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罗马皇帝的皇家奴隶与获释奴_古希腊罗马奴隶制

奴隶地位的提高

罗马帝国时期奴隶制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皇室奴隶”（servi Caesaris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种重要性在公元后头二百年表现在帝国的各个方面。在许多例子中，奴隶获得释放，成为皇帝的获释奴，但他们之前做奴隶时所拥有的重要地位却一直延续下来，这一情况在帝国各地所发现的许多碑铭以及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里都有所体现。奴隶之所以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一是在共和国晚期，一些奴隶已经成为罗马显贵家族忠实能干的代理人； 1 二是罗马皇帝拥有大量个人财产，同时还世袭继承了许多财富。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这两项收入来源在其对外捐助中扮演重要角色。 2 在他担任元首期间，他的朋友、亲戚和附庸的大量遗赠大大增加了他的私人财富， 3 许多本不属于他的奴隶都通过这种遗赠成为“皇室奴隶”。 4 有记载表明在维特里乌斯统治时期，也同样有新奴隶加入“皇室奴隶”群体。 5 皇室地产的面积不断扩大，皇帝其他形式的财产不断增加，这不仅体现在帝国范围内，也表现于元老院行省中。此外，皇室庆典越来越多，奢侈程度也越来越强， 6 所有这些都促使皇室把奴隶或获释奴用于私密的、个人化的工作任务之中。

希腊城邦和共和国时代的罗马都曾使用国家奴隶从事政府工作。 7 由于皇帝在罗马当地所具有的显著地位及其在这个城市中的影响力，我们很难在“罗马国家公共奴隶”（servi publici populi Romani ）和“皇室奴隶”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完全不同的唯有提供给他们的给养标准。当屋大维乌斯·恺撒（Octavianus Caesar）在公元前40—公元前30年逐渐积累权力期间，以及在公元前27年完全掌权之后，他都试图寻求家庭里的奴隶和获释奴群体的帮助，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了解这些人的能力，他们管理着他庞大的个人财产。 8 由于奥古斯都的个人财产和他成为皇帝之后的新生财富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因此，他选择使用他自己的奴隶来管理他的皇家财产就是一件既简单又理所当然的事情。 9 只要这些奴隶所做的工作直接与皇室及其投资行为有关，而且没有干预地方行政的实际事务， 10 那么就没有理由反对元首（Princeps ）使用他的奴隶做这样的工作。

罗马城“供水管理”（cura aquarum ）的历史充分反映了上述发展变化。 11 罗马共和国晚期，这项工作完全由监察官、营造官和财务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组织和安排。他们把管理水务的工作承租给承包人，承包人使用自己的奴隶完成这项工作，但这些奴隶要受到半官方的监管。 12 公元前33年阿格里帕当上了营造官，他制定政策让他自己的奴隶组成永久性团体，管理城市供水系统。阿格里帕死后，根据他的遗嘱，这些奴隶并入奥古斯都门下，由此成为“皇室奴隶”。在奥古斯都·恺撒死后，根据他的遗嘱，这些人又被送给了国家， 13 因而转变成罗马的“公共奴隶”， 14 并处于由元老院阶层任命的被称为“供水督察官”（curatores aquarum ）的官员的管理之下。 15 克劳狄给罗马城增加了一条新的输水管道，重新组织了对供水系统的管理，他把皇室的获释奴用作“供水管理官员”（procuratores aquarum ）， 16 把一支增补的“皇室奴隶”群体增加到“罗马国家公共奴隶”中。这样，到涅尔瓦（Nerva）统治时期，整个供水管理系统从阿格里帕最初设立的团体发展成由240名“公共奴隶”和460名“皇室奴隶”组成的庞大组织。 17 此外，在公元前22年奥古斯都组织城市消防机构的时候，他又把600个奴隶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公共家庭”置于首席营造官的管理之下。 18 这些公共消防员的负责区域对应着城市的各个地区。 19

