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应该”之暴行64_实现自我

迄今为止，我们主要讨论了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实现与外部世界有关的理想化自我的：通过取得各种成就，通过追求成功、权力或胜利。神经症要求也涉及患者自身之外的世界：他竭力坚称自己拥有特殊的权利，他的独特性使得他随时随地能以他所能采取的方式享受特权。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超越各种必然性和法则，这种感觉使他得以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仿佛他真的超越了这些必然性和法则似的。无论何时，只要他察觉到自己实现不了理想化自我，他的神经症要求就会使他将“失败”归咎于那些外在的因素。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方面的一些问题，在 这些内心的指令通常包括神经症患者应该能够做的、应该能够成为的、应该能够感受到的、应该能够知道的一切——以及一切关于他不应该怎么做、不应该做什么的禁忌。为了做一简要概述，我将先列举一些与上下文没有关联的内心指令的例子。（更为详细的例子将在下文我们讨论应该的特征时再列举。）

他应该是最为诚实、最慷慨大方、最体贴入微、最有正义感、最有尊严、最为勇敢、最大公无私的人。他应该是完美的情人、丈夫、教师。他应该能够忍受一切事情，应该喜欢每一个人，应该爱他的父母、妻子和国家；或者，他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事物或任何人，他不应该在乎任何事情，他应该永远都不会感觉受到伤害，他应该总是安详而宁静。他应该一直享受生活；或者，他应该超越一切快乐和享受。他应该是自主的，他应该总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他应该能够知道、理解、预见一切事情。他应该能够立刻解决他自己以及他人遇到的每一个问题。他应该一遇到困难就能立刻解决。他应该永远都不会感到疲惫或生病。他应该随时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他应该能够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两三个小时才能做完的事情。

这里的概述大致表明了内心指令的范围，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这些对自我的要求虽然可以理解，但太过困难和严格。如果我们告诉一个患者，他对自己的期望太多了，他常常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他甚至可能早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通常情况下，他会或隐晦或明确地补充说，对自己期望多一点总比对自己期望少要好。但是，说他对自己的要求太高并不能揭示内心指令的特征。只要进行更进一步的考察，这些特征就会清楚地显现出来。它们是重叠的，因为它们都是来源于一个人觉得要成为其理想化自我的必要性，来源于其相信自己能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信念。

首先给我们留下印象的是它们都无视可行性（disregard for feasibility）66，在追求自我实现的所有驱力中都表现出了这一点。这些要求中有许多都是人类无法实现的。它们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尽管患者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一旦他的期望暴露在批判性思维的亮光下，他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是，这样一种理性的认识即使能改变什么的话，通常也不会改变太多。举例来说，一个医生可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在九个小时的工作和广泛的社交生活之外，他不可能再进行深入的科研工作了；但在他减少一两项活动的尝试失败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他的要求是对他来说不应该有时间和精力上的限制，这些要求比理性更为强烈。或者，再举一个更为微妙的例子。在一次分析面询的过程中，有位患者非常沮丧。她曾与一位朋友谈论这位朋友的婚姻问题，其婚姻问题极为复杂。我的这位患者只是在社交场合中见过这位朋友的丈夫。然而，尽管她已经接受了好几年的精神分析，而且对于两个想更好地认识对方的人之间的关系中所涉及的心理复杂性已有足够多的理解，但她还是觉得她本应该告诉她的朋友其婚姻是不是稳固。

我告诉她，她期待自己做到的某些事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我向她指出，一个人在开始更为清楚地了解在某个具体情境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之前，必须先澄清许多问题。结果，我向她指出的那些困难中，大多数她早已意识到了。但是，她依然觉得，她应该具有可以洞悉一切的 这些内心指令就像一个极权国家的政治暴行一样，完全无视个体自身的心理状况——无视他当前所感受到的或所做的一切。例如，在那些常见的“应该”中，有一个“应该”是个体永远都不应该受到伤害。作为一种绝对的状况（“永远都不”［never］这个词就暗含了这一点），任何人都将发现这种状况很难达成。曾经或者现在，有多少人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保证自己的安宁，以至于从来都不会感觉受到伤害？这充其量只是我们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认真对待这样一个计划，必定意味着要积极而又耐心地解决我们无意识中的防御要求，解决我们虚伪的自负——或者，简言之，解决我们人格中使得我们脆弱不堪的每一种因素。但是，那个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应该受到伤害的人，其内心通常没有如此具体的计划。他只是简单地向自己发出一个绝对的命令：否认或无视他身上存在脆弱一面的事实。

