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学时代_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十一岁那年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此时我被送进了巴塞尔的大学</a>预科。这样，我就远离了那些乡村的伙伴，真正进入了“大世界”。那里有许多有权力的大人物，他们的权力远比我父亲大得多，他们住在高大宽敞的宅院里，乘坐昂贵豪华的马车，讲一口文雅的德语和法语。他们的子弟，衣着讲究，彬彬有礼，口袋里塞满零钱。这些公子哥儿现在成了我的同学。当我听到他们谈论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情景时，心头交织着极大的惊异和隐秘可怖的妒忌。他们曾经爬上苏黎世附近闪闪发光的雪峰，甚至还去过大海，后者简直叫我目瞪口呆。我凝视着他们，好像他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那无法企及的、白雪皑皑的、光辉灿烂的山峰，来自那遥远的、难以想象的大海。于是，我 后来，母亲告诉我说，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显得非常沮丧。事情其实并非如此，相反，我是为这秘密而冥思苦想。在这种时候，我坐在石头上，内心是出奇的安慰与平静。它总是能使我从一切怀疑里挣脱出来。每当我想到自己就是石头，矛盾与冲突便立刻停止了。“石头是没有不确定性的，也没有想沟通的冲动，几千年过去了依然一成不变，”我会想道，“而我只是一种会消逝的现象，爆发成各种各样的情感，就像火焰一样，很快地亮起来，然后便熄灭了。”我不过是我的各种情感的总和，而我身上的那个“别的”却是那不受时限的、永不毁灭的石头。

那时候，我对父亲所说的一切产生了种种深切的怀疑。我一听到他布道称颂上帝的恩惠，便总是想到自己的体验。他所讲的一切听来显得陈腐而空洞，就像讲一个道听途说</a>来的故事，自己都不怎么相信。我很想帮他的忙，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帮。此外，我很怕羞，不敢告诉他我的体验，也不想插手他个人的急务。我觉得自己一方面年纪太小，另一方面又害怕行使 就我对《圣经》的了解，这一定义似乎是合适的。上帝具有一种人格，他是宇宙的自我，就像我自己是我的心灵和肉体存在的自我一样。但在这里，我却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毕竟，人格意味着个性。而个性并不是模棱两可的事物；也就是说，它含有特殊属性。但是上帝代表着一切，那他怎么还会具有一种可辨别的个性呢？另一方面，如果他的确有一种个性，那他只能是一个主观、有限世界的自我而已。此外，他又具有什么特点，什么人格呢？一切均取决于这一点，因为除非人类知道这个答案，否则他便无法与上帝建立起一种关系。

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最强烈的抵制感，抵制通过类比我的自我来想象上帝。在我看来，这如果还不算彻头彻尾的亵渎神明，那必然是无边无际的狂妄自大。在任何情况下我都难以把握自己的自我。首先我知道，它具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即 我猛地站了起来，面目狰狞，火冒三丈，大声嚷道：“我不是抄的！我费了老半天劲才写成一篇好作文。”但老师却对我怒吼：“你撒谎！你绝不可能写出那样的作文。没人会相信你。好了，说吧，你是从哪儿抄来的？”

我发誓自己是被冤枉了，但无济于事。老师固执己见并威胁我说：“我告诉你：要是让我查出来你是从哪儿抄的，我就开除你的学籍。”然后，他便转身走了。同学们向我投来了异样的眼光，我害怕地意识到，他们肯定心想：“啊，原来如此。”对我的抗议，他们充耳不闻。

我感觉从现在起，自己被打上了犯罪的烙印，而且原本有可能使我摆脱与众不同的所有道路也全被切断了。我深感沮丧与耻辱，发誓一定要好好报复这个老师，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很可能做出违背法律的事情来。可是我到底怎样才能证实，这篇文章不是抄来的呢？