根据许多奉献铭文的记载，皇帝的奴隶和获释奴也处理皇宫中的实际家庭事务，就如同罗马显贵家族也经常使用奴隶处理家庭事务一样，他们或者是皇室家庭成员的侍从，或者被皇帝指派为行政官员的助手。这些奴隶包括：“男仆”（pedisequi ），这可能是迦太基一个皇帝财务督察使（procurator ）的侍从；宫廷中的仆从教师（paedagogi puerorum ）；医生；内侍；运垃圾者；管理家具者；管理宫廷灯饰者（ex peculiarismpadaris ）；管理油膏者（unctores ）以及管理专门搭配某些衣服使用的成套珠宝的人（ornatores，ornatrices ）；贴身管理某些衣物的人；裁缝和衣服缝补师；管理皇室饭桌上的葡萄酒的司膳师（adiutor a vinis ）；尝味员；管理圣器的奴隶以及管理食物的膳务员（dispens ［ator ］ a frumento ）。 20

新皇帝所获得的大量奴隶既可被当做他自己的财产，也可以出于政治考虑或为赢得公众支持而把这些奴隶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朋友们。 21 皇帝本身是罗马帝国最富有的资本家、最大的奴隶主，因而他和其他富有的有产者一样，把具有特殊手工业技能的奴隶出租或出售，以此增加皇室的收入。 22 因此，“皇室奴隶”出现在纺织业、 23 珠宝制造业、银器制造业、金器制造业 24 以及建筑业中，而且随着皇帝权力的日益强大，这部分奴隶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25 史料中还提到过属于皇室的管理制造镜子的学徒的人（praepositus ）。 26

在帝国的头二百年里，一些处理皇帝家内事务的奴隶由于与皇帝本人联系密切而获得很大权力。埃利孔（Helicon）是提比略和盖乌斯两位皇帝的奴隶， 27 他的例子就体现了上述事实。根据斐洛的记述，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使者控诉埃利孔憎恨犹太人，而且接受了犹太人的敌人的贿赂。 28 能够体现奴隶拥有权力的例子还有维特里乌斯的获释奴阿西阿提库斯（Asiaticus ）； 29 图密善时期的内务总管（cubiculo praepositus ）巴尔特尼乌斯（Parthenius） 30 和内侍（cubicrius ）西格鲁斯（Sigerus）； 31 弗里吉亚奴隶科列安德（Cleander），他在康茂德时期获得释放，成为了内侍。 32 据说科列安德曾安排获释奴加入元老院，出卖行省官职，在一年内让25人当上执政官。 33 埃拉伽巴路斯（gabalus）和他的家内奴隶曾传出一些丑闻。 34 他之后的亚历山大·塞维鲁则尝试着重新明确过去曾有过的奴隶、获释奴以及骑士等级之间的界线。 35 于是，“管理内臣”（aulicum ministerium ）的数量有所减少， 36 奴隶们负责的事务也恢复到从前的情况，主要做一些与他们的身份相吻合的工作，包括信使、厨师、面包师、漂洗工以及浴室看门人。 37 太监基本上不再被使用，只有女浴室中还存在。 38 亚历山大·塞维鲁所采取的道德措施主要针对罗马上层社会的贵妇人，相比之下针对奴隶的较少，因为一旦有权有势的妇人有诱惑行为，很少有奴隶敢拒绝她们的要求。到公元3世纪政治混乱以及皇权重建的时期，在军人皇帝的强大统治下，皇宫中的“皇室奴隶”基本没有重掌大权的机会。

在行省的行政管理中，“奥古斯都的获释奴”（liberti Augusti ），或者被称为“皇帝的获释奴”（liberti Caesaris ），大体只能被用在由皇帝公开任命、成为他们私人代理人的职位上。虽然管理任何一个罗马富人的财产的获释奴都可拥有“财务督察使”这个头衔， 39 但总体上来讲，罗马皇帝对授予获释奴这个头衔还是持谨慎态度，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政治意义。奥古斯都本人曾几</a>次让获释奴身居要职，比如李锡努斯（Licinius） 40 曾在高卢担任相当于财务督察使的职务，虽然可能他并没有正式的头衔。 41 在提比略统治时期，皇帝的一个获释奴曾临时接受指派，担任相当于埃及地方长官的职务， 42 但他并没有被授权指挥驻扎在那里的军团。 43 这些获释奴的数量和政治影响力都快速增长。在克劳狄统治时期，一个名叫费里克斯（Felix）的人由于是有权势的获释奴帕拉斯（Pas）的兄弟而被任命为犹太地区的代理官，而且可指挥当地的军队。 44

