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路斯提乌斯及其作品_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

罗马史学有这么一个特点：传世的历史作品的作者，他们的身世大都不甚清楚。李维和塔西佗就是突出的例子。撒路斯提乌斯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他的生平事迹也十分模糊。后人读其书，想了解其生平，也只能把其他作品里提到他的片言只语连缀起来，看一个轮廓而已。这些史料散见于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塔西佗、奥路斯·盖利乌斯（Aulus Gellius）、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耶洛尼姆斯（Hieronymus，通称圣·吉罗姆St．Jerome）以及阿斯科尼乌斯（Asconius）给西塞罗的演说所作的注释、塞尔维乌斯（Servius）给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Aeneas ）所作的注释。本来阿斯科尼乌斯有一篇《撒路斯提乌斯生平》（Vita Sallustii ） [1] ，可惜失传了。

生 平 点 滴

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公元前86年 [2] 即我国汉昭帝始元元年，生于罗马东北约90公里的小城镇阿米特尔努姆（Amiternum）。城镇位于意大利大岩壁（Gran Sasso d’Italia）之下，是萨宾人聚居之区。萨宾人可以说是罗马人与之最早打交道的一个部族，虽然罗马传说中罗慕路斯国王时代诱骗萨宾妇女做妻子的故事未必可信，但萨宾人很早便和罗马人融合，而且他们的文化后来成为罗马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萨宾人是一个文化落后但是爱好自由的山区部族，自古以来便过着迁徙不定的牧民生活。他们的村落分布在山顶、山坡或山脚下，但筑城而居的情况极为少见。和萨宾人属于同一个部族集团的萨谟奈人则特别骁勇善战。据史书（李维、狄奥尼西乌斯）的记载，从王政时期开始直到公元前449年，罗马人和萨宾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公元前449年，罗马人对萨宾人取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 [3] ，这之后因史无明文，我们对萨宾人的活动不得其详。而我们在李维的《罗马史》提要（11）里再看到玛尔库斯·库里乌斯·丹塔图斯（Marcus Curius Dentatus）征服萨宾人的记载，那已是公元前290年的事情了。萨宾人被征服后，一部分人被变卖为奴隶，他们的一部分土地被没收，而其余的萨宾人则成了没有选举权的公民（cives sine suffragio） [4] 。萨宾人成为有充分公民权的公民是公元前268年的事情了。这时实际上他们已经和罗马人融合为一体了。

萨宾人又因其落后而保有浓厚的宗教气氛。罗马人吸收了他们很多宗教仪式。从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可以看到，当时预言者还几乎是清一色的萨宾人。了解萨宾人被征服、被融合的这个背景，可以理解为什么从这一地区的骑士等级的平民家族出身的撒路斯提乌斯始终对罗马的新旧权贵抱着十分敌视的态度。

当然，这一地区也产生过另一些在罗马历史上有过影响的人物，比如离阿米特尔努姆不远的列阿特（Reate）就产生过瓦罗和后来的皇帝韦伯芗（Vespasianus）这样一些大人物。阿米特尔努姆、列阿特和努尔西亚（Nursia）是萨宾人地区的主要城市。

骑士等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一般是要送到罗马来受教育的。西塞罗兄弟（玛尔库斯和克温图斯）是这样，撒路斯提乌斯当然也不例外。条件更好的还可以东渡到希腊和小亚细亚去从名师，到罗马来讲学的希腊名师也不少。西塞罗时期在罗马颇负盛名的希腊著名学者路奇乌斯·阿泰乌斯·普莱特克斯塔图斯·腓洛洛古斯（Lucius Ateius Praetextatus Philologus）也是撒路斯提乌斯的老师；而据苏埃托尼乌斯 [5] ，他曾把全部罗马史的提要提供给撒路斯提乌斯。罗马这里固然有学习的方便，但共和末期罗马侈靡放荡的风习对青年人是很不利的。归在西塞罗名下的《对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的抨击》（以下简称《抨击》，［M．Tullii Ciceronis］ in Sallustium Crispum Oratio）现在在学术界已被一致确认为2世纪的修辞学习作，但其中反映的问题，比如撒路斯提乌斯当他父亲在世时便卖掉他父亲的房产，未必没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因为当时去古未远，可以看到我们已看不到的资料）。而证之以后来他因品德问题被开除出元老院这一情况，那么年轻时的撒路斯提乌斯有此等行径，便不是捕风捉影之谈了。但是我们不可忘记，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当时罗马青年几乎都有道德败坏（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的记录，它和成年人的贪赃枉法可以说是同样普遍。在政治斗争中以这方面的事情作为攻击的借口，可以说是俯拾即是，不必过于认真对待。

罗马人的“仕途”（cursus honorum）一般是从财务官（quaestor）开始的，财务官从苏拉时期起定额增加到20人，顾名思义，应当是负责财政方面的事务，但实际上除管理国库（aerarium）之外，还有不少财务官充当统帅在外的助手，不仅管理财务，也负责军事指挥的责任，例如在对朱古达作战期间，苏拉便是以财务官的身份隶属于马略的部下，并分掌他的部分作战指挥权。由于财务官是仕途的开始，所以照例由青年人担任。撒路斯提乌斯自己说：“当我个人还十分年轻的时候，起初我也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投身于政治活动……” [6] 但是他在哪一年担任财务官——从《抨击》的记述来看 [7] ，他担任过财务官是没有问题的——法译本译者J．罗曼定为公元前59年，英译本译者罗尔夫说无法确定。苏联的罗马文学专家格拉巴里—帕锡克则定为公元前54年。我还没有找到罗曼和格拉巴里—帕锡克所提出的年代的依据，也可能是根据担任财务官的法定年龄（30岁）推算出来的，所以只好都罗列在这里，供进一步的探索。不过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年轻时担任过财务官就够了。

公元前52年他因自己的骑士等级的出身而出任保民官。在这一年我们看到了他的有记载的 至于这是怎样一件丑闻，有的历史学家把它同奥路斯·盖利乌斯（Aulus Gellius）根据瓦罗的材料提供的一件事联系起来 [11] 。原来撒路斯提乌斯在和米洛的妻子、独裁官苏拉的女儿法乌斯塔（Fausta）私通时，当场被米洛堵住，结果不仅挨了一顿鞭子，还狠狠地被惩罚一番。但是我们知道，瓦罗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庞培派，他的话的可信性是大可怀疑的。

