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现代人的精神问题_寻求灵魂的现代人

现代人的精神问题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我们无法做出充分的判断。现代人是一种新兴的人；现代的问题是一个刚刚出现的问题，其答案只能留待未来去找寻。因此，在谈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时，我们顶多也只能陈述</a>一个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丁点儿的了解的话，我们或许就应该用不同的措辞来陈述。除此之外，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相当含糊；但事实是，它与一些非常普遍的东西相关，以至于它超出了任何一个个体所能掌控的范围。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以真正温和、极为谨慎的态度去处理这个问题。我对此深信不疑，并且还想着重强调这一点，因为正是这样一些问题，诱使我们夸夸其谈——而且也因为我自己将不得不说一些听上去可能既不温和也不谨慎的事情。

一开始，且让我先举一个明显缺乏此种谨慎态度的例子。我必须说明一点，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人就是那些能够意识到当下的人，他们绝对不是普通人。确切地说，他们是一些伫立在高山之巅或者站在世界边缘的人，他们的面前是未来的深渊，头顶上是苍穹，脚底下是整个人类，而人类的历史已经消失在了原始的迷雾之中。现代人——或者容我再重复一遍，即那些能够意识到当下的人——难得遇到。名副其实的现代人寥寥无几，因为他们必须拥有最高程度的意识。既然完全生活在当下意味着要充分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那么，就需要有最为强烈、最为广泛的意识，而无意识的内容则需要达到最低限度。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一点，即单凭生活在现代这一事实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现代人，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每一个活着的人就都可以说是现代人了。只有那些完全意识到当下的人，才是现代人。

能够合理地称其为“现代人”的人通常是孤独的。他必须如此，而且一直如此，因为为了更为充分地意识到当下而走的每一步，都将使他远离最初与大多数人的“神秘参与”，从而不能沉浸于共同的无意识之中。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意味着使自己与那种几乎囊括了整个人类的无所不包的原始无意识割裂开来。甚至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那些从心理学上讲处于最底层的人，也几乎是像原始民族一样过着无意识的生活。比最底层稍高一个层次的那些人，其意识程度相当于人类文化萌芽之时的水平，而只有处于最高层次的人，其所具有的意识才能赶得上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生活步伐。唯有我们所说意义上的现代人，才是真正生活在当下的人；只有这样的现代人，才具有对当下的意识；也只有他们才觉得那些与最低层次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令人感到乏味。除非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否则，过去世界的价值和奋斗故事，已再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因此，他就成了地地道道的“非历史的”人，而且是一个疏离了完全生活在传统范围内的大众的人。确实，只有走到世界的边缘，把所有没跟上时代的和超越了时代的东西都丢开，承认在自己面前的是一片虚无，而一切事物都有可能从这片虚无中生长出来，这样，他才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现代人。

有人可能认为这些话只不过是空话，只不过是陈词滥调。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假装能意识到当下更为容易的事了。事实上，有一大群微不足道的人，他们忽略了发展的各个阶段，忽略了各个阶段所代表的生活任务，凭空摆出一副现代人的样子来。他们冷不丁地出现在真正的现代人身旁，就像是无根的吸血鬼，他们的空虚被当成了现代人难耐的孤寂，从而使现代人的名誉受损。现代人以及和他同属一类的人本来就很少，又被大量吸血鬼般的伪现代人隐藏了起来，所以，大众群体是看不到他们的。我们对此也无可奈何；因此，对于“现代人”，是要打上一个问号，去质疑一番的，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要做真正的现代人，意味着自愿宣告破产，发誓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坚守贫穷和贞洁，而且更加痛苦的是，放弃历史的认可所给予他的荣耀。成为一个“非历史的”人就像是犯了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罪恶，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人都生活在罪恶之中。一种更高水平的意识就像是一种罪恶的负担。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一个人只有超越属于过去的意识阶段，充分地完成世界赋予他的职责，他才能获得一种充分的对当下的意识。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在最大意义上成为一个头脑健全、能力突出的人，一个取得与其他人同样多的成就，甚至比其他人取得更多成就的人。正是这些品质，使得他获得了下一个层次，即最高层次的意识。

我知道，能力突出（proficiency）这一观念尤其让伪现代人反感，因为它让这些伪现代人想起了自己的骗人勾当。不过，这不能阻止我们把它作为现代人的判断标准。我们甚至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而又自称是现代人，那他就只不过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无耻之徒。他必须能力非常突出，因为如果他的创造力不足以弥补他对传统的决裂，那么，他就只不过是不忠于过去而已。把否定过去与对当下的意识混为一谈，纯粹是耍把戏。“今天”介于“昨天”与“明天”中间，是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除此之外，别无他意。当下（present）代表了一个过渡的过程，能够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方可自称为现代人。