穆西库斯·斯库拉努斯（Musicus Scurranus）是提比略的获释奴，之前曾在卢格敦高卢（Gallia Lugdunensis）担任皇帝财库（fiscus ）的主计官，后来皇帝分配给他16个奴隶助手（vicarii ），当他在罗马去世时，这些奴隶全部都在他身边伺候他，这个例子充分说明获释奴可能取得的地位。 45 在罗马中枢管理系统工作的有权势的获释奴的名字及其经历都为大家所熟知。这些人包括：文学顾问（a studiis ）波里比乌斯、财政顾问（a rationibus ）帕拉斯、管理往来公文信件（ab epistulis ）的纳尔奇苏斯（Narcissus）以及记录回忆录和贴身服侍（a memoria et a cubiculo ）的卡斯托耳（Castor）。 46 据铭文记载，获释奴出现在岛屿及其他非重要地区，特别是在非洲，从行政上完全控制这些地区。 47 在帕提亚战争即将爆发之时，皇帝图拉真派他的获释奴利科尔马斯（Lycormas）完成一项与博斯普鲁斯国王萨乌罗马特斯（Sauromates）有关的秘密外交任务。 48 在行省处理皇帝私人财产（patrimonium ）的获释奴在后来被允许使用代理官的头衔，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被限制在财政领域。 49 而皇帝的奴隶们的活动，只要他们还是奴隶身份，就只限于做行省行政长官的下属和助手，比如在不同的会计部门做制表员（tabrii ），做总督的近侍（proximi ）和助手（adiutores ），在行省主计部门做财务管理人员（dispensatores ）和理账员（arcarii ），以及担任与前文所说相类似的办事员及下属职员。 50 史料中还曾提到，一个奴隶侍从的主人本身就是在亚该亚行省的主计部门工作的一个“皇室奴隶”。 51

这些皇帝的获释奴把他们的职业记载在墓碑铭文上，这表现了他们对于自己所获得的地位的骄傲。在公元136—137年帕尔米拉（Palmyrene）的关税规章中，一个名叫基利斯（Kilix）的皇帝获释奴确定了不载物的骆驼的税率，他当时是帕尔米拉港口税（portoria ）的收缴人。 52 作为这项税率的制定者，他的名字不断被提到。根据盖约在《法学阶梯》（Institutes ）中的论述，“任何人……如果要任命一个奴隶做代理官……那么这个奴隶就要被释放”（si quis…servum procuratoris habendi gratia…apud consilium manumittat ）。 53 铭文中也同样没有奴隶做代理官的例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皇室奴隶”很少被允许拥有代理官头衔。埃及诺姆的将军则不能由皇帝的奴隶担任。 54

虽然公元1世纪皇帝的奴隶受到了这些限制，但“皇室奴隶”与皇帝的获释奴还是共同成为帝国社会的一支重要新兴力量。 55 狄奥·卡西乌斯的论述显示了这些人所能行使的权力，在马克里努斯（Macrinus）统治期间，有资格做告密者的群体除了骑士、元老院议员和贵妇人以外，还有士兵以及皇室的奴隶和获释奴。 56

这些奴隶阶层的官员也有等级划分，“常规奴隶”（servi ordinarii ）的地位要高于“替补奴隶”（vicarii ）。 57 根据埃及“账目记录”（Gnomon of the Idios Logos ）的记载，皇帝的“替补奴隶”不可拥有私人财产，也不能与获释女奴通婚。 58 这项规定显然不适用于“常规奴隶”。 59 当哈德良制定政策不再让皇帝的获释奴担任较高的行政职位而以骑士阶层取而代之的时候， 60 皇帝的奴隶的权力和地位一定也同样受到了削弱。之后这一情况只在马可·奥勒留时期出现过暂时的反弹，“皇室奴隶”又被用做代理官。 61 在其他的时期，皇室奴隶以及获释奴身居高位的情况很少出现。 62 公元3世纪后半期，皇帝的奴隶和获释奴都不再担任帝国低级的行政职务，取代他们的是自由人口组成的新型官僚。 63