不过，撒路斯提乌斯在《喀提林阴谋》（ 公元前49年罗马成了恺撒的一统天下，也正是撒路斯提乌斯感到日子好过的时候。恺撒一下子把财务官从20人增加到40人，撒路斯提乌斯于是再度成了财务官，同时也就成了元老院的一员。庞培东渡时两位执政官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朗图路斯·克茹斯（Lucius Cornelius Lentulus Crus）和盖乌斯·克劳狄乌斯·玛尔凯路斯（Caius udius Marcellus）以及大部分元老也一道逃走了。恺撒正好把自己的人，甚至他的老兵和被释奴隶都补充进元老院，元老院一下子扩充到900人。反正这时的元老院已不同于过去，它已是恺撒个人的囊中之物，即使不说它是个点缀，顶多也不过是个咨询机构而已。

撒路斯提乌斯虽然后来在著述方面有所成就，但在军事方面是个不高明的指挥官，这是违反古罗马人的传统的。公元前48年他在伊利里库姆（Illyricum）统率着恺撒的一个军团，却败在屋大维和司克里波尼乌斯·利波（Scribonius Libo）（赛克斯图斯·庞培的岳父）的手下 [12] 。

公元前47年，撒路斯提乌斯任行政长官，也有人认为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在公元前46年，但无论哪一年担任都取决于恺撒的“任命”，实际上区别不大。此时驻坎佩尼亚的军团奉调去西西里，但是传达这项命令给军团的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Publius Cornelius Su）——独裁者苏拉的侄子，曾参</a>加喀提林的阴谋，现在是恺撒的副帅。他在公元前65年担任过执政官——受到了士兵的凌辱。军团士兵对于不能得到土地和应有的赏赐，不能得到合法的退役显然极为不满，因而不听从调动的命令。撒路斯提乌斯继而被派去处理此事，不但未能成功，反而自己差点也送了性命。事实上已经有奉派到那里去的两位元老死在军团士兵的手里了。问题是军团士兵（ 撒路斯提乌斯从政治生活中退下来之后为什么要写历史？他在罗马史学中占什么地位，要了解这一点，就得先回顾一下撒路斯提乌斯以前罗马史学的情况。

罗马建城初期文字本身还很简陋，处于刚刚形成的过程之中，当然谈不上什么史书。不过大司祭出于宗教方面的需要，逐年把同宗教有关的事项记载下来，而纪年则是以执政官的名字或其他高级官吏的名字作为标志的，这就是所谓编年大事记</a>（Annales）。据说从公元前5世纪以来的编年大事记已毁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的入侵。后来在格拉古兄弟时期，大司祭普布利乌斯·穆奇乌斯·司凯沃拉（Publius Mucius Scaev）补充整理了80卷的《大编年大事记》（Annales maximi ）（已佚）。但这些记录都是零碎的，无系统性，至多只有史料的价值，不是真正的历史。

生于公元前270年左右的拉丁诗人格涅乌斯·奈维乌斯（Gnaeus Naevius）和号称“罗马诗歌之父”的克温图斯·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前239年—前169年）虽都曾用诗体的文字记述罗马的历史，但他们都是把它作为诗歌（文艺）作品来写作的。当然，其中也肯定反映了部分历史的实际。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史诗，它们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原始的史料，但它们本身还不是历史。有人因为诗人用历史题材写作便把他们说成是罗马最早的历史学家，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还有一些作家如克温图斯·法比乌斯（Quintus Fabius，公元前254年—？）、路奇乌斯·琴奇乌斯·阿利门图斯（Lucius Cincius Alimentus，活动时期和法比乌斯大略相当）、奥路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Aulus Postumius Albinus，公元前151年度执政官）和盖乌斯·阿奇利乌斯〔Gaius Acilius，曾为公元前155年参加雅典哲学家使团的卡尔涅阿德斯（Carneades）作过翻译〕，他们都用希腊语撰写过罗马古代的历史，但是它们的读者对象更多是被罗马征服的希腊人，是一种为罗马的统治辩护，宣扬罗马声威的政治宣传品，而且由于作者所受的都是希腊教育，所以撰史时使用的也是那种偏重于讲故事的希腊化手法，这种作品不能被承认为真正的历史作品，因而不能把它们归入罗马史学的体系之中。

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年—前149年）即历史上所说的大加图或监察官加图是罗马的 作为用散文写作的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直接的源流应当说是老加图。观点不用说了，就是文字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乃至攻击他的人竟说他抄袭监察官加图的作品 [26] 。比如拉奈乌斯就说他是“古人、特别是加图的语言的一个无知的抄袭者” [27] 。但关于他在史学中的地位，罗曼却说：“……当撒路斯提乌斯不得不放弃一切政治活动的时候（即公元前45年），他决心从事撰述；这时罗马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配得上这个名称。” [28] 这实际是把他说成是罗马的 首先，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它是弱小者对强大者的一次挑战。从国内的关系来说，它是平民出身的卑贱者对权贵集团的一次挑战。其次，这一战争全面暴露了罗马共和国的腐败。马略的募兵制固然解决了战斗力的问题，但是造成了军队成分（因为他是从同按财产资格登记的民军无关的无产者和罗马同盟者与行省居民中征募的）和罗马公民之间的分离，造成了军队对个人的人身依附。而一旦掌握军队的个人成了决定大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共和制就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恺撒后来的专政是撒路斯提乌斯亲眼看到了的，他并且是这一专政的受益者。他虽看到了但是不理解这一变革的深度，反而一直对恺撒作共和理想主义的说教。他的历史作品因而也止于从说教家的水平对罗马的现实进行揭露。

