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大多数人 荷马是“英雄时代”的产物,是对英雄时代的表达。当我们使用“英雄的”一词时,我们模糊想到的是某种勇敢、杰出、卓越的气质,某种令人兴奋、令人鼓舞的精神。对于我们而言,一个英雄显然就是一个有着生动个性、英勇慷慨、或许还是火爆脾气的人,是一个敢爱敢恨爱憎分明的人。“英雄”一词能让我们联想起的形象是诸如阿喀琉斯、帕特罗克洛斯和赫克托尔等富于激情、敢于冒险的英雄人物。这种有着特殊品质或适当缺点的人物并不只限于荷马的史诗中,他们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或每一个英雄时代。我们现在开始考察英雄诗歌、英雄人物,不是从任何种族特征甚至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从特定的社会条件来看,他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可能会做出些什么来。世界上曾有过几个英雄时代,虽然也许这种说法是可质疑的,因为如果以另一种角度来看也许是不成立的。但是,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才会出现一个英雄时代?而且,为什么会汇集成这样的英雄诗歌?它又是何时对希腊戏剧艺术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为什么它有如此的力量能将旧的呆板的仪式性的酒神颂歌转变为一种崭新的充满活力的戏剧?为什么民主式的僭主庇西特拉图如此急切地欢迎这一切?
在远古时代的仪式舞蹈中,个人是不算什么的,仪式中的歌队、团体和每件物品才是重要的,才是影响原始部落生活的。如今,在英雄传说中,个人就是一切,群体、部落或团体只是一个朦胧的背景,而杰出、清晰的个性则被投入更为生动的光线之中。史诗诗人将个体的英雄称之为klea andron,即“有光辉行为的人”,这些英雄自身热切渴望并祈求的正是这种因他们的伟大行为所带来的荣耀、卓越和不朽的名声。两军交战时,双方的将领单打独斗。这些勇敢的英雄们大多是国王,但不是古代意义上的王,不是与土地相联系的世袭的王,也没有促进丰产的义务。他们主要是战争中或冒险活动中的领袖人物,对他们的敬意是缘于个人魄力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个人忠诚。领袖必须以自身的勇敢赢得其跟随者,他还必须以其个人的慷慨来留住他们。而且,英雄式的战争往往不是因为部落间的种族不和导致的,更多地是源于个人的私怨和嫉妒。对特洛伊城的围攻并不是因为特洛伊人突袭了阿该亚人的畜群,而是因为一个特洛伊人帕里斯(Paris)掠走了一个阿该亚人的妻子海伦。
另外,显著的一点是,在英雄史诗中极少有英雄是安全且安静地待在家中的。英雄们在远离故乡的地方战斗或是在海上打仗,因此我们很少从史诗里听到有什么与部落或家庭相关的事情。真正的中心不是家中的炉火,而是领袖的帐篷或战船。与某个具体地点的联系被割断了,地方性差异被暂时搁置一边,而一种世界主义、一种泛希腊主义的前兆开始出现。还有一点很奇怪的是,所有这一切都会反映在诸神的身上。我们很少听到有关当地崇拜的情况,没有当地神奇的五月柱和赶走冬季、迎来夏季的仪式,也没有任何为灵魂而准备的“晚餐”,甚至没有专门献给当地英雄的祭祀。一个人死后,他的魂灵不是留在坟墓中等待春季来临时从坟墓中升起去帮助种子发芽,而是去到一个遥远且阴暗的地方,一个希腊人公共的哈得斯地府。诸神也一样,他们与土地的联系被割裂了,他们与其生长之地上的一切相分离——圣树、圣石、圣河和圣兽。在所有奥林匹亚赛会中都没有发现任何一头圣牛,只有人的形象,光辉、生动的个人,如同许多荣耀、理想化的荷马式英雄一样。
总之,英雄精神如同我们在英雄诗歌中所见的那样,它是社会与其根基割裂开来的结果、是时间移动的结果,也是人口移动的结果。 (8) 但是,我们更需要将此归功于荷马的功绩。那支从北方南下进入希腊半岛的民族,如今我们将他们称做希腊人,而他们自称是希伦人(Hellenes),他们在地中海地区发展出一种辉煌灿烂的文明,尤其是在艺术方面,这在远古时代,在特洛伊、迈锡尼特别是在克里特就已有所显露。由北而南的冒险活动,使他们占领了大片土地,在那里,带着一批勇敢的追随者,一个首领或许能创建一座城市,为他自己和他的人带来财富。这种由无束缚的冒险而带来的一种状况,这样一种新旧的联系创造出一个英雄时代,它的价值和缺陷、它显而易见的好处和它隐藏的丑陋在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是备受关注的,“大多数英雄迟早都会陷入绝境”。
