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自谦型解决方法：爱的吸引力214_实现自我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 随着患者变得越来越强大并足以面对自己的冲动，他的扩张性驱力就会较为清晰地凸显出来。他还应该绝对的无所畏惧；也应该竭尽全力去谋求自己的利益；如果有人冒犯他，他应该有能力反击。因此，如果他有一丝丝的“胆怯”、无能和顺从，他就会非常鄙视自己。这样，他便一直遭受两面夹击。如果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该死；而如果他没有做这些事情，他也该死。如果他拒绝他人借款或求助的要求，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面目可憎、极其讨厌的家伙；而如果他答应了这些要求，他又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傻瓜”。如果他站在那个侮辱他的人角度来思考，他又会觉得可怕且非常讨厌。

只要他还不能面对这种冲突并加以解决，他就必须控制那种攻击性潜流，而这种必要性往往会使得他更需要固守那种自谦的模式，从而也就增强了其刻板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主要是这样的一幅画面：一个人为了避免做出扩张性举动，极力地压抑自己，以至于人为地降低自己的发展高度。而且，就像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一种一直存在的随时有可能谴责自己、鄙视自己的心理的制约，这一点到后面还会详加阐述。他还觉得自己很容易害怕，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常常花费大量的精力来缓解这些痛苦的感受。在进一步讨论其基本情况的细节和含义之前，我们先要来思考一下是哪些因素将他逼向了自谦的方向，从而对自谦倾向的发展有一定的理解。

后来倾向于采用自谦型解决方法的人，通常通过“接近”他人来解决他们与他人之间的早期冲突。[1]在一些典型的例子中，他们早期环境的特点与扩张型个体完全不同，扩张型个体要么很早就受到他人的赞美，在严格标准的压力下长大，要么就是受到他人严厉的对待——受到他人剥削，并遭受屈辱。而自谦型的人却往往在某人的阴影下长大，222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受偏爱的兄弟姐妹、一个为（外人）广为崇拜的父母，也可能是漂亮的母亲或者仁慈又专横的父亲。这是一种很不稳定的处境，很容易引起害怕。不过，他可以得到某种情感——代价是：一种甘居人下的忠诚。例如，可能有这样一位母亲：她长期受苦，一旦她的孩子没有给她特殊的照顾和关心，她就会让她的孩子感到内疚。也可能有这样的母亲或父亲：当受到盲目崇拜时，他（她）就会很友善、慷慨大方。或者有这样一个专横的兄弟姐妹：只要讨好他（她）、取悦他（她），就可以得到他（她）的喜爱和保护。[2]这样经历若干年以后，在孩子的内心之中，反抗的愿望与追求爱的需要不断地发生冲突，于是他压制了自己的敌意，放弃了斗争的精神，而与此同时，追求爱的需要也慢慢消失了。他不再发脾气，变得顺从了起来，他学会了喜欢每一个人，并以一种无助的崇拜心情去依赖于他最为害怕的那些人。他变得对敌意性紧张高度敏感，并且必须将其平息缓解。由于对他而言“赢得他人的赞同”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此，他会努力培养使自己受人欢迎的可爱品质。有时在青春期，还会经历另一段充满叛逆，以及狂热而令人着迷之雄心的时期。但为了爱和保护，有时候是因为 扩张型个体需要他人来肯定自己的力量和虚假的价值。他还需要他们做他自我憎恨的安全阀。但是，由于他更易于求助自己的才智，能从自己的自负中获得更大的支持，因此，他对他人的需要不像自谦型个体那样迫切和广泛。这些需要的性质和大小，说明了后者对他人之期望（expectations of others）的基本特征。除非有证据证明，否则，自大—报复型个体对他人的期望主要是坏的方面，真正超然的个体（我们后面会谈到这种类型的个体）对他人的期望既不好也不坏，而自谦型个体对他人一直持有好的期望。从表面上看，他对“人性本善”似乎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诚然，他更为坦诚，对他人身上的可爱品质也更为敏感。但由于其期望具有强迫的特性，因此他不可能对此加以区别。通常情况下，他区分不出什么是真正的友好、什么是虚假的友善。他太容易被任何温情或兴趣的流露所打动。此外，他的内心指令还告诉他，他应该喜欢每一个人，他不应该猜疑。最后，由于他害怕对立冲突以及可能发生的争斗，因此，他往往会忽略、否认、最小化这样一些品质，如撒谎、不正当、利用他人、残忍、背叛他人等，或者为其辩解。