努米底亚是非洲北部的一个国家，位于迦太基以西，玛乌列塔尼亚以东，北临地中海，南面则是一片沙漠地带。它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阿尔及利亚。由于它和西西里隔海相望，罗马人早就知道这块从西面和南面包围着迦太基的蛮荒之地，但是对它并不熟悉，因为到 至于同朱古达作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即属于科瓦略夫提到的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家族的那个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公元前109年度执政官），他在憎恨权贵的撒路斯提乌斯的笔下应当说是个例外的人物。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梅特路斯严于治军，以身作则，是个符合标准的有古罗马人风范的人物。至于他对马略想竞选执政官一事的嘲讽，固然失于傲慢与偏执，但是我们不可忘记，马略家一直是他家的门客（Protégé），而马略之所以能担任他的副帅也完全是由于他的提拔与举荐。至于梅特路斯一家何等显赫以及他的家族把持政权到什么程度，据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回溯到他的曾祖父路奇乌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此人在公元前251年和公元前247年两次担任执政官。其同名的祖父是公元前206年度的执政官。这个梅特路斯的两个儿子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卡尔乌斯（Lucius Metellus Calvus）和克温图斯·梅特路斯·马奇顿尼库斯（Quintus Metellus Macedonicus）则分别是公元前142年和前143年的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卡尔乌斯就是对朱古达作战的那位统帅（公元前109年度执政官）的父亲，大概是因为秃头所以有卡尔乌斯（Calvus）的绰号。梅特路斯·马其顿尼库斯则是参加过皮德那（Pydna）战役（公元前168年）的那一位，此人在公元前121年和欧皮米乌斯一道参加过对盖乌斯·格拉古的镇压。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这一辈叔伯兄弟6人除了他本人之外也都担任过执政官：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巴列亚里库斯（Quintus Metellus Balearicus）是公元前123年度执政官，他因公元前123年至公元前121年间征服过巴列亚尔群岛而得到巴列亚里库斯的称号；路奇乌斯·梅特路斯·狄亚德玛图斯（Lucius Metellus Diadematus）是公元前117年度执政官；玛尔库斯·梅特路斯（Marcus Metellus）是公元前115年度执政官；盖乌斯·梅特路斯·卡普腊里乌斯（Gaius Metellus Caprarius）是公元前113年度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德尔玛提库斯（Lucius Metellus Delmaticus）是公元前119年度的执政官。这一辈下面的一辈，包括他们的外甥也都是清一色的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德尔玛提库斯的女儿凯奇利娅·梅特拉就先嫁给了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司考茹斯（公元前115年度执政官，首席元老），后来又嫁给了独裁官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苏拉的 “使撒路斯提乌斯在拉丁文学中绝对处于独树一帜地位的就是他的文体。这种文体完全是他个人的，没有任何可供模仿的原型（罗曼否认作者模仿加图。加图使用的文字本身是古老的拉丁文，作者的复古倾向是出于修辞的考虑——引者），而（后来）模仿他的也只有塔西佗（不同的是作者使古词复活，塔西佗还‘制造’了古风的词——引者）。……这种文字是不计时间、艰难地写出来的，是精雕细琢出来的，这是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地构成的一幅精细的刺绣。……

“他的文体严肃而紧张，具有突出的造型美和一种巨大的力量，甚至一种奇异的美；它给人们一种金属的震动的印象。” [104]

简洁的文字还给人一种跃动感，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从一句到另一句，往往是以跳动的方式衔接起来的，有时不得不靠读者的想象和理解加以补充，因而有很大回味的余地。但是，也还要指出，简洁也应当有一个限度，过了这个限度就要造成晦涩，造成歧义，使读者无法准确掌握作者用意之所在。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就有一些这样的地方。

但古朴、简洁的文字不见得就不能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我们能说《诗经</a>》、《左传</a>》、《史记</a>》、《战国策</a>》之类的作品写得不细致生动吗？与撒路斯提乌斯同时的卢克莱修不也是用古朴的诗语极为生动细致地阐述了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吗？他的哲学著作和撒路斯提乌斯的历史著作都是古拉丁语文献中的杰出成就。

当然，这更多是对他的成熟作品，即他的《历史》而言的，不过在前两部作品中这些特点也确有相当程度的表现。

试看当罗马当局为对付阴谋而布置预防措施时，城内的紧张气氛在作者的笔下描写得何等活灵活现：

“这些预防措施使得罗马城内人心惶惶，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由于长期的和平而造成的极端欢快轻松的气氛突然变成笼罩全城的一片阴郁（Ex summaetitia atquescivia， quae diuturna quies pepererat， repente omnis tristitia invasit）（请注意原文的音乐效果——引者）。人们都感到恐惧不安，不相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或任何可靠的人，他们感到这时既不像是战争时期，也不像是和平时期，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内心恐惧的程度来衡量当时的危险（neque bellum gerere neque pacem habere， suo quisque metu peric metiri）。罗马共和国的伟大过去一直使妇女不知道战争的恐怖，但现在她们也陷入极大的焦虑之中，她们向着天空伸出了恳求的双手，为她们的小孩子的命运而悲叹，……无论什么都会把她们吓得发抖（omnia pavere），她们抛掉傲气和放纵，而对自己和对她们的国家已经绝望了。” [105]

对于这样细致的描述，作者还是作了很大的压缩，省略了不少必要的连词和介词，以加强场景的紧张气氛。

撒路斯提乌斯是带着感情描述喀提林最后的战斗的：“当喀提林看到他的军队已被打败并且只剩下自己身旁的一小队人的时候，他考虑到自己的高贵出身和先前的地位，于是便冲到敌人最密集的地方去，战死在那里，他是在多处负伤之后才倒下去的。” [106]

而对战斗之后战场的描述，更是拉丁文献中最动人的章节之一：

“直到战斗结束之后，人们才看到喀提林的军队进行了怎样勇敢和坚决的战斗。要知道，几乎每一个人在牺牲时都用自己的身体覆盖了在战斗开始他活着时所占据的位置。……但是人们发现喀提林远在他的士兵的前面，在被杀死的一堆敌人中间，还在轻轻地喘着气，脸上表现出在他生前给他以鼓舞的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Catilina vero longe a suis inter hostium cadavera repertus est，paululum etiam spirans ferociamque animi， quam habuerat vivos， in voltu retinens）。……