一连好几天，我心里翻来覆去想着这件事，一再得出结论，我是无能为力的，盲目而愚蠢的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给我打上了骗子和作弊的印记。现在，我认识到许多以前无法理解的事——比如说，当我父亲问到我在学校的表现时，其中有个老师便说：“哎呀，他就是中等水平，不过他很用功。”他们认为我有点儿笨还有点儿肤浅，这确实使我气恼。但令我愤怒的是，他们竟认为我是骗子，这无异于在道德上判了我的死刑。

我的悲愤马上就要失控了。随后，我在自己身上已然觉察到的一件事发生了：我的内心突然陷入了沉寂，仿佛一道隔音门把一间嘈杂的屋子关上了。就像一种冷漠而好奇的情绪突然落到了我的身上，于是我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吧，你激动了。当然了，那老师是个白痴，他不了解你的本性——也就是说，并不像你了解的那么透彻。因此，他便像你一样多疑。你不相信自己和他人，这就是为什么你会与那些天真、淳朴和单纯的人格格不入。当人对事物不了解的时候，他便会激动起来。”

鉴于这些既不愤怒又不高深的考虑，我的内心又翻涌着一系列与之类似的思想，在我不愿思考那禁止思考的观念时，它却坚实有力地铭刻在我的心上。在那时，尽管我根本看不出 这件事令我感到有些难过，但同学们的怀疑却更为严重，因为他们威胁我，要像从前那样孤立我，让我精神萎靡一蹶不振。我绞尽脑汁，竭尽全力想弄清楚我到底做了什么，而招致他们的诽谤。经过仔细的打听我才发现，他们之所以讨厌我，是因为我经常妄加评论与暗示，而那些事情我自己可能也不清楚。比如说，我假装对康德和叔本华有所了解，甚至对学校尚未开设的古生物学也略知一二。这些令人震惊的发现向我表明，事实上，所有激烈争论的问题与日常生活毫不相干，它们就像我内心深处的秘密，属于“上帝的世界”，因此最好对它只字不提。

从那以后，我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不再跟同学和熟识的成年人提及这些深奥晦涩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不管与谁交谈，难免会被扣上吹牛与欺骗的帽子。而我最令我苦不堪言的莫过于我难以克服自己内心上的分裂，即我内心被分成了两个世界。由于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我不得不从脱离普通的日常生活而进入无边无际的“上帝的世界”。

“上帝的世界”这种说法，在某些人听来可能略显伤感，但我根本不这样认为。一切超人的事物都属于“上帝的世界”——耀眼的光芒；黑暗的深渊；冷漠无情的时间和空间；以及神秘、古怪、无理的机遇世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经常被父母和他人问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说实话，我还没有想清楚。兴趣把我引向不同的方向。一方面，科学将我深深吸引，因为科学真理建立在事实之上；另一方面，有关比较宗教学的一切又令我心醉神迷。在自然科学方面，吸引我的主要是动物学、古生物学及地理学；在人文科学方面则是希腊、罗马、埃及及史前考古。当然那时我尚未意识到，这最为广泛的学科选择有多么符合我内心的双重性格。科学中的具体事实和其历史背景对我极具吸引力，而比较宗教学令我感兴趣的则是精神性问题，其中还牵涉到哲学。在科学中，我忽略了意义的因素；而在宗教学里我忽略了经验主义的因素。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第一人格的需求，而人类或历史研究则为第二人格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我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好久都拿不定任何主意。我注意到，母亲家的一家之主，舅舅，巴塞尔圣·奥尔本教堂的牧师，正在轻轻地将我拉近神学的方向。有一次，当他和一个儿子——他几个儿子都是神学院学生——讨论一个宗教问题的时候，我正好坐在桌边倾听，我那专心致志的神情被他捕捉到了。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神学家，他们与象牙塔中令人炫目的学问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学识比我父亲还要渊博。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并不关心真实的体验，当然更不关心与我的体验相似的体验。他们所谈论的只限于《圣经》中叙述的教义观点，所有这些观点都令我感到十分难受，因为《圣经》里有太多几乎难以令人相信的奇迹故事了。

