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洛科皮乌斯_战争史

——人和作品

普洛科皮乌斯在生前已经是一位活跃于当时上层社会的知名人物了。像他那样既有地位又以文章知名于当时的人，在我国正史的列传里肯定会占有一席之地。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拜占庭的文献存留下来的数量颇为可观，但我们却找不到他的一篇哪怕是简略的传记。就这样一位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字遗产的史家来说，这是使人感到遗憾的，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要知道，同样身为伟大史家的李维和塔西佗也都没有一篇完整的传记留下来。

我们还注意到，虽然身居要职，所记述的又大都是本人亲历的事件，普洛科皮乌斯却完全不曾有意识地把自己摆进去，借机会来宣扬和抬高自己。正是这种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使得出自他笔下的八卷战史说得上是一部基本上准确、翔实可信的历史。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他处于统治当局之一员的立场，再加上他本人出身与历史的局限性，因而不能脱离他当时的环境而写作。他能把这样一部战史留给我们，应当说，是完尽了一位良史应尽的职责的。

因此，关于他的生平经历，我们只能就他在这部史事的记述中涉及他本人的极少的材料勾画一个十分简略的轮廓。

普洛科皮乌斯大概于五世纪末或六世纪初（相当于我国南北朝时期）出生在巴勒斯坦的凯撒里亚地方。凯撒里亚（以此为名的城市不止一座）在历史上曾是一座滨海的名城，后来荒废了。据记载，它是希律一世于公元前后在古城图尔里斯·斯特拉托尼斯（意为斯特拉托之塔）的旧址上建立的，为了讨好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而起了凯撒里亚的名字，因为他正是从奥古斯都手中得到了这个地方的。这里又是一个重要的商港（港口名奥古斯都），因紫色颜料的贸易而知名。从推罗去埃及，这里是必经之地，罗马长官便驻节于此。希律曾在这里进行过大规模的营造，据说当年使徒保罗便是从这里出海的。除普洛科皮乌斯之外，有名的教会史家埃乌谢比乌斯也是这里的人，可见这里除了商业外，在文化、宗教方面也有它的地位。

普洛科皮乌斯虽然是凯撒里亚人，我们并没有材料可以肯定他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但此地为地中海东部重要港口，为政治、商业中心，与同属于希腊文化圈的小亚细亚西岸毗邻，得风气之先是不成问题的。他青年时代便来到拜占庭并在仕途上比较顺利以及他同情元老贵族的政治立场，这些都说明他出身富裕阶层并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他的作品本身也表明他受到希腊古典文化的熏陶很深，如果不考虑他文字中时代的痕迹，他的作品几乎可以被认成是出自古典希腊史家之手。

普洛科皮乌斯生平可以系年的最早的一件事便是他在《波斯战争史》（I—12—24）里提到他被任命为贝利撒里乌斯的顾问（ξ μβουmbda;οｓ）。这是公元527年的事情。按贝利撒里乌斯这时还是优斯提尼安手下刚刚被提升为将军的一位青年将领，这可能是人们把作者的生年定在五世纪末或六世纪初的依据。

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普洛科皮乌斯无疑是贝利撒里乌斯所倚重的一位助手（然而正是此人后来又写出了《秘史》！）。他同贝利撒里乌斯共事多年，陪他走了许多地方，也经历了不少危险和困苦，这一切都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

从史书提供的十分有限的线索，我们大体上知道他从527年到531年随同贝利撒里乌斯出征波斯（527年他在美索不达米亚），533年他又随同贝利撒里乌斯去非洲，参加了讨伐汪达尔人的战争。贝利撒里乌斯离开非洲之后，他仍旧留在那里直到536年，这期间他对当地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作了翔实的记录。这便是后来他撰述的战史的 抛开作者所处的历史地位不谈，就他这部传世的史书而言，也足以证明他不但熟读古典希腊的历史作品（与他同时而年辈略晚的另一位兼为诗人的拜占庭历史学家阿伽提亚斯就说他通晓“极多的事情，可以说他翻遍了全部历史”〈264〉，又说他“十分精确地记述了优斯提尼安当政时期发生的大部分事件”〈11〉），而且无论从文字水平还是从驾驭材料的能力来说，都可以称得上是 不过作为现实生活里的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作者要完全实现这样的理想是有困难的。这就给后世的治史者在史料的甄别和使用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国灭之后，视其史事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在这方面，我们不久前还有过痛心的体验，民意受到强奸，乃至不能不默认在井冈山上同毛泽东会师的是林彪而不是朱德，不能不竟然在中央全会上通过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决定。在历史研究中摆脱偏见，实事求是竟是如此之难！