当面对证明这些倾向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时，227他每一次都会大吃一惊。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会拒绝相信自己有任何想要欺骗、侮辱或利用他人的意图。虽然他经常受人侮辱，而且他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的情况甚至还要更多，但这并不会改变他的基本期望。即使他可能从痛苦的个人经历中了解到，不可能有哪个群体或者哪个人会对他好，他也还是会坚持这样的期望——不管在意识层面还是无意识层面，他都会这样期望。特别是当一个在其他事情上非常精明、机敏的人表现出这种盲目性时，其朋友和同事可能就会吃惊不已。但这仅仅表明，他的情感需要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忽视了证据的存在。他对他人的期望越大，就越倾向于将他们理想化。因此，他对人类并没有一种真正的信任，而只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Pollyanna attitude），这种态度不可避免会带给他许多失望，让他在与人交往时更觉不安全。

现在，我们来简单概括一下他对他人的期望。首先，他必须感觉自己是为他人所接受的。他需要这样一种接受，而不管这种接受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关注、赞同、感激、喜爱、同情、爱、性等等。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就像在我们的文化中，许多人觉得“赚”钱越多越有价值一样，自谦型的人用“爱”这一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在这里，他所使用的“爱”这个字具有广泛的意义，包括各种接受的形式。他的价值就等同于他被喜欢、被需要、被渴求或者被爱的程度。

而且，他之所以需要与人交往、有人陪伴，是因为他无法忍受独处，哪怕是一小会儿也不行。他很容易感觉不知所措，就好像断绝了与生活的联系一样。虽然这种感觉很痛苦，但只要他的自虐倾向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这种痛苦还是可以忍受的。不过，一旦他的自我谴责或自我轻视倾向变得严重起来，他那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可能就会发展成为一种莫名的恐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对他人的需要就会变得极其强烈。

独处对他来说是自己不被他人需要、喜欢的证明，因此也是一种应当保密的耻辱，于是，这种对于“有人陪伴”的需要就更为强烈了。在他看来，独自一人去看电影或者度假是一种耻辱，周末他人都有社交活动而自己却独自一人也是一种耻辱。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的自信往往依赖于他人以某种方式对他的关心。此外，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他都希望他人对此赋予意义、表示热心。228自谦型个体需要有个人为他缝缝补补、洗衣做饭、修理花园，需要一个能为他弹奏钢琴的老师，需要依赖于他的患者或来访者。

不过，除了这种情感的支持外，他还需要帮助——需要大量的帮助。在他自己看来，他所需要的帮助完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他之所以这样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他对帮助的需要大部分是无意识的，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他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对帮助的某些需求上，就好像这些需求是孤立、独特的一样：帮他找一份工作、与他同住聊天、跟他一起购物或者帮他购物、借钱给他。此外，他觉得自己所意识到的任何求助愿望都是完全合理的，因为隐藏其后的需要非常强烈。但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看清了一切，“他需要他人帮助”实际上就相当于是他期望他人会为他做一切事情。他人应该给他提供动力、为他做事、为他负责、赋予他生活的意义、管理他的生活，这样他才能生活下去。当认识到这些需要和期望的整个范围之后，我们便非常清楚“爱”对自谦型个体而言的吸引力了。它不仅是一种缓解焦虑的方式，而且，如果没有爱的话，他和他的生活便没有了任何价值和意义。因此，爱是自谦型解决方法的一个固有部分。从这类人的个人情感这个角度来说，爱对他而言就像氧气对呼吸一样不可或缺。

