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_心理学与灵魂

啊，我心中藏着两个灵魂！

这对孪生的两者一个要和另一个离分；

追求肉体快乐的一个紧紧地——

用所有的感官抓住这个世界；

而另一个高飞在尘嚣之上，

在祖先的灵魂之间穿梭翱翔。

歌德［《浮士德》 我们看到永生信仰经历了从前泛灵论的唯物论到科学心理学的演变，这就如同炼金术发展成为化学，占星术进化到天文学那样。但是，从灵魂信仰到心理学的发展更为深刻和重要，并引发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自然科学也曾经属于人文领域：巴比伦占星术、爱奥尼亚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中世纪黑魔法的炼金术。它们揭示了处于意识不同阶段的灵魂信仰：炼金术试图人为制造灵魂（矮人），占星术试图从星相来预测灵魂的命运。它们用不同的方式寻求个体不朽的保障，一种是与永恒的世界灵魂建立联系，另一种是有意识地了解灵魂的奥秘。

自然科学从抽象发展到具体、从精神发展到实践，而灵魂信仰起源于一个具体的、有意识的肉体形象，其存在的目的是确保永生，最终在科学心理学中以一种半神秘、半抽象、很难理解的灵魂概念结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科学还能让自己依然处在先前的灵魂阶段（在最后一章，我们将说明这一点）。然而，心理学是反灵魂的，因为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心理学不能以另一种形式保持对灵魂的信仰，不得不用灵魂意识来摧毁灵魂。

社会的灵魂集体

要理解这种发展，我们必须回到我在引言中提到的问题。按个人的方式理解，永生就是自己肉体的继续存在。在灵魂信仰阶段，永生进入了集体宗教体系（图腾崇拜）：宗教（religio）意味着结合或重聚。不同的永生信仰被统一到一个宗教体系中，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灵魂系统中个体被纳入社会群体之中。

如前所述，许多图腾之灵结合成一个至高图腾，这意味着灵魂的乱交或者是灵魂集体主义（soulmunism）。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氏族的所有女性都可以满足她们对灵魂的需求。人们试图保持个人永生信仰的最初努力（就像我在图腾崇拜中看到的那样），最终以集体灵魂的诞生而告终。集体灵魂成了永生的保障，但肉体自我的存在变成了一个人（从肉体自我分离出来）的灵魂在其后代中的集体存在。也就是说，在图腾崇拜体系中，个体永生以一种基于社会集体的精神再生形式而存在，而不是基于后来在性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婚姻生殖。

在这个阶段，在子嗣后代、孩子身上继续存在的并不是人们的祖先，他们也没有在图腾崇拜中得到承认。相反，死者的灵魂以各种动物和植物之灵的形式存在，并以这样的形式进入一个氏族年轻一代的灵魂中继续生存。这种以部落统一体表现出来的集体灵魂意味着一种社会性的相互保障，能够让个体在下一代中得到永生。部落成员对集体永生的共同承诺构成了前性时代严格而牢固的社会纽带。在那个时期，人们不得不放弃对个人永生的原始信仰，转而遵从部落的意识形态。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诸如北美印 浮士德作为个人创造力的象征

浮士德首先尝试用黑魔法和他那个时代神秘的科学、炼金术和占星术，以及歌德时代的正统科学来寻求永生。经历沮丧和绝望之后，他用自己的灵魂与魔鬼交换来了一个丰富的世俗生活。这一契约象征着主张个人权利，决定让他自己灵魂的命运不依赖集体灵魂，通过牺牲永恒的救赎来换取尘世的幸福。人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是终有一死的，一个是不朽的；一个是个体的，一个是集体的。以北美印 消除了所有内部怀疑的基督教抵制住了古典时代晚期的外化和科学分析，维持了灵魂信仰。在这之后，它开始把科学视为一种外部威胁。然而，哲学和科学知识不能动摇根深蒂固的灵魂信仰，正如生物法则知识不能动摇对永生的原始信仰一样。众所周知，对科学做出最大贡献的思想家和研究者都是虔诚的精神信徒。信仰和知识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的确有可能彼此需要，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并存而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个例外是心理上的自我认知，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怀疑。承认死亡不能摧毁对个人永生的信仰。但是求知欲，也就是如果可能的话，想要看见、论证、解释并最终理解不朽灵魂的渴望，只能导致对灵魂是否存在最强烈的怀疑。

尘世的权力与宗教信仰、世俗价值与超验价值之间的斗争，就像现代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斗争一样，主宰着中世纪。到目前为止，教会已经赢得了这些斗争，因为它提供了一些科学所缺乏甚至抛弃的东西，即关于永生的关键问题的激烈斗争。这个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永生，以及对于永生必不可少的灵魂是否存在。因此，引发各种情绪的冲突并不是仅仅用知识和利益就能平息的权力斗争。我们短暂的世俗生活受到威胁，而宗教所承诺的、科学所否认的、心理学所怀疑的永恒的救赎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怀疑带来痛苦，而不是知识，这不是用信仰可以弥补的。面对这样的怀疑，信仰无法获胜。面对这样一个邪恶的撒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神，即一个起源于灵魂信仰、由科学理性主义创立的神，那就是真理。