帝国前二百年的大量墓碑铭文都是纪念皇室奴隶或是皇室奴隶竖立起来纪念他们的家人的，这些铭文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富有以及对家庭的归属感，也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下面几个例子是从很多这样的碑铭中摘选出来的：首先是来自迦太基的一块奉献碑铭，是一个妻子献给她丈夫的，这个妻子并不是奴隶身份，其丈夫是奥古斯都的家生奴隶（verna Augustorum ）；其次是来自比提尼亚的一块墓葬碑铭，恺撒的一个家生奴隶（verna Caesaris ）在铭文里表达了他对妻子的赞美之情，这个妻子是自由身份； 92 Pliny，Natural history 18∶7，4．

93 参见Seneca，De iro 3∶3，6。

94 Pliny，Letters 3∶19，7．

95 Script．hist．Aug．，Hadrian ，18，9．

96 同上，18，8。

97 同上，18，11；Just．，Digest 48∶18，1，1．

98 Just．，Digest 1∶6，2．

99 Script．hist．Aug．，Hadrian ，18，7．

100 Gaius，Institutiones 1∶53．有关安敦尼时期立法减轻奴隶负担的情况，见Pauly-W．，RE ，2d ser．，2，1831，词条servitus poenae ．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奴隶主杀死奴隶可能会被处于极刑，见Theod．，Codex 9∶12，1。

101 Gaius，Institutiones 1∶53．

102 同上，44∶1。

103 Just．，Digest 1∶12，1，1；参见Schneider，Albert，Geschichte der sverei ，25．

104 Theod．，Codex 5∶9，1．

105 同上，2∶25。

106 Codex Iustinianus 4∶43，1．

107 同上，4∶43，2。

108 Jonkers，E．J．，De l''influence du Christianisme，Mnemosyne 1∶270．有关保护释奴行为以及获释奴利益的法律，见Schneider，A．，Geschichte der Sverei ，34—44；Brassloff，Stephan，Sozialpolitische Motive in der r?mischen Rechtsentwickelung ，32，n．52，Vienna，Perles，1933。

109 Pliny，Letters 7∶32，1．

110 Dio Cassius，46∶76，6．

111 “富菲亚和卡尼尼亚法”和“艾里亚·森迪亚法”。

112 Jonkers，E．J．，Economische en Sociale Toestanden in het Romeinsche Rijk ，134—135，Wageningen，Weennionn and sons，1933．

113 Laferriére，M．F．，Mémoire concernant l''influence du Stoicism sur doctrine des jurisconsultes Romains，Mémoire de l''Académie du Science Morales et Politiques ，601—603，Paris，Durand，1860；Wallon，H．，Histoire de l''esvage 3∶19—46；Vollmann，Franz，über das Verhaltnis der sp?teren Stoa zur Sverei im r?mischen Reiche ，35—53．

114 Kuchler，B．，Griechische Einflüsse auf Entwickelung der r?mischen Rechtswissenschaft，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Diritto Romano 1∶84，1934．更进一步的参考书目见其注释4。

115 同上，92。

116 Stroux，J．，R?mische Rechtswissenschaft und Rhetorik ，51—52，71，Potsdam，Stichnote，reprint of Summonum Ius Summa Iniuria ．Stroux曾成功批驳了一个固有观念，即古典时代早期的罗马法学家们从斯多葛派那里学来了一般的科学方法。

117 Braun，Martin，Griechischer Roman und hellenistische Geschichtschreibung ，in Frankfurter Studien zur Religion und Kultur der Antike 6∶32，Frankfurt am Main，1933．

118 Lichy，Joannes，De servorum condicione quid senserit L．Annaeus Seneca ，35，Münster，Monasterii Westfalorum，1927，其中引用Cicero，De officiis 2∶7，24∶sit sone adhibenda saevitia ut heris in famulos si aliter teneri non possunt 。

119 见Kuebler，Congr．Inter．Dirit．Rom． ，92—98．按照我对于Bernard d''Orgeval，L''empereur Hadrien，?uvre légitive et administrative ，65，Paris，Editions Domat Montehrestien，1950的理解，在哈德良时期之所以出现对待奴隶越来越严苛的现象，是因为这段元首统治时期皇帝统治的集权化潮流，而非斯多葛派的影响。