用我们的术语来说，普洛科皮乌斯当然是一位体现了奴隶主阶级思想的历史学家。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虽然就存在于他的现实生活里，但是在出生得过早而无缘碰上马克思主义的这位奴隶主史家身上，他的认识当然还不可能上升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的高度。对古人我们不应苛求。平心而论，作为当时现实社会的一个成员，他对那时发生的一切作了比较 诚实的记录，这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前面说过，普洛科皮乌斯的教养说明他出身富裕上层，但他是否有贵族身份我们却没有材料加以明确，单从他的作品来看，这位受过良好教育而又少年得志的史家，其贵族正统的思想是十分浓厚的。最足以表现他作为上层的一分子的立场的就是他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了：

“长时期以来我早已知道，民众是一种最不可理喻的事物，就他们的本质来说，他们既不能忍受当前的处境，又不能为未来作准备，而在每一种情况下只知道如何冒失地去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并且不顾一切地把他们自己毁掉。”（ 这种把群众看成洪水猛兽，看成只会横冲直撞的盲目大群，就和不把奴隶当人看的观点一样，在当时的贵族奴隶主的思想家当中毋宁说还是相当普遍的。生活在古代东方专制君主之下的中国人还懂得“民为贵……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博极群书的作者更不会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是从特定的经历来立论，他的看法又似乎有它一定的依据。比如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开头时，群众在极“左”的邪恶势力的指挥下疯狂地打砸抢、烧杀劫掠、毁灭文化，像中了邪一样，虽然说他们是被坏人操纵和利用的，那时他们确实是一股可怕的破坏力量，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不过是一时一地的现象，违背人民根本利益，违背人性和人之常情的东西终归是站不住，终归是要灰飞烟灭的。而普洛科皮乌斯尽管抱有蔑视群众的观点，但他对当局的指责却无一例外是以它损害百姓（当然也包括贵族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否则这部史书的价值就必然会大打折扣了。

大家知道，绵延千余年的罗马最初是从梯伯河畔一个小小的城邦发展起来的。历史上所说的共和的那一段往往被说成是理想体制，乃至到共和演变为帝国而大权集中于一人以适应当时形势时，人们仍然保留了共和的形式（共和的官制在帝国时期只不过是一种荣誉的称号而已）。从凯撒当权时起，便有人徒劳地想恢复共和。共和派杀掉凯撒，却反而促成了以屋大维为首的帝国的建立。这之后人们提起共和，有如我们提到唐虞之治，只有不识时务的书呆子昧于国内外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还在梦想老加图时期的共和国，把它看成是政治的典范。普洛科皮乌斯本人其实不是地道的罗马人，但是看来他比罗马人更像罗马人，比罗马人还要保守，还要在乎“华夷之辨”。元老们的财产受到肆意的剥夺（应当说早在共和的内战时期便已如此），他们没有任何权利，这都是几百年前的老皇历了，但这类抱怨仍旧出于有点迂阔的史家笔下：

“但是由元老院和皇帝决定的东西往往是为了另一个最后的判决才提出来的。因为元老院开会就像画片里所画的那样（意为摆摆样子，纯粹是做给人们看的——引者），对于它要表决的事情没有任何控制的力量，也始终没有任何影响，它的集会只是一项古老的法律所规定的一种形式，因为参加集会的不管任何人根本不可能甚至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是皇帝和皇后一般装作使他们要讨论的对事务有不同意见的样子，但结果哪一方占上风都是由他们在私下里安排好了的。”（《秘史》， 当然，对这种尽人皆知的内幕的书生式的“揭露”本来是多余的，但所以还要不惜笔墨，无非是想用浓重的一笔点出贵族阶层对皇帝皇后的专横跋扈的极度不满而已。

不过下面作者对在罗马法史上声名赫赫的优斯提尼安的揭露虽然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但又是非常尖锐的，它给那些千百年来津津乐道优帝《新律》的谨严与公正的史家们以无法抗拒的重重的一击：