对真理的信仰

当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削弱了人们对灵魂的信仰时，自我认知——个人主义不受欢迎的副产品——开始变得重要。在自我觉察带来的痛苦中治疗性自我认知显现出了优势，治疗性自我认知的产物被视为“真理”。但是，由于愿望和情感支配着我们的理智，真理成为一种主观的或理性的个人宗教。这种宗教使朴素的灵魂信仰得以存活。集体信仰，即“真理是每个人都相信的”，被个人主义信条所取代，即：“真理是我所相信的！”

宗教上的“信，故我永生”（credo ergo sum）首先成为哲学上的“怀疑，故我自知会死”（dubito ergo sum），最后成为笛卡儿的心理学的“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由此开创了现代心理学。从那时起，自我就试图通过心理上的自我认知来揭开自己的真相。这一次拯救灵魂的理性尝试如此完美地隐藏在抽象的真理概念背后，以至于我们必须使用灵魂象征才能在真理崇拜中找到灵魂信仰。人们只有死亡才能看到的真理就是灵魂，灵魂像真相一样，被描绘成一个赤裸的女人。一切对真理的寻求最终都是为灵魂的存在和灵魂永生而进行的古老的斗争。被自我认知摧毁的灵魂信仰实际上继续存在于心理学的偶像——真理中。灵魂信仰成为真理的标准，因为只有作为永生之证据的东西才能成为普遍的、不朽的真理。

我们在精神分析中注意到了这一点，它重视梦、性的神秘和无意识，从泛灵论角度影响着人们，而不是通过它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和灵魂认知产生影响。精神分析与其说是一种心理学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从性时代科学的角度对泛灵论式的灵魂价值的解释。在性意识形态中被心理化的这些价值观安慰着我们（它们是治疗性的），就像对永生的朴素信仰安慰着原始人那样。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10]，弗洛伊德放弃这种深奥难懂的精神分析内容，转而支持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个体理解为不断存在和消失，而不是一种永恒的、自我创造的现象。

尽管在追求心理“真理”的过程中，精神价值被精神分析所否认，但却使精神分析获得更多的灵魂认知和更强烈的灵魂信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精神分析被作家称赞为反唯物主义的，被哲学家称赞为超理性的，而被信徒谴责为唯物主义的。它没有提供新的世界观，但解释了早期的世界观。它是一种需要对其意义进行心理分析的综合体系。我认为，精神分析的基础是为了适应性时代的意识形态而对灵魂现象所做的心理学解释。

心理学作为概念性原则

精神分析拯救了灵魂，这一点在荣格和阿德勒心理学这两个著名的分支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两个分支分别是集体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两者都发展了混合式的精神分析学说的某一方面，忽略了弗洛伊德思想中的性时代科学特征。阿德勒的过度理性主义精神分析没有无意识和灵魂的位置。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比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更接近灵魂概念，后者甚至在本我（id）中也保留了它的个体性。如果说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在自我解释上过于理性，那么荣格的集体心理学则过于非理性。阿德勒太注重心理，荣格太注重宗教，弗洛伊德太注重生理。

弗洛伊德使集体具有性特征，以此来使性特征合理化——使用性生殖的术语进行阐释。荣格从集体的角度解释个体心理——将灵魂作为一种心理上的解释而不是一种精神现象来呈现。阿德勒则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将一切精神上的东西合理化。弗洛伊德将（性生活的）事实视为意识形态，荣格将意识形态（集体灵魂）视为心理事实，而阿德勒则从社会事实中衍生出个体意识形态。

他们每个人都掌握不同的部分，自称可以解释整体；每个人都低估和忽视了一些现象；每个人都无法衡量解释的价值，而解释本身只是对现象的一种解释。我们不能通过把事实重新定义为意识形态来解释事实，也不能通过给意识形态贴上心理事实的标签来解释意识形态。心理学不是由数据得来的事实组成的，而是由诸如灵魂信仰之类的意识形态组成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形态（mind-set），而不是现实。同样，我们不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把社会或家庭这样的现象理解为数据，而应理解为从制度上表达的意识形态。

灵魂是一种因信仰永生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为了保持灵魂信仰，会产生新的意识形态。这样，灵魂就是富有创造力的。当心理学把这些意识形态作为意识的自我观察对象时，它们就具有了破坏性。随着自我认知的提升，这些意识形态就会失去作用，从而被其他心理化意识形态所取代。这种意识形态也变得更加具体，由于内省意识的保护而免于解体，就像我们在集体灵魂的不断社会化中所看到的。集体灵魂是情感化的（例如，在道德上），在社会上表现为对惩罚的恐惧，在主观上表现为负罪感。