当然，他往往也会将这些期望带进分析关系中。他丝毫不会因为请求他人帮助而感到羞耻，这一点与扩张型个体不同。相反，他可能会通过夸大自己的需要和无助来乞求帮助。但是，他当然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得帮助。说到底，他是希望用“爱”来治愈自己。他可能很乐意在分析工作中付出努力，但后来的结果却是：他受到了自己的迫切期望的驱使，认为拯救和救赎必须且只能来自外界（这里指的是分析学家）——通过被他人接受。他期望分析学家能够用爱来消除他的内疚感，如果分析学家是异性，那么，这种爱可能指的是性爱。更多情况下，这种爱指的是用更为一般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友善、特别关注或兴趣的迹象。

就像神经症患者身上经常发生的那样，需要往往会变成要求，这意味着他觉得自己有权利拥有所有这些好处。对爱、喜欢、理解、同情或帮助的需要往往会变成：229“我有权拥有爱、喜欢、理解、同情。我有权让他人为我做事。我有权不去追求幸福而幸福却会降临到我身上。”不用说，与扩张型个体相比，这些要求——像神经症要求一样——更多地处于无意识水平。

与这个方面相关的问题是：自谦型个体提出其要求的依据是什么？他又是怎样坚持这些要求的？最为清晰而且从某方面来说最为现实的依据是：他要努力使自己变得可爱、有用。随着气质、神经症结构以及处境的变化，他可能会表现得富有魅力、顺从、体贴、对他人的愿望很敏感、乐于助人、具有牺牲精神、理解他人。很自然，他会在这个或那个方面高估自己为他人所做的事。他常常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人可能就不喜欢他的这种关注或慷慨；他意识不到自己给他人的帮助是有附加条件的；他往往不考虑自己身上体现出来的令人不快的品质。因此，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纯粹的友善，为此他可以合理地期望得到回报。

其要求的另一个依据对他自己而言更为不利，而对他人而言则更具强制性。因为他害怕独处，因此他人也应该待在家里；因为他不能忍受喧哗吵闹，因此他人在家里就应该轻手轻脚。这样一来，神经症需要和痛苦就得到了补偿。他在无意识之中将痛苦变成了宣称其要求的一种手段，这不仅会抑制克服痛苦的动力，而且还会导致他在不经意间夸大痛苦。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痛苦是为了表现给其他人看而“伪装”的。痛苦对他的影响要比这深刻得多，因为他必须从根本上满意地向自己证明：他有权利实现自己的需要。他必须觉得自己的痛苦太过独特、太过强烈，因此有权得到帮助。换句话说，如果个体在其无意识之中没有获得某种策略性价值的话，这个过程就会让他感觉到更为强烈的痛苦。

第三个依据处于更深的无意识水平，且更具破坏性，那就是：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虐待，因此有权利要求他人弥补他所受到的伤害。230在梦中，他可能会梦到自己被摧毁得无法恢复，因此他有权利让自己的一切需要都得到满足。为了理解这些报复性因素，我们必须了解一下那些能够说明其受虐感（feeling abused）的因素。

在一个典型的自谦型个体身上，受虐感几乎可以说是一股始终贯穿其整个生活态度的潜流。如果我们想用三言两语对他做一个粗略而简要的概括，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渴求情感但在大多数时候却觉得自己受到了虐待的人。一开始，就像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他人确实常常会利用他的毫无防卫，以及对帮助他人、牺牲自己的过分渴求。因为他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又没有能力捍卫自己，因此，他有时候不会让自己意识到这样的虐待。此外，由于他的退缩过程及其后果，即使他人没有任何伤害他的意图，他也常常处于劣势。尽管他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比他人更为幸运，但他的禁忌不允许他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他必须让自己觉得自己的处境比他人更为糟糕。

而且，当他很多的无意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例如，当他强迫自己努力去取悦、帮助他人，为他人做出牺牲，而他人却不报以感激时——他也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虐待。一旦要求受挫，他的典型反应与其说是正当的愤怒，倒不如说是因为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而感到自怜。