“……但是罗马人民的军队并没有取得任何欢快的和不流血的胜利，因为所有最勇敢的人不是在战斗中倒下就是在战斗时负了重伤。还有离开营地来参观战场或想打劫财物的许多人，在他们翻转叛军的尸体时，时而发现一位朋友，时而发现一位客人或亲属（hospitem aut cognatum），还有一些人认出了他们的私敌。这样，全军的人便有了不同的反应，有人悲痛伤心，有人高兴，有人哀悼。” [107]

撒路斯提乌斯传世的作品完整地保存下来的虽然只有《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两种，而且篇幅不大，但共和国末期一些著名人物的形象和他们的心态都跃然纸上，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样的人物可以举出马略、梅特路斯、苏拉、恺撒、加图、喀提林、朱古达等等。作者使用的手法有时是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描述，有时是通过这些人的发言和行动来表现他们的性格，有时则是两种手法并用。

例如在《喀提林阴谋》中，像我们的列传体那样，一开始他就对喀提林作了概括的介绍：

“路奇乌斯·喀提林出身显贵家族（nobili genere natus），具有非凡的智力和体力，但禀性却是邪恶和堕落的（malo pravoque）。从年轻的时候起，他便非常喜欢内战、杀戮、抢劫和政治上的相互倾轧……他有钢筋铁骨般的身体，经受得住常人绝对不能忍受的饥饿、寒冷和不眠。他为人胆大妄为，不讲信义，翻云覆雨，无论什么都装得出，瞒得住（Corpus patiens inediae algoris， vige supra quam cuiquam credibile est． Animus audax， subdolus， varius， cuius rei lubet simtor ac dissimtor……）他觊觎别人的财产，挥霍自己的财产；而且他的情欲十分强烈。他具有相当的口才，但是没有什么见识（satis eloquentiae， sapientiae parum）。他的错乱的精神总是在贪求着穷凶极恶、难以置信和稀奇古怪的东西。” [108]

对于恺撒和加图，作者不但介绍了他们各自的发言并且把他们作了十分著名的对比：

“就出身、年龄和口才而论，他们两个人差不多是对等的；在精神的伟大方面他们也是旗鼓相当的，在名声方面也是这样，尽管他们的名声是各自不同的（后半句原文只用了七个词：magnitudo animi par， item gloria， sed alia alii——引者）。恺撒被认为是伟大的，因为他仁厚而慷慨，加图则是由于他一生诚实正直。前者出名是由于他温和并富有同情心，后者的严正给他带来了威望。恺撒是通过给予、帮助和宽恕而取得了荣誉的，加图取得荣誉是因为他绝不能被收买。前者是不幸的人们的一个庇护所（miseris perfugium），后者对恶人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malis pernicies）。前者是善良的品行，而后者则是坚毅不屈的性格受到称颂。最后，恺撒把自己锻炼得能进行艰苦的工作，能睡得很少，为自己友人的幸福尽心竭力，而不把自己的放在心上，并且只要是值得给予的，从不拒绝给予。他渴望巨大的权力、一支军队和一场新的战争……反之，加图培养的是自我克制的能力、得体的风度，而首先是严正的作风。他并不和富人斗富，不和有野心的人比阴谋诡计，而是和有进取心的人比贡献，和有自制力的人比节制，和洁白无私的人比清廉。他更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来像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因此他越是不追求名誉，名誉越是在他身后紧追不舍。” [109]

在《朱古达战争》里我们也看到对朱古达的精彩描述：

“朱古达身体强健，仪表英俊，特别是智力超群，但他一旦长大成人后却没有沾染上奢侈和懒散的恶习，而是遵照本民族的习惯，骑马、投枪、击剑……虽然他的名声超过所有的人，但是他仍然赢得了所有人的爱戴。……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他对自己的功业却很少谈到。” [110]

而对于苏拉，尽管撒路斯提乌斯在政治上对他持否定态度，但对于其人的评价仍然表现了史家的公正：

“苏拉出身一个旧贵族世家……他既精通希腊文学，也精通罗马文学；他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人，他追求享乐但是更加追求光荣。在闲暇的时候他过放纵的生活，但是他的享乐绝不会影响他的本职工作，只是作为一位丈夫，他的行为本来是应当更正派些才好。他能言善辩，聪明伶俐，很快就能同别人交上朋友。在伪装自己的真正意图方面，其用心之深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但是对于许多东西，特别是对于钱财，他出手十分大方。在他取得内战的胜利之前，他在所有的人当中是最幸运的，但是他的幸运从来不曾超过他的才干。许多人都无法肯定到底他的幸运更多有赖于他的勇敢，还是有赖于他的有利的机遇。” [111]

从撒路斯提乌斯就罗马历史所进行的说教来看，他够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古罗马人。 [112] 但是从他所受教育的渊源来看，尽管他也许否认，尽管他对希腊文化抱有成见，但实际上，他更多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文化向来与希腊罗马文化并称。但究其实，罗马文化只能说是在希腊文化抚育下成长起来的派生文化，把二者列在同等（即使时间有先后）的地位是勉强的。在罗马人崛起之前，希腊人已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殖民地，使这一部分成为希腊文化的领域。实际上，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气质上大不相同。希腊人是海上的民族，罗马人更多是山区的居民。罗马号称七山之城，离海虽然不远，但他们受海的影响较小。希腊人重思辨，重幻想，长于理论；罗马人讲求实际，重实践，吃苦耐劳，勇于作战。希腊长于艺术，罗马长于治术。罗马人是在希腊文化的抚育和浸润下才慢慢自成体系的，是附丽于希腊文化而得到成长的。后来希腊（包括地中海东部）只是被罗马用武力征服，但文化这个领域仍然掌握在希腊人手里。政治军事中心在罗马，文化艺术中心却在希腊。在罗马主持讲坛的主要是希腊教师（有不少是赎身的奴隶），而罗马上层人物也必须到希腊“留学”才算完成学业。因此罗马人对希腊人存在着矛盾心理：一方面把他们看成是自己属下之民（这是事实）；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只不过是barbari（野蛮人）；一方面要把希腊大师请进来或不惜渡海远道去求教；另一方面又多次下令驱逐到罗马来谋生的大批所谓“下九流”的希腊人。撒路斯提乌斯也是这样，他是罗马主人的身份，但是却受希腊文化的熏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看到了文字的作用而使他有了撰史的志向。这说明阅读希腊的史书给了他怎样深刻的印象：

