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论 [1]_魁奈经济著作选集

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财富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增长的；人们所需的生产品增加得越多，他们对产品的消费越多，他们就越富裕。如果不去使用和消费，那么产品也就失去了作用。正是消费使它成为商品，并且维持着它的价格；产品的值钱的价格和巨大的数量，产生收入并促成国民财富的每年增长。因此，在增加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方面，人们本身就成为自己财富的 农产品的价格没有被给予足够的注意，然而只有根据土地产品的价格，收入才能够得到正确的估价。但产品本身是不会提供收入的：它的确可能非常丰富，然而却是没有收入的。如果售价不超过基础价格，也就是不超过成本，那么它就会使耕作者亏本，因此只有当产品的价格高于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费用或支出时，才能够得到收入。所以，依靠对外贸易而价格达到的程度越高，那么对国家、对土地所有者和人民也越有利，也越能够促进人口的增长和繁荣。这对国家有利，那是由于随着价格的增长国家财富也会增加；这对土地所有者有利，那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增加了；这对人民有利，那是因为生产谷物所需的支出也在不断增长。从人口增长的观点看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谷物的丰富能够把人们吸引过来，促进人口的自然增加。在促使国家繁荣方面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盈利能刺激扩大生产。但是只有依靠对外贸易而达到的价格，才对国家财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能有人认为，假定有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它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的交往，只是为了本身的消费而进行国内贸易，那么它对粮食产品就只会从满足自己需要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而不是从粮食的售价出发看问题，因此它就希望价格低，因为这样就能摆脱发行过多的货币的沉重负担。然而，如果这个假想的国家同其他国家一样是由不同类别的人们组成的，其中有耕作者，土地所有者，君主，政府成员，以及从事各种行业的人，那么事情就会是这样的：君主和土地所有者需要有收入，参加管理工作的人需要薪水，从事各种行业的人和耕作者雇佣的工人需要工资。因此，同其他所有的国家一样，这个国家的全年收入，也必须通过同全年产品和体力劳动的售价相适应的买卖方式在各种类别的人们中间分配。像所有的地方一样，这里的年成也是有好有坏的，这样就会引起价格的剧烈波动。因此，对这样的国家说来，商品财富的售价同其他国家几乎是同样重要的。

但是当一个国家必须靠货币财富来抵抗邻国的时候，那么它的产品在作为货币财富的来源这一点上就成了它的宝贵的东西；我说的是在作为货币财富的来源这一点上，并不是说它真是货币财富。这两个条件是要加以区别的，以便能对国家的财富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假定某种货物能卖到一百埃扣（法国的古货币），那么就是说这货物本身被认为相等于一百个真实的埃扣，这已经是足够了。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财富都是按其价格折成的真正的货币财富，即使它们实际上并没有转换成货币。因此一个同外国通商的国家的财富，是由货币财富和按国外价格估计的实物财富构成的。

这样，一个拥有价值为二十亿的农产品而没有货币的国家，同一个拥有二十亿货币而没有农产品的国家，是同样的富裕。

但是拥有这种可以售卖的财富必须进行双方面的对外贸易。假定两个相互通商的国家没有任何交往或对外贸易，那么其中的一个国家就不能靠自己的产品取得货币，而另外一个国家也不可能用自己的货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它们两者都同样地需要对外贸易——一个是为了用货币财富来购买等价的产品，另一个是为了保证自己产品的价格，使其能相等于货币财富。

然而关于本国的财富，不应当按照用出售商品的方法从国外吸取的货币数量来估计，而是要按照通过双方恒常的自由贸易而确定的这些产品的价格来估计。假定你每年只输出一百塞蒂小麦，没有可能更多地出售，但通商国家之间的小麦的共同价格，将对你具有与你出售一千万塞蒂小麦同样的力量。这种共同价格是这样形成的，正像几个沟通的蓄水库里的水位一样：假定在一定的时期内地中海的水没有流入大西洋，大西洋的水也没有流入地中海，那么这两个水库的水位将是相同的，因为这种水位是由它们之间的相互沟通所保证的。通商各国之间的价格平衡也是这么一回事：它是靠双方贸易的恒常联系来确定和保证不变的。因此，即使你们这一年没有向邻国销售小麦，邻国也没有向你们销售小麦，因为你们已有足够的数量来满足自己的消费，但也并不多余；你们这里的价格将仍然不比邻国低，也不比邻国高。因为假使你们这里的小麦价格较低，那么在自由的对外贸易条件下，你们就会把它输出，于是你们国家里的价格就会变得同国外的售价相等。自由的双方对外贸易的优点就在这里：它能使你们的任何商品经常都有共同价格，甚至在你们没有能力销售或购买的时候。这种共同价格能为你们的产品确定一个真正的，从对邻国的关系来说是相对的价格，而你们的真正的财富就是由这种相对价格确定的。仅对国内贸易有关的一切价格，本身不会使这个国家更加富裕或更加贫困，然而由于这种价格的混乱和不稳定，可能对个人的经济生活、行政管理和农业产生破坏作用。因此，商品的售价只能通过通商各国之间的共同的和稳定的价格来实现，因为每一个通商国家能够按照这种价格确实地向国外销售商品。于是土地面积最广大和物产最丰富的国家就成为最富裕的国家。

如果依靠对外贸易商品成为与货币等价的财富，而货币成为与商品等价的财富，那么认为向国外购买商品会使我们丧失货币的那种指责，就毫无意义了。由于对外贸易几乎总是以相互买卖的形式进行的，因此类似的责备就变得没有内容了。从研究对外贸易的平衡来判断它是否有利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一方得到了更多的货币，那么另一方购买了更多的商品。哪一方变得更富裕了呢?况且贸易的平衡不能表示出一方从自己的货币中，另一方从商品中取得的盈利。

然而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不进行双方面的贸易，一个国家的农产品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售价，它的国内价格是混乱和不稳定的，因为这种价格是由年成的好坏决定的。除此以外，由于这种波动而形成的共同价格，对国民收入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一个航海国家如果忽视自己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就会对自己财富的增长和人口的发展，以及对国家的富强造成巨大的损失。