下面，我们来考虑一下另一种需求：我应该总能理解他人、同情他人、帮助他人。我应该能够感化一名罪犯的心。同样，这也不完全不切实际。有极少数的人就拥有这种精神力量，如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悲惨世界</a>》（Les Miserables）中的主教。我曾有一名患者，在她看来，主教的形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她觉得她应该像主教一样。68但在这个时候，她并不具备像主教对待罪犯那样的态度或品质。她有时候会表现出慷慨仁慈的行为，因为她觉得她应该慷慨仁慈，但她并没有感受到慷慨仁慈。事实上，她对于任何人都不能感受到太多的东西。她经常感到害怕，唯恐他人利用她。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找不到一篇文章，她就会认为被别人偷了。由于意识不到这一点，她的神经症使得她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而这一切都被掩盖在了表面上的强迫性谦卑和善良之下。那个时候，她愿意看到自己身上的困难并致力于解决这些困难吗？当然不愿意。这里同样也是一个盲目发布命令的问题，盲目发布命令只会导致自我欺骗和不公平的自我批评。

在试图解释各种“应该”所具有的让人感到惊异的盲目性时，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略去许多不太重要的内容。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的出发点是追求荣誉，它们的功能是使个体成为其理想化自我：它们发挥功能的前提是，对个体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或者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便无须在逻辑上考察其存在的条件。

当这些需求指向过去时，这一倾向最为明显。就神经症患者的童年而言，它不仅对于阐释其神经症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对于认识他当前对过去所经历的各种逆境的态度也很重要。这些与他人对待他的态度是好还是不好没有多大关系，而是由他当前的需要决定的。例如，如果他发展出了追求所有甜蜜和光明的一般需要，那么，他就会使他的童年笼罩上一层金色的薄雾。如果他迫使自己的情感受到限制，那么，他可能就会觉得他确实一直爱着自己的父母，因为他应该爱他们。如果他完全拒绝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起责任，那么，他可能就会将自己遇到的所有困难的责任都推到父母身上。伴随这后一种态度出现的报复性进而可能会公开地表现出来，或者被压抑下去。

最后，他可能会走向一个极端，表面上让自己承担起一些荒谬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意识到早期各种威胁性、限制性影响因素所产生的全部影响。他有意识的态度通常相当客观且合理。69例如，他可能会指出，他的父母控制不了他们的行为方式。患者有时候会感到纳闷：自己为什么感受不到任何的怨恨？而有意识的怨恨之所以缺失，原因之一就是一种回顾性的应该（这也是我们在此处的兴趣所在）。尽管他意识到，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不幸足以击垮任何人，但他还是觉得他应该毫发无损地从这些不幸中走出来。他应该拥有内在的力量和刚毅的精神，从而不让这些因素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既然这些因素现在对他产生了影响，那就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换句话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能胜任的。他会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伪善与残酷的污水池。”但之后，他的洞察力就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尽管我在这种环境之中孤立无助，但我应该能够克服它们，就像污水池中长出的百合花一样。”

如果他能够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起实际的责任（而不是这样一种虚假的责任），那么，他的想法将完全不同。他将会承认，早年的影响确实会以对其不利的方式让他发生改变。而且他将会看到，不管他所遇到的困难的根源是什么，它们都确实会干扰他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因此，他最好集中一切力量战胜它们。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往往会将整个事情置于他那完全虚幻、无用的需求之上，他要求他不应该受到这些困难的干扰。这个患者如果在后期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并确信自己没有被早年的环境彻底压垮，那么，这就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对童年的态度不是唯一一个回顾性“应该”与责任的这种假冒欺骗性及同样徒劳的结果一起发挥作用的领域。有人可能会坚称，他应该通过坦率的批评来帮助他的朋友；有人或许会认为，他应该好好地抚养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变成神经症患者。自然，我们所有人都会后悔自己在这个或那个方面没有做好。但是，我们可以分析自己失败的原因，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失败”时存在一些神经症困难，因此我们当时实际上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对神经症患者来说，尽力将事情做好还远远不够。他觉得他应该以某70种神奇的方式将事情做得更好。