“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并不是像传闻中描述的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特殊才能的作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业在世界上便被认为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字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于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optumus quisque facere quam dicere），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sua ab aliis benefactaudari quam ipse aliorum narrare malebat）。” [113]

后面这两句出自古罗马人之口，充分表现了他们的特色。

撒路斯提乌斯受惠于希腊文化传统之处在他的传世之作里随处可见。撒路斯提乌斯的文字风格，如前所述，论者大都说它像老加图，甚至是在抄袭他，但更多人却指出它和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关系。不过要说明的是，加图的文章古拙是因为拉丁语还没有发展到西塞罗时代的那种曲折细密的程度，而撒路斯提乌斯的古拙则是有意地避开当时风行的西塞罗体以表现它的力度，而这种力度是间接地受到修昔底德的影响的。修昔底德的文体，正如修昔底德的英译者查·福斯特·史密斯（Charles Forster Smith）所说：“在对事件进行一般的叙述时，修昔底德的文风是清楚、直截了当、生动的，但是在描述战争和其他重大事件，在进行总结，特别在演说中，他的文风就和一般是简单和清晰的陈述</a>形式大不相同了；在这里，陈述的往往是如此地简洁和凝</a>缩乃至变得十分难以理解。” [114] 看来，撒路斯提乌斯继承和发展了修昔底德的简洁和凝练的方面，有些地方连叙述的手法也是直接从修昔底德那里来的。比如，在《喀提林阴谋》里，作者所说的“如果你记述了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则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你所说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时候才愿意相信你，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即使认为你的话不是荒谬的，也是凭空捏造的了”。 [115] 这段话，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修昔底德的同样意思的一段话：“……当发言者说到他们自己的能力所不能做到的功绩时，他们便认为发言者对死者过于颂扬。颂扬他人，只有在一定的界线以内，才能使人容忍；这个界线就是一个人还相信他所听到的事物中，有一些他自己也可以做到。一旦超出了这个界线，人们就会嫉妒和怀疑了。” [116]

再比如，在《朱古达战争》里作者在描述扎玛居民观战的情况时 [117] ，显然是脱胎于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有关希腊人在叙拉古观看海港内海战的描述 [118] 。读者只需拿来稍加对照就可以看出的。维莱乌斯·帕特尔库路斯（Velleius Paterculus）也早就看到了撒路斯提乌斯借鉴修昔底德之处 [119] 。

撒路斯提乌斯在他的传世作品中的许多看法都可以证明他同希腊文化的关系。在《喀提林阴谋》开头地方谈到“我们使精神发号施令，肉体则俯首听命” [120] 这一点，他显然是祖述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指出：“……灵魂和身体，前者自然地为人们的统治部分而后者自然地为被统治部分。” [121] 而作者所说的放纵肉欲是违反自己本性的说法 [122] 则是当时在罗马流行的斯多噶派的学说。还有一些表述，如“野心使许多人变得虚伪，变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 [123] 使人想到荷马的《伊利亚特》里的“这种人嘴里说着一种话，心里却想着另外的事情” [124] ；而“他更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来像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125] 。也许正是从埃斯库罗斯的《七人攻打底比斯》里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的话：“如果说他不想看来是最好的，他是想成为最好的。” [126] 得到启发的。

再如《喀提林阴谋》中作者写到“在战斗里，胆子最小的永远是最危险的，勇敢才能起堡垒作用” [127] 这一点时，他肯定记起了色诺芬（Xenophon）的意思大致相同的话：“人们想活下去却又想逃跑，那简直是发疯了，他会懂得，胜利者能保证得救，而逃跑的人比坚守战斗岗位的人死亡的比例要大得多。” [128]

《历史》这部更成熟的作品由于只有片断保存下来，所以要从结构方面对它进行判断比较困难。但是从两个专题的历史作品来看，作者组织材料和叙事的能力还是十分出色的。他把两个历史事件原原本本地介绍给读者，除了开头地方有少数作者本人的议论之外，他的见解已充分表现在他的叙事之中，不作过多的说教（尽管说教应当说是他的一个不小的毛病）。虽然他在剪裁上很见功夫，但是在史料的鉴别和运用上从今天的要求来看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作者在时间方面就比较马虎。喀提林阴谋的时间的顺序就不那么准确并且被作者人为地拖长了（具体的情况见于所附的注释）。

作者文字的简洁固然是一个优点，但简洁过头往往造成晦涩，甚至使人难以了解作者的本意。这一点前面已经指出了。撒路斯提乌斯虽是大手笔，但是也免不了犯这样的毛病。而译者要把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便无法迁就原作的简洁，如果我们用与原文对等的西汉的古文来翻译，那势必造成译文的古奥与晦涩，显然这是不必要的。

原文里像希罗多德那样插笔叙述故事的地方不多，总的看来是保持了布局的完整，特别两书的结尾都十分精彩，这在拉丁的历史文献中也是不多见的。插入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腓莱尼兄弟的祭坛的故事 [129] ，另一个是那个利古里亚士兵因捉蜗牛而爬上山顶的故事 [130] 。而严格说来，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撰史乃是作为一项事业来对待的，是“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 [141] 颇像是我国三不朽中的“立言”，不是搞什么学术研究或是文人雅士舞文弄墨以为消遣，记述别人的功业也是为了达到启发后人的目的，使有所遵循，有所儆戒，不是给人们看了好玩。掌握了作者“述往事思来者” [142] 的用心，才可以了解这部作品的分量。

从的办法，以“防止人们因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而变得横傲起来” [143] ，而“罗马这个自由国家一旦争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时期内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强大和繁荣”。 [144] 罗马人论功业实际上并不比雅典人差，只是缺少记述他们的功业的人。可惜罗马在繁荣强大之后，闲暇与财富腐化了罗马人，他们只追求权力与财富，罗马终于成了一个罪恶的、堕落的城市。

