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追求荣誉17_实现自我

一个孩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长大，只要没有智力上的缺陷，他都将学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他人打交道，而且，他还很可能获得某些技能。不过，他身上也有一些力量不是通过学习就可以获得或发展的。你无须，事实上也不可能教一粒橡子长成一棵橡树，但是，只要给橡子一个机会，其内在的潜能就会得到发展。同样，只要给予人类个体一个机会，他就能发挥他所特有的人类潜能。这样一来，他也就会发挥他的真实自我所具有的独特活力：他自身情感、思想、愿望和兴趣的澄清和深入；开发自身资源的能力，自身意志力的加强；他可能具有的特殊能力或天赋；表达自己的能力，以及自然而然地与他人交往的能力。所有这些迟早会让他发现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目的。简而言之，他会朝着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而不会偏离太远。而这就是我现在以及在整本书中屡次说到真实自我（real self）是内在力量之核心的原因，这种内在的核心力量是人人所共有，但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又各不相同，它是人类成长的深刻根源。[1]

只有个体自己才能发展他既定的潜能。18但是，就像其他任何活着的有机体一样，人类个体也需要有利的环境才能“从橡子成长为橡树”。他需要一种温暖的氛围，这种氛围能给予他内心的安全感和自由感，使他能够拥有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并能够表达自己。他需要他人的善意，这种善意不仅有助于满足他的多方面需求，而且能指导和激励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实现自我的人。他还需要与他人的愿望和意志进行健康的摩擦。如果他能因此而在爱和摩擦中与他人一起成长，那么，他也就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自我来成长。

但是，由于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一个孩子有可能不被允许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和潜能成长。这些不利因素太多了，不胜枚举。但概括起来，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身处一定环境之中的人，由于过于沉溺于其自身的神经症，以至于没有能力爱自己的孩子，甚至不能把孩子看成一个独特的个体。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神经症需要和反应。[2]简单说来，这些态度可能是支配性的、过分保护的、威胁性的、易怒的、过于苛刻的、溺爱的、反复无常的、偏爱其他兄弟姐妹的、伪善的、漠不关心的等等。它绝不是某一个因素的问题，而是会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的所有因素的问题。

结果，这个孩子不能形成一种归属感，不能形成一种“我们”这样的同在感；相反，他会产生深深的不安全感和模糊的恐惧感，在这里，我称之为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这是他生活在一个觉得充满潜在敌意的世界里所产生的疏离感和无助感。这种基本焦虑引发的紧张压力使得这个孩子不能以其自发的真实情感与他人交往，并迫使他寻找其他方法与他人打交道。他必定（在无意识之中）以各种方法加以应对，这些方法不会唤起或增强焦虑，而是会缓解他的基本焦虑。这些特殊的态度产生于无意识的策略性需要，它们既取决于孩子先天的气质，也取决于后天环境中的相倚联系。19简言之，他可能会试图依附于身边最强大的那个人；他可能会试图反抗和斗争；他还可能会试图将他人摒弃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之外，在情感上与他们保持距离。总的来说，这意味着他可能会接近他人、反对他人或逃避他人。

在健康的人际关系中，也不排除彼此之间的接近、反对或逃避。索取和给予爱的能力、屈服的能力、斗争的能力、独处的能力——这些是搞好人际关系所必需的补偿性能力。但是，在那个由于其基本焦虑而感觉自己置身于危险环境之中的孩子身上，这些行为则往往会表现得非常极端和僵化。例如，爱往往会变成依附，顺从会变成姑息。同样，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他会被迫进行反抗或表现得冷漠无情，不考虑他自己的真实情感，也不管其态度是否恰当。其态度之盲目和僵化的程度与他内心基本焦虑的强度成正比。

由于在这些条件之下，儿童不是仅仅朝着某一个方向发展，而是朝着所有方向发展，因此，他会从根本上形成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于是，接近他人、反对他人和逃避他人这三种行为就构成了一种冲突（conflict），这是他与他人之间的基本冲突。当然，他迟早会试图通过让其中一种行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来解决这种基本冲突——试图让顺从、攻击或冷漠这三种态度中的一种成为他的主要态度。