比所有其他来源更令他痛苦的很可能是：他通过自我贬低、自我谴责、自我轻视、自我折磨等强加到自己身上的虐待——所有这些通常都会被外化出来。自我虐待的倾向越强烈，良好的外在环境越不能战胜它。他常常会讲述自己的悲惨故事，唤起他人的同情以及想要对他更好一点的愿望，但不久之后便会发现自己又处在了同样的困境之中。事实上，他可能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对待。不管怎样，这种感觉的背后是他自我虐待的现实。我们不难看出自我谴责频率的突然上升与随之而来的受虐感之间的联系。例如，在分析中，231只要他因为看到自己的困难而产生自责，他可能马上就会回想起自己在生活中真的受到了虐待的事件或时期——不管这些虐待是发生在儿童期，还是发生在以前的治疗中或是以前的工作中。就像他以前做过无数次的那样，他可能会夸大自己所遭遇的不公，而且总是耿耿于怀。在其他的人际关系上，同样的模式也可能出现。例如，如果他稍微意识到他人不够体贴周到，他便会闪电般的转而感受到受虐。简言之，他对于遭遇不公的恐惧使他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即使事实上是他辜负了他人，或者是他含蓄地将自己的要求强加到了他人身上。由于因此而产生的受害感变成了一种保护自己防止自我憎恨的方式，所以，积极防卫就被提上了一个战略地位。自我谴责越具恶性，他就必定越会疯狂地证明并夸大自己所遭遇的不公——因而对“不公”的感受就越深刻。这种需要非常强烈，致使他在当时无法得到帮助。因为接受帮助，甚至向自己承认有人正在帮助自己，都会导致他完全是个受害者这一防御地位崩溃瓦解。相反，在任何时候，突然产生受虐感以寻求内疚感的增加却是有利的。在分析中，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一旦个体认识到自己对于某一特定处境也负有责任，并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就是说，没有自我谴责的倾向）来看待这一处境，他所遭遇的不公就会缩减至合理的比例，或者事实上就不再是什么不公了。

自我憎恨的被动外化可能会超出单一的受虐感。他可能会激起他人以粗暴的方式对待他，这样他便将内心的图景转移到了外在世界。通过这种方式，他成了在一个可耻而残酷的世界上受苦的高尚的受害者。

所有这些强有力的根源共同导致他产生了受虐感。但如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他不仅会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而感觉自己受到了虐待，而且在其内心之中还有某种东西喜欢这种感觉，甚至可能会热切地捕捉这种感觉。这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受虐感必定还具有某种重要功能。这种功能使得他被压制的扩张性驱力找到了发泄的方法——232而且这几乎可以说是他唯一可以忍受的发泄方式——同时，他还能将这些扩张性驱力隐藏起来。这使他私下里觉得自己比其他人优越（因为他戴上了牺牲者的桂冠）；使他对他人的敌意性攻击有了一个合理的基础；最后，这还使他得以掩饰自己的敌意性攻击，因为就像我们马上要看到的那样，他的大部分敌意受到了抑制，而以痛苦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受虐感是患者看到并感觉到内心冲突（他常常用自谦型方法来解决这种内心冲突）的最大绊脚石。而且，虽然对每一个因素的分析有助于降低其顽固性，但只有当个体能够面对这种冲突时，它才能消失殆尽。

只要这种受虐感依然存在——通常情况下，它不会保持静止不变，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它就会使得他对他人的报复性愤恨变得越来越强烈。这种报复性敌意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它之所以必定会被深深地压抑下去，是因为它会危及个体所赖以生存的一切主观价值。这种报复性敌意会损坏他绝对善良和宽宏大量的理想化意象；它会让他觉得自己不可爱，并与他对他人的所有期望相冲突；它违背了要求自己应该理解一切、宽恕一切的内心指令。因此，当他内心充满憎恨的时候，他不仅会对抗他人，而且同时也会反对自己。所以，对于这种类型的个体而言，这样的憎恨是一种最具破坏性的因素。