有很多人自称现代人，尤其是那些伪现代人。因此，我常常在那些自称老古董的人当中，找到真正的现代人。他采取这样一种立场，是有充分理由的。一方面，他强调过去，为的是在打破传统与我上文所说的那种罪恶感之间求得平衡。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被当成一个伪现代人。

每一种好的品质都有不好的一面，在这个世界上，凡是至善之物必定有其相对应的恶。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现在，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即有关当下的意识可能会导致一种建立在幻觉基础之上的得意忘形：也就是说，幻想我们达到了人类历史的顶点，是无数个世纪的结果与成果。如果我们这样认为，就应当明白，这只不过是自豪地承认了我们的匮乏而已：我们同时也让世世代代的希望和期望破灭了。想想两千年来基督教思想吧，它最终带来的不是救世主的回归和天堂般的千年盛世，而是基督教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还有铁丝网、毒瓦斯。这真的是天堂和人间的一场浩劫！

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我们很可能会再一次变得谦卑起来。诚然，现代人是一个巅峰，但到了明天，他就会被超越；他确实是多个世纪发展的最终产物，但他同时也毁灭了人类的希望，使人类陷入最可悲的失望境地。现代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已经看到，科学、技术和组织虽然会带来极大的益处，但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同样，他也已经看到，那些善意的政府为了彻底地铺平和平的道路而遵守“在和平中备战”原则，结果却差点让整个欧洲分崩离析，走向毁灭。至于理想、基督教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国际社会民主，以及经济利益“休戚相关”等，都没能经受住战火的洗礼——也就是，没经受住现实的考验。在战后15年的今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同样的乐观主义、同样的组织、同样的政治抱负，以及同样的标语口号在流行。我们怎能不担心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灾难呢？我们对所有禁止战争的协议都持怀疑的态度，即使我们希望这些协议能够取得一切可能的成功。说到底，所有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都让我们感到怀疑并在心底折磨着我们。总的来说，我认为，现代人遭受了几乎致命的打击，从心理学上讲，他们因此而陷入了深深的不确定性之中，我这样说并没有夸大其词。

我认为，这些陈述已经足够清楚地表明，医生这个身份使我的观点带上了某种色彩。医生总是在诊断疾病，而我又不能不做一名医生。但对医生这个职业来说，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不应该诊断出其实并不存在的疾病。因此，我不会宣称全体白种人，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白种人都已经身患疾病，也不会断言说西方世界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完全没有资格做出这样的判断。

当然，我只是从自己的经验以及与他人相处的经验中，得出了关于现代人精神问题的见解。我接触过成百上千来自白人世界各个角落的受过教育的人士（其中有些是病人，有些身心健康），对于他们隐秘心理生活中的某些内容，我略知一二，我的陈述就是以这些经验为基础的。毫无疑问，我只能画出一幅片面的图景，因为我观察到的事物都是心理生活事件；这些事件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即内在的一面（inner side），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必须指出，心理生活并非总是如此；心理的内在一面并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让人找到。有些种族或在某些历史时期，人们不太注重心理生活，此时，心理也会表现为外在的一面（outside）。我们可以以任何一种古代文化为例，尤其是埃及文化。埃及文化的客观性让人印象深刻，人们淳朴地为其从未犯过的罪行而忏悔着。[1]我们不会把巴赫（Bach）的音乐当作只是个人情感的表现，同样也不会觉得金字塔和塞加拉的埃皮斯神牛墓（Apis tombs of Sakkara）是在表达某种个人的问题或个人的情感。

不管什么时候确立了一种外在的形式，不管是仪式性的形式还是精神上的形式，只要充分地表达了灵魂所有的渴求和希望——就像现存的某种宗教那样——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心理是外在的，而且严格地说，并不存在什么精神的问题。与这一事实相吻合的是，心理学的发展完全是近几十年的事，尽管在老早以前人们就已经具有足够的自省能力和智力，辨认出那些被当成心理学研究主题的事实。技术知识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罗马人早就对所有的机械原理和物理事实甚为熟悉，他们本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制造出蒸汽机，但其实，在这些基础之上产生的却只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Hero of Alexandria）手中的一个玩具。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更进一步的迫切需要。到了19世纪，因为出现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以才有了运用一切可获得的知识的需要。同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某种精神方面的需要促使我们“发现”了心理学。当然，心理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展现出来，只是在过去它不曾吸引人们的注意——没有人曾注意到它的存在。人们没有注意到心理，也一样生活得很好。但是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全力以赴地研究心理的动向，就没法很好地生活下去了。

