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_西行漫记

一

童年（上）

我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我为我的爱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几乎就像一个日本移民官员应该——然而却没有——为他的无礼唐突感到不好意思一样。对于我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组问题，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以为，要想他给我谈谈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不关重要的。他也象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啦、组织啦、军队啦、决议案啦、战役啦、战术啦、“措施”啦等等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谈他们同 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a>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考虑到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与其说是出于上述的原因，而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那些个人琐事了。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山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 ①就是贺龙曾经加入过的秘密团体。②梁启超是清朝末年一个有才华的政论</a>家，维新运动的领袖，因此被迫流亡。康有为和他两人是一九一一年 由于修筑川汉铁路而兴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立宪成为广大人民的要求。皇帝的答复只是下旨设立一个资政院。在我的学堂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为了发泄排满情绪，他们反对留辫子。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去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不守信用。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是怎样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呵！

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黎元洪领导的武汉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a>。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到汉口去，我们从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需穿雨鞋，于是我到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鞋。我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紧张。士兵们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a>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看，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②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

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③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④。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恬过——后来也投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恬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一九一七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现任党的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在二方面军；何叔衡，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法官，后来被蒋介石</a>杀害；郭亮，有名的工会组织者，一九三〇年被何健杀害；萧子（日章），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a>，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杀害；

易礼容，后来当了中央委员，接着‘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党的一个著名领导人，是在最早发起建党的文件上签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杀害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还有张浩，现在负责白军工作。北京也有一个团体叫做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主要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⑤，一些激进的团体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a>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a>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我在一九一二年进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

①李白</a>一首名诗之中的话。②同盟会是孙逸仙博士成立的秘密革命团体，为目前在南京当政的国民党的前身。当时大多数会员流亡在日本，对“帝制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和康有为进行激烈的“笔战”。③李立三后来实行有名的“李立三路线”，遭到毛泽东的激烈反对。《西行漫记》下文将述及毛泽东谈到李立三与红军的斗争以及斗争的结果。④新民学会。⑤在天津，领导激进青年的组织是觉悟社。周恩来</a>是创始人之一。此外还有：邓颖超（周恩来夫人）；马骏，一九二七年在北京被处死；谌小岑，当时担任国民党广州市委书。

三

革命的前奏（上）

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情况，有许多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毛泽东在保安的同志，大多数也是这样。后来，当我向红军其他领导人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兴趣盎然地聆听他们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 党的 “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各地的农民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土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会议以后，曾经作 了很大努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①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最后两项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他们经常背诵。②另外还向红军宣讲三项守则，作为主要任务：第一、对敌人要斗争到死；第二、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帮助斗争。

早在一九二九年，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几支游击队，经过改编加入了红军第三军。第三军由黄公略指挥，陈毅任政委。在同一时期，朱培德的民团有一部分哗变，加入了红军。他们是在一个国民党指挥员罗炳辉率领下投奔共产党营垒的。他对国民党感到幻灭而愿意参加红军。现在他是红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军长。从福建的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骨干，又创立了红军第十二军，由伍中豪指挥，谭震林是政委。后来伍中豪作战牺牲，由罗炳辉继任。

红军一军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总司令是朱德，我是 政委。它由第三军、林彪指挥的第四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第十二军组成。党的领导是前敌委员会，我是前委主席。那时一军团已经有一万多人，编成十个师。在这支主力之外，还有许多地方的独立团、赤卫队和游击队。

除了这个运动的政治基础以外，红军的战术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军事上的胜利发展。我们在井冈山采取了四个口号，提纲挈领地说明了我们所采用的游击战术，而红军就是从这种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

一、敌进我退！

二、敌驻我扰！

三、敌疲我打！

四、敌退我追！

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人所反对，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但是，后来许多的经验都证明这种战术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凡是红军背离了这些口号，他们就不能打胜仗。我们的军力很小，敌人超过我们十倍到二十倍；我们的资源和作战物资有限，只有把运动战术和游击战术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希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是在雄厚得多的基础上作战的。

红军的最重要的一个战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进攻时集中主力，在进攻后迅速分散。这意味着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的机动性和神速而有力的。‘短促突击战’，就是在上述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扩大苏区时，红军一般地采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进政策，而不是跳跃式的不平衡的推进，不去深入地巩固既得地区。这种政策同上面说过的战术一样，是切合实际的，是从许多年集体的军事经验和政治经验产生出来的。这些战术，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评，他主张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红军中去，把一切游击队合并到红军中。他只要进攻，不要巩固；只要前进，不要后方；只要耸动视听的攻打大城市，伴之以暴动和极端的行动。那时候李立三路线在苏区以外的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其声势足以强迫红军在某种程度上违反战地指挥部的判断而接受它的做法。它的一个结果，是进攻长沙；另一个结果是向南昌进军。但是在这两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或把后方暴露给敌人。”

