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维柯的知识论：第二阶段_维柯的哲学

在维柯那里，信仰意志是非常强烈的，在他那个时代，国内的天主教教义阻碍着他的思想，教义的全面统治把维柯牢固地束缚在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中。其理论固有的内在矛盾由于上述心理事实的阻碍而不能清晰地呈现于他的心灵面前。上帝的观念随即控制了他并成为他思想的支撑。他没有大胆奋进，也没有意识到对诸如此类问题刨根问底的必要性：如天启的有效性，在世界之外的上帝的可设想性，或在没有证明就创造了上帝的意义上断定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对维柯来说，开辟和部分地穿越一条能够引领人类思想超越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的思路：天意的新道路——暂时使用他自己的观念（我们将在后面解释这个观念）——这种想法必然地蒙骗了他；这种观念引导他经过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从而抵达新道路的开端，他从未怀疑这条新思路是否行得通。

1708年至1712年这4年间，维柯的作品主要是阐述他的 使语文学或历史（两者是一回事）成为科学或哲学意味着什么呢？严格说来，这种归化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它们处理不同种类的题材，而是因为事实上它们的题材是同质的。从本质上讲，历史就是哲学，如果没有思想参与塑造，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历史陈述也是不可能被作出的，运用思想就是运用哲学，但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语文学的哲学基础未曾建立，说实在的，在以后的时期，它也很少为人所知，所以，很容易遭到否认；此外，因为大多数人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要么由于厌恶和躲避“繁冗拖沓、不堪一击”的事实材料，想象出一个等级森严的几何学性质的哲学，要么像维柯起先所做的那样，构想出一个同样没有说服力，只是单纯意见堆积体的哲学和历史。在维柯改变了哲学观点之后，他才意识到人类科学里存在的思辨方法，并且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类心灵，为此，维柯一定明白当今流行的历史多么需要改革和拓展；一定感觉到缺乏一种改善了的语文学，这种语文学是改善了的哲学的结果，必须按照由语文学与哲学重新结合的公式所规定的知识论把它表达出来。“平心而论，第二科学应该是第一科学的结果。”换句话说，他必定要把历史从卑微的地位中解救出来，因为在此境况之下，历史仅是反复无常、爱慕虚荣、道德说教、规范训诫和其他不相干的目的的奴隶而已；他必定认为历史自身的真正归宿是永恒真理的必然实现。如今，哲学为历史事实所充实并与之亲密无间，这使得历史拓宽了疆域，也使哲学对具体实在有了一个更加生动的感悟。这无疑是维柯关于哲学和语文学联合的公式的意义所在，从而后者成为科学。

然而，在提出这个公式的过程中，能看得出，他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更加深远且与众不同的寓意，这一点确定无疑。这个不同的含义可以在维柯与培根的比较中，正如维柯本人所做的那样，在与培根和他的“更加确定的哲学化的方法”的比较中，可得到最简洁的说明。培根在他题为“思索与检验”的著作中表达了这个方法，维柯提议把这种方法“从自然界迁移到人类世界或政治世界之中”。总之，他要建构一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这种历史将被从事实中开掘出来。这样一来，理想的建构将从事实中寻找确定性，事实真理来自理想的建构；权威将通过理性得到确认，理性也将通过权威得到确认。他需要一种科学，这种科学应该能马上成为人的哲学和民族的普遍历史。现在，他需要这样一个结构——协调思索与检验、思想和经验以及这两种方式的混合物，从本质上说，这个结构不同于哲学和语文学的联合，就这一点而言，它是对事实材料的哲学解释。这样一种解释是活生生的历史，其他的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历史，而是人类和社会的经验科学。尽管没有哲学范畴和历史事实历史学永远无法建成，然而历史既不从超验的哲学范畴也不从个别事实的图式中汲取原料。说历史是一门经验科学，既不确切也不真实，然而只能说是近似于科学或可能成为科学，并且要经受来自哲学和语文学两方面的检验与修正。

确定已成为历史的语文学的两种含义中的哪一种为维柯所独创是不可能的，因为两种含义都包含在他的思想中；确定这两种含义中哪一个占了上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际情况是此消彼长，各领风骚。虽然第二个或经验的含义屈居次要地位，但是其含义之系统表述却更为常见。我们甚至可以说，当维柯把他的著作命名为《新科学》时，他给予这个易招人反感的名字的基本含义恰恰就是指称这门经验科学，那就是说，这门科学将马上成为哲学和人类历史：关于永恒法则的理想历史——这个法则支配着所有民族行动的进程，包括它们的起源、进展、安息之所、衰弱和灭亡。事实上，维柯没有，他也不能统一这两种不同的含义。他坚持二元论的原因很简单，两种不同的含义永远也不能被清晰地表述出来，两种不同含义的统一永远不会出现。因此，对他的解释中出现的每一种倾向都是不公允的判断：一伙人坚持维柯确定并运用了思辨法；另一伙人坚持维柯的程序不仅是有目的的而且从本质上看是经验的，不仅是归纳的而且是心理的。前者认为他致力于一种人类的系统哲学，后者认为他专心致志于一种社会学的或社会心理学的设计，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但是第二个比第一个更褊狭一点。如果在维柯的要素中真的有培根和柏拉图的成分，有经验主义者和哲学家的成分，当我们把维柯的知识分子人格看作一个整体的时候，当我们洞悉到他心灵深处，与其共享艰难困苦和劳动的硕果时，我们必须承认，维柯意指的和相信的任何东西都是柏拉图的而不是培根的。那就是说，维柯提到的这个培根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的发明，“培根”里含有柏拉图主义的成分。何况，从根本上说，《新科学》对他是如此的新颖，说它新，不是因为《新科学》是培根思想路线上结出的经验结构之果——说实在的，若是那样的话，没有任何科学是过时的：我们只需引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就够了——而是因为新科学自始至终浸润在一种新哲学之中，这种新哲学真正突破了经验主义，使其在每一方面都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