医疗行业的人最先注意到这一点；因为牧师只关心在一个公认的信念体系内，建立一种不受干扰的心理功能。只要这一信念体系能够真实地表达生活，心理学就只不过是健康生活的一种辅助，而心理本身也不会被当成一个问题。当人仍然过着群体生活时，他并没有什么属于他自己的“精神的东西”；他也不需要任何这样的东西，而只需要像大家一样相信灵魂不朽就可以了。但是，一旦他超越了他出生当地的那种宗教形式——一旦这种宗教再也不能包容他生活的全部时——心理就会成为一种凭其自身而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单靠教会的那一套措施是无法处理的。正因为如此，今天的我们才有了一门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心理学，而非基于某些信条或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的基本假设。在我看来，我们拥有这样一门心理学的事实本身，就是精神生活出现了剧烈震动的迹象。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的分裂，其模式与个体发生剧变的模式一样。只要一切进展顺利，心理能量能够以恰当、有条理的方式得到利用，我们就不会受到内心的干扰；不确定性或怀疑便不会困扰着我们，我们也不可能被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部分。但是，一旦心理活动的一两条通道被堵塞，我们立马就会想到一条被拦截的河流。水流会朝着它的源头，逆流而上；内在的那个人想要的东西，外在的那个有形的人却不想要，于是，我们便开始与自己交战。只有在这样陷入痛苦的时刻，我们才发现了心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才发现了那种阻挠我们意志的东西，它让我们觉得很陌生，甚至对我们充满了敌意，或者与我们意识到的观点不相容。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方面所下的功夫，最为清晰地体现了这一过程。他最先发现了性变态和犯罪幻想的存在，从表面上看，它们与一个文明人意识到的观点完全不一致。凡是受到这些性变态和犯罪幻想激发的人，无疑都是反叛者、罪犯或疯子。

我们不能假设说，无意识或人类心灵深处的这个方面是某种崭新的事物。在每一种文化中，它们很可能一直都存在。每一种文化都会孕育出与它相反的具有破坏性的东西，但是在我们之前的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都不曾被迫极其热切地研究这些心理的潜流。心理生活总会表现在某种形而上学的体系中。但是，有意识的现代人尽管付出了艰苦而顽强的努力，最终却也不得不承认心理力量的威力。这就将我们这个时代与其他所有时代区别了开来。我们再也不能否认无意识的激流是有效的力量——即存在的一些心理力量并不符合我们的理性的世界秩序，至少当前是不符合的。我们甚至把我们对这些力量的研究提升到了一门科学的高度，这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对这些力量的热切关注。在过去的世纪里，人们可能将它丢掷到了一旁，未加注意；但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它们就像是一件脱不掉的内萨斯的衬衫（a shirt of Nessus）。

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使得我们的意识观念进行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在我们的内在生活中，粉碎了我们对自身和自身价值的信仰。我们过去常常把陌生人——也就是，另外一面——看成是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者；但是，现代人不得不承认，他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跟其他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虽然我以前认为，让别人遵守秩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现在则承认，我也需要让我自己遵守秩序。我现在之所以比以前更容易承认这一点，是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我正在对理性世界组织存在的可能性慢慢地失去信心，那个充满了和平、和谐的千年盛世的古老梦想已经渐渐褪色了。现代人对所有这些事情都持怀疑态度，这给他们想要改革政治和世界的热情浇了一盆冷水；除此之外，这种怀疑态度也不利于顺利地将心理能量运用于外在世界。由于这种怀疑态度，现代人又转而只能依靠自己了；他们的能量开始流向源头，把那些一直存在于那里的心理内容冲刷到了表面（而只要河水能够在其河流上顺畅地流淌，这些心理内容就会隐藏在淤泥之中）。而在中世纪的人眼中，世界与此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地球永远是固定的，静止在宇宙的中心，太阳的运行轨道则围绕着地球，并热切地散发它的温暖。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已经帮人们准备好了永恒的幸福，每个人只要享受着上帝的关爱即可；每一个人只有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该怎样做，才能从这个容易腐化堕落的世界中升起，成为一个不容易堕落且充满欢乐的存在。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生活，即使在梦里看起来也不再是真实的。自然科学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把这层可爱的面纱撕成了碎片。那个时代就像童年一样已经远去，在童年时期，我们都相信自己的父亲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英俊、最强壮的男人。