随着喀提林这个人物的出现，这些章主要介绍此人活动的背景——从历史的角度着眼的罗马。作者从他的传统的道德观点出发，对他当时的罗马和统治罗马的权贵持极端否定的态度。这一态度贯穿于作者的一切作品之中。

应当指出，这次阴谋同作为本文正题的喀提林阴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作者因此只能顺便提一下，而且推迟到2月5日的说法是没有太多依据的。

从 从 对此西塞罗召开了元老院会议，元老院作出决定“执政官应注意不使共和国遭受任何损害”（ 这些措施使得罗马陷入普遍的惶恐之中，而这时受到传讯的喀提林竟然还敢于出席元老院的会议以表明自己的“无辜”。西塞罗针对他的出席在元老院发表了所谓反喀提林 从 接在下面，我们看到了盖乌斯·曼利乌斯派人带给玛尔奇乌斯·列克斯的一封为自己进行辩护的信（ 但是克温图斯·卡图路斯在元老院宣读的喀提林给他个人的信则与前面的信大不相同。这封信并不对他的行动进行任何辩解，而是公然表示要“把保卫苦难者的利益的大事担当起来”。信中还表示把欧列丝提拉托付给卡图路斯（ 作者随即在 朗图路斯根据喀提林的指示在罗马进行了争取各色人等的活动。他甚至通过一个名叫普布利乌斯·翁布列努斯的人同到罗马来告状的高卢部族阿洛布罗吉斯人的使节接触，想把他们拖到阴谋活动里来。阿洛布罗吉斯人经过权衡，决定把事情全都告诉了他们的保护人桑伽，桑伽又转告给了西塞罗。西塞罗指示阿洛布罗吉斯人将计就计，以便取得 这时阴谋者在行省和意大利都轻率地动了起来，罗马的阴谋者也加紧活动，作了具体的部署（ 阿洛布罗吉斯人按照西塞罗的意见行事，取得了书面的证据。他们在离开罗马途中，在穆尔维乌斯桥受到截击时，便向行政长官投降了。这是公元前63年12月2日到3日夜里发生的事情（ 在 西塞罗为此受到了群众的赞扬，原来同情喀提林的民众的态度也来了一个大转变。想把克拉苏拖入阴谋的塔尔克维尼乌斯的企图以及想把恺撒拖入阴谋的克温图斯和盖乌斯·皮索的企图均未得逞（ 另一方面，朗图路斯和凯提古斯手下的人们积极活动，想把他们的主人用武力劫持出来。针对这一情况，西塞罗作了防卫的措施并召开元老院的会议（公元前63年12月5日）讨论处理在押阴谋者的问题。当选执政官（公元前62年度）西拉努斯首先发言，主张把阴谋者全部处以死刑（ 加图的发言受到赞扬并为元老院所通过。作者由此产生感想：正是由于少数人不平常的功业，罗马才取得了赫赫的成就。作者随即把他们当时最伟大的人物恺撒和加图作了比较（ 决定作出之后，阴谋者当夜被带进入地牢，在那里被绞死了（ 在喀提林这一方面，他把他带来的人和曼利乌斯原有的人勉强拼凑成两个军团，军备也不足。他起初拖延作战，但是在得知罗马发生的事件之后，他想逃到高卢去，但由于受到两面的夹击，他只好决定对安托尼乌斯展开战斗（ 喀提林的阴谋本身并不复杂，它是在当时整个历史背景上的特定产物，它体现了各种力量和人物之间的矛盾和纠葛。作者正是从大处并从事件的内部着笔，所以把这一事件描绘得丰富多彩，真切动人。除了远在东方的庞培之外，当时所有罗马的重要人物都出现在这有限的篇幅之中。古朴、生动、紧凑的语言跃动在首尾一贯，层次分明的布局里面，呈现出一幅精美严整的画面。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在拉丁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长久不衰，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朱古达战争》的结构大体上可以分成五个单元。 作者在引言部分依然和前书一样从精神主宰人的生活这一信条出发，认为“只有精神是纯洁的、永恒的，是人类的主人，它赋予一切事物以生命并支配着它们，而它本身却不受支配” [145] 。对物质的追求是速朽的，但精神的成就却是不朽的。而“在智力的追求中，记述过去的事件是特别有用的” [146] ，因此他才立意把罗马人民同努米底亚人的国王朱古达的一场战争记述下来。这不仅是“一场长期的、血腥的、胜负难分和反复无常的战争”而且是“ 阿多儿巴尔于是向朱古达展开了战争。被打败的阿多儿巴尔跑到罗马来请求援助；另一方面，朱古达也派人携带礼物到罗马进行贿赂。元老院听取了双方的申诉之后，在作决定时还是“把金钱和包庇的行为看得比公道还重的那一派……占了上风” [148] 。罗马人主持了努米底亚的分割。较好的部分分给了朱古达（ 由于这部书的主战场是在北非，所以作者从 行贿得手的朱古达肆无忌惮地再次进攻阿多儿巴尔的领土，被打败的阿多儿巴尔逃入奇尔塔。朱古达包围了奇尔塔。罗马元老院派人来调解，但未获结果。阿多儿巴尔再次派人去罗马。司考茹斯等人来北非处理此事，但仍无功而回。阿多儿巴尔在这里的意大利人的敦促下投降，他随即被朱古达杀死，这里全部成年的努米底亚人和被发现持有武器的商人也都被杀死（前112年）（ 在民众的激愤情绪的压力下，元老院不得不下令对朱古达作战。作战的任务交给了执政官卡尔普尔尼乌斯·贝斯提亚。但是他被朱古达收买之后，同意了讲和的条件（ 和贵族对立的保民官美米乌斯发动民众反对这个条约。他终于使朱古达本人来到罗马以便揭发贪污受贿者。但是朱古达收买了保民官巴埃比乌斯之后又逃脱了法律的惩罚。他甚至收买人暗杀了在罗马的玛西瓦（玛西尼撒的孙子</a>）。元老院下令要他离开意大利（公元前111年至前110年）（ 贝斯提亚的继任者阿尔比努斯重新开始对朱古达的战争，但是他受到朱古达的愚弄，最后返回罗马。贝斯提亚的兄弟奥路斯被留下来统率罗马军队。朱古达用计把奥路斯引出苏图尔，出其不意地包围了他，使他不得不可耻地投降（前110年至前109年）。元老院拒绝批准奥路斯的这一可耻的条约。但是执政官带着一支士气低落的军队没有力量为他的兄弟的不幸遭遇报仇（ 在罗马方面，由于保民官盖乌斯·玛米利乌斯的建议，人民下令追究同朱古达合谋的罗马高级官吏（ 受命继续对朱古达作战的梅特路斯进行了战争的准备工作并且整顿了军队（[149]