人口的增长完全决定于财富的增加，决定于劳动、人力和这些财富本身的使用方法

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人们能够取得财富，过富足的生活，安逸地作为所有主享有以其劳动和精力获得的一切东西，他们就会在那里聚居，并不断孳生。人们取得财富必须依靠他们已有的财富，以及依靠别人的财富使他们得到的盈利。人们如果没有消费性的财富，就不可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居住。因为假如他们找不到动物或其他天然产品，以便在他们耕种的土地能够供给满足他们需要的物品以前借以充饥，那么他们就会饿死。这就是说，要取得生活必需的财富和达到能促使人丁兴旺的富裕水平，必须预先拥有财富。一个收入不断增加的国家，由于在国内能赚到工资就会把新的移民吸引过来，因此财富的增加能引起人口的增加。

然而要使财富和人口增加，必须使人们相信自己能得到自由和拥有自己的财富。要是人们失去了保障、权利和财产，他们就不会留恋自己的君主，也不会留恋自己的祖国。即使有人甘于过贫穷的生活而留在国内，但这些人对国家也是没有益处的。那种安于贫穷的人，那种习惯于吃粗劣的食物、穿褴褛的衣服、忍受各种困苦的人，像 这就是我国商人的原则，他们经常企图用这些原则来影响政府，使政府颁布对他们有利的规章和禁令，造成一批享有特权的人。这样，他们就能以低价购买我国的产品，并把从国外运来的货物用很高的价格卖给我们，从而获得很大的盈利。他们希望禁止外国的船只驶入我国的港口。他们说，我们在运费上竞争不过荷兰人，因为他们的航运非常便宜。从这一切可以看到，我国的商人只想到为自己谋利益而不惜损害整个国家和整个贸易事业的利益。

应当希望，他们的贸易会因扩大销路而使产品丰富，而产品的丰富则不仅在法国，而且还在其他通商国家引起粮食产品价格的下降。然而，产品丰富可以使价格下降得几乎一钱不值，而产品一钱不值则不会促使产品丰富：生产粮食产品所必需的费用构成基础价格，如果售价跌到基础价格以下，就会亏本。可能有人会反驳说，售价下跌后基础价格也会随着降低，因为工人的生活资料也会更加便宜。然而在基础价格中还包括赋税和租借费（fermage des terres），因此如果农村居民的工资以及土地所有者和君主的收入不减少，生产费用就不可能降低。所以，如果你把这种极其有害的后果同你所想象的不现实的产品丰富比较一下，你就能很容易地看到，商人追求的目的并不是公共福利。

有些航海国家同样遭受着像我国的贸易对我们本身造成的那种灾害，我们能不能把破坏这些国家的贸易看作很大的成就呢?为了破坏别人而把自己也一起破坏掉，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们甚至不会使他们遭到的损害像我们自己遭到的损害一样大。而且即使两者所遭受的损害是同样的，那么我们自己也只会受到损害而得不到任何好处。况且我们的这种不良意图只能用来对付荷兰人和英国人。

荷兰人从事中介贸易或转口贸易，他们购买粮食产品，目的是为了转卖出去。他们经常按照售价来调整买价，他们出卖的并不是自己的产品，价格的降低既不会减少他们的收入，也不会减少他们从贸易中获得的盈利。英国人的贸易虽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销售自己的产品，然而他们还包括许多其他的部门，在这些部门中他们和我们是没有竞争的，而且不会由于我们向国外销售的粮食产品价格降低而遭受任何损失。因此他们蒙受的只是一部分损失，而我们却要蒙受全部损失。

但是海外贸易不会在其他没有这种优越性的国家中增加我们的影响吗?英国将不得不在海军方面花费巨大的支出，以便和我们的海军力量相对抗，它就不会给予这些国家经费来同我国进行陆战。商人要我们相信，我们应当降低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缩减我们的财富，丢掉贸易给予我们的、我们和其他一些航海国家共有的优越性，他们的借口是：这样可以对同我们竞争的国家造成损害。这种主张怎么能使我们相信呢?因为在同其他一切国家相比之下，这同时也会破坏我们自己和使自己本身削弱。

因此只有在我们出售的产品价格高、我们购买的货物价格贱的情况下，我们的海外贸易才会对我们有利。当商人开始遵循这种原则以后，他们才会促进国家富裕，才能博得同胞们的尊敬，才有权利享受荣誉。

从事中介贸易或转口贸易、从一国购买货物又向另一国出售的人们，以及生产外销制造品的工厂主，也可以归入商人阶级。因为他们从国外取得的盈利在国内花费后，也能使国家的财富增加。但只有在国家人口过剩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上述的结果。

进行中介贸易或转口贸易的国家，通常几乎完全没有农田，他们的居民都住在沿海的城市里，那里易于进行海外贸易。荷兰人、汉堡人、热那亚人等等都是这样。这种贸易方式是某些国家赖以生存的源泉。在这些国家里，专制政体破坏了农业，而且人们只拥有易于隐藏和携带的财富。一些野蛮国家、土耳其、犹太人等等，都是这样的。他们依靠航运、商队和信札往来进行交易，这种贸易有利于他们所居住的、他们受到暴君及其分享政权的代理人压迫较少的城市，因为在城市里，特别是首都，压制的行为比较收敛一些。

只有在农村里才能横行无忌，农村也正是由于这样而变得荒无人烟。这种政权只有对农民才敢肆无忌惮，以至于农业被完全破坏，外省地方变得荒芜不堪。

交换贸易是很有局限性的，对于一些大国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资金来源。那是由于一些依靠自己的生产而变得富裕的、其地理环境便于进行航运事业的国家，自己也向国外销售粮食产品。它们大大地限制了进行中介贸易的国家的活动范围，使大多数这样的国家变成了只是承运人和中间人。它们的盈利主要来自节约消费，它们没有任何自己生产的东西，只能靠买进卖出来赚钱。因此，它们的消费越大，得到的盈利就越少。相反，拥有大量产品的国家却要靠消费来维持自己的财富，因为消费能促进产品价格的提高!经常的消费引起产品的经常再生产，这就意味着国家财富的恢复。

耕地多的国家，特别在没有大批的人把这些耕地变成有价值的东西的情况下，对外销制造品的生产不必予以很大的注意。一般说来，从事对外工作的人的数量是很有限的。

一切国家的人口总是同该国每年生产的财富相适应的；后者保证每一个国家有它所需要的、用以生产必需制造品的人数。只有有钱人才会花钱去买稀有的或珍奇的东西；他们向国外购买他们所需的东西。因此，对一个大国来说，这类东西的对外贸易总数同本国生产的农产品输出比较起来，总是微不足道的。