虽然这种憎恨会普遍受到压制，但指责偶尔还是会以缓和的形式表达出来。只有当他觉得被逼无望时，紧锁的大门才会打开，强烈的谴责才会奔涌而出。虽然这些可能会准确地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感受，但通常情况下，他会弃之不用，因为对他而言，要说出自己的意思太令人不安了。但是，他表达其报复性憎恨最为独特的方式还是强调受苦。不断加深的痛苦（这种痛苦可能来源于他所表现出的一切心身症状，也可能因为他所感觉到的无能为力感或沮丧感而产生）可以将愤怒掩盖起来。在分析的过程中，如果分析学家激起了这种患者的报复性，他不会公开表示愤怒，但他的状况将会受损。他会不断抱怨并指出，分析似乎并没有让他好转，反而让他的状况更糟糕了。分析学家可能知道在上一次面询中是什么东西打击到了患者，233并尽力让他认识到这一点。但患者往往并不乐意看到一种有可能减轻其痛苦的联系。他只是一再强调他的不满，就好像是他必须让分析学家明白，就是分析学家导致了他现在这样一种严重抑郁的状况。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试图让分析学家为他所遭受的痛苦而感到内疚。这往往是其内心所发生一切的确切翻版。这样，受苦便获得了另一种功能：掩盖愤怒，并让他人感到内疚——这是报复他们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他对他人的态度具有了一种奇怪的矛盾性：表面上他对他人普遍持一种“天真”的乐观、信任的态度，但私下里却对他人不加区别地加以怀疑和憎恨。

日益增强的报复心理可能会引起一种强烈的内心紧张。而通常情况下，问题不在于他有这样或那样的情绪不安，而在于他想方设法试图维持一种完全的平衡状态。他能否做到这一点以及能够维持多长时间，一部分取决于其内心紧张的程度，还有一部分取决于环境。由于他处于无助的状态，必须依赖于其他人，因此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环境对他而言更为重要。如果一种环境不要求他去做他的禁忌所允许范围之外的事情，而且能够根据他的结构提供一种他既需要也允许他自己采用的满足方式，那么，这种环境对他而言就是有利的。只要他的神经症不太严重，那他便可以过一种为他人或某项事业奉献的生活，并从中获得满足。在这样一种生活中，他可能会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对他人有帮助的人而失去自我，而且在这样一种生活中，他觉得自己是被他人所需要、渴求和喜爱的。不过，即使在最为理想的内外部条件下，其生活根基还是极不稳定。外部环境一发生变化，他的生活就有可能受到威胁。他所照顾的人会离开人世，或者不再需要他；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可能会失败，或者对他不再有意义。这样一些丧失（losses）正常人可以承受，却会把他推到“崩溃”的边缘，他所有的焦虑和无用感会全部涌来。另一个危险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在他未公开承认的针对自己及他人的敌意中同样存在太多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让他产生难以忍受的内心紧张。或者换句话说，234他感觉自己受到虐待的概率非常大，以至于任何环境对他来说都不安全。

与此同时，大多数环境甚至可能不包括我刚刚所描述的这些有利因素中的一部分。如果内心极度紧张，环境条件又恶劣，那么，他不仅会变得极其痛苦，而且他内心的平衡也可能会被打破。不管是哪种症状——恐慌、失眠、厌食（丧失食欲）——都表明了痛苦的产生，其主要特点在于：敌意冲破了大堤，淹没了这个系统。于是，他积聚起来的所有针对他人的痛苦谴责都会涌现出来；他的要求变成了公然的报复，变得毫无理性可言；他的自我憎恨上升到了意识层面，并达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他陷入了一种无法缓和的绝望状态之中。他可能会极度恐慌，自杀的危险性极大。这种情况与那种过于软弱、急于取悦他人的人完全不同。不过，开始和最后阶段都只是某种神经症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断定最后阶段出现的破坏量一直处于受压制状态，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在通情达理的外表下，紧张的情绪往往比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还要多。但是，只有当遭遇的挫折大量增加时，最后阶段才会产生敌意。

