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正视潜意识_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

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内心里产生了一种不安定的感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失去方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悬在了半空中，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有必要对病人采取一种新的态度。我决定暂时不把任何理论性前提强加在他们身上，而是等待发现他们的内心会说些什么。我的目的是要事物顺其自然。结果，病人便自动地向我汇报他们的梦境和幻象，而我则只问问“与此相关的事有什么发生在您身上？”或“您为什么这么看？”“您的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及“您对此怎么看？”之类的问题，于是对梦的解析</a>好像从病人的回答和联想中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了。我避免一切理论的观点，只是帮助病人自发地理解梦的意象，并不应用什么法则和理论。

不久，我便认识到，采取这种方式作为释梦的基础是正确的，因为这便是梦试图达到的目的。我们必须从这些事实出发。自然，这一方法导致了大量的、多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便越发迫切地需要一种标准——几乎可以这样说，就是需要某种初始的方向。

大约就在此时，我体验到了一个异常清醒的时刻，清晰地回顾了自己一直以来走过的路。我想道：“现在您已掌握着打开神话学大门的钥匙了，您可以自由地打开潜意识精神的所有大门了。”但在这时候，有个东西却向我低声细语：“为什么要把所有大门都打开呢？”于是，一个问题突然间涌上心头：我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呢？我解释了古人的种种神话，还写了一本书，关于英雄以及人们永远生活其中的神话。但是如今，人们又生活在怎样的神话当中呢？答案可能是：基督教的神话。“你也生活在其中吗？”我问自己。说句老实话，答案是否定的。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以何为生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再有任何神话了？”“是的，我们显然不再有任何神话。”“但是，你的神话——你生活在其中的神话——又是什么呢？”在这一点上，我同自己的对话开始变得不那么舒服了，于是我没再想下去。我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然后，在1912年圣诞节前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身处一间富丽堂皇的意大利凉廊中，凉廊用柱子支撑，地板和栏杆都是大理石做的。我正坐在一把文艺复兴时期的金色椅子上，面前摆着一张桌子，美得无与伦比。桌子是用绿色石头做的，像是绿宝石。我就坐在那儿，朝外面的远方望去，因为这凉廊建在一座城堡的塔楼之上。我的孩子们也围桌而坐。

突然之间，一只白鸟落了下来，是只小海鸥或是只鸽子。它优雅地伏在桌子上歇息，我示意孩子们坐着别动，以免吓跑了这只漂亮的白鸟。转瞬间，这只鸽子变成了一个小姑娘，大约八岁，梳一头金发。她跟孩子们一起跑开了，在这城堡的柱廊间玩了起来。

我陷入了深思，琢磨着我刚刚体验到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小姑娘回来了，温柔地用双臂搂住了我的脖子，然后突然间就消失了。她重新变回了鸽子却用人声向我娓娓道来：“只有在晚上的前几小时里我才能变成一个人，因为雄鸽子这时正忙着埋葬那死去的十二只鸽子。”说着她便飞向了蔚蓝的天空，而我也在这时醒了过来。

我变得非常激动。一只雄鸽子与十二个死人有什么关系呢？联想到那绿宝石色的桌子，塔布拉·斯玛拉格丁娜的故事便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想起了炼金术传说里中爱马仕·托利司梅吉思托司那张绿宝石做的桌子。据说他死后留下了一张桌子，炼金术的基本教义便用希腊文刻在了这张桌子上。

我还想到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一年中的十二个月，黄道带的十二个星宫等。但我却揭不开这个谜的谜底。最后我只好放弃了这种努力。但是我敢肯定，这个梦暗示了潜意识的一种异常活跃的状态。但是我却没能掌握一门技术，来探究我内心活动的过程，因而我能做的只有等待，一如</a>既往地生活，并密切注意自己产生的各种幻觉。

有一个幻觉总是反反复复地出现：某种东西死了，但他却活着。比如说，尸体放进了焚化炉，但随后却发现它仍然是活人。这些幻觉进入脑海中并同时转变成梦的形式。

我身处一个靠近阿尔，像是阿尔斯冈的地区。在那里有一排雕刻精美的大理石石棺，可追溯到梅罗文加王朝时代。在梦中，我正从城中出来，看见前方有一条由长排坟墓构成的相似巷道。它们是一些带着石板的基座，死者就摆在石板上。这使我想到了教堂里埋葬用的古老墓穴，身穿盔甲的骑士们伸展着四肢躺在那里。在我的梦里，死者就这样躺着，它们身着古代服饰，双手紧握，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用石头凿出来的，而是以某种怪异的方式变成了木乃伊。我一动不动地站在 我们应该以其本来的面目，或者说看起来应该有的面目来看待这一体验。毫无疑问，它与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有关，而这种思想状态，非常有利于解释灵学现象。它是一个潜意识的星群，我认为其怪异的气氛就是原型的内在引导力量。“它到处走动，它是在空中飞舞！”当然，理智总喜欢妄称自己能通过物理和科学知识进行解释，或者干脆把这整个事件一笔勾销，说它违反了科学法则。但是，如有从不违反法则，那么这个世界该有多么枯燥乏味啊！