随你怎样去吹捧我国的时髦商品、丝织品和其他出口货物的生产，总之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 [32] 。不过我们将永远保持这样的意见：撇开原料问题不谈，这种只能补偿体力劳动价格的生产，同土地所提供的收入比较起来，对一个大国说来是意义不大的。

我们必须把生产外销制造品的雇佣工人看作帮闲的食客，他们用靠劳动取得的、不超过自己支出的工资向我们支付自己的生活费。

捕鱼业提供很小的一部分产品，受到的保护要比生产奢侈品的工场小得多，它被征收过重的税，而又没有被予以注意，然而它却是我国水兵的培养所；它的好处要比这些工场大百倍，工场占用了很多人，这些人本来可以在农业或海军中找到更为有益的工作。

工场生产丝织品、棉织品，并且用进口的羊毛生产毛织品，大大地缩减了我们本国的羊毛的消费，使人感觉到，这种生产的目的似乎在于消减我们的牲畜，而牲畜对于供给土地肥料和提高我们最需要的肉类消费是必需的。这一切好处都为那种徒有其表的贸易而牺牲了，因为这种贸易的结果是购买外国的原料，而原料的加工仅能维持工人的生活费，不能给工人和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但为了做这种工作，我们就要缩减我们谷物的对外贸易，使很多人离开生产性工作，使他们不去耕种土地而从事浪费性的生产。

可能有人会反对说，生产奢侈品的工场购买原料，能促进同国外的贸易，因而也使我国生产的农产品易于出售。然而购买现成的奢侈品将对我们更会有利，这些奢侈品会贵一倍 [33] 。这能使我们出售更多的本国产品，使我们减少奢侈之风，奢侈会损害我们的牲畜，使我们的土地变得贫瘠，占用许多需要用于更有益的工作的人力。

因此我们不要为那种仅能补偿体力劳动费用的零星的奢侈品贸易所吸引，因为我国的耕地是非常广的。我们要对我们的土地施肥，尽可能更多地出售谷物、葡萄酒、大麻、布匹和本国的羊毛。各种各样的产品，这才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每年再生产的财富能保证我们得到各种工场制造品和一切种类的工业品。财富是手工业和奢侈品的泉源。

土地所有者也可以看作是生产者，因为他们管理和改善土地。甚至君主及其大臣通过对国家经济的管理，也能在总的方面间接地促进财富的增加。国家的繁荣同他们也有关系，但是行政机构不能忽视国家财富的真正的来源。

在发现新大陆以前，西班牙一向从农业中取得自己的财富，它的人口非常众多。但是当秘鲁的矿山成了西班牙国王和上层贵族收入的来源以后，农业就被弃置不顾了。大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物质福利现在只能依靠君主的国库）把自己的土地弄得一文不值，国内人丁稀少，肥沃的土地荒废了，变成了一片广阔的荒地。人口的数量开始同秘鲁的矿山中每年生产的财富相适应。这样，西班牙从这个来源中取得数亿财富，却在农业生产上损失了数十亿的财富。

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土地所有者除了土地的产品以外没有别的来源来抵补自己的支出，那么他们就会支持农业，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保护农业，使它不致受到下级行政人员滥用职权之害。他们经常把情况告知政府，混乱的秩序也就会停止发生。农村的居民保持着必要的资金，用于缴纳租借费和赋税、使土地不失去其价值，并使自己的家庭能以保持他们所习惯的生活状态。

住在自己领地上的大土地所有者经常维护和改善自己的土地，防止它们被过于贫穷或马虎的租地农场主弄得荒废。他们对改善和扩大的工作以及为保证或提高收入的工作进行预付，或者在租地农场主发生困难的时候给予他们帮助。在租地农场主出售产品时机不利的时候。允许他们延迟缴纳租借费。已故的元帅密尔普亚拿出一万利佛尔给自己的管家支配 [34] ，以便帮助那些由于冻害、牲畜倒毙或其他灾害而遭到困难的租地农场主。这位大臣肯定地说，上述的数目并没有变少，因为农场主非常善意地、而且一有可能就把所借的钱归还了。要是所有的大土地所有者都愿意进行这样的帮助，那么他们就能为国家保全许多由于遭受农业灾害而濒于破产的良好租地农场主。拥有土地的寺院目前几乎是执行这种义务的唯一的所有主。结果它们的土地经常处于良好的状态，它们的租地农场主数百年来父子相传都能缴纳租借费。它们不去促使那些轻率地宣称愿意出较高租借费的租地农场主进行有害的竞争。一个租地农场主只要他能把土地种好，就永远可以相信，土地将仍旧归他耕种。这样的土地所有者会促进耕作者的利益，并且会同意让耕作者在方便的时候缴纳租借费。但一般说来，长久以来一直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租地农场主总是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租借费的，因为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依靠自己的劳动和耕作得很好的土地安定地为自己创造富裕的生活。他们越富裕，就能把土地耕种得越好，越能准时缴纳租借费，越能安心地等待有利的时机来出售产品，越能经受住所遭到的灾害。因此土地所有者如果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土地，在改善土地方面进行预付以提高土地的产量，挑选善于耕种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在资金和劳动方面给予他们帮助，并促使他们富裕起来，这对国家说来是非常有益的。这样的土地所有者越富裕，他们就越能使国家财富的年产量提高，因为他们越富裕，他们就更能通过改善自己土地的方法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在土地所有者这样明智的情况下，我国的土地价值可以增加一倍或二倍。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住在自己的领地上，他们在改善自己的土地方面达到了很大的成效；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说明：那里的农业成了他们的财富的来源。

生产者是人口中的主要部分，其余的人是辅助部分或补充部分，它们与前者总是成比例的。这一辅助部分的人能帮助主要部分的人节省花在以下各种事情上面的时间：满足自己的需要，保卫国家，保护自己的劳动产品，以及保卫作为每年再生产财富的来源的土地。