120 Lichy，Joannes，De servorum condicione quid senserit Seneca ，37，43．

121 Kuebler，B．，Atti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Diritto Romano ，98．

122 Jonkers，E．J．，Econ．Soc．Toestand．Rom．Rijk ，135，n．2．

123 Pauly-W．，RE 1∶2243．

124 Seneca，Episte morales ，47，1∶Servi sunt．Immo homines．Servi sunt．Immo contubernales．Servi sunt．Immo humiles amici ；47，10∶istum quem servum tuum vocas，ex isdem seminibus ortum codem frui caelo，aeque spirare，aeque vivere，aeque mori ．参见上引文，31，11；Dialogorum 4∶24，3；De beneficiis 3∶20，2∶corpus itaque est，quod domino fortuna tradit∶hoc emit，hoc vendit；interior i pars mancipio dari non potest．Ab hac quidquid venit，liberum est ；6∶16，1．

125 Servi liberine sint hi…quid refert？Ubicumque homo est，ibi benefici locus est∶Dialogorum 7∶24，3；参见Episte morales ，47，5，6，13。

126 Petronius，Cena Trimalchionis （Satyricon ），71，1．

127 Juvenal，Satires ，6，219—223∶meruit quo crimine servus supplicium？Quis testis adest？ 在惩罚奴隶之前，必须先出示奴隶犯罪的证据，见Pliny，Letters 8∶14，13．

128 Pliny，Letters 8∶16，2．参见8∶24，5．虽然医生对待自由人要比对待奴隶更加尽心，但实际上奴隶所患的疾病与自由人没有差别。有关主人的家就是奴隶的城邦的观念，我们可以追溯到米南德。见Kock，Theodor，Comicorum Atticorum fragmenta 3∶127。

129 Dio of Prusa，Orations ，14，15．

130 同上，14，3—8，13—14。

131 同上，14，11；15；29。

132 同上，14，19。

133 同上，15，30。

134 同上，15，31。

135 Lichy，Joannes，De serv．condic．quid sens．Seneca ，36；参见Bonh?ffer，Adolf，Die ethik des stoikers Epictet ，99，Stuttgart，Ferdinand Enke，1894。

136 Epictetus，Discourses 4∶1，6—14；参见57。

137 同上，1∶3，9。

138 Lichy，Joannes，De serv．cond．quid sens．Seneca ，36，n．1．

139 Kaibel，Georg，Inschriften aus Pisidien，in Hermes 23∶542—545，1888．

140 Philo，Quod omnis probus liber sit ，79＝Cohn，Leopold，and Paul Wennd，Philonis Alexandriui opera quae supersunt 6∶23，2—3．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 18∶1，5把他们的总数限制在4000人左右。

141 I Corinthians，12，13∶ 见von Harnack，Adolf，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1∶168，n．1中的观点，即对奴隶制的疑问在早期教会尚未成为一个问题。

142 Ephesians，6，5．参见Colossians，3，23；Titus，2，9—10，19．I Peter，2，19要求奴隶对于残忍的奴隶主也要持顺从态度，因为耐心的容忍可以令神喜悦。

143 有关早期教会共同体中奴隶的情况，见保罗写给一个奴隶主的信件，他在信中为他施洗的一个逃跑奴隶奥奈西姆斯求情，见NT，Philemon，15—16∶ ．在Pliny the Younger，Letters 9∶21，24中，非基督教徒普林尼提出了类似的请求，希望一个犯错的获释奴能够获得宽恕，最终他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基督教徒，萨宾尼亚努斯（Sabinianus）接受了他的请求。有关公元112年在比提尼亚的基督教共同体中罗马公民与奴隶混在一起的情况，见Pliny，Letters （to Trajan ）10∶4，8。

144 Von Harnack，Adolf，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1∶168—170；Ard，Paul，Esves Chrétiens ，6 th ed．，185—215．显然Ard过分强调了基督教在改善奴隶生活条件方面所起的作用。

145 Clement of Alexandria，Paedagogi 3∶7，9（＝Migne，Patr．Graec． 8∶609—620）．

146 Ignatius，To Polycarp ，4（＝Migne，Patr．Graec． ，5∶723）；Irenaeus，Contra haereses 4∶9，1（＝Migne，7∶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