“如果违反了法律的任何人看到对胜诉没有把握的话，这个人就可以把更多的黄金抛向皇帝，这样他立刻便可以使同先前制订的一切法律抵触的一项法律得到通过。如果还有什么人怀念已经被取消的这一法律，皇帝也完全不反对再把它找回来重新加以制订，任何事物都不是固定有效的，正义的天平摇摆并向每一个方向转动，这要看是否有更多的黄金压在上面从而使它摆向一方或另一方；正义是在市场上确立的，而尽管它一度曾在皇宫里居住过情况也还是那样，在市场上人们可以找到售货室，人们可以在那里出一个价钱不仅买到法庭的判决，而且还有立法。”（同上， 作者虽记述了优帝当政时“盛世”的武功，对皇帝本人却着墨不多，看不出有什么特别钦佩或同情之处，有时还借敌人之口对他指责几句，这就是他对皇帝的不满所能表示的最大限度了，皇帝在已经问</a>世的战史里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并有所暗示或反应，作者也许因此便补上一卷专供吹捧之用的《建筑记》。顺便指出，《建筑记》在政治上虽然一无足取，却切切实实地提供了研究拜占庭史的一批十分宝贵的资料。

此外，受希腊罗马古典文化陶冶很深的作者也不像皇帝那样是一位基督教的纯洁性的狂热的保卫者，希腊神话这种异教信仰在他内心深处还占有巩固的地位，因此教会领地的扩充，皇帝对高级僧侣的庇护以及诸如此类的做法在作者看来都是大不以为然的。

提到拜占庭史，首先不能不想到皇帝优斯提尼安在位的这一段，而提起这一段，人们又自然会记起普洛科皮乌斯的几种作品。普洛科皮乌斯记述的是他亲历的几场战争而不是写拜占庭史，但是作为史家，他也记述了他认为有必要叫后人知道的其他方面。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他的作品为拜占庭史，特别是对皇帝优斯提尼安的统治时期的研究提供了Lauffray）的《叙利亚考古年鉴》（Annales archéologiques de Syrie, I, 1951, 41ff）。

普洛科皮乌斯的《战史》的前七卷当时所以得到发表并传播开来，当然首先是因为他是站在官方立场上撰史的。但是，如上所述，史家的良心使他基本上保持了公正，特别对于当时社会现状的记述也还是客观的。他是个基督教徒，但是从行文中看出他对异教不仅不存偏见，并且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他的高度的古典文化教养有时使他的文字看来竟像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个时代的人，这又使我联想到奥古斯丁和西塞罗之间文字的相似！人们还注意到，他的历史里有不少迷信的和宿命论的观点，例如在本书 “就我来说，在整个战斗期间，我不由得对上天的做法和人的做法感到惊奇，因为我注意到从远方预见到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上帝如何勾画出事情发生时他认为是最好的方式，而另一方面，人们，无论是他们受到欺骗还是提出了正确的意见，却不知道他们已经失败了，如果结果应当是这样的话，或者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胜利了，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给幸运开一条道路，对于注定要胜利的事物，幸运不可避免会逼临到它的头上。”（ “人们可以看到命运的光彩以及它展示的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都是属于她的，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则什么都不是！”（ “……决定动手杀害此人的那些人进来了，他们用点头的动作相互激励之后，已经把手放到剑上了，但是他们依然没有任何举动……但也许有上天的某种力量阻止他们这样做。”（ 为了证实《秘史》出自普洛科皮乌斯之手，H. G. 杜因具体总结出了下面四个有力的论据：

（一）在这部书的 按：杜因提出这条论据并同意豪里的看法显</a>然是因为普洛科皮乌斯完成前七卷是在550年，而从本书开头的行文来看，也顺理成章地和前七卷相衔接。只是作者在写作中由于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而忘了开头的话，大作起翻案文章来。结果这部分当然只能暂时束之高阁，以后另行补写 此外，据杜因的介绍，历史学家阿伽提亚斯（Agathias, 530～582）在他的作品里（波恩版，252·2～255·1；284·13～285·20；305·13～306·9）也提供了许多同类的指控。

对于普洛科皮乌斯笔下的穷凶极恶的卡帕多奇亚人约翰的劣迹，杜因举出了同时代史家约翰·利杜斯（490～565）有关同一人的记述（波恩版，250，13以次）以资对照：

“这个邪恶的卡帕多奇亚人在取得了权力之后，立刻成了制造公害的工具；首先，他经常在他的近卫军的房间里陈列镣铐枷锁，这样便为在他手下服役的那些人暗中设立一座私人监狱，就像那个没有人性的法拉里斯（传说是公元前6世纪西西里阿格里根图姆的僭主——引者注）一样，并且只是利用自己的奴隶来实施自己的巨大权力。他把受他迫害的人禁闭在那里，没有人能逃脱他花样繁多的拷问，他不经调查便把受到指控的人们送上拷问台，理由只是因为他们有钱，并且在放掉他们时，他们已是一丝不挂或断气了。