试图解决神经症冲突的最初尝试绝不是表面上的。相反，它会对个体神经症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不只涉及对待他人的态度，它还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整个人格的某些改变。根据其主要的发展方向，儿童还会发展出某些恰当的需要、敏感性、抑制力以及道德价值观的雏形。例如，一个相当顺从的儿童，不仅倾向于让自己屈从于他人、依赖他人，而且还会力求善良和不自私。同样，20一个具有攻击态度的儿童会开始重视力量、忍耐力和战斗力。

不过，这 在追求荣誉的各种因素中，最为明显且最为活跃的是神经症野心（neurotic ambition），这是一种追求外在成功的驱力。虽然这种追求卓越的驱力在现实中很普遍，且倾向于追求事事卓越，但通常情况下，它会最为强而有力地应用在某一个特定个体在某个特定时间里最容易取得卓越成就的事情上。因此，野心的内容在一生中很可能会多次发生改变。上学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取得班上最好的成绩，他可能就会觉得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到后来，他可能同样会以强迫性的方式驱使自己无数次地与那些最心仪的姑娘约会。再往后，他可能也会整天想着赚最多的钱，或者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这样的改变很容易引起某种自我欺骗。一个在某一时期曾像疯了一样决定成为最伟大的体育英雄或战争英雄的人，到了另一个时期，可能也会同样热衷于成为一个伟大的圣徒。然后，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已经“丧失”了野心。或者，他可能会断定，成为体育英雄或战斗英雄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因此，他可能会认识不到自己仍然航行在野心之船上，只不过是改变了航行路线而已。当然，我们也必须详细地分析是什么使得他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改变了航线。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改变，是因为它们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受野心控制的人往往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内容几乎没什么关联。真正重要的是卓越本身。如果认识不到这种无关联性，那我们就难以理解许多的改变。

为便于讨论，我们几乎不关注特定的野心所觊觎的特定活动领域。不管问题是成为群体中的领导者、成为最出色的健谈者、成为最出名的音乐家或探险家，还是在“社会”中发挥一定作用、写出最佳的图书，或是成26为着装最佳的人，其特征都是一样的。不过，因所希望的成功的性质不同，其表现在很多方面也会有所不同。大致说来，它可能更多地属于权力的范畴（直接权力、次于王权的权力、影响力、操纵力），或者更多地属于声望的范畴（名誉、称赞、受欢迎、钦佩、特别的关注）。

相对而言，这些野心驱力是扩张性驱力中最为实在的。至少从人们为追求卓越的目的而实实在在地投入努力这个意义上讲，这么说是正确的。这些驱力之所以看起来也更为实在，是因为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拥有这些驱力的人可能真的会获得所渴求的魅力、荣誉和影响。但与此同时，当他们确实获得了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荣誉、更大的权力时，他们也会逐渐感觉到这种徒劳追求的整个影响。他们通常无法获得更多的思绪安宁、内心安全感，也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为了补救他们所开始的对虚幻荣誉的追求，其内心的痛苦一点都没有减少，依然一如</a>往常。由于这些不是偶然的结果，只是碰巧对这个人或那个人如此，而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切追求成功的尝试从本质上讲都是不现实的。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种充满竞争的文化中，因此，上面这些评论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或不谙世故。竞争的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所有人的内心之中，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超越他人、超越自己，以至于我们都觉得这些倾向是“正常的”。但是，追求成功的强迫性驱力只有在一种充满竞争的文化中才会出现这一事实，并没有减少他们的神经症症状。即使在一种充满竞争的文化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其他价值——例如，特别是那些作为一个人而成长的价值——比用竞争的方式出人头地更为重要。