任何人，如果只享用国家的财富或者完全不享用国家的财富，都是对国家无益的。不过也可以说，人是由于自己的消费而变得有益的。这确实是如此的，只要他用劳动补偿自己的消费，或者他直接或间接地对生产他所消费的或占有的东西带来好处。因为如果他从财富中拿取了东西而不予偿还，那么这财富不可避免地就会减少。但是如果他对自己消费的东西付了钱，那么他不就是使财货恢复了吗?不，因为如果他自己不赚工资，那么他只能用他所持有的来支付，这至多是把落入他手中的财富还出来。他本身对他所消费的东西的再生产并没有起促进作用；只有依靠别人的劳动，财富才能够再生产和不断地产生。因此不为自己所占有或消费的财富的恢复进行工作的人，把自己消费的东西一去不还地消灭掉了。也许有人会觉得，他付了钱，就是为社会恢复了他所消费的东西，但是毫无疑问，他所消费掉的那一部分财富，在再生产的财富中是不会有了，因为他无论直接或间接都没有促进这种再生产。可能有人会反对说，即使他不促进这种再生产，但其他的人们在重新生产。其他的人们的确以他们的劳动或他们带来的好处在重新生产一切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重新生产应当靠他自己的劳动或他带给社会的好处而再生产的部分，因为他消费了，而没有对所消费的东西给予补偿。因此他的消费是纯粹的损失，因为这消费并不成为再生产财富的组成部分。假如他继续消费而对所消费的东西不予以补偿，那么由于持续的消费必须使这部分财富仍然再生产。当然，这部分财富是重新生产的，不过是靠别人的劳动生产的，即使他无论直接或间接都不生产，东西也并不会由此而缺少。因此从国家财富的方面来看，这种无益的人仿佛根本并不存在。可能有人会反对说，小孩什么也不生产而只消费，但并不算作国家的负担，因为一个人对社会的益处是以他整个一生来计算的。童年时代和老年时代是靠他带来好处的那些年代补偿的。同时也不应当认为，到我们这里来花自己的钱和消费我们的财富的外国人没有带来好处，因为大家知道，他的消费是用外国的财富向我们支付的，而并不是用我们的财富。那么难道一个靠利息生活的游手好闲的人花费自己的收入就不会带来好处吗?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也是有益的，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后果，把人和他所消费的财富纠缠在一起了。的确，假如对生产财富毫无帮助的有钱人不把自己的收入花费掉，那么他们就会是极端有害的。现在他们虽然不是那样有害，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是有益的。假如他们把自己的本金（capital）一起花费掉，那就更好，这本金转移到劳动者手里，会变得更加有益；这些财富掌握在自己不带来任何好处也不提供任何东西的游手好闲的人手里，可以认为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偿。幸而这样的人并不很多。在贵族中间不献身于重大事业或不担任重要职位的人是很少的，不管是在教堂里，在军队里，在国家管理机关中或者在法院中等等。

没有巨大财产的人们，从事适合于他们的能力和文化水平的各种工作。关于有钱人和一般工商界人士的益处，可以根据他们的收入来加以判断，他们的收入表明他们的劳动对国家繁荣所起的作用。

在使用人的劳动力的时候，国家应当不单是考虑人们实际带来的利益，还应当考虑到，就目前的人口数量，如果把这些劳动力用于别的更为有利的工作上，是否能使国家取得更加巨大的利益。它还应当在能够用较少的人和较少的开支就应付得过的工作上缩减工作人员的人数。在这些工作上没有必要的人们，是从别的工作上夺取过来的，而在别的工作上他们可能为国家带来利益。没有任何好处而只会增加商品或农产品价格的支出，会减少它们的销路和生产。那些对人口的增加比财富的增长更为重视的人可能会说，甚至这种支出也会给国家带来利益，因为这样能够使更多的人生活，增加消费，扩大农产品的销路和生产。

所有这些好处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因为使产品增加价格的那些支出不可能增加产品的数量和业主的收入，因此只会使销路、消费和生产缩减。消费是同消费者的富裕程度相适应的，而消费者的富裕程度决定于国民收入。支出的增长不会使收入增加，相反，只会使收入减少，因为它会使粮食的价值降低，这价值应当反映真正的价格。使粮食生产担负不必要的支出，就会使粮食变得十分昂贵，如果不是损害产品的真正价值 [35] 而使价格降低到可能的限度，那么它就会失去销路。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本来可以避免的而同时又构成许多人（这些人对所拿的工资没有给予补偿）的工资的那种支出，会使消费者的收入和财富减少，会使产品的销路和生产缩小。

生产的缩减意味着财富的缩减。而国家的人口总是同国家的年产量和收入相适应的。因此只会使农产品和商品增加生产费用的人，不仅对财富的增长是有害的，而且也会妨碍人口的增长。由此可见，可以减少人力上的支出的一切机器，以及节省搬运劳动的运河和河流，都有助于符合产品或商品的真正价值的价格的形成。它们对销售和生产都是有利的，从而促进财富的增长，以及人口的增长，因为财富的增加会引起支出的增加，而支出的增加则引起各行业工资的增加，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工作。因此，认为人口的增加会损害财富的年生产量，那是不正确的：有一部分人，他们消费的东西会超过他们所生产的东西，但这部分人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多。

有关缩减会造成产品价格上涨的支出的那些问题，都可以在上面这个原理中找到解答。例如，有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当禁止荷兰人从事航运业务，他们把我们的货物从一个法国港口运到另一个港口，而所收的费用比我们自己的少。有人说，这样我们的航运业就会失去盈利，而为外国人所得。然而在使用荷兰人的廉价服务中国家可以得到好处，因此就应当决定，是否应当把航运业的局部利益看得比国家的整体利益更重要。可能有人会反驳说，航运业的利益是和国家的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两者都要求取缔荷兰人的近海航运事业，因为这样可以促进我国的贸易和海军的发展。这种禁止当然对我国商船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能保证它的盈利，而这种盈利能扩大我国航运事业中的这个重要部分；这对海军同样是有好处的，因为能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航海事业。但是能把近海航运和商船完全混为一谈吗?它不是一个独特的部分吗?因为它的任务并不是对外贸易，而只是把货物从一个港口运到另一个港口，而且只与我国的国内贸易有关系。因此减少这种运输费用，能使属于同一个国家的出售者和购买者同样感到兴趣。而增加这种运输费用虽然对某些同胞有利，却会对农产品的销售、消费和生产带来很大的损失，从而不可避免地使国家财富的年产量缩减。

