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提出的神经症理论,是从早期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中所讨论的概念逐渐发展而来的。在上一章,我们探讨了这种发展对于治疗的影响。我已对神经症的个别概念以及对神经症的整体认识进行了思考,但对于这些思考中所出现的理论上的变化,我们仍需反思。
与许多摒弃了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人[1]一起,我首先在人际关系中看到了神经症的核心。我指出,一般来说,神经症是由于文化环境而产生的;具体而言,是由于那些阻碍儿童心理顺利发展的环境因素而产生的。儿童没有形成对自己及他人的基本信心,而是产生了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我将基本焦虑定义为:在一个怀有潜在敌意的世界中所感受到的隔离感和无助感)。为了把基本焦虑降至最低程度,他们会自发地趋向、反抗和逃避他人,而且这种自发行为往往具有强迫性。虽然自发行为彼此相容,但强迫性行为却会产生冲突。367这样产生的冲突,我称之为基本冲突(basic conflicts),它们是对于他人的彼此冲突的需要和彼此冲突的态度所导致的结果。最初尝试解决这些冲突的办法基本上都是通过给予其中某些需要和态度充分的控制权,并压制其他的需要与态度,从而实现统一。
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总结,因为内心过程与人际关系中的过程往往非常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我无法省略它们。很多方面都涉及它们。我们在此仅提及其中的一些方面:一讨论神经症患者对他人情感的需要或者任何与他人相关的类似需要,我就不得不考虑他为了满足这样一种需要而必须在他自己身上培养的品质与态度。此外,我在《自我分析》中曾列举了许多“神经症倾向”,其中有几种具有内在的意义,例如,通过意志力或理智来进行控制的强迫性需要,或者追求完美的强迫性需要。关于这一点,我在讨论克莱尔(ire)对她的病态依赖(也参见《自我分析》)的分析时,以简练的形式谈到了与本书相同的背景下所提出的许多内心因素。不过,我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主要在于人际因素上。在我看来,神经症从本质上说依然是一种人际关系障碍。
明确超越这种定义的 [9]仅举一例:Otto Fenichel,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Neurosis, W.W.Norton, 1945。
[10]参见Otto Fenichel;也可参见Franz Alexander, Psychoanalysis of the Total Personality,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ishing Co.,New York and Washington, 1930。
[11]这种痛苦有时候可能表现为外在的不幸,如史蒂芬·文森特·贝尼特(Stephen Vincent Benét)的《魔鬼与丹尼尔·韦伯斯特》(The Devil and Daniel Webster)。有时候仅仅只是提到了一下,如《圣经》中耶稣受到诱惑的故事。有时痛苦看起来好像并不存在,如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Dr.Faustus),其中有一个人完全沉浸在对魔力的痴迷与渴求之中。无论情况如何,我们都知道,只有那些患有严</a>重心理障碍的人才会产生这样一种痴迷与渴求。在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白雪皇后》(Snow Queen)中,一开始是魔鬼制造了混乱,他恶意地打破了一面镜子,让碎片侵入了人类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