追求荣誉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追求报复性胜利（toward a vindictive triumph）的驱力，与其他因素相比，这个因素更具破坏性。这种驱力可能与27追求实际成就与成功的驱力密切相关，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用自己的成功来侮辱他人或击败他人；或者是通过让自己出人头地从而获得权力，并将痛苦施加在他人身上——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羞辱性的方式。与此同时，追求卓越的驱力可能会降低为幻想，而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则往往会主要表现为不可抗拒的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冲动，以便在人际关系中挫败、智取或击败他人。我之所以称这种驱力为“报复性的”驱力，是因为其往往来源于因童年期所遭受之屈辱而想要采取报复行动的冲动——而且，这些冲动在后来的神经症发展中又得到了强化。很可能就是后来这些冲动的增强，导致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最终成了追求荣誉中的一个常规部分。追求报复性胜利这样一种需要的强度以及每一个人对它的意识程度都大不相同。大多数的人要么完全意识不到这样一种需要的存在，要么只是在稍纵即逝的瞬间有所察觉。然而，它有时候也会公然出现，然后几乎毫不掩饰地成为生活的动力。在近代历史人物中，希特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经历过屈辱，他将其一生都投入一种疯狂的欲望之上，即他企图战胜数量日益增加的人民大众。在希特勒的例子中，恶性循环（即需要不断增加）清晰可辨。其中一个是从这样一个事实发展而来：他只能根据胜利和失败的范畴进行思考。因此，对失败的恐惧便会进一步增强胜利的必要性。此外，他的伟大感会随着每一次胜利而增强，这使得他越来越不能忍受任何人，甚至任何一个国家不承认他的伟大。

历史上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只是程度小一些而已。我们仅举一个现代文学的例子《注视火车远去的人》（The Man Who Watched the Train Go By）[6]。作品中有一个认真负责的职员，整天忙于家庭生活和办公事务，除了自己的职责，他从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后来他发现，他的老板运用欺诈的手段，结果导致公司破产，于是，他的价值尺度完全崩溃。他对上等人和下等人所做的人为区分被击得粉碎，28他原以为，上等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而像他自己一样的下等人只允许做很有限的正确行为。他认识到，他也可以是“伟大的”“自由的”。他也可以拥有一个情妇，甚至是他老板的那个漂亮迷人的情妇。现在，他的自负感完全膨胀，以至于他真的去接近她，而当遭到她拒绝时，他竟勒死了她。被警方追击时，他有时候也会感到害怕，但他的主要动机是胜利地击败警察。甚至当他企图自杀时，这也是他的主要驱动力。

更常见的情况是，这种追求报复性胜利的驱力被隐藏了起来。事实上，由于这种驱力具有破坏性，它成了追求荣誉中最为隐秘的因素。可能只有疯狂的野心才会显露在外。只有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才能看到，隐藏在追求权力之驱力背后的就是这种想要通过凌驾于他人之上来击败他人、羞辱他人的需要。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追求优越的需要看起来对人的伤害越小，它所容纳的破坏性冲动就越多。这就使得一个人可以将他的需要表现出来，并觉得这种需要是正当的。

当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个体在追求荣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的具体特征，因为它们始终是我们必须加以分析的具体特征。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们看成一个统一体的各个部分，那我们将既不能理解这些倾向的性质，也无法理解它们的影响。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是 想象在改变神经症患者的信念方面也发挥一定的作用。他需要相信，他人是完美的或邪恶的——瞧！他们正与善良的或危险的人为伍。想象还会改变神经症患者的情感。他需要感到自己不会受到伤害——看！他的想象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洗刷掉他的痛苦和苦难。他需要有深刻的情感——信心、同情心、爱、痛苦：他的同情感、苦难感都被放大了。

想象在服务于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可能会歪曲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认识到这一点，往往会给我们留下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神经症患者的想象飞到何处才会终止呢？毕竟他也不会完全失去他的现实感。那么，将他与精神病患者区别开来的界线在哪里？如果想象的作用存在界线的话，那肯定也是模糊的。我们只能说，精神病患者往往更为武断地将他的心理过程视为唯一的重要现实，而神经症患者——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依然相当关心外在世界以及他在外界世界中的位置，因此，他在外在世界中对自己依然有粗略的定位。[11]不过，虽然他完全可以待在地上，以明显不受干扰的方式行使职责，但他的想象却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翱翔。事实上，追求荣誉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可以进入幻想，可以进入具有无限可能性的领域。