每周四当我去高中上课时，我便可以到这位舅舅家吃午饭了。我非常感激他，不但因为午饭丰盛，还因为我难得有机会偶尔听到成年人智慧的交谈。弄清楚这类东西是否存在，成为我妙不可言的体验，因为在我家周边，我从未听到任何人讨论过学术问题。有时候我确实想与父亲严肃地谈一谈，但父亲总是不耐烦，还匆匆忙忙地躲开我，这实在令我不解。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渐渐了解，我那可怜的父亲原来是害怕思考，因为他的内心也充满了很多疑惑。他要躲进自己的世界里，因此坚信盲目的信仰。他无法将信仰当成恩赐，因为他要“通过斗争来赢得信仰”，要下一番功夫强迫它到来。

我舅舅和堂兄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历代教皇的教规教义以及现代神学家们的种种观点。他们似乎安居于一种不言而喻的世界秩序里，在这种秩序里，尼采的名字根本不会出现，而雅各布·布克哈特也只能受到勉强的恭维。布克哈特是“自由派”，“一个激进的自由思想家”，因此我猜想，在事物的永恒秩序里，他有些站不住脚了。我知道，舅舅向来认为我与神学相隔遥远，我也非常遗憾，不得不令他失望。我从来不敢把自己的问题摆到他面前，因为我非常清楚，这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灾难。我也不必赘言来替自己辩护。相反，第一人格却很快一马当先，于是我的科学知识，尽管仍然很贫乏，却受到了当时科学唯物主义的彻底浸染。历史的见证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牢牢地牵制着我，令我苦不堪言，而在我周围，居然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尽管身为神学家的舅舅和堂兄们对康德称赞有加，但他们只用康德的原理诋毁反对性观点，却绝对不会用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于这件事，我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结果，当我和舅舅及其家人围桌吃饭时，我开始感觉越来越不舒服了。由于我有习惯性的犯罪意识，这几个星期四就变成了晦气的日子。在这个社会安定、精神安逸的世界里，虽然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偶尔滴出的、刺激智力的甘露，但我还是感到越来越不自在。我觉得既可耻又不诚实，于是我不得不承认，“没错，你是个骗子；你说谎，欺骗对你心怀善意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稳定与理智健全的世界里，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贫穷，他们的宗教是一份获得薪水的职业，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上帝可以使一个人脱离秩序井然的精神世界，并遭受万人唾骂。这一切都不能怪他们。我无法向他们解释这一点。我必须自己背上这个恶名并学会忍受它”。但不幸的是，迄今为止，我的这一努力并未取得明显的成效。

随着道德冲突的紧张程度日益增加，第二人格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令人憎恶，而我自己也无法再掩盖这一事实了。我试图消灭第二人格，然而这一努力也没能成功。在学校在朋友面前，我可以忘记他，在我学习科学时他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只要我在家里或去乡下独处时，叔本华和康德就又猛烈地回到我的脑海，庄严的“上帝的世界”也跟着回来了。我的科学知识也构成了这世界的一部分，并使这宏伟画卷上布满了生机勃勃、色彩斑斓的人物。这时，第一人格消失了，有关职业选择的忧虑也不见了踪影；这是我在19世纪最后十年间的一个小小插曲。但当我从过去几个世纪的远征重返现实的时候，我的身上会伴随着一种松垮的感觉。我，或者说第一人格，生活在此时此地，迟早都要形成一种希望选择什么职业的确切想法。

父亲与我严肃地谈了几次。他说，我当然有自由学习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但如果我想听听他的忠告，那我就不应选择神学。“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当神学家。”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时，我们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我可以说也可以做某些事情，而且还不会遭到他的指责。我能不去教堂就不去教堂，也不再参加圣餐仪式，他再也不会责备我了。离教会越远，我就觉得越舒服。唯一令我留恋的当然不是“宗教团体”，而是管风琴和合唱音乐。“宗教团体”这个词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比起“俗人”来，经常上教堂的人，根本算不上什么“团体”。“俗人”可能不那么有德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却更加友好，他们感情自然，更为热心真诚、欢快健谈。