使国家财富缩减就等于是损害它的基础。至于增加水手的数量，这毫无疑问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这并不是区区近海航运所能解决的，而且决定于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如果我们有财富，对他们给予优厚的报酬，那么水手是可以找到的，特别是假如我们能够促进渔业的发展的话，因为渔业是海员的培养所，同时又是财富的源泉。但是假如我们采取会促使财富缩减的办法来使水手的人数增加，那么人口也会减少，因为人口总是和财富相适应的。这种办法不仅不会有利于他们所追求的局部利益，而且对公共利益也将更加不利。因此，在等待我们所期望的变化时，至少可以说，现状对我们并不危险。

一旦乡村居民受到压制和变得贫困起来，一旦耕种土地不足以维持和保证住在乡下的人们的生活资料，他们就会流入大城市。在那里，他们大批人从事益处很小，甚至完全无益的工作，或者成为其他的人的负担。人数特别多的是商贩和仆役。

严格地说，只进行国内贸易的商人不能算作从事生产性劳动 [36] 。他们替国家效劳，国家给予他们报酬。商人的人数和他们的盈利是这样的不确定，完全不决定于某种固定的制度，以致各种商贩的人数可以无止境地增加。他们每一个人都竭力至少保证自己家庭的生活，因此，这些家庭的人数越多，那么零售商业的价格就越贵，对居民的负担也越繁重。由于只需要有不大的资金就能当商贩，去推销某种货物，结果许多由于农村破产而流入大城市的人都开始做生意；他们把一笔不大的资金投入商业中，而这种资金在他们的父亲的时代本来是会投入农业中的。这样，苛捐杂税、非常后备军的征召、强制劳动，对农产品贸易的限制以及其他的压制，使农业失去了劳动者和资金。流入大城市的许多商贩，由于必须赚到同他们的人数相适应的工资，势必引起物价的高涨，给居民造成损害。由于商贩众多而引起的物价高涨，使善于推销的那些人能够积储起财产来，而这对社会是不利的，因为构成这种财产的盈利大大地超过了那些大商人所花的费用和消费。

积储起来的、滞积的财富，形成了积累和妨碍生产性财富周转的障碍，这种生产性财富必须经常不断地通过农业来构成每年的财富生产和国家收入。

同时，对农业国有害的这种财产积累往往被看作是国家财富的指标，而实际上相反，它却是衰败的原因。

不能认为耕作者的资金同城市小商贩的资金是属于同一类的。耕种土地的耕作者只有通过对国家有益的劳动才能得到收入，而且每年只把自己的财富用于向雇佣来从事田间工作的农民支付工资。这种连续不断的工资，只要他们一般有此可能的话，为他们创立财产，然而这种工资甚至还不到他们每年生产的产品的十五分之一。因此，这种财产越大，获得这种财产的人也就更为有益，他们在创立财产时对自己的财富就利用得更适当。问题在于如果在农业上作较大的预付，就能使土地的产量增加二三倍，如果预付不足，则所得到的产量仅能比支出超过30％，而如果花费足够的支出，则能够获得预付数的100％的盈利，这种盈利一部分为国家所得，一部分归耕作者所得。由此可见，正是耕作者创造的财富才能保证国民的收入、君主的强大和国家的繁荣。因此由于耕作者使用财富的作用和性质，对耕作者应当比商人给予大得多的注意，商人是在困难时期、在有价证券流通数量增加的时刻着手工作的。这种商业不可避免地会使资金脱离生产过程。贴现贷款银行不仅不以自己的财产促进财富的生产，而且还要使货币停止流通，逐渐地把国家的不大的积蓄汲取殆尽。

在这样的时期，国家的全部货币都集中在首都。单靠用不动产向债主抵押的人们，很难借到钱。在由于资本归国家所有、结果利润只是单利的时候，这利润是太小了。为了要使自己能得到较大的利润和使货币能迅速地归还，就不得不规避法律。

在财政界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影响下，一些没有远见的人认为流通的货币量增加了，国家拥有良好的资金来源。但是这些成就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国家资金的来源，做投机生意的人（l’agioters），在当他们知道对信贷的需要能维持他们贴现的期票的价值的时期，会不断地发财致富。但他们从不放弃对自己的财富的支配，只有当他们得到充分的安全保证时，才会把这些财富拿出来，然后把它们藏在仓库里。于是留下来的就只是过去时期的困难的后果。

有些人认为，依靠一定数量的钞票和其他的国家商业证券的经常周转来补足国家金银的数量是适当的，但他们不懂得，这种期票只适合于维持成为累赘的、不正当的贸易，这种贸易什么也不生产，它仅靠货币而存在，并帮助职业投机商把国家的一部分货币操纵在自己手里。这部分货币就停止周转了，而货币只有依靠周转才能经常充实实物财富的来源，才能满足预付的需要，满足使这些财富每年再生产所需的必要支出的需要。货币本身是不能生产货币的。在这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贸易中，货币同时是商品，又是清算的手段，因此这种贸易是损害了办理贴现的人而使贴现者致富的。投机生意对社会只会有害处。对出售者和顾客都有利而对整个国家也有益的唯一的一种付钱的贸易形式，是把商品交换成货币。国家证券和商业证券的周转不可能算是国家财富的真正的充实；要使货币不缺乏，只要有商品和无阻碍地进行的自由贸易就足够了。

人们对过多的人离开乡村到巴黎来当仆人，比对城市居民从事商贩或货币交易给予更大的注意。的确，假如人们依靠农业能够生活下去，假如他们没有被拉入非常后备军的危险，或者强制的筑路工役（corvée）不是把他们弄得一贫如洗，那么他们到城市来当仆人就意味着使农业失去人力。如果没有所需的资金，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就无法进行耕作，如果租地农场主无力雇佣工人并付给他们足以维持全年生活的工资，那么他们也就无法依靠租地农场主而进行耕作。但是在大多数的省份里，租地农场主和分成租地农场主要经过很大的困难才能得到维持自己家庭的生活资料，他们从不能自由销售的谷物中得到的钱极少，因此如果不能保证他们低微的、哪怕同他们的繁重劳动不完全适应的价格，他们就无法进行耕种；远不是所有的农业工人都能劳动并忍受这样的贫苦和劳累工作的。他们对这种繁重而又贫苦的工作感到厌倦，不愿留在自己的悲惨的处境中而宁愿去当仆人，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要保持人道，不能阻止乡村的人口流亡。假如强制地把人们留在乡村里，那么住在这一切荒芜的地区的人们，都将是很不幸的。