①这条命令并不象听起来那么神秘费解。中国房子的木板门是可以轻易卸下来的，到晚上常常卸下来放在板凳上临时当床使。②红军有一个这样内容的歌曲，也是每天唱的。

六

红军的成长（中）

“一九二九年秋天，红军挺进江西北部，攻占了许多城市，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军队。一军团在前进到离南昌很近的时候，突然转向西方，向长沙进发。在进军中，一军团同彭德怀会师了，彭德怀曾一度占领长沙，但为避免遭占极大优势的敌军所包围而被迫撤出。彭德怀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曾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到赣南活动，结果它的部队大大地增加了。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同朱德和红军主力重新会合，接着召开了会议，决定彭德怀的三军团在湘赣边界活动，朱德和我则转入福建。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军团和一军团再次会师，开始第二次攻打长沙。一、三军团合并为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我任政委。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长沙城外。

大致在这个时候，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我当选为主席。红军在湖南有广泛的影响，几乎和在江西一样。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我在湘潭的地被国民党没收了①。我 的妻子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个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余的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名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但是第二次打长沙失败了。国民党派来大批援军，城内有重兵防守；九月间，又有新的军队纷纷开到湖南来攻打红军。在围城期间，只发生一次重大的战斗，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消灭了敌军两个旅。但是，它没有能占领长沙城，几星期以后就撤到江西去了。

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不必按照李立三所要求的那样对武汉作可能招致惨败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在新的农村地区实行苏维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攻克的地区。为了这些目的，没有必要打长沙，这件事本身含有冒险的成分。然而如果第一次的占领只是一种暂时的行动，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当做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在战术上都是错误的。”

我在这里要冒昧。打断一下毛泽东的叙述，对李立三提供一些令人感到兴趣的情况。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国留学生。他经常来往于上海、汉口之间，因为共产党在这两个地方都设“地下”总部，到一九三〇年以后，党的中央委员会才迁到苏区去。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人，也许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一个人，大概也是中国所产生的最够得上成为托洛茨基的一个人。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李立三统治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他被解除了政治局的职务，派到莫斯科去</a>“学习”，至今仍在那里。李立三也和陈独秀一样，对农村苏维埃缺乏信心，他主张对长沙、武汉、南昌那样的战略大城市采取大举进攻的策略。他主张在农村搞“恐怖”，来打掉地主豪绅的气焰；主张工人发动“强大的攻势”，举行暴动和罢工，使敌人在自己的地盘上陷于瘫痪；主张在苏联支持下从外蒙和满洲展开北面的“侧击”。也许在莫斯科心目中他的最大“罪过”是他在一九三〇年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就否认苏联的这个地位。

现在话归原处：

“但是李立三既过高估计了那时候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估计了全国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已经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当时助长他这种信心的，是蒋介石和冯玉祥</a>之间的旷日持久、消耗力量的内战，这使李立三认为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来，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区，这不是进行可能招致惨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种估计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湖南事件、红军撤回江西，特别是占领吉安以后，‘李立三主义’在军队里被克服了。而李立三本人在被证明是错误了以后，很快就丧失了党内影响。但是，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军内曾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来。但是，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持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但是，第二十军在刘铁超领导下公开叛变，逮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指挥员和政府干部，并在李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了政治的攻击。这件事发生在富田，因此称为‘富田事件’。富田在苏区的心脏吉安的附近，因此这个事件引起了一时的震动，有许多人想必认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局。幸而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刘铁超被逮捕，其他叛乱分子被解除武装和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义’确定地被镇压下去了，结果苏维埃运动随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这时南京被江西苏区的革命潜力完全惊醒了，在一九三〇年年底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②敌军总数超过十万，兵分五路开始包围苏区，以鲁涤乎为总指挥。当时红军能动员起来抗击敌军的部队约有四万人。我们巧妙地运用运动战术，迎击并克服了第一次围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取得主动地位，能够暂时包围他们，这样就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

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打败了。我认为红军如果不是在围剿开始时创造了三个条件，那末这次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一、一军团和三军团在集中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线；第三、党战胜了红军内和苏区内的AB团[刘铁超]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