追求荣誉的所有驱力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追求比人类天生具有的更多的知识、智慧、美德或权力。它们的目标都指向了绝对、无限和没有止境的事物。35对于一门心思追求荣誉的神经症患者来说，除了绝对的无畏、绝对的控制或绝对的神圣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吸引力。因此，他站在了那些真正笃信宗教之人的对立面。在那些真正笃信宗教的人看来，只有上帝才是万能的；而神经症患者则认为，我才是万能的。他的意志力应该具有神秘的魔力，他的推理应该绝对可靠，他的预见应该完美无缺，他的知识应该包罗万象。于是，贯穿本书的魔鬼协定开始出现了。神经症患者就是浮士德（Faust），虽然知识广博，但他并不满足，他要求自己必须知晓一切。

想象之所以能够翱翔于无边无际的领域，是由追求荣誉的驱力背后的需要的力量决定的。追求绝对和极限的需要非常迫切，以至于它们会凌驾于那些通常阻止我们的想象脱离现实的禁锢之上。为了发挥良好的功能，一个人不仅需要拥有对各种可能性的幻想和无限的视野，而且，他还需要认识到各种局限性、必要性以及各种具体的事实。如果一个人的思维和情感主要集中在无限的视野和对各种可能性的幻想上，那他就会失去有关各种具体事实和此时此地的感觉。他就会失去活在当下的能力。他再也不能给自己提供各种必需品，再也看不到“人们所说的一个人的局限性”。他看不到要想有所成就，他在现实中必须具备哪些东西。“每一个小小的可能性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变成现实。”他的思维可能会变得过于抽象。他的知识可能会变成“一种无人性的知识，因为它是人的自我被挥霍的产物，与挥霍人力去建造金字塔极为相似”。他对他人的情感也可能会蒸发成一种“对人类的抽象情感”。与此同时，如果一个人无法超越具体的、必需的、有限的狭窄视野，那他就会变得“心胸狭隘、小气自私”。因此，对于个体的成长来说，它不是一个“二者选一”的问题，而是一个二者都要兼顾的问题。对局限性、法则和必要性的认识，往往可以作为一种审核，以免被带进无限以及“挣扎于各种可能性”之中。[12]

在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对想象的控制常常会出现故障。这并不意味着通常情况下看不到这些必要性并遵循这36些必要性。在神经症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一个特定的发展方向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限制自己的生活是更为安全的做法，因此，他们可能倾向于将幻想中出现的各种可能性视为必须避开的危险。他们可能完全不理会任何看似虚幻的东西，可能会讨厌抽象的思维，可能会过于急切地依附于那些可见、可感、具体或者能立即使用的东西。但是，虽然对这些东西有意识态度各不相同，但每一个神经症患者说到底都不愿意承认他预期自己会具有且相信自己有可能获得的局限性。他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这种需要非常迫切，以至于他必须将那些控制抛置一边，将其视为无关紧要或不存在的东西。

他的非理性想象所占的地位越重要，他越有可能对那些真实的、有限的、具体的或最终的东西惊恐不已。他之所以往往痛恨时间，是因为时间是有限的；他痛恨金钱，因为金钱是具体的；他痛恨死亡，因为死亡是终结。但是，他也有可能憎恨拥有一个明确的愿望或观点，因此，他会避免做出明确的承诺或决定。例如，有一位患者渴望自己像鬼火一样在月光下跳舞：当她照镜子时，她可能会感到害怕——不是因为她看到了可能存在的不完美，而是因为这让她认识到，她有明确的轮廓，她是一个实体，她“受到了一个具体的身体形态的牵制”。这让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翅膀被钉在了木板上的小鸟。于是，每一次当她意识到这些情感时，她就有一种想要打碎镜子的冲动。