也许应当回想一下这样的一些国家，那里农民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农奴，必须替自己的主人做工，主人只给予他们一些最必需的东西。但是这种强烈地损害君主的政权和国家的繁荣的制度，压制着一切的竞争和一切的积极性。除此以外，它是同航运事业和贸易的发展不相容的；这种封建的霸主政权无论对航海国家或是对真正的君主政府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只有自由和私人利益才能够使国家欣欣向荣。

有人建议在法国把乡村教师从乡村中赶出去，这是徒然的。这种拙劣的方法有时会受人欢迎，但这是荒谬的，而且只会增加另一种压制！不管那些不幸的农民自己会不会阅读，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能够在巴黎生活下去，他们在那里有相当多的亲戚或同乡能收留他们，替他们安排生活。要防止这种情况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改善他们的处境。在乡村中，农民是很眷恋自己的乡土的，除非贫困逼迫他们离乡背井，否则他们是不会抛弃自己的乡土的。居民离开乡村，那是由于乡村里没有足够的财富；当人们不能得到富足生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是无益的。因为没有富足和安定的生活，他们就没有可能也没有勇气从事有益的耕作。因此，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农民离开自己的乡土，以便也许能在外地得到某种好处，这对国家是没有什么损失的，因为这些人的消费仅限于最粗劣的食物和最破旧的衣服；他们什么也不购买，什么也不出售，他们的劳动是这样的无用，甚至不能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虽然众多的仆役对促进财富的年产量作用很小，他们终究还能起间接的促进作用。

应当让有钱的人能够自由地花钱。假如奢侈能促使他们拿出工资养活一些无用的人，那么这些仆人虽然不能列入生产性劳动者之数，但终究应当把他们看作是有助于使有钱人的钱在各行业中分配的消费者。因为仆人不会把从货币周转（其目的在于不断回复到每年财富生产的源泉中去）中取得的财物积累起来。他们的衣食和薪金是对社会有益的消费。有钱人一方面使用自己的财富，同时也就把财富还给了社会。绝对不能妨碍有钱人使用自己的财富和收入，因为这种使用会促进财富的产生和再生产!因此,为贫困所迫而出来当佣工的许多仆人，比他们留在乡村里过贫苦的、无目的的生活害处较少。这些仆人对国家的益处，正像生产奢侈品的工人一样。因为这类工人之所以有益，只是由于他们能促使有钱人花钱，并且由于他们自己也把劳动所得的工资花费掉。但是在一个没有足够的人力使土地变得有价值（faire valoir les biens——fonds）的国家里，这两者都是无益的。

但如果政府不要土地的收入，如果它凭借法律的权力使土地的耕作只限于生产国家生活必需的产品，那么总是有一部分同人口总数相适应的人，不管它的数目多么小，会只以自己的消费而有益。甚至可能，人口多将成为国家的负担。

滥用职权和混乱的现象会使有些人创立对社会有害的财产，而使另一些人变得贫穷和卑微，如果不加以反对，那么奢侈将变得没有限度，使一切等级的人倾家荡产地乱花钱，因为地位和尊敬只有靠财富才能得到；财富会把一切社会地位搞乱，使官阶、功绩、德行以及一切基本的社会特性失去作用；依靠财富的帮助，可以给自己找到靠山，使弱小者破产，以及获得按理应当属于有才能和有功绩的人的职位。这种杂乱无章的状态会损害人们对公共福利的关心，破坏政府在内政上所依靠的动力，破坏经济秩序，使国家发生震荡。罗马最富裕和最浪费的时期，正是在它把自己统治下的行省搜刮殆尽的时候。然而这种浪费成了摧毁罗马帝国的力量 [37] 并使它为敌人所征服的直接原因。

当一个国家在人口和产品方面都达到高度繁荣的时候，那么人们以其财富给予国家的好处比以其数量给予国家的好处更大。如果这财富巨大，那么人的生活就富裕，他们的同富裕程度相适应的消费会促进财富的生产，维持国家的威力。然而如果人口的数量与从土地和从对外贸易取得的财富数量比较起来显得过多的话，那么这种过多的人口就不可能促进财富的增加，而是以其消费引起粮食产品价格的高涨。但价格的提高并不增加财富的总量，而由于人数增多引起的需要的增多，会降低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假如人口过分的多，那么人们的消费就只能限于一些最迫切的必需品。结果国家就会从繁荣变得贫穷。人们将没有可能缩减自己的消费，以便分出一部分作为政府和保卫国家所需的费用。这样的国家将不得不使土地只生产最必需的东西，并以此限制自己的消费。中国的人口情况就是这样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只能保证居民大米和某些充作粮食的谷物。中国人是管理得很好的，没有战争，也不侵犯别的国家，他们的人口增长超过了耕种得很好的广大国土所能供给的生活资料，不过促使人口过分增长的这一切情况，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

君主及其地方长官的专制，法律的不足和不固定，行政的杂乱无章，土地权的没有保障，战争，赋税的不固定，会使人们遭到损害，使君主的财富遭到损失。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使自己的人口达到这样的数量，以致能获取土地所能提供的全部物产，并且创造出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享受最大福利的财富。

政府经常致力于使人口增加，因为人能够使财富增多。但是如果它过于贪婪，就会急于把应当用于使国家收入增多和使人口增长的财富搜刮殆尽。如果它急于使用现有的财富，而超出了在不损害农业的情况下所容许的范围，它就会使自己濒于贫困的境地。它通过足以使人破产的、没有很好调节的赋税，通过强迫和罚款，通过为产品的销售设立障碍，通过剥夺贸易自由或者通过对外销的粮食产品征税等方法，来搜刮这些财富。

这种考虑不周的征税方法，其结果只会减少君主的收入，因为不仅由于赋税本身，而且还由于征税的费用，而引起价格的上涨，而价格上涨会妨碍粮食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特别是那些为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我国能够大量生产的粮食产品。而这些产品却正是国家的巨大财富的源泉，它能向许多人提供生活资料，这不仅是由于生产这些产品可以使许多人得到工作，而且还由于这些财富的消耗能为从事各种行业的人构成工资的来源。法国可以生产大量的葡萄酒，按照对邻国有利的价格把它销售给邻国，而我们也能得到大量的收入。这样财富就能增加数百万，而人口也会增长数百万。

