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理论精神病学(theoretical psychiatry)领域之所以会处于一种健康波动的状态,主要是由于沙利文思想的影响。而他的思想,从很大程度上看,是他能够看到各种社会科学之相关性的能力的一种产物。他对一种操作方法(operational approach)和场论概念(field-theory concepts)的使用,他认识到精神病医生不仅仅是一名观察者,相当明确地说,应该是一名参与性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他运用人类学家对于其他分化之分析而导出的概念——所有这些都给精神病学实践和理论注入了一种更具动力的特征。而反过来,沙利文的思想为社会心理学家的参考框架所作的贡献,已经对后者产生了影响,使得其改变了关于“正常”行为的概念,以便考虑到来自过去的某些力量与影响,而这迄今一直都只属于异常行为的领域。
本书体现了沙利文的最新概念。对其最为恰当的介绍应该是,试图鉴别那些代表他为精神病学领域所作出的最为独特、有价值之贡献的概念,并可以以某种方式将其置于历史的视角中。
在回顾沙利文理论的发展时,我发现,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沙利文最早关注的是交往munication)问题。他与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主要对语言学和交往感兴趣)的联系,进一步促进并丰富了沙利文自己在该领域的研究。他在本书中关于语言、符号以及交往的论述,是我曾见到过的对精神病医生而言最为有用的论述之一。从思考两个人或少数一些人之间的交往开始,沙利文的兴趣逐渐地扩展开来,将较大人群之间的交往问题也纳入了思考范围之中,并因此将一般社会场景中的失调行为问题也包括了进去。而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紧张计划(the UNESCO Tensions Project)也为沙利文对于将他的人格理论用于国家之间问题的兴趣作了证。
这种对于交往的兴趣,并不是沙利文研究的一个分支,而是与沙利文研究的核心有着根本的联系。我们可以将这个核心描述为人际关系的精神病学(the psychiatry of interpersonal rtions),或者是关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研究(the study ofmunication between persons),或者是精神病医生在其中扮演着参与性观察者这一角色的精神病学操作方法。其依赖于下列命题:(1)大部分精神障碍都源自于不适当的交往,并不断重复着不适当的交往,而且交往的过程为焦虑所困;(2)在任何一种二人关系中,每个人都作为人际场(interpersonal field)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影响到该场,并处于受该场之影响的过程之中。
沙利文并非孤身一人表达他对于相互作用的精神病学(interactional psychiatry)的兴趣,以及根据场论对行为进行研究。他对时代亦步亦趋。现代社会科学不逊于现代物理学,现在也思考场过程,而不是分离出单一的、独立的单位进行研究。诸如乔治·米德、约翰·杜威(John Dewey)、露丝·本尼迪克特、爱德华·萨丕尔、伦纳德·考特里尔、库尔特·勒温、卡伦·霍妮(Karen Horney)等这些科学家也都意识到了文化环境对于个人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承认他们所研究的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场(a field of interaction)。
沙利文接受的主要训练是精神病学的,而不是社会心理学的,而且他还将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思想与临床经验用来研究场心理学的问题。他的主要工作由临床研究构成,对他而言,这种临床研究不可分割地与治疗患者的方法联系在一起。只有在花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来进行这种临床研究之后,他主要的理论结构才开始成型。大约头10年临床工作的时间都花在了对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深入研究上;他 最后,还要指出的一点是,沙利文的精神病学理论和他的心理治疗技术所基于的假设是一样的,即人的行为应该被积极地引向合作、相互满足和安全的目标,除非受到焦虑的干扰。他从未停止过对人类非凡能力的赞赏,并明确或含蓄地将这样一种观点用作他的参照框架:“我们所有人都不仅仅只是纯粹的人,因为我们是幸福的、成功的、满足的,也可能是孤立的、悲哀的和精神失常的,等等。”
玛贝尔·布莱克·科恩(医学博士)
Mabel ke Cohen, M.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