朱古达在穆图尔河附近的战斗中被挫败（ [150] 。但是梅特路斯并未能攻占扎玛。

从 在 朱古达企图东山再起，重新加紧进行作战的准备。瓦伽城的居民响应他，对驻守城里的罗马部队发动了一场屠杀，但只有部队的长官一人得以活命（ 波米尔卡布置了反对朱古达的阴谋，但是被发觉并被处死，而朱古达从此处于对谁都不放心的状态（ 马略终于从梅特路斯那里获准返回罗马。他在罗马当选为公元前107年度的执政官，并且取得了在努米底亚作战的统帅权（ 受到梅特路斯的出其不意的进攻的朱古达逃到塔拉去，继而在罗马人到来时他又在夜里带着自己的孩子和大部分财宝逃离了这座城市。罗马人经过艰苦的战斗之后终于占领了这一城市（ 从 另一方面，朱古达则拉拢波库斯一道进攻罗马人的营地，但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还是被打败（ 马略再度当选为执政官，举行了凯旋式并接受了在高卢作战的统帅权（前104年1月1日）。

撒路斯提乌斯著作的钞本和版本

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由于在古典文献中受到广泛的重视所以它们的钞本很多。最早对传世的钞本进行批判考察的是罗斯（Roth），他把这些钞本分成两组，一组是残缺的钞本（codices mutili），就是残缺之处比较多的钞本（其中有些被后人补足）；一组是完整的钞本（codices integri），这种钞本的空白处在钞写时便在原处或卷尾加以补足。一般说来，残缺的钞本比较古老，然而质量较高。本世纪初阿尔柏格（Ahlberg）对钞本作了新的研究，他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他所用的残缺的钞本大都是10世纪或11世纪的，其中残缺的部分都由抄录者或由后来的人所补足，此外还有订正之处。他还用了几种完整的钞本。这十几种残缺的钞本大体上来自三个更早的钞本。

由于撒路斯提乌斯经常为古代作家，特别是弗隆托（Fronto）和圣奥古斯丁以及语法学者阿茹西亚努斯（Arusianus）和普里斯奇安（Priscian）所引用，这些引文对于校勘撒路斯提乌斯著作的原文很有用处。

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的最早的版本（Editio princeps）出版于1470年。其他早期的版本则有格拉列亚努斯版（reanus）（巴塞尔，1538）、卡尔里欧版（Carrio）（安特卫普，1580）、格鲁特尔版（Gruter）（法兰克福，1607）、科尔特版（Corte）（莱比锡，1724）、哈维尔坎普版（Havercamp）（阿姆斯特丹，1742）。

19世纪以来的版本则有：

克里茨版（Kritz），3卷，莱比锡，1828—1853。

格尔拉赫版（Gech），巴塞尔，1832，1852。斯图加特，1870。

狄奇版（Dietsch），莱比锡，1859。

约尔丹版（Jordan），柏林，1866，1876，1887。

奥伊斯纳版（Eussner），莱比锡，1887。

阿尔伯格版（Ahlberg），莱比锡，1919。

奥恩施坦与罗曼版（Ornstein and Roman），巴黎，1924。

带有注释的版本有：

法布里版（Fabri），纽伦堡，1845。

克里茨版，莱比锡，1856。

雅各布斯版（Jacobs），柏林，1894（H．维尔茨注）

施玛尔茨版（Schmalz），哥达，1919。

凯普斯版（Capes），牛津，1889。

梅里维尔版（Merivale），伦敦，1884。

在欧洲，撒路斯提乌斯的译本常见的有：克莱斯（Cless）的德译本（斯图加特，1855）和霍尔策（Holzer）的德译本（斯图加特，1868）；德·布罗斯（De Brosses）的法译本（巴黎，1837）和罗曼（Roman）的法译本（巴黎，1924）。

英译本最早的大概是1557年出版的亚历山大·巴克雷（Alexander Bary）英译的《朱古达史》（Historye of Jugurth）与康斯坦提乌斯·费利奇乌斯·杜兰提努斯（Constantius Felicius Durantinus）英译的《喀提林阴谋》（The Conspiracie of Catiline）的合刊本。后来的则有：约翰·迈尔（John Mair）的英译本（都柏林，1788），威廉·罗兹（William Rose）的英译本（伦敦，1751），约翰·华生（John Watson）的英译本（收入博恩文库，Bohn Library，1852），罗尔夫（J．C．Rolfe）的拉英对照本（收入罗叶布古典丛书，The Loeb ssical Library，1921，……1971）。

罗尔夫的英译本的引言有关版本和译本的情况在1970年又作了如下的补充：

“现在我们有一个由阿·库尔菲斯（A．Kurfess）编订的全集本，收入特伊布纳丛书（Teubner series），这乃是阿尔伯格（A．W．Ahlberg）的全集本（1911、1915）的 [4] 维列乌斯·帕特尔库路斯：《罗马史》， [5] 苏埃托尼乌斯：《语法论》， [6] 《喀提林阴谋》， [7] 《抨击》， [8] 这一点可以证明西塞罗的正直，不包庇自己的熟人。