同样，认识到自己目前身上存在任何缺点，对于任何一个受“专横的应该”困扰的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困难，都必须尽快除去。这种“消除”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则因人而异。一个人越是生活在想象之中，他就越能容易摆脱困难。因此，有一名患者发现自己具有一种追求王座背后之权力的巨大驱力，并看到这种驱力在她的生活中是如何起作用的，但到了 此时，他走上了正轨。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慷慨大方这一事实，对他来说，就是向前迈了一大步——因为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他是人类的救世主。然而，在那个关键时刻，他却没有表现出这一点。他又想起自己随后已经热情主动地提供了帮助，并因此拒绝承认自己并不慷慨大方的可能性。但是，正当他想不通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另一条线索。以前他提供帮助都是他自己主动的，但这一次却是别人请求他帮忙。因此，他认识到，他当时一定是觉得他人的请求是一种不公平的强加给他的事情。如果是他自己知道那位作家要到美国来，他一定会考虑亲自去码头接他。在这一刻，他想到了很多类似的事件，每当有人找他帮忙，他都会做出愤怒的反应，并认识到，他显然觉得这是一件强迫或强制他做的事情，而实际上，很多事情都只是请求或建议而已。他又想到，对于他人的不同意见和批评，他也会感到恼怒。于是，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是一个恃强凌弱并且想支配他人的人。我之所以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是因为这样一些反应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支配他人的倾向。他在自己身上所看到的，是他对强迫和批评过分敏感。他之所以不能忍受任何的强迫，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束缚。而他之所以不能忍受任何的批评，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批评者。在这里，我们还可以重新走上他在质疑自己的友好时所放弃的轨道。从很大程度上说他是乐于助人的，因为他觉得他应该乐于助人，81而不是因为他对人类的抽象的爱。他对每一个具体个体的态度比他自己所认识到的还要不同得多。因此，对他的任何要求都会让他突然陷入内心的冲突：他是应该同意并表现得非常慷慨大方，还是应该不让其他任何人强迫于他？他之所以恼怒生气，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陷入了困境之中，而在当时却又无法解决这一困境。

“应该”对个体人格及其生活的影响因人而异，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这些“应该”的反应方式，以及体验它们的方式。不过，有些影响尽管程度大小不一，但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出现。“应该”总是会引起一种紧张感，一个人越是想在他的行为中实现这些“应该”，他的紧张感就越强。他可能觉得自己就像一直踮着脚尖走路似的，而且可能长期遭受慢性疲劳的折磨。或者，他可能感到莫名的局促、紧张或束缚。或者，如果他的“应该”与文化希望他持有的态度相一致，那么，他可能只会感觉到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紧张。不过，“应该”的影响也可能非常大，以至于一个原本积极主动的人也会想着不再参加活动或不再履行义务。

而且，由于这些“应该”会以外显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它们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导致人际关系障碍。其中，最为常见的障碍是对批评过分敏感。由于他对自己冷酷苛刻，因此，他情不自禁地会将他人的任何批评——无论这种批评是现实的还是仅仅只是想象的，是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都看成一种对他的非难。当我们认识到，当他不能达到自己强加到自己身上的任何标准，他是多么憎恨自己时，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敏感性的强度了。[2]在其他情况下，这些人际关系障碍则取决于以外显形式表现出来的“应该”中哪种占优势。它们可能会导致个体对他人过于挑剔苛刻，或者过于担心、过于反抗或过于顺从。

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应该”进一步削弱了情感、愿望、思想及信念的自发性——82进一步削弱了个体感受其自身的情感等并将其表达出来的能力。因此，这种人至多只具有“自发的强迫性”（引用一位患者的话），并“自由地”表达他应该感觉到、希望、思考或相信的东西。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认为，我们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在与他人打交道时，我们能强迫他人劳动，但却不能强迫任何人热爱自己的工作。因此，我们习惯于认为，我们能够强迫自己表现得好像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一样，但我们却不能强迫自己产生一种相信的感觉。从本质上讲，这种说法是对的。此外，如果我们还需要新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的话，精神分析就能够提供。但是，如果这些“应该”向情感发号施令，想象力就会挥舞它的魔杖，抹去“我应该感觉到”与“我确实感觉到”之间的界限。于是，我们就会像我们应该相信或感觉到的那样去有意识地相信或感觉。

在分析的过程中，当假装相信这些虚假情感的虚假确定性发生动摇时，患者就会经历一段困惑的不确定时期。这一时期虽然痛苦，但对治疗具有建设性作用。例如，如果一个人认为她“应该”喜欢周围的每一个人，所以她才喜欢每一个人，那么，她可能就会问：我真的喜欢我的丈夫、我的学生、我的患者吗？或者，我真的喜欢每一个人吗？每当她这样反躬自省时，她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那些一直以来阻碍她的积极情感得以自由抒发且被各种“应该”所掩盖的恐惧、怀疑、愤恨，直到现在才能解决。我之所以说这个时期具有建设性，是因为它代表追求真实的开始。

内心指令压制自发愿望的程度可能相当惊人。一位患者在发现她的“应该”的暴行之后写了一封信给我，现引用如下：

我发现，我完全不能渴求任何东西，甚至连死都不能！当然，更不用说渴求“生活”了。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我的困扰在于我不能做事情；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不能整理自己的东西，不能接受或控制自己的怒气，不能使自己更具有人情味，不论是凭借纯粹的意志力、耐心，还是悲伤，我都做不到。

现在，我 * * *

注释：

[1]参见 [2]参见 [3]引自“Finding the Real Self: A Letter with a Forward by Karen Horne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