诚然，神经症的发展并不总是如此极端。但是，每一个神经症患者，即使他可能表面上看似健康，但当他产生关于自己的特定错觉时，他就会讨厌用证据来进行检查。而他之所以必须讨厌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他这么做了，他就会崩溃。神经症患者对外在的法律和法规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但他总是倾向于否认法律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拒绝看到心理问题的原因与结果的必然性、一个因素在另一个因素后出现的必然性，或者一个因素会强化另一个因素的必然性。

他有无数的方式去无视那些他选择不去看的证据：他忘记了；这个证据不重要；37它是偶然的；它是环境造成的，或者因为它是其他人导致的结果；他无能为力，因为它是“自然的”。就像一个不诚实的簿记员，竭尽全力地保持两份账目；不过，与那位簿记员不一样的是，他只相信那份对他有利的账目，而忽视另一份账目。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见过哪位患者像《哈维》（Harvey）中所表述的那样（“二十年来，我一直与现实做着斗争，并最终战胜它”）公开地反抗现实，这并未引起他们的共鸣。或者，我们再引用一位患者的经典表达：“要不是因为现实，我所有的一切都将是完美无缺的。”

追求荣誉与正常人的努力之间一直都存在更为明显的差异。表面上，它们看起来具有迷惑人的相似性，甚至会让人觉得它们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与正常人相比，神经症患者看起来只不过更有雄心，更关心权力、声望、成功；只不过他们的道德标准更高一些，或者说更为严格一些而已；只不过他们比一般人所表现的更为自负、更看重自己一些而已。但事实上，有谁敢冒险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说：“这里就是正常人的终点，同时也是神经症患者的起点呢？”

正常的努力与神经症患者的驱力之间之所以存在相似之处，是因为它们都植根于特殊的人类潜能。人类的心理能力使得他具有了超越自己的能力。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能够想象和制订计划。人类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逐渐增强自己的能力，而且就像历史所表明的，人类实际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对于个体的生活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个体创造的生活、他所能发展的品质或能力、他所创造的东西，通常都没有严</a>格固定的限制。考虑到这些事实，人似乎不可避免地会不确定自己的局限性，因此很容易将自己的目标定得过低或过高。这种现存的不确定性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追求荣誉就不可能获得发展。

正常人的努力与神经症患者追求荣誉的驱力之间存在的基本差异在于，驱动它们的力量不同。正常人的努力来自人类所固有的发展既定潜能的倾向。38我们相信人生来就有一种成长的动力，这种信念一直是我们的理论和治疗方法所依赖的基本原则。[13]而且，这种信念会随着新经验的获得而不断地增强。唯一的变化是进行了更为精确的详细阐述。现在，我可以说（就像我在本书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真实自我的活力会驱使个体走向自我实现。

与此同时，追求荣誉则来自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需要。我们之所以说这种差异是基本的差异，是因为其他所有的差异都来源于此。由于自我理想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神经症的解决方法，而且它本身还具有强迫性的特征，因此，所有来自理想化自我的驱力也都必定具有强迫性。由于神经症患者只要必须依附于他对自己的幻想，他就认识不到各种局限性，因此，追求荣誉就会变得永无止境。由于其主要的目的是获得荣誉，因此，他对于循序渐进地学习、工作、收获的过程丝毫不感兴趣——事实上，他往往对这个过程不屑一顾。他不想攀登高山，但他却想站在高山之巅。因此，尽管他可能会侃侃而谈，但他通常并不理解进化和成长的含义。最后，由于理想化自我的创造只有在牺牲真实自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所以，要想实现理想化自我，则需要进一步扭曲真实自我，而想象成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心甘情愿的奴仆。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在某种程度上丧失对真实自我的兴趣，丧失对真假是非的判别——这种丧失与其他丧失一起，导致他很难区分什么是自己及他人的真实情感、信念、努力，什么又是虚假的情感、信念、努力（无意识的伪装）。强调的重点从“是什么”转向了“看起来像什么”。