[9] 这两个法律大约是在公元前150年通过的，具体内容未详，大体上都对高级长官的职权作了规定。

[10] 《语法论》， [11] 《阿提卡之夜》， [12] 欧洛西乌斯，6，8，15。

[13] 狄奥·卡西乌斯， [14] 《阿非利加战争》， [15] 《阿非利加战争》， [16] [17] 罗马基本货币单位，用青铜铸造。

[18] 在学术界一般承认这两篇文字是撒路斯提乌斯本人的作品。

[19] Adversus Iovinianum， 1．

[20] 恺撒和庞培摊牌之后，西塞罗把他在奇利奇亚一任长官所得送给了庞培。

[21] [22] 《喀提林阴谋》， [23] 同上， [24] 《喀提林阴谋》， [25] 《喀提林阴谋》， [26] 苏埃托尼乌斯：《语法论》， [27] 苏埃托尼乌斯：《语法论》， [28] 《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法译本序， [30] [31] 在西塞罗给他的好友阿提库斯的一封信（i，6）里，人们通常认为pater a nobis discessit指的正是他父亲的死亡。但这只是说“父亲离开了我们”，discedere不一定就是“死别”的意思，写在这里供参考。

[32] [33] 摩隆也是恺撒的老师。

[34] 《西塞罗传》， [35] 从名字看，此人是一个希腊人。

[36] 《西塞罗传》， [37] 《论义务》， [38] 《西塞罗传》， [39] 《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拙译本， [41] [42] 共和末期选举时发生械斗是司空见惯的。

[43] 《喀提林阴谋》， [44] 路奇乌斯·优利乌斯·恺撒。

[45] 公元前64年。

[46] 《喀提林阴谋》， [47] 阿洛布罗吉斯人是纳尔波高卢（Gallia Narbonensis）的一个部族，纳尔波高卢相当今天法国多斐奈（Dauphiné）和萨沃瓦（Savoy）地区。这一部族是公元前121年被当年度的执政官克温图斯·法比乌斯·玛克西姆斯·阿洛布罗吉库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Allobrogicus）和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阿埃诺巴尔布斯（Gnaeus Domitius Ahenobarbus，公元前122年度执政官，此时是同执政官长官）所征服的。

[48] 当为克温图斯·法比乌斯的后人。

[49] 西塞罗后来为此人进行过辩护（Proo）。

[50] 《喀提林阴谋》， [51] 阿庇安：《内战史》（ii，1，5）。

[52] 普鲁塔克：《小加图传》， [53] 《喀提林阴谋》， [54] 《喀提林阴谋》， [55] 《喀提林阴谋》， [56] 《喀提林阴谋》， [57] 《喀提林阴谋》， [58] 《喀提林阴谋》， [59] 同僚是格涅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朗图路斯（Gnaeus Cornelius Lentulus）。

[60] Orator， Roman， Fragment．

[61] 《克拉苏传》， [62] 《克拉苏传》， [63] [65] 当然，主人一天当中遇到那么多的人，被称为提示人（Nomentor）的这个奴隶不可能都叫得上名字来。怎么办？随便想一个名字告诉主人就是了，反正对方是不敢纠正大人物的错误的。

[66] 还有公元前100年和公元前102年两说。

[67] 据普鲁塔克：《恺撒传》， [68] 由于前面提到的克劳狄乌斯化装成女人在丰饶女神的节日混入恺撒住宅同他的情妇庞培娅幽会（公元前62年），恺撒同庞培娅在公元前61年离婚。

[69] 商茨（Schanz）：《罗马文学》（Rom．Lit． ）12 ， [77] 《马略传》， [78]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79] 《古代罗马史》， [82] 盖利乌斯：《阿提卡之夜》， [83] 《苏拉传》， [84] 幼里披底斯：《腓尼基女人》， [88] 罗马人习惯于把国家比作船。

[89] 权贵指那些把持国家政权的贵族（nobilitas），相对于旧贵族（patricii）也可称为“新贵”。

[90] 《给恺撒的 [91] 《喀提林阴谋》， [92] 《喀提林阴谋》， [93] 《喀提林阴谋》， [94] 《喀提林阴谋》， [95] 指由权位带来的尊荣。

[96] 《喀提林阴谋》， [97] 《喀提林阴谋》， [98] 《喀提林阴谋》， [99] 《朱古达战争》， [100] 《喀提林阴谋》， [101] 《喀提林阴谋》， [102] 《喀提林阴谋》， [103] 《朱古达战争》， [104] 法译本序XVII—XVIII。

[105] 《喀提林阴谋》， [106] 《喀提林阴谋》， [107] 《喀提林阴谋》， [108] 《喀提林阴谋》， [109] 《喀提林阴谋》， [110] 《朱古达战争》， [111] 《朱古达战争》， [112] 参见《喀提林阴谋》， [113] 《喀提林阴谋》， [114] 《修昔底德》（罗叶布古典丛书希英对照本），序言xvi页。

[115] [11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117] 《朱古达战争》， [11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119] [120] 《喀提林阴谋》， [121] [122] 《喀提林阴谋》， [123] 《喀提林阴谋》， [124] [126] 《七人攻打底比斯》，V，592。

[127] 《喀提林阴谋》， [128]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 [129] 《朱古达战争》， [130] 《朱古达战争》， [131] 这是伽斯通·布瓦西耶（Gaston Boissier）的看法（La conjuration de catilina，pp．17—18）。

[132] 10，1，101：“nec opponere Thucydidi Sallusitium verear”．

[133] Romana Crispus in historia。”

[134] 波利欧比撒路斯提乌斯小10岁左右，他的作用有点儿和奥古斯都时代的麦凯纳斯（Maecenas）类似，他建立了意大利的 [136] 希腊人翻译罗马人的作品，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即使写罗马的事情，希腊人也不屑于用拉丁语，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只是罗马人学希腊语，希腊人在学习方面一般是不学拉丁语的。

[137] 《上帝之城》，1，5。

[138] 《上帝之城》，114，17。

[139] 见于纳倍尔（Naber）编的《佛隆托》， [142]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143] 《喀提林阴谋》， [144] 《喀提林阴谋》， [145] 《朱古达战争》， [146] 《朱古达战争》， [147] 《朱古达战争》， [148] 《朱古达战争》， [149] 《朱古达战争》， [150] 《朱古达战争》，第5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