现代人已经丧失了中世纪的同胞们所拥有的那些形而上学的确定感，于是，他们建立了物质保障、公共福利和人道主义的理想来取而代之。但是，要想让这些理想看起来依然毫不动摇，所需要的乐观主义就不是一点点了。甚至连物质上的保障也实现不了，因为现代人已经开始看到，物质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导致一场更加惊人的灾难性威胁。这种情境，光想象一下就已经让人觉得恐怖了。现在，城市已经拥有了完善的预防毒气袭击的措施，并且经常举行“演习”，当我们看到这些，又能想象出些什么呢？我们也只能认为，这样的毒气袭击其实已经在计划之中，并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再一次遵循了“在和平中备战”的原则。要是让人们去积累一些毁灭性的材料，那么，过不了过久，他们内心的那个恶魔一定会忍不住让这些材料去实现其命定的用途。大家都知道，只要把足够多的武器放在一起，这些武器便会自动引发爆炸。

有一条控制盲目偶然事件的规律，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称之为向对立面转化（enantiodromia）法则，这条法则所暗示的结果已经偷偷地溜进了现代人的头脑里，吓得他们不寒而栗，使他们在面对这些可怕的力量时丧失对社会措施和政治措施的信心。在一个盲目的世界里，建设和毁灭轮番上阵，如果现代人对这种可怕的前景避而不见，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么，他就会发现那是一片他想要忽视的混乱和黑暗。科学甚至已经摧毁了内心生活的避难所。那里曾是一个避风的港湾，如今却成了恐怖的地方。

然而，我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现了这么多的邪恶，这对我们来说却算得上是一种解脱。至少，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已经找到了人类邪恶的根源。尽管我们一开始感到非常震惊和无比失望，但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心理的表现，这让我们觉得它们或多或少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因而能够矫正它们，或者至少可以有效地抑制住它们。我们喜欢做这样的预设：如果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将根除世界上的一部分邪恶。我们还喜欢这样认为：人们已经广泛地了解了无意识及其作用方式，在此基础之上，谁都不可能会被一位意识不到自身邪恶动机的政治家给欺骗了；报纸首先就会出面制止他：“去接受精神分析吧！你有一种被压抑的恋父情结。”

我之所以特意选择这个怪诞的例子是为了说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荒谬的幻觉，以为凡是心理的东西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如果我们相信了这种幻觉，那就太荒诞了。因为真相却是，世界上大部分的邪恶确实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总的来说是无意识的，甚至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此外，还有一个真相是，随着洞察力的增强，我们可以与这些邪恶的根源作一番斗争。就像科学使我们能够处理外界施加给我们的创伤一样，它也能帮助我们处理来自内部的伤害。

过去20年来，对“心理学”的兴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增长，这无疑表明，现代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他的关注点从物质转移到自己的主观过程上了。我们应该把这仅仅当成是一种好奇吗？不管怎么说，艺术都有办法预测人类未来的基本观念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而在这种更为普遍的变化发生之前，表现主义艺术就已经完成了这种主观的改变。

当前这种对“心理学”的兴趣表明，人们期望能从心理生活中得到一些他从外部世界得不到的东西：毫无疑问，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宗教本应该包括但却没有包括在内的——至少对现代人来说是如此。在现代人看来，各种形式的宗教似乎不再源于内心——不再是他自己的心理生活的表现；他们认为，宗教成了只能被归为属于外部世界的东西。他们已无法获得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精神的启示；但他们还是尝试了一些宗教和信念，就好像它们是礼拜天穿的盛装，但结果还是再一次把它们扔到了一边，就好像扔掉穿旧了的衣服一般。

但不知为何，他们却迷上了无意识心理那些近乎病态的表现。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论理解过去曾被时代抛弃的东西有多困难，这些东西还是确实突然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人们普遍对这些东西感兴趣，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这种兴趣破坏了高雅的品位。我所说的不仅仅是对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的兴趣，也不仅仅是更狭隘的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兴趣，而是对各种心理现象的广泛兴趣，这些心理现象可以表现为唯灵论、占星术、神智学（theosophy）等。自17世纪末以来，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些现象了。我们只能把它与基督之后一两个世纪的诺斯替教（Gnostic）思想的繁荣进行比较。事实上，当前的精神潮流与诺斯替教有着深刻的契合之处。在今天的法国，甚至还有一个诺斯替教教堂，我还听说，在德国有两个教派，其成员公开宣称自己是诺斯替教信徒。从数量上看，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现代运动无疑是神智学，还有它在欧洲大陆的姊妹灵智学（anthroposophy）；它们都是穿着印度教外衣的纯粹的诺斯替教。与这些运动相比，人们对科学心理学的兴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诺斯替教体系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完全建立在无意识的表现之上，它的道德说教从不回避生活中的阴暗面。甚至在其于欧洲复兴的形式，即印度教的昆达利尼—瑜伽（Kundalini-Yoga）中，也同样体现出了这一特征。就像每一个了解神秘主义这一主题的人都可以证明的，上述论断在该领域也同样适用。

