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天机之后,露出锋芒。 [21]
没有做到上述这些,一个人可能在某些时候以混淆不清的方式满足于他的作品的精确程度;但是他永远做不到依照某种确定的规则来完成他的作品,也不可能让他的作品在别人面前足够清晰。诗人、演说家、画家以及其他从事艺术的人们,并不拥有此类批判性的知识,但却也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成功了,并且将继续成功下去;这是因为在这些艺术家中间,虽然没有精确的指导原则,一些别具匠心的设计也被创造和发明出来。我认为,在理论上错误而在实践中正确,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情况。人们常常根据情感作出正确的行为,但却接下来根据理性在原则上予以诟病;然而,由于不可能避免此类推理的冲动,同样也不可能阻止它对我们的行为发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还是有必要努力使之正确,把这种理性推论建立在坚固的经验基础之上。我们可能会希望艺术家们能够成为最具权威的引导者,但是他们太过忙于实践而无暇进行理论工作;哲学家们几乎从来不着手实际工作,他们所做的就是沉迷于自己的规划和体系;而至于批评家们,一般而言他们几乎都是从错误的地方——比如诗歌、绘画、雕刻、塑像和建筑——寻求艺术的法则。恰相反,艺术本身绝不可能给出如何进行艺术创作的规则。这就是为何所有艺术家和大部分诗人们都局限于一个狭窄的圈子里的缘故;他们更像是互相模仿而非模仿自然本身;由于从最遥远的古迹开始到现在,都保持着如此的连贯一致,以至于难以分辨清楚是谁给出了 (2) 希腊文原</a>版《伊利亚特》和蒲柏(Pope)英译本《伊利亚特》似有一些细微差异,因此伯克用上、下两段引文分别列出。本书涉及希腊文原版时,均采用罗念生、王焕生的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谨向两位前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