然而一个农业国的变得富裕，并不仅是依靠自己财富的增长。事情是这样的，大量的财富比大量的人更能促进这些财富的增加，但另一方面，财富的增加会促使从事各种行业的人数的增多。例如，小农经营由于资金不足，只能使用犍牛，需要的人数比使用马匹的大农经营要多得多，而得到的收入却要少得多。大农经营需要大量的预付，但是它能得到百分之百的盈利，而占用较多人力的小农经营，所花的支出只提供百分之二十的盈利（参阅《谷物论》，政治经济学）；除此以外，占用较少人力的大农经营能保证人口的大量增长，因为它能对数量多得多的人提供工资和生活资料 [38] 。

因此，国家财富的增长，能促使这些财富以及国家的人口和威力更大地增长。

航运能使国家利用本国的粮食产品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没有航运的国家几乎完全没有能力使自己的财富和人口增长。要知道在没有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它们甚至不能扩大农业，因为农产品的丰富会促使其价格下跌，并损害土地所有者和君主的收入。促使价格下跌的产品的丰富，对人口的增长是不利的，因为贫穷根本不能把人留在国内，而且不能把人们吸引过来。的确，如果财富和人口的比例遭到破坏而人口显得较多的话，那么这种人口的过多将促使国家愈加贫穷。工资将成比例地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下降，消费将成比例地随着工资的下降而下降，以至于使人们处于这样贫困的境地，使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土地提供的收入的缩减，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在这种场合土地所有者将缩减自己的支出，从而也引起了从事各种行业的人的工资的减少，结果人口也就会随着缩减。

一个航海国家如果国内有大量多余的粮食产品，而禁止把它输出，或者用课税的方法来阻碍其销售，那么也会发生上面那种情况。结果会形成使耕作者亏本的价格，而土地的收入也就会得不到。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对外贸易，否则就是严格地把农业限制在满足本国的生活资料需要的范围内，而这样在歉收的年份就会使下层居民有经常挨饿的危险。但产品贬值的危险性更大，因为它会使农业生产缩减，损害国家的收入和国家生活的泉源，使人口减少，使国家破产。

因此当谷物输出被禁止的时候，就不必去埋怨农村的居民没有开垦荒地，没有生产丰富的谷物！丰富同贬值连在一起就意味着贫穷，因为不管谷物怎样丰富，假如它只能给耕作者补偿他们所花的支出，那么丰富就并不意味着财富的增长；要使售价超过所花的支出，达到能够改善工资和收入。因此经常需要仔细地研究，所花的支出是否会超过产品的价格，扩大耕地面积是否会影响另外一些土地的收入，哪些土地是为了必须把谷物价格维持在一定的程度上、为了补偿所花的支出、为了缴纳租借费和赋税以及为了补偿耕作者的劳动和所冒的风险而至今一直加以限制的。只有这样才能明白，是否相反地需要依靠法律来严格地限制耕地面积，遵照在商务上有高度知识的国家的榜样，把一部分过剩的商品抛到海里去，以便维持它所出售的那一部分商品的价格 [39] 。这样的法律要比禁止把多余的产品（假定由于这种极其有害的禁令而变得贬值的土地上还能得到多余的产品的话）向外国销售的法律更为合理。它们同样要比禁止种植新的葡萄和规定把葡萄藤拔去以便扩大没有销路的谷物播种面积的法律更为合理。法国还有三千多万亚尔邦适宜于播种谷物的未开垦土地，然而这些土地不能耕种，以免谷物的价格会下降，从而引起国家收入的减少，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人口的减少，这种人口的减少在得不到收入和由于人口减少而使农业衰落的情况下是一定会发生的。

在制定这些禁令的时候，难道真是相信小麦的低廉价格将能促进谷物产量的丰富和人口的增长吗?这里面有着一系列会导致普遍衰落的现象，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今天已经没有必要来寻找衰落的原因了。要摆脱这种有害的偏见，只消看一下罗亚尔河对岸的那些省份，那里谷物由于没有销路，经常发生贬值，农民收入极少，甚至价格低廉的小麦也吃不起。这是一些最贫穷的、人口稀少的省份，耕种的土地也极少。像法国这样一个航海、农业和贸易的国家必须用自身的经验教训来理解这些真理，这是十分可悲的事。因为这些真理从没有航海优越性的邻国的经验教训中是很容易发现的。

* * *

[1] 《人口论》或《人们》这一篇文章是魁奈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写的，但在一七五七年情况变得异常严重的时候，又把它取了回来。后来它为杜邦·德·奈穆尔所得，虽然他于一七六九年曾向《市民日志》（Ephémérides du citoyen t． I）的读者提到过这篇文章，但结果未能发表。直到一九〇八年，这篇文章才在杰沙姆普和朱布亚合编的《经济社会学史杂志》（Revue d''histoires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 [7] 魁奈在这里提出的巴黎的人口的数字与下列诸人的提法不同：瓦本（七十二万），索格伦（七十五万），杰派尔舍（八十万），标芳（六十万），埃克斯比里（六十到六十五万之间），稍后的涅克尔（六十二万），杜柏莱·德·圣莫尔（六十万）。重要的是魁奈强调所有这些计算的结果都很接近，而把其中的差别解释为只是由于计算的对象不同。（俄译本注）

[8] 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是不容争辩的，而且十分确切地指出了巴黎人口补充的主要来源。（俄译本注）