毫无疑问，对这些运动的强烈兴趣，产生于再也不能用旧有的宗教形式来消耗的心理能量。因此，这些运动带有一种真正的宗教特点，即使在它们把自己伪装得非常科学时也是如此。即使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把他的灵智学称为“精神的科学”（spiritual science），埃迪夫人（Mrs.Eddy）发现了一门“基督教科学”（Christian Science），这也改变不了什么。这些想要掩盖事实的企图，只能说明宗教已经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几乎就像政治和世界改良一样令人怀疑。

我认为，与19世纪的人相比，现代人满怀期望地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心理；而且，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参考任何的传统信条，而是基于诺斯替教意义上的宗教经验。我相信，我的这种说法并没有言过其实。上面提到的这几个运动都是尽量以科学的姿态出现的，如果我们因此而只看到它们滑稽的模仿或伪装的一面，那我们就错了；它们这样做是想表明，它们实际上是在追求“科学”或知识，而不是追求作为西方宗教之本质的信仰（faith）。现代人厌恶那些基于信仰所做出的教条主义假设，也厌恶那些以教条主义假设为基础的宗教。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当这些假设的知识内容看起来与他们自身对深层心理生活的体验相一致时，这些假设才是合理有效的。他们想亲自去了解，亲自去体验。圣保罗教堂的主教英奇（Inge）已经让我们注意到，英国圣公会也发起了一场目标相似的运动。

发现的时代在我们这里已经结束，地球上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被探索了；当人们不再相信居住在北极的居民一直生活在永远都有阳光照耀的乐土上，而是想亲自去探索，想亲眼去看看已知世界的边界外面究竟还有些什么时，发现的时代就开始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显然是在一门心思地想发现，除了意识之外，心理中还存在些什么。每一个唯灵论的圈子都在问：在通灵者失去意识之后，发生了些什么？每一个神智学者都在问：如果我的意识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会体验到些什么？每一个占星术士都会这样问：在我有意识的意图所及的范围之外，有哪些有效的力量和因素决定了我的命运？而每一个精神分析师则会问：神经症背后的无意识驱力是什么？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希望能够在心理生活中获得实际的经验。我们想亲自去体验，而不是在其他时代经验的基础上去猜想。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采用一种假设的方式来进行尝试——如，公认的宗教和真正的科学。倘若过去的欧洲人对这些深入的研究做细致观察的话，他们一定会感到不寒而栗。他们不但会认为这一研究的主题过于晦涩和神秘，而且在他们看来，甚至所采用的方法也过分地滥用了人类在智力上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如果我们对一位天文学家说，300年前的一个星象，放在今天至少能画出1000幅不同的星象图，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假如哲学启蒙时期的教育者和倡导者得知，自古希腊以来，世界没有摆脱任何一种迷信，那么，他们又将会说些什么呢？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本人，把一束耀眼的光芒洒在了心灵深处的肮脏、黑暗、邪恶的腹地之上，让人们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毫无用处的垃圾、渣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的是阻止人们去探求它们背后的东西。弗洛伊德没有成功，他的警告甚至带来了反效果：他越阻止人们去探究东西，人们越要去一探究竟，从而唤醒了很多人对所有这些垃圾、渣滓的欣赏与赞美。我们忍不住要说，这纯粹就是变态；我们确实难以解释这一现象，除非解释说，驱使这些人这样做的并非是对污秽的热爱，而只是对心理的痴迷。

从19世纪开始——也就是，在法国大革命那些难忘的岁月之后——人们赋予心理的地位便越来越重要，人们对心理越来越关注，也就意味着心理对人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这一点毋庸置疑。对西方世界而言，理性女神（Goddess of Reason）在巴黎圣母院的登基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象征——其意义很像基督教传教士们砍倒沃旦（Wotan）的橡树。因为就像在法国大革命中一样，当时天上也没有劈下复仇之雷来击倒这些渎神者。

那个时候，一个名叫安克蒂尔·杜门阶（Anquetil du Perron）的法国人正在印度生活，18世纪初，他带回了《奥义书》（Oupnek'' hat）的译本——《五十奥义书》——这本书让西方世界 * * *

注释：

[1] 按照埃及的传统，当死去的人在阴间遇到判官时，要非常详细地招认那些他从没有犯过的罪行，而实际的罪行则不必提及。——译者注

[2] Wo Gefahr ist, W?chst das Rettende auch（H?ld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