) 塔西图：《编年史》， 上述战争对战事的赞赏性的评价写于公元26年，而战争则很可能发生于公元25年，详见S．E．斯陶特：《穆西亚诸总督》（普林斯顿，1911年）， (152) 塔西图：《编年史》， (153) 塔西图：《编年史》， 关于阿尼顿与阿西耐获取政权之过程，约瑟福斯在其《古代史》 (154) 有关亚美尼亚和帕西亚的事件，参见狄奥前揭书， (155) 塔西图：《编年史》， (156) 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 (157) 塔西图：《编年史》， (158) 苏埃托尼亚斯：《提比略》， (160) 有关史料见本章 (162) 德奥多尔·莱因纳什：《米特拉达悌·欧佩特：蓬塔斯国王》（巴黎，1890年），232～233页。

(163) 见波里比亚斯：《历史》， (164) 斯特拉波前揭书， (165) 斯特拉波前揭书， (166) 关于由蓬塔斯和柯尔奇斯通往东方的道路，见W．E．D．阿伦：《两条通向亚洲的干道》，载于《地理学报》， (168) 见斯特拉波前揭书， (169) 《奥古斯都业绩》， (171) 斯特拉波前揭书， (172) 阿庇安：《米特拉达悌》， (173) 参见瓦塞尔·巴尔万：《达西亚》（剑桥，1928年）， (181) 恺撒：《高卢战记》， (182) 斯特拉波前揭书， (183) T．R．霍尔姆斯：《恺撒征服高卢史》（ (184) 当代学术界几乎都将注意力集中于罗马商人与北方民族的贸易问题上。例如：沃瑟·斯坦因：《贸易》，载于RGA， (187) 穆什：《日耳曼尼》，570页。亦见汉斯·舍尔：《从货物交换到世界贸易》（莱比锡，1931年），191～192页。

(188) 塔西图：《日耳曼尼亚》， (190) 约瑟夫·代歇莱特：《上古时期（克尔特人和高卢——罗马人时期）考古学》， (195) 希罗多德：《历史》， (196) 乔丹尼斯：《吉提人》， (197) 恺撒：《高卢战记》， (198) 奥维德：《悲哀集》， (201) 塔西图：《日耳曼尼亚》，第28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