①毛泽东在大革命中曾把这些地的地租用于湖南农民运动。②这次围剿在杨健[译音]著《中国共产党现况》（一九三一年南京）一书中有详尽描述，颇有兴趣。

六

红军的成长（下）

“仅仅经过四个月的喘息，南京就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以现任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他的兵力超过二十万，分七路向苏区推进。当时红军的处境被认为非常危急。苏维埃政权管辖的区域很小，资源有限，装备缺乏，敌人的物质力量在各方面都远远超过红军。但是，红军仍然坚持迄今赖以制胜的战术来对付这次进攻。我们放敌军诸路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主力突然攻击敌第二路，打败了好几个团，摧毁了他们的进攻力量。我们马上迅速地相继进攻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逐个击败他们。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被部分地消灭。在十四天中，红军打了六仗，走了

八天路，结果得到决定性的胜利。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一路军，在其他六路被击溃或退却以后，没有认真打一仗就撤退了。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亲身出马统率三十万军队，要‘最后剿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朱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指望用长驱直入的办法占领苏区，‘荡平赤匪’。他一开始就每天进军八十里，深入苏区的腹地。这恰恰给红军提供了最合适的作战条件，蒋介石的战术很快就被证明犯了严重错误，我军主力只有三万人，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杰出的运动，在五天之中进攻了五路敌军。第一仗红军就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大批弹药、枪炮和装备。到九月间，蒋介石就承认第三次围剿已经失败，在十月间撤退了他的军队。

这时候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召开，中央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我担任主席。朱德当选为红军总司令。就在这个月，发生了宁都大起义，国民党二十八路军有两万多人反正，参加了红军。他们是由董振堂、赵博生率领的。赵博生后来在江西作战牺牲，董振堂今天仍然是红五军军长，五军团就是由宁都起义后过来的部队建立的。

红军现在发动自己的攻势了。一九三二年它在福建漳州打了一个大仗，占领了这个城市。在南方，红军在南雄进攻了陈济棠，而在蒋介石的战线上，红军猛攻乐安、黎川、建宁和泰宁。它攻打了赣州，但没有占领。从一九三二年十月起，直到长征西北开始，我本人几乎用全部时间处理苏维埃政府工作，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其他的人。

一九三三年四月，南京开始第四次，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①这一次红军第十仗就把敌两个师解除了武装，俘虏了两个师长。敌第五十九师被部分消灭，第五十二师被全部消灭。这一仗是在乐安县的大龙坪和桥汇打的，红军一举就俘虏了一万三千敌军。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接着也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它的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仗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蒋介石当时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身职业’，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就解除了陈诚的总司令职务。

为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动员了将近一百万人，而且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战略。蒋介石根据德国顾问们的建议，在第四次围剿时就已经开始采用堡垒体系。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就完全依赖这个了。

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适合于阵地战。

由于犯了这些错误，由于蒋介石在围剿中采用新的战术和战略，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占压倒的优势，到了一九三四年，红军就不得不努力去改变它在江西的迅速恶化的处境了。其次，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场所迁移到西北去。由于日本侵略东北和上海，苏维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但因苏维埃中国遭到国民党军队封锁包围，宣战自然不能生效。接着，苏维埃政府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所有的武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三年初，苏维埃政府宣布愿在下列基础上同任何白军合作：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保障民众的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第五次围剿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了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革命的成就。我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会选举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就是现在的这批人员。不久以后，我们就准备长征了。长征开始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蒋介石发动他的最后一次围剿刚好一年以后，这一年作战和斗争几乎不断，双方的损失都很大。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在随后的四个月，红军几乎不断地行军，并且进行了最有力的战斗。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过一些最高，最险的山口，通过凶猛的土著居民的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遭到全中国白军半数的追击——红军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障碍物，并且打破了粤、湘、桂、黔、滇、康、川、甘、陕地方军队的堵截，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了陕北，扩大了目前在中国的大西北的根据地。

红军的胜利行军，胜利达到甘、陕，而其有生力量依然完整无损，这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和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所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①在许多关于剿共战争的报道中，对于进攻苏区的大围剿次数，众说纷纭。有的作者说“围剿”共达八次之多，但是南京所进行的这几次大动员，有些完全是防御性的。红军指挥员口中只有五次大围剿。每次直接卷入的南京军队兵力大致如下：第一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万人；第二次，一九三一年五月到六月，二十万人；第三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到十月，三十万人；第四次，一九三三年四月到十月，二十五万人；第五次，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四十万人（共动员了九十万以上的军队进攻三个主要苏区）。一九三二年南京没有发动大围剿，当时蒋介石用五十万左右军队在红区周围设防。但这一年却是红军发动大攻势的一年。显然南京在一九三二年的防御活动被许多作者误解为大围剿了，因为南京当时是把它作为“剿共”来宣传的。但红军没有这么谈论，蒋介石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