我可以向父亲保证，自己一点也没有想当神学家的愿望。但我仍然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摇摆不定。二者都有力地吸引着我。我开始意识到，第二人格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在第二人格里，我超越了此时此地的范围；感觉自己是千眼宇宙中的一只眼，却不能像地上的石子那样经常移动。第一人格不想袖手旁观，于是奋起反抗这种被动性，但目前为止，他却陷入了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显然，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只能拭目以待。如果有人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会习惯地回答：语言学家。虽然表面上这么说了，但是私下里，我指的却是亚述和埃及考古学。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科学和哲学，假期里更是如此了。假期我都与母亲姐姐待在家里。我跑去跟母亲抱怨“我烦透了，我不知道将来该干什么”的日子早就过去了。现在，假期成了我一年之中最美妙的时光，我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了。另外，假期的时候，至少在暑假期间，父亲便会像往常一样离家前往萨克森度假去了。

我只经历过一次假日旅行。当时我十四岁，跟医生作了预约，于是便被送往恩特勒布赫进行治疗，希望我时好时坏的胃口以及当时不稳定的健康状况能有所改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只身处于陌生的成年人之间。我住在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家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既可怕又迷人的冒险之旅。我几乎看不到这位神父的身影，他的那位管家虽然算不上吓人，但却动不动就发火。在这里，任何对我有一点点威胁的事也没有发生。一位乡村老医生照看着我，他开设了一家旅店式的疗养院，供形形色色的康复期病人入院治疗。这群病人可谓五花八门，有农民、小官员、商人、几个来自巴塞尔的有教养的人，这几人当中有一个是化学家，荣耀登峰造极——获得了博士称号。我父亲也是个哲学博士，但他只不过是个文献学家和语言学家。这位化学家对我来说是个新奇的发现：这里终于有了一位科学家啦，也许他就是其中一个懂得石头秘密的人。他还是个年轻人，他教我打槌球，但我一点儿也没感觉他是个学识渊博的人。而我却太害羞、太笨拙、太无知了，结果什么也没问他。我很尊敬他，认为他是我亲眼见过的第一个已经了解大自然的秘密，至少是部分秘密的人。他与我坐同一张桌子吃饭，吃的是跟我一样的饭菜，偶尔也与我聊上两句。我仿佛进入了成年人更为庄严的领域。而我又参加了为寄宿者安排的郊游活动，这种地位的上升便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在一次郊游中，我们参观了一个造酒厂酿酒厂，主人还邀请我们品尝了样酒。我想用两行诗来表达当时的心情：

可是现在遭遇了忧愁，

来吧，让我们畅饮这美酒。

我受到了各式各样小玻璃瓶的强烈启发，于是便飘飘欲仙，进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全新意识状态。再也没有什么内部和外部了，再也没有“我”和“他人”了，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消失了，谨慎和胆怯也无影无踪了，天地、宇宙和在其中爬行、飞翔、转动、上升或下落的一切，全合而为一了。唉，真丢脸，我竟然得意扬扬地喝醉了。我仿佛沉浸在一片充满喜悦冥想的海洋里，但由于汹涌的波浪，我只好将眼睛和手脚紧贴着所有坚实的物体，在摇摆的街道和晃动的房屋树木间保持平衡。“棒极了，”我想道，“只可惜多喝了那么一点点。”然而这一体验却导致了一个相当不幸的结局，但不管怎么说它仍然是一种发现，一种美和意义的征兆，只是我的愚笨把它破坏掉了。