[9] 参阅王国年鉴中的检察官名单。（原注）

[10] 取材于威廉·配 [11] 《经济杂志》（Journal économique ）一七五七年六月和七月号英国的经济情报。（原注）

[12] 一般认为，英国的人口有七百万，苏格兰有二百五十万人，爱尔兰有一百五十万人。我国的人口比这三个王国多五百万人。英国的富足引起了很大的消费，消费大永远是收入多的标志。按照这个特征可以确实地判断该国每年财富的再生产。但法国也可能轻而易举地使自己的居民达到这样的富裕，并很快地增加人口数量。法国政府现在承认了苏理的原则的正确性，同样很关心，要使国家变得富裕。从英国文章中摘录的引文，是以法国和英国目前的收入状况为根据的；他们的计算，是以按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成比例地征收的租税为根据的；这租税证明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为二亿利佛尔。同时，这些文章的作者证明，法国的土地收入（约为土地所提供的全部产品的八分之一，包括所花的支出在内）不超过这个数目。他们认为，英国的贸易比法国的贸易超过一倍。他们证明，从土地得到的收入并不决定于土地面积的大小，而是决定于耕作方法和产品的价格。在这方面，荷兰和西兰岛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明。这两个地方从自己的十五万亚尔邦土地中取得的产品，相当于法国三分之一的土地，也就是一亿三千万亚尔邦土地所提供的产品。收入中不应包括出租房屋和放债的进款，因为房屋和货币是非生产性的财产，为支付房租和利息，需要从别的财产中得到收入。（原注）

[13] 魁奈低估一六五一年颁布的克伦威尔航海法的意义的意图，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他认为只有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完全自由并取消一切专利权和限制，才能够为发展贸易和建立合理的国际关系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在这一点上表现了他对建立在重商主义基础上的国际政策的敌对态度。（俄译本注）

[14] 魁奈关于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与财富的区别的这些议论，实际上表明了他要想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加以区分。然而结果他还是把二者混淆起来。他既把价值看作是劳动的结果，但同时又常常把恰恰属于使用价值的个别成分归入价值的说明中。

他常常把价值和价格混同起来。因此他对价值的理解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他对“价值”（valeur）的概念不仅同“财富”（richesse），而且还同“使用价值”（valeur usuelle）混淆在一起。由于这种混淆，不仅把它的文章译成俄文非常困难，而且他的思想也难于理解。至今魁奈还保持着难懂的作家这个称号，并不是偶然的。（俄译本注）

[15] 魁奈关于使用价值同价格，价格同价值等等之间的区别的这些议论,表明他有时对价格、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区别的正确理解是非常接近的。然而他不大遵循他自己所确定的区别,时常把这些术语当作同义词使用，以致使自己的术语产生很大的不固定性，时常会引起许多误会，造成逻辑上的矛盾。（俄译本注）

[16] 魁奈的“基础价格”这一术语，其意义相当于“生产费用”。（俄译本注）

[17] 这一点并不完全正确。英国和荷兰并不完全遵守谷物自由贸易的原则。这可以参阅巴施的《十六—十八世纪荷兰经济发展史》（一九四九年俄文版）中的《贸易与贸易政策》一章。在一七五七—一七五九年内英国的谷物出口是禁止的。（俄译本注）

[18] 这段所列数字，俄文译本错误极为明显，如五年是十五塞蒂，值三百七十利佛尔，这数目以十五来除，显然不是十八利佛尔，以十五除二百七十，则是十八。——译者注

[19] 在《谷物论》中，我们的小麦收获量估计为在通常的年份从大农经营可以得到四千五百万塞蒂，从小农经营可以得到三千四百万塞蒂。然而在计算后者的数量时，把这些农户生产的其他谷物也包括在小麦的总数中（为的是避免过于繁琐）。这些农业经营者的小麦是以较低的价格计算的，以便把所有的谷物一起得出一个总数。但是如果精确地计算，那么我们总共收获四千五百万塞蒂小麦，其余的数量属于各种不同的折合成等价的谷物。这个收获量应当看作是一千五百万亚尔邦耕种得很好的土地的产量，然而我们拥有六千万亚尔邦适宜于耕种的土地。因此，我们有四分之三的面积没有用于农业。

法国把农业局限于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使自己的土地失去了四分之三的收入。从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只有二千万亚尔邦耕种得很好的土地的英国会比法国获得更多的收入（参阅《谷物论》中关于很好地耕种的效果的资料）。（原注）

[20] 英国人的对外贸易比我们更为广泛和稳定，他们输出一百多万塞蒂小麦和一百多万塞蒂其他的谷物。在欧洲的整个国际贸易中，谷物的销售量总共大约有一千万塞蒂。因此，由于缺少顾客，英国的谷物贸易自然会受到限制。（原注）

[21] [32] 魁奈具有同大多数法国启蒙学者相同的观点：在基本需要还不能满足以前，不容许奢侈。他反对发展生产奢侈品的工业。（俄译本注）

[33] 这是明显的笔误。应当是：便宜一半。（俄译本注）

[34] 根据鲍威尔的记载：“沙尔里—庇尔—加斯东—法朗苏亚·德·列维，侯爵，后为密尔普亚公爵（1699—1757），驻维也纳及伦敦大使，战时在布罗温斯和尼斯服役，后为布鲁阿斯省省长，王家护航舰舰长，郎基多克的中将，法国元帅。”（《经济社会学说史评论》第1号，一九〇八）（俄译本注）

[35] “真正价值”这个名称又一次表明魁奈对价值问题的看法是何等的模糊，他在对它的本质所下的定义方面是多么的摇摆不定，他感到他是在努力寻找最确切的表达方式，因而对它作了许多种的定义。（俄译本注）

[36] 这是对前面所叙述的看法的修正。（俄译本注）

[37] 这里原文有笔误：把consumait（摧毁）写成eonsommait（消耗）。（原注）

[38] 在拥有大农场的富裕租地农场主耕种的土地上，居住的人要比小租地农场主或分成租地农场主耕种的土地上少。如果看一下博斯地区和彼歇地区的地形图，那么就可以看到，前者比后者空旷。在博斯只有一些范围很大的大教区；在各教区中住房非常多，而且很密；博斯的土地所提供的收入大大地超过彼歇的土地收入。总之彼歇的人口虽然比博斯多，但在促进国家人口增长方面却远不如博斯。对于在农村中使用人力的合适性，应当根据他们的工作，根据他们对增加土地价值的能力来判断。由富裕的耕作者耕种土地的国家，是能够保证得到最大的收入和拥有大量人口的。必须使农场保持财富，而使土地所有者把收入花费掉。前者能创造收入，后者能向人们提供生活资料。（原注）

[39] 由此可见，魁奈赞成商人资本家在原始积累时代所实行的，并且由重商主义者在理论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最野蛮的措施，虽然他是反对殖民政策和商业战争的。不过他的赞成是有条件的。（俄译本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