由于自谦型解决方法的其他一些方面将在病态依赖部分加以讨论，因此，我在此仅总结一下这种结构的大致框架，并对神经症痛苦这个问题稍做评论。每一种神经症都会给人带来真正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往往比个体所能意识到的还要多。自谦型个体常常会受到自虐感，以及他对他人的矛盾态度的束缚而痛苦，这种束缚阻止了他的扩张。所有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痛苦，它并非服务于某种隐秘的目的，个体承受这种痛苦并不是为了给他人留下这样或那样的印象。但除此之外，他的痛苦还具有某些功能。我建议把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痛苦称为神经症痛苦或功能性痛苦（neurotic or functional suffering）。我在前面曾提到过这样一些功能。痛苦成了他提出某些要求的基础。它不仅是一种对于获得关注、关心和同情的乞求，而且它还让个体觉得他有权利获得这一切。个体常常用它来维持自己的解决方法，235因此它具有一种整合的功能。此外，痛苦也是个体用来表达其报复心理的独特方式。实际上，这种例子很常见，例如，夫妻二人中如果有一人得了精神疾病，这些精神疾病就常常会被用作对付对方的致命武器，或者常常被用作压制孩子的手段：如果孩子擅自行动，就给他灌输负罪感。

他强加了如此多的痛苦在他人身上，他是怎样做到心安理得的呢，对于他这样一个并不热衷于伤害他人情感的人来说？他可能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是周围环境的累赘，但往往不会直面这一事实，因为他的痛苦让他觉得自己获得了赦免。简单地说就是：他的痛苦常常谴责他人而宽恕自己！在他看来，他会因为痛苦而让自己的一切都得到宽恕——他的要求、他的易怒，以及他削弱他人士气的举动。痛苦不仅会缓和他的自我谴责倾向[3]，而且还避免了他人可能的指责。而他对于获得宽恕的需要会再一次变成一种要求。他的痛苦让他觉得他有权利得到“理解”。如果他人批评他，那是他们没有同情心。他觉得不管他做什么，都应该唤起他人的同情心以及想给予他帮助的愿望。

痛苦还会以另一种方式赦免自谦型个体。自谦型个体事实上不能让自己过上更为有益的生活，也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而痛苦为他提供了能够解释这一切的借口。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他常常迫切地想避开雄心和胜利，但追求成就和胜利的需要仍在起作用。通过在其内心坚持认为——无论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要不是因为备受某种怪病的折磨，他完全有可能取得卓越的成就，这样，他的痛苦便让他保全了自己的面子。

最后，神经症痛苦可能会让个体产生一种让自己崩溃瓦解的念头，或者可能会导致个体在无意识之中决定这样做。在深陷痛苦时，这样做的吸引力自然就更大，此时，个体能够意识到这种吸引力。236在这种时候，更常见的情况是只有反应性恐惧进入意识层面，譬如对心理、生理或道德状况退化的恐惧，对自己不能取得什么成就的恐惧，对变得太老什么都做不了的恐惧。这些恐惧表明，个体身上较为健康的部分想过一种完整的生活，而另一个执意要崩溃瓦解的部分则会感到忧虑。这种倾向也可能在无意识中起作用。个体可能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的整个状况已经受到了损害——例如，他做事的能力降低，更害怕他人，更觉得抑郁沮丧——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认识到自己正处于每况愈下的危险之中，自己身上有某种东西在压制自己，此时，他才会意识到这种状况。

在深陷痛苦之时，“颓废”（going under）可能会对他产生极大的吸引力。这似乎是一种能够解决其一切困难的方法：放弃对爱的无望追求；放弃为实现各种相互矛盾的“应该”而做的疯狂努力；接受失败，让自己不再恐惧自我谴责。同时，这也是一种由于他的消极性而对其产生吸引力的方法。它不像自杀企图那样积极主动，在这种时候很少出现自杀企图。他只是不再反抗，让自我破坏的力量任意发展。

最后，他认为，在一个无情世界的攻击下让自己崩溃瓦解是最终的胜利。这可能会表现为“死在冒犯者的门槛上”这样一种明显的形式。但更常见的是，它不是一种流露出情感试图让他人感到羞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求的痛苦。它更为深刻，因此也更加危险。它主要是一种属于个体内心之中的胜利，个体甚至有可能意识不到这种胜利。当我们在分析中揭示这一点时，我们发现了一种对软弱和痛苦的美化（这种软弱和痛苦是混乱的部分真实情况所支持的）。痛苦本身似乎成了高尚的证明。在一个卑鄙的世界里，一个敏感的人除了崩溃瓦解外还能怎样！难道他应该去反抗并坚持自己的权利，从而将自己降低到这种粗鲁庸俗的水平吗？他只能选择宽恕，并戴着牺牲者的桂冠逐渐衰亡。