集体曾经为每个人的灵魂永生提供保护和保障，我们今天的道德感与这个灵魂共同体相似，它抵制个人无论是通过个人成就还是为了被剥去性快感的繁衍来追求个体永生。道德与性之间的冲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寻求完美的个体内部，这对应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冲突。个人永生的愿望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就是反对性意识的，而个人愿望中的集体道德是由比性和性带来的生殖永生还强大的集体灵魂信仰所驱动的。道德用负罪感和焦虑来保护我们的精神自我，就像（灵魂）共同体中那些最平庸的人保持着他们的个体性，只以集体永生来拯救他们的灵魂。

道德和共同的灵魂

代表着原始的集体灵魂，道德对个体的集体保护进一步体现在社会中，社会扮演了犯罪惩罚者的角色。谋杀是一种最初的反社会犯罪，它会让共同体失去一个灵魂贡献者，从而失去一个灵魂。在部落指定最亲近的男性继承人负责血腥复仇之前的家族时代，部落与部落之间实行的是原始的以牙还牙（jus talionis），即以灵魂换灵魂。个人的复仇（谋杀）会遭到社会的惩罚，这是因为个人从社会盗窃了灵魂。社会本身就在进行血腥报复，因为杀害灵魂载体是对社会的犯罪。因此法律上的悖论是，社会似乎用同样的罪行——谋杀——来惩罚凶手。实际上，社会对个人复仇，即对盗窃灵魂进行报复，采用的方式是通过集体血腥复仇，即灵魂补偿（以牙还牙的报复）。社会心理学关注的是灵魂这一典型的集体现象，它由独立的个体灵魂构成，而个体心理学则寻求科学地建立人类灵魂，将其从集体意识形态中拯救出来，并将其保留在个人的永生之中。

在性时代，社会和道德领域的集体灵魂的具体化和情感化，把个人的灵魂带入了爱情的体验之中。在这里，一个灵魂的永生一半人格化于另一个灵魂中，就像柏拉图所说的分离的两部分努力合在一起那样。只有在前基督教性时代建立了性与灵魂的联系之后，晚期基督教浪漫主义才将这种意识形态具体化，但这种联系的建立遭到了教会的谴责。在浪漫的爱情中，我们在个人和集体对灵魂的拥有权之间达成了一个有价值的妥协：两个人的共同体。从长远来看，这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新兴的个人主义抵制在精神上属于另一个灵魂。也就是说，一个人不愿意被当作另一个人的灵魂（尽管这带来了部分的快乐），因为这样做威胁到另一个部分，即个体，阻碍其发展和满足。浪漫爱情中的这种冲突必然过分强调肉体自我，就像在现代爱情中所看到的：人们在过分追求感官享受的同时却带来精神的贬值。

神经症作为灵魂冲突

灵魂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从幽灵灵魂的肉体个人主义，到神圣的灵魂集体主义和性生殖的肉体集体主义，再到将所有元素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爱的精神个人主义。同时，我们认为神经症患者没有能力去爱。失去了精神和肉体的共同体（宗教和性），神经症患者从对以爱的方式表达的个体灵魂的信仰回归到对自我的原始信仰，但缺乏本质上的质朴。

在神经症中，我们看到了集体灵魂信仰的丧失（特别是在带有夸大妄想的精神疾病中），以及一种支持自我个体永生的英雄姿态。精神病（psychoses）则具有神话和宗教的特点，试图通过宗教和性意识形态来保存失去的灵魂信仰，并将个体上升到这些意识形态之上。神经症反映了个人和集体永生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代表了解决双方冲突的自我尝试。个人和集体永生意识形态对应着灵魂的终有一死和永生的两个方面，分别用泛灵论的、社会的或性的方式表达。神经症的一个方面很引人注目：神经症患者寻求个人宗教，即永生，同时也证明了一种心理类型在痛苦的自我觉察中用破坏性的解释阻碍了他自己的神化，这种破坏性的体现就是排斥灵魂的创造性。

* * *

注释

[1]勒南（Renan 1894）将犹太人的特殊地位与他们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以及他们缺乏关于来世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2]柏拉图还研究了这两个灵魂的相互冲突。摩尼［摩尼教］（公元3世纪）的学说也承认这两个灵魂处于不断的冲突之中，歌德之前的诗人如拉辛和维兰德也提到过这种情况。

[3]参见Humboldt1917（1795）。关于这方面最近的研究，还可参见Giese 1919；Kluckhohn 1922。

[4]参见Jo?l 1906。

[5]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提到了“美丽的灵魂”。维兰德关于“美丽灵魂”的浪漫主义观念，在英国道德哲学家、沙夫茨伯里第三代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和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逊身上都可以找到雏形，他们二人都赋予了这个观念一种道德色彩。根据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定义，在“美丽的灵魂”中道德感和感性情感完全一致（参见Schiller 1793）。

[6]参见Horwitz 1916。

[7]参见Schlegel1927（1823）。

[8]参见Aristotle 1924；J?ger 1923。

[9]对此的精彩论述，参见Seifert1928。

[10]参见Michaelis 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