就在这次经历前不久，我记录下了灵魂飞跃肉体的幻觉。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灵魂，即女性意向，确立起了与潜意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与所有死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潜意识相当于死者的神话世界，对应着先人的世界。因此，若是有人产生了灵魂消失的幻觉，这就意味着灵魂退居于潜意识之中或者说撤退到了死者的王国。在那里，灵魂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活力，使先人的痕迹也就是集体性的内容呈现可见的形式。它像是一种媒介，使死者有机会自我显现。因此在我的灵魂消失后不久，“死者的灵魂”便出现在我面前，也就有了《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这篇文章。这就是所谓“丢魂”的例子——原始人也会经常遇到这一现象。

从那时起，死者作为尚未回答、尚未解决和尚未救赎的声音，显得越发清楚了；既然命中需要我回答的问题和需要我满足的要求并非来自外部世界，因此它们必须来自内心的世界。与死者的对话形成了一种预言，需要我向世人传达潜意识的概念：一种有序的格局以及对潜意识基本内容的解释。

今天，当我回顾一切的时候，当我思考幻觉研究对自己产生何种影响的时候，那情形仿佛一种信息势不可当地降临到我身上一样。这些意象中的事物不仅关系到我自己，还关系到其他许多人。正是在那时，我不再只属于我自己了，也无权再属于我自己了。从那时候起，我的生命开始属于芸芸众生。当时的科学里并没有我所关心的或正在找寻的知识。我本人还需经历原始的体验，还需尽力把体验结出的种子，种在现实的土壤里；否则他们仍然是未经证实的主观假设。正在这时，我才将自己献身于为精神服务之中。我对它爱恨交加，但它却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一笔财宝。我把自己托付给精神，而这便成了我能够忍受自我存在，充分享受生活的唯一方式。

可以说，我从未切断过自己与那些初期经验的联系。我所有的作品，我的一切创造性活动，都来自始于1912年（大约50年前）的初识幻觉与梦境。我晚年生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包含在它们之中，虽然最初的形式只是情感与意象。

我的科学知识是使我得以摆脱那种混乱状态的唯一手段。否则，这些材料便会使我陷入荆棘丛中难以脱身，或像原始森林里的匍匐植物一样将我活活勒死。我谨小慎微地去尝试理解每个单独的意象，我的精神库存中的每一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它们科学地分类，但最重要的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理解它们。这正是我们通常忽略的地方。我们允许意象出现，可能还会对它们惊讶不已，但是只能到此为止。我们无须费心地理解它们，更不用从中得出伦理结论了。这种戛然而止的做法会对潜意识产生消极的影响。

只要对意象稍加理解便可浅尝辄止的想法同样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意象的洞察必须转化成一种伦理责任。否则，自己将会成为权力原则的牺牲品，招致种种危险的后果，不仅对他人来说，对洞察者本人而言甚至都是毁灭性的。潜意识的意象使人肩负了重大的责任：不理解意象的含义或者逃避伦理职责都会使他自己和他的生活四分五裂，痛苦不堪。

在我全神贯注地研究潜意识意象的那段时间，我决定辞掉大学的教职，作为无俸讲师，我已在那里执教八年了（自1905年开始）。我对于潜意识的体验和实验已使我的智力活动停滞不前。写完了《潜意识心理学》之后，我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阅读科学书籍的能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三年之久。我感觉自己再也无法赶上知识界的发展速度了，再也无法谈论令我心醉神迷的事情了。把潜意识的材料公之于世，却差点使我成了哑巴。我既不能理解其中的原因，也无法赋予潜意识材料具体的形式。在大学授课时，我有些暴露自己，认为自己首先要找到一个耳目一新的方向，才能继续把课讲下去。如果我的智力状况就已经是疑云重重，那么继续教授年轻学生着实会误人子弟。

因此我觉得自己正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就继续我的教学生涯，继续走在这条坦途之上；要么就遵循内心人格的法则，听从一种更加理性的安排，朝着我那古怪的任务，朝着我对潜意识所做的实验奋力前行。但是，直到我作出这一抉择之前，我都不能出现在公众面前。

因此，我便有意识地、故意地放弃了我的教学生涯。因为我觉得自己身上即将发生某件伟大的事情，而且我对此事深信不疑，感到它从永恒性的角度而言更为重要。我知道它会充实我的生活</a>，我将不惜任何代价来实现这一目标。

说到底，能不能当上教授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了，不得不放弃这一教职确实令我有些困扰；在很多方面，我无法将自己局限于通常为人理解的材料上，对此我感到遗憾。有时我突然会有反抗命运的举动。不过这种情绪都是转瞬即逝的，也不算什么。相反，另一件事情却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留意内心人格的渴望和诉求，这种痛楚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已经反反复复地体验过这种感觉，而不仅仅是在放弃教学生涯时才体验到的。的确，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已经有过几次这样的体验了。年轻的时候，我的脾气相当暴躁；但每当这种强烈的情感达到高潮时，它便会突然转向，然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宇宙般的宁静。在这种时候，我便觉得已经远离尘世，而刚刚还令我激动不已的东西，仿佛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了。