疗养快结束时，父亲过来接我，随后我们便坐上轮船，一起到卢塞恩旅行。多么美妙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轮船呢。蒸汽机的动作我怎么看也看不够，可是突然之间，有人告诉我们说菲茨瑙到了。一座大山雄踞在村落之上，父亲向我解释说，这就是瑞吉峰，一条齿轮铁路盘山而上。我们来到一个小火车站，那里停靠着世界上最古怪的火车头，锅炉虽然是直立的，但倾斜角却很异常。父亲把一张火车票塞进我手里说：“你可以一个人坐到山顶。我就在这儿等着，两个人坐太贵了。千万要小心，别摔下来了。”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我就站在这座雄壮的大山脚下，它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座都高，特别像我遥远孩童时代所见的火红山峰。确实，到现在我差不多是大人啦。为这次旅行，我买了一根竹杖和一顶英伦骑士帽——对于一个环游世界的行者来说，这可是最合适不过的物品了。现在我马上就要登上这座雄伟的山峰啦！我不知道谁更雄伟，是我呢还是这座大山呢？伴随着扑哧扑哧的轰鸣声，这奇妙的机车咔嚓咔嚓地晃动起来，一直把我拉到令人头晕目眩的山顶，我向下俯瞰深渊，一幅连续变幻的崭新景象尽收眼底，直到最后，我站上了空气十分稀薄的山巅，放眼眺望难以想象的远方。“没错，”我想，“就是它，这就是我的世界，真实的世界，这就是我的秘密，这里没有老师，没有学校，没有无法回答的问题，不用求靠任何东西便可存在。”悬崖峭壁环绕，我小心翼翼地沿着小径行走。一切都显得十分庄严，我觉得人在山巅就要优雅谦恭、沉默无言，因为他已进入上帝的世界。山巅是有形的现在。这是父亲送给我的最美好、最珍贵的礼物。

山巅的美景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上帝的世界”里发生的一切，已经完全从我记忆中抹去了。但在这次旅行中，第一人格又显现了出来，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使我永生难忘。我还是看见了自己，长大成人、独立自主，头戴一顶坚硬的黑帽，手握一根昂贵的手杖，来到一间极为优雅的宫殿式大饭店。像这样的饭店，卢塞恩湖边还有很多。我坐在饭店的露台上，要么就坐在菲茨瑙市美丽的花园里，头上则是洒满了阳光的条形凉棚。我坐在一张小巧的、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旁边，喝着清晨的咖啡，吃着涂满金色黄油和各式果酱的牛角面包，设想着可以占满漫长夏日的远足计划。喝过咖啡之后，我可以镇定自若地踱步到汽船上，既不激动，也不匆忙。这条船便载着我驶向圣哥达，驶向山顶银光闪闪白雪皑皑的大山脚下。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劳累过度，想寻觅憩息之处时，这种形象便会浮现脑海。在现实生活中，我一再指望能见到这种壮丽的景象，但却从未如愿以偿。

这是我第一次有意识的旅程，过了一两年之后，我又进行了第二次旅行。家人同意我看望在萨克森度假的父亲。从他那里我得知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消息：他与当地的天主教神父成为了朋友。这在我看来绝对是一种大胆的行为，我不由得暗地里敬佩起父亲的勇气来。在萨克森，我参观了弗鲁埃利的隐居之处以及克劳斯弟兄的遗物，听说后者此时已经升入天堂了。我猜测天主教徒们怎么会知道他已经处于一种极臻幸福的状态呢。也许他告诉人们自己还在四处游荡？当地的这位守护神令我久久难以忘怀，我不但能够想象一种完全献身上帝的生活，甚至还理解了这种生活。当我这样想时，心里却在微微颤抖，还产生了一个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他的妻子和孩子怎么一生下来就有一位圣人丈夫和圣人父亲呢，而我那么喜爱父亲不正是因为他有过错有缺陷吗？“对啊，”我想，“谁能跟一个圣人生活在一起呢？”他当然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便只好去当隐士了。尽管如此，他隐修的小屋离家并不太远。我想，这个主意倒不错：让家里人住在一间屋子，而我则住在距之不远的小屋里，码放一堆书，置办一张写字台，还生着一团明火，可以烤几个栗子吃吃，用三脚架煲一锅汤喝喝。作为一个神圣的隐士，我再也不用上教堂了，因为我将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小教堂了。