这些勾当乃是全体居民亲眼所见，而我之所以知道它们也是由于我曾亲眼目睹，由于干出这些勾当时我就在现场。并且我可以提供一个例子。人们向他（指卡帕多奇亚人约翰——引者）举报一个名叫安提奥库斯的上了年纪的人，说此人手里有一批黄金。于是他便把此人捉了起来，用粗绳子缚住他的双手，直到这位肩部脱臼的老人断了气，才被解除了束缚。这一暴行实际上是我亲眼所见，因为我同安提奥库斯认识。

然而卡帕多奇亚人所干的这一勾当还是他所干的一切勾当中最温和的。像他这样一直不停地干伤天害理的勾当的人但愿只有他一个人。然而事实上，正如诗人传说里的布里亚列欧斯有无数只手（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的有百只手五十个头的怪物——引者注），那个复仇的恶魔在干坏事时也有无数多的帮凶，此人不仅在皇宫里干坏事，他还把和他本人一样的人派往每个地方、每个地区，把到当时为止在每一角落尚未被发觉的最后一文钱像抽水机那样吸出来……”

后面，作者又举一个例子，说明卡帕多奇亚人约翰的爪牙们的残暴（ 其实即使不用别的史家的证据来证实《秘史》言之有据，单是《战史》本身已足够使人们认识到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的实质。《秘史》是用事实来说明这一实质的。历来中外史书除了记录统治者的相互厮杀书之外，同时又都是最下层老百姓备受压榨的历史，可以说，百姓是否丰衣足食，是否心情舒畅、活得充实，是否在受到迫害时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正是文明程度的标志。

杜因还指出，有关提奥多腊的后人的问题，除了普洛科皮乌斯之外，任何希腊与拉丁的作家都没有触及过。只有普洛科皮乌斯在《秘史》里（Syr. （Constitutiones Justiniani） 至于提奥多腊如何对待不听话的臣民，杜因引用了西尔维里乌斯传（Vita Silverii）里的一段很有说服力的文字（蒙森编订的Gesta Pont. Rom. I. 146）：

“皇后对大主教安塞姆斯的遭遇感到不满，因为他被最神圣的教宗阿伽皮图斯撤销了职务，理由是他发现安塞姆斯是一个异教徒，并且任命上帝的仆人米那斯来取代他。对此，皇帝在同助祭维吉利乌斯协商之后，便写给罗马的教皇西尔维里乌斯一封信，对他提出如下的请求：‘立即到我们这里来，否则务必使安塞姆斯恢复原职！’圣西尔维里乌斯接到这信后恼火地说：‘我十分清楚，这事会要我的命！’但是最神圣的西尔维里乌斯对上帝和圣徒彼得深信不疑，于是写信给皇后做了如下的答复：‘奥古斯塔女主人，对于一个身为异教徒并且因自身的邪恶而被定罪的人，我是决不会同意恢复他的职位的。’

于是激怒的皇后便通过助祭维吉利乌斯向贵族贝利撒里乌斯发布命令，作出如下的指示：‘找一些对教皇西尔维里乌斯表示不满的理由，撤掉他的主教职位或者至少迅速地把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你那里有大助祭维吉利乌斯，他是我们最亲爱的代表，他曾向我们保证把大主教安塞姆斯召回来。’随后贵族贝利撒里乌斯便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说：‘我当然会执行这一指令；但是想谋害西尔维里乌斯的那个人，他本人也必须向我主基督耶稣交代他的所作所为。’而由于命令紧迫，某些自称目击者的做假证的人便跳出来并且实际上提出这样一种说法，即他们曾发现教皇西尔维里乌斯给哥特人的国王通</a>风报信。贵族贝利撒里乌斯听到这话并不相信，因为他知道，这些说法是出于嫉妒才散布出来的。但是，由于许多人坚持这同样的指控，他也怕起来了。