希腊陶瓶上所表现的阿喀琉斯形象
为了社会的福祉,一个英雄时代是不能持续很长时间的。它会持续一个短暂而又令人感伤的辉煌时期,比如阿喀琉斯的形象,但它必然会逐渐退色并逝去。一个英雄式的社会几乎显然就是一个矛盾的社会,英雄主义是为个人的。如果一个社会将它的根基牢牢地扎在某种土壤之中,或本土的或外国的,那么冒险家的队伍就必须解散或回家,或是在他们征服的土地上定居下来,他们必须放下刀剑长矛拿起犁头镰刀。他们英勇、优秀的首领必须变成一个沉稳、顾家、颁布法令并守法的国王,而他的跟随者们则必须消减其个性以使之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
雅典在其有着天然屏障的半岛上多少避免了移民潮和英雄开拓式的冲击,它的人口和阿提卡半岛上所有的人口保持了相对的不变,其国王是稳定的、守法的、国家重建后的王。刻克洛普斯(Cecrops)、埃瑞克修斯(Erechtheus)和提修斯(Theseus)不是像阿喀琉斯、阿伽门农那样光辉闪烁的征服者的形象。对于荷马来说,雅典几乎如同一潭不流动的死水,充满了保守主义的气息,年复一年只有传统的春季之歌。雅典城,诸神所钟爱的城市应该从暴风雨和压力中得救,从她可能受到的破坏中得到庇护,甚至是从一个实际上很可怕的英雄时代中得以幸存下来,而当动乱结束时,再以英雄诗歌和清亮的葡萄酒来歌颂这一切,这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她满饮此酒,并且带着喜悦如同一个恢复了精力的巨人般崛起。
我们已经看到,要制造一个英雄时代必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必须要有一批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好战分子,部分地吸纳一个古老而富有的文明。我们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地说,对于每一个艺术或文学上的伟大运动而言都必须要有同样的环境,一个新旧对抗,一种新的精神从一种古老的秩序中产生出来。不管怎样,对于雅典来说,历史事实是肯定的。公元前5世纪,戏剧令人惊异的发展就是出于这种原因,在仪式性的酒神颂歌的老瓶子里装满了英雄传说的新酒,这似乎是经由庇西特拉图这位伟大的民主式僭主之手而将这新酒倒出来的。
大致说来,戏剧艺术是从仪式性的dromena这样的外部环境中产生的。阿喀琉斯的个人才华所蕴含的种族秘密以及那些在他之前被遗忘的人们我们是无法企及的。我们只能尝试着努力去找寻他们所生存的环境以及那些为他们打上光辉烙印的新的材料。以上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材料、英雄传说正好是提供了艺术产生所必需的推动力。荷马式的传说对于一个雅典诗人来说是与当下的行为十分遥远的,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恰是与仪式相反的艺术本质之所在。
传统认为,雅典人之所以罚戏剧诗人普律尼科司(Phrynichus)的款是因为他选择了夺取米利都作为他悲剧中的一个情节。也许这笔罚款是由于政治上党派之争的原因,与主题是否具有“艺术性”无关。但这个故事也许代表了,之后的确也被理解为是一种对待生活的艺术</a>态度。为了理解、也更多地是为了思考生活,你必须将歌队的舞蹈与生活分离开来。至于自己的悲哀,无论是国民的或个人的,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悲伤仪式化,但却不能将其转化成悲剧。我们无法后退到足够远的地方看清整个画面,我们想要做点什么或者至少能够悲伤。而对于他人的悲哀,我们容易站远了去看。我们不仅能够轻易忍受他们的痛苦,而且我们还能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内冷静地描绘出整个画面。我们能够“感觉到”它而不是“与它同在”。麻烦的是我们觉得这还不够。雅典人对于荷马式英雄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的态度也正是如此。他们相对于英雄来说只是观众,这些英雄们缺乏家神的神圣性,不过,他们有充分的传统的神圣性使他们能够成为戏剧的素材。