所以说，正常人为追求荣誉而付出的努力与神经症患者追求荣誉的驱力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自发性的，后者是强迫性的；前者承认各种局限性的存在，后者则否认这些局限性的存在；前者关注努力过程中的不同感受，后者关注的则是有关最终获得辉煌荣誉的幻想；39它们之间是表象与事实、幻想与真实之间的区别。因此，这里所说的区别并不等同于相对健康的人与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差异。前者可能不会全身心地去实现他的真实自我，而后者也不会全身心地致力于实现他的理想化自我。自我实现的倾向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也会起作用。如果神经症患者身上不存在这种为自我实现而努力的倾向，那么，我们在治疗中就无法帮助他成长。但是，尽管健康个体与神经症患者在这个方面的区别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而真正的努力与强迫性驱力之间存在的却是质而不是量的差别，虽然它们表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14]

在我看来，最适合那种由追求荣誉而引发的神经症过程的象征是：有关魔鬼协定的故事中所包含的概念化内容。魔鬼或邪恶的某个其他化身，往往会用提供无限的权力来引诱那些精神上或物质上遇到了麻烦的人。但是，只有以出卖灵魂或下地狱为条件，他才能得到这些权力。这种诱惑对任何人（既包括精神富有的人，也包括精神贫乏的人）来说都具有吸引力，因为它表明了两种强烈的欲望：对无限的渴望，以及想要获得捷径的愿望。按照宗教传统，人类最伟大的精神领袖佛陀和耶稣都曾经历过这种诱惑。但是，因为他们立场坚定，因此，他们认出了诱惑，并成功地抵制了这种诱惑。此外，魔鬼协定中规定的条件恰当地表明了神经症发展中所要付出的代价。用象征性的词语来说就是，通往无限荣誉的捷径必然也是一条走向自卑和自我折磨的内在地狱的道路。走上这条路，个体事实上也就丧失了他的灵魂——他的真实自我。

* * *

注释：

[1]后面提到的“成长”，都是指此处所呈现的这种意义上的成长——与个人的一般潜能和特有潜能相一致的自由、健康的发展。

[2]本书Horney，Our Inner Conflict, Chapter 2, The Basic Conflict；Chapter 6, The Idealized Image。

[3]《我们的内心冲突》（Our Inner Conflicts）。

[4]待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这种解决方法所包括的其他步骤后，我们再来讨论强迫性pulsiveness）这个词的确切含义。

[5]参见 [6]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 Reynal and Hitchcock, New York）著。

[7]参见本书 [8]人格因其主导倾向的不同而往往看起来有所差异，因此，我们很容易将这些倾向视为独立的实体。弗洛伊德认为，与这些倾向大致相同的现象是独立的本能驱力，它们具有独立的来源和属性。当我第一次试图列举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各种强迫性驱力时，它们在我看来也是独立的“神经症倾向”。

[9]引自Philebus，The Dialogues of to, tranted into English by B.Jowett, M.A.，Random House, New York。

[10]参见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een Eighty-Four）中“真理部”的工作。

[11]导致这种区别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更为彻底地放弃了其真实自我（并更为彻底地转向了理想化自我），这一点值得研究。

[12]在这里的哲学讨论中，我基本上遵循了索伦·克尔凯郭尔（S?ren Kierkegaard）于1844年所写的《致死的疾病》（Sickness unto Dea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1）。本段的引文引自此书。

[13]这里所说的“我们的”方法，指的是精神分析促进会（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Psychoanalysis）所使用的方法。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书的引言中，我曾说：“我个人相信，人类有能力也渴望发展自己的潜能……”也可参见Dr.Kurt Goldstein，Human N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不过，戈德斯坦（Goldstein）并没有对自我实现与实现理想化自我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对人类来说非常关键。

[14]我在本书中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指的是神经症驱力超过了健康努力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