“于是他便把神圣的教皇西尔维里乌斯召到平奇乌斯宫他这里来，并且把全体神职人员安置在 普洛科皮乌斯的作品最早的印本（editio princeps）是1607年由大卫·赫舍尔（David Hoeschel）在德国南部的一个重要的工商业，特别是书籍出版中心城市奥格斯堡出版的。但这个印本没有收入作者传世的全部作品，而主要是八卷的《战争史》，《秘史》则是1623年首次由阿列曼努斯（Alemannus）在里昂单独出版的并附有拉丁文的译文。第一部完整的全集是1661到1663年间巴黎的玛尔特列图斯（Maltretus）的版本，这个版本全部附有拉丁译文。1833到1838年间由狄恩道夫（Dindorf）在波恩出版的《拜占庭历史作家文汇》（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里普洛科皮乌斯部分收入的便是这个全集本。

我们用的这个英译本的原文是雅科布斯·豪里（Jacobus Haury）编订的《凯撒里亚的普洛科皮乌斯全集》（Procopii Caesariensis Opera Omnia），全集被收入特伊布那文库，于上世纪初（1905～1913）分三卷在莱比锡出版。豪里这个本子在1971年由维尔特（G. Wirth）重新编订，改作四卷，仍旧列入原文库。此外在意大利还有一个比豪里本更早一些的《凯撒里亚的普洛科皮乌斯：哥特战争史》（La Guerra Gotica di Procopio di Caesarea），原文的编订者是多明尼科·康帕列提（Domenico Comparetti），附有对原文的注释和意大利语译文，这个本子也分成三卷，于1895～1998年间在罗马出版。

最早的1607年版并不包括《秘史》，《建筑记》六卷也只有提要。最早提到这部《秘史》的，是10世纪的《苏伊达斯词典》（Suidas），词典里有这样的话：

“他（指普洛科皮乌斯——引者）还写了另一部题为《未发表的记事》的作品，这样两部作品合起来就是九卷了（指《战争史》八卷加上《秘史》合为九卷——引者）。

请注意，普洛科皮乌斯的以《未发表的记事》为题的这一卷包含对皇帝优斯提尼安和他的妻子提奥多腊，的确甚至还有对贝利撒里乌斯和他的妻子的批评与嘲弄。”

《秘史》曾被一些人译成现代语，但由于内容的关系，有的译本不署名。近年来为学术研究而翻译的《秘史》则是1896年雅典学会（在雅典）的也是不署名的译本和多明尼科·康帕列提的译本。意大利语言学家康帕列提于1927年去世，他的《秘史》译本（Le Inedite, Libro Nono delle Istorie di Procopio di Caesarea）发表于1928年。

有关普洛科皮乌斯的专著据杜因的介绍可以举出下列几种：

菲利克斯·达恩（Felix Dahn）：《凯撒里亚的普洛科皮乌斯》（Procopius von C esarea），柏林，1865年。

优利乌斯·荣格（Julius Jung）：《凯撒里亚的普洛科皮乌斯著作中的地理—历史问题》（Geographisch-Historisches bei Procopius von Caesarea），载《维也纳研究论文集》（Wiener Studien）第5辑（1883），第85～115页。

W. 格隆德拉赫（W. Grunch）:Quaestiones Procopiannae（普洛科皮乌斯研究）, Progr. 哈瑙（Hanau）1861年以及Dissert. 马堡（Marburg），1861年。

J. 豪里（J. Haury）：《普洛科皮乌斯研究》（Procopiana）, Progr. 奥格斯堡（Augsburg），1891年。

B. 潘岑科（B. Pancenko）：《关于普洛科皮乌斯的〈秘史〉》（Ueber die Geheimgeschichte des Prokop）, Viz. Vrem. 2（1895）。

J. 豪里（J. Haury）：《关于历史学家凯撒里亚的普洛科皮乌斯》（Zur Beurteilung des Geschichtschreibers Procopius von Caesarea），慕尼黑，1896～1997。

为了使读者对这部战史的三部分里主要事件在年代上有个大概了解，后面我分别把可以系年的事件列举出来以供参考。这些年代起一种坐标作用，不作正式年表使用。

注释

〔1〕 作者在《建筑记》里（V—3—10）提到皇帝优斯提尼安计划在桑伽里乌斯河上修建一座桥的事情，而据提奥法尼斯（A. M. 6052,I,234,15～18,ed,De Boor），这桥是在559～560年间建成的。

〔2〕 先前一些罗马法著作多认为特里波尼亚努斯是十人委员会的首脑，现据意大利学者近时的说法予以订正。

〔3〕 指《格列高里乌斯法典》（Codex Gregorianus,295）、《海尔莫盖尼乌斯法典》（Codex Hermogenianus,324）、《提奥多西乌斯法典》（Codex Theodosianus,438）。

〔4〕 参见《秘史》，第二十三章，第19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