虽然他们足够神圣,但他们也是自由且灵活的。改变本地的英雄神话是不虔诚的,何况也不可能彻底改变本地的魔鬼传说——这是永远固定不变的,他的矛盾、斗争、死亡、感伤、复活、预言以及显现都是固定不变的。然而,在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的故事中,虽然这些英雄在家时是本地的精灵,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漫游已有多种说法,但是你仍能或多或少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他们。而且,这些形象已是非常个人化的,而非某种傀儡的代表,其功能也不像五月王后和冬季,他们有着自己活生生的经历,而且绝不重复。在这种个人与大众、私人与普遍的混合之中,在所有真正伟大的艺术中至少有一个因素是幻想,正是在雅典,我们抓住了这种融合的一瞬间,我们发现一个确切的历史原因,为什么又是如何在dromena中普遍的东西到了戏剧中就变成特别的了。而且,我们看到它是如何取代古代单调的情节,并与实际的需要密切相联的,我们将材料从即时反应中剥离出来,隔着一个适当的距离观看,既是遥远的又不至于遥不可及。总之,我们发现了一个年复一年举行的仪式是如何变成一件“永远拥有的”艺术品的。
可能在读者的头脑中,有时会有一种不断增长的不适感,一种无法言</a>说的抗议。所有这一切都是关于dromena、戏剧与酒神颂,熊与公牛,五月王后与树精,甚至是关于荷马式英雄的,这一切都是如此之好、如此奇怪也许也是非常有趣的,但这根本不是读者所期待的,至少不是他所想要的。当他买了一本有着奇怪标题的书——《古代的艺术与仪式》时,他准备在仪式的艺术性方面看到一些附注,而且他肯定期望能从书中得知一些普通人称之为艺术的东西,即雕像和图画。希腊戏剧无疑是一种古代艺术的形式,但是,在读者头脑中,行为却不是艺术的主要形式。不,也许他最终会怀疑,行为和舞蹈是否真的就是艺术。如今,绘画和雕塑是艺术,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还是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
希腊雕塑是如此美丽,让人赏心悦目,我们很高兴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但首先要解释一下我们延迟的原因是什么。本书主要的论点是,就趋向于生活的情感而言,仪式和艺术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而且原始艺术是直接从仪式中发展而来的,至少在戏剧中是如此。从原始仪式中产生的戏剧的性质对于英语国家的读者而言是很不熟悉的。有必要强调一下它的特征。几乎全世界各地都发现原始仪式并不仅仅包括祈祷文、赞美诗和献祭,也还包括模仿性的舞蹈。但是,在希腊,也许只是在希腊,在狄奥尼索斯宗教中,我们大致可以具体地描绘出从舞蹈转变到戏剧的每一步。因此,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产生戏剧的酒神颂的性质是什么,以及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和环境。
抛开戏剧,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讨论雕塑,我们将会看到被仪式所影响的艺术是如何产生的。
注释
(1) 参见最后参考书目中穆瑞教授的考证。
(2) Mr. Edward Bullough, The Brin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12),p.88.
(3) II,15.
(4) 参见拙作Themis ,p.289和Prolegomena ,p.35。
(5) De Cupid. div. 8.
(6) V. 66.[此处的出处应该是希罗多德《历史》的第五卷第67节,而非66节。——中译者注]
(7) Athen. VIII, ii, 334f.参见拙作Prolegomena ,p.54。
(8) 感谢H. M. 查德威克先生(H. M. Chadwick)的著作Heric Age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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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哲学家,生命哲学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192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