我决定放弃教学生涯，并参与到无人（包括我自己）能够理解的事物中。这样的做法使我落入了一种极端孤独的状态。我踱来踱去，左思</a>右想，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人，因为他们只会产生误解。我发现，意象的内外部世界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其方式令人最为痛心。我仍然看不到现在已经理解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互动。我看到的只是“内”、“外”之间所存在着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然而，从一开始我就明白，只要我能成功地证明精神体验的内容真实存在，这种真实性不仅仅针对我的个人体验，而且适用于集体性的体验，我就能找到自己与外部世界及与人们的接触点。然而，这个工作是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后来在科学工作上，我试图证明这一点，并倾尽所能为亲朋好友介绍一种看待事物的新方法。我知道自己必须要成功，否则便会陷入绝对孤立的境地。

直到 回想起这一巧合，这一“同步性”时，我不禁在这幅我认为很有中国味的画下面写道：“此画作于1928年，展现了一座戒备森严的金色城堡。此时，身居法兰克福的理查德·威廉寄于我一篇中文文章，论述了黄色古堡即长生不老之源。”

这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梦：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肮脏灰暗的城市。那时正值阴雨连连的黑暗冬夜。这个城市就是利物浦。伴随着几个——也就是六七个——瑞士人，我穿过了好几条黑黢黢的街道。我感觉我们正从港口走来，而真正的城市实际上却在悬崖之上。于是我们爬上了悬崖。这个地方使我想起了巴塞尔，巴塞尔的市场在正下方，你可以经过托藤嘉申（“死者之巷”）一路上行通往上方的高地，然后再穿越彼得广场和彼得大教堂。我们到达这片高地后，发现有一个由昏暗街灯照明的大广场，这是众多街道汇聚之地。城市的各个街区呈辐射状环绕广场分布。广场中央是一个圆形水池，水池的中心则是一座小岛。在雨、雾、烟和昏暗黑夜的共同作用下，周围的一切变得朦朦胧胧，但小岛却被阳光照耀得灿烂夺目。岛上只生长着一株木兰，树上开满了红硕的花朵。这棵树仿佛就矗立在阳光之中，同时还是光源。友人们开始评论这恶劣的天气，显然没注意到这棵树。他们谈起了住在利物浦的另一位瑞士人，对他定居于此感到吃惊不已。繁花盛开的树之美和阳光灿烂的小岛令我心醉神迷，我想：“我很清楚他为何在此定居。”然后我便醒了过来。

对于梦中的一个细节，我还得添上一点补充性的评论：城市单独的街区绕中心点辐射布局。这个点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小方块，更大更亮的街灯为其招兵，俨然构成了小岛的小小复制品。我猜那“另一个瑞士人”就居住在其中一个二级中心点附近。

这个梦表达了我此时的心境。时至今日，灰黄的雨衣和上面闪烁的水光依然浮现眼前。一切都那么忧郁，不是黑色的就是灰蒙蒙的——正如我当时所思所感。但是我却产生了一种超脱尘世之美的幻觉，这便是我得以生存的原因。利物浦是“生命之池”。“利物”一词在古人看来，是“生命之根”的意思——是它“创造了生命”。

随梦境而来的还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我知道，在梦中已经揭示出了目标。人无法走出这个中心。它便是目标，它便是一切的源头。这个梦使我明白，自性就是方向与意义的原则和原型。其治疗作用便在其中。对我来说，这一顿悟暗示了通往中心进而实现目标的方法，也产生了关于我个人神话的第一个细微迹象。

做过这个梦以后，我就不再画曼陀罗了。此梦描绘了意识发展全过程的高潮。它使我心满意足，因为它描绘了我心境的整幅图景。我已确信，自己正忙于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过我仍然对它缺乏了解，我的同事中也没人清楚。此梦给了我清晰的思路，使我得以客观地看待我生命中的事物。

如果没有这一幻觉，我很可能就失去了方向，被迫放弃自己的事业。但是梦境已经帮我清楚地解释了其中的含义。当我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时，我就知道自己正在陷入那未知的世界。说到底，我对弗洛伊德学说以外的世界，还是一无所知；但我还是朝黑暗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我的选择，以及梦境的出现，不免让人觉得是一种天意。

我花了整整四十五年，在科学工作的框架中，提炼当时所经历所记录的事情。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的目标就是要在科学上有所成就。但是随后，我触碰到了这股岩浆流，于是它的热量和火焰重塑了我的生活。这就是促使我进行研究的基本事物，而我的作品或多或少算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将这一炽亮的物体融入当代世界的图景之中。

追寻内心意向的岁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所有根本性的事物都在那些时日得到了确定。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的细节只不过是补充详述了一些从潜意识中喷薄而出，起初还淹没了我的材料。这，便是可供终生研究的“原始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