神经症痛苦所具有的这些功能解释了其深刻性和顽固性。它们都来自整个结构的可怕需求，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功能。在治疗方面，我们可以说：237如果他的整个性格结构没有发生彻底变化，他就不能摆脱这些功能。

要想理解自谦型解决方法，我们必须考虑整体情况：既包括整个历史发展的情况，也包括在某个既定时间点上所发生的整个过程。在对关于这一主题的理论进行简要研究后，我们发现，它们的不足从本质上说是因为将关注的焦点片面地放到了某些方面上。例如，片面地将关注焦点放到了内心因素或者人际因素上。不过，仅从这些方面中的某个方面出发，我们是无法理解其动力的，而只能将其看成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际冲突会导致一种特殊的内心状况，而这种特殊的内心状况反过来又依赖于以前的人际关系模式，并修正这种模式。它会使这些模式更具强迫性和破坏性。

而且，有些理论，如弗洛伊德和卡尔·门宁格的理论[4]，过于关注那些明显的病态现象，如变态的“受虐倾向”、深陷内疚感之中不能自拔，或者自我折磨等。它们忽略了那些与健康状态更为接近的倾向。诚然，想要赢得他人、接近他人、过平静生活的需要由软弱和恐惧所决定，因此有些任意，但却包含了健康处世态度的萌芽。与攻击—报复型个体的炫耀自大相比，这种人的谦恭态度和让自己顺从的能力（就算他的基础是虚假的）似乎与正常人更为接近。这些品质使得自谦型个体似乎比许多其他神经症患者都更具“人性”。在这里，我所说的并不是他的防卫；正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倾向使得他开始疏离自我，并引发了进一步的病理发展。我只想说，如果不把这些品质理解为整个解决方法的固有部分，就必然会导致对整个过程的错误理解。

最后，有些理论虽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神经症痛苦上——这确实是一个核心问题——但却将它与整个背景分离了开来。这不可避免会导致对策略性手段的过度强调。238因此，阿尔弗雷德·阿德勒[5]将痛苦视为获得关注、逃避责任以及获得一种不正当优势的手段。西奥多·赖克[6]强调，流露出情感的痛苦是一种获得爱和表达报复的手段。而弗朗兹·亚历山大则强调痛苦所具有的消除内疚感的功能，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过。所有这些理论都依赖于有效的观察，但由于未能充分地深入整个结构，因此得到的结论并不理想，只是接近大多数人的信念：自谦型个体纯粹就是想受苦，或者只有在痛苦的时候他才会感到快乐。

“要看到全貌”不仅对于理论上的理解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分析学家对这类患者的态度而言也非常重要。由于他们那些隐秘的要求，以及他们被打上的特殊标记——神经症性不诚实（neurotic dishonesty），他们很容易唤起他人的愤恨情绪，但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或许更需要一种同情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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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Karen Horney,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Chapter 6-8 on The Neurotic Need for Affection；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s, Chapter 3, Moving Toward People。

[2]参见Karen Horney, Self-Analysis, Chapter 8, Systematic Self-analysis of a Morbid Dependency。（克莱尔[ire]的童年在这个方面很典型。）

[3]亚历山大（Alexander）将这种现象称为“对惩罚的需要”，并用大量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对此做了说明。这意味着在理解内心过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我的观点与亚历山大的观点的区别在于：在我看来，通过受苦的方式让自己摆脱神经症性内疚感，并不是一个对所有神经症患者都有效的过程，而只对自谦型患者有效。此外，付出受苦的代价好像也并不能让他摆脱罪恶感。其内心暴行的指令非常多，也非常严格，以至于他不得不再一次违背它们。参见Franz Alexander，Psychoanalysis of the Total Personality,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ishing Co., New York, Washington, 1930。

[4]参见Sigmund Freud，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Library, London, 1921；Karl A.Menninger, Man Against Himself, Harcourt, Brace, New York, 1938。

[5] Alfred Adler,,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Greenberg, 1927.

[6] Theodore Reik, Masochism in Modern Man, Farrar and Rinehart, 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