我从修士的居所漫步向山上走去，陷入了沉思，正当我要掉头下山时，左边一个年轻姑娘的纤细身影出现了。她面容姣好，穿着当地服装，跟我打了个招呼，蓝色的眼睛善意地闪烁着。我们一起向下面的山谷走去，仿佛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她与我年纪相仿。由于除了堂姐之外我不认识什么女孩，因此我便感到十分尴尬，不知道该如何同她说话才好。于是我开始犹犹豫豫地解释说，我来这里度几天假，我在巴塞尔读高中，以后想进大学学习之类的。正说着时，一种命里注定的奇妙情感涌上了我心头。“她就是在此时此刻出现的，”我心里想道，“而她很自然地随我一同前行，好像我俩是天生的一对。”我斜着瞟了她一眼，她的脸上交织着既羞涩又钦佩的神情，这使我有些狼狈，有些激动。我琢磨着，难道这便是命运的安排？我与她的邂逅只是偶然？一个农家姑娘——这可能吗？她是个天主教徒，但也许她的神父正是我父亲在此结交的朋友？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当然不能跟她谈什么叔本华，谈什么意志的否定性。然而，她看起来一点也不邪恶。也许她的神父并不是穿着黑色长袍躲躲闪闪的基督会信徒。但我也不能告诉她我父亲是个新教教士呀。这可能会吓跑她或得罪她的。跟她谈哲学？谈魔鬼？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魔鬼比浮士德还重要，虽然歌德把魔鬼塑造成了一个容易上当的大笨蛋。她仍然居住在天真遥远的地方，可是我却重重地落入了现实之中，落入了创造的壮丽和残酷之中，听到这些她怎么受得了呢？我们之间阻隔着一面无法穿越的高墙，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我感到很伤心，于是心中的想法退去了，把谈话转向不那么危险的话题上。她要去萨克森吗，天气真好呀，风景真美呀，等等。

从表面上看，这次邂逅完全没有意义。但从内心里看，它却举足轻重，不但好几天都占据了我的思想，而且还像路边的神龛一样，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a>之中。那时候，我仍然处于那种幼稚的状态，认为生活是由单一的、毫无关联的经历组成的。因为有谁能发现命运之线竟会从克劳斯弟兄牵引到这位漂亮姑娘身上呢？

这个时期的生活充满了种种自相矛盾的思想。首先，叔本华和基督教就无法达成一致；其次，第一人格也想从第二人格的压制压迫或感伤中解脱出来。当第一人格想起第二人格的时候，感到沮丧的并不是第二人格而是第一人格。而就在此时，由于对立双方产生了冲突，我人生中第一个系统的幻想诞生了。它一点一点地出现，据我所知，它起源于一次令我激动不已的体验。

有一天，强劲的西北风将莱茵河刮得波浪起伏，泡沫荡漾。我上学时正好经过河边。突然间，我看见一艘船从北边驶了过来，船上扬起一面巨大的主帆，趁暴风雨来临之前向莱茵河上游驶去。这是一个全新的经历——莱茵河上出现了一艘帆船！这为我的想象插上了翅膀。如果这不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如果整个阿尔萨斯变成了一个湖泊，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帆船和大轮船了。那时，巴塞尔就变成了一个港口；那感觉就像住在大海边一样美妙。然后，一切都将变得不同，我们也将会生活在另一个时间里和另一个世界里了。那就没有了高中，不用走一长段路去上学，我很快就能长大，如愿以偿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湖中会突起一座石山，由一道狭窄的地峡与大陆相连，地峡被一条宽阔的运河所切断，运河上架着一座木桥，通向一道两侧矗立高塔的大门，门内是建在四面斜坡上的中世纪小城。岩石上矗立着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城堡上有一座高塔和一座瞭望塔。这就是我的家。在城堡里面，没有华美的大厅或任何富丽堂皇的迹象。房间非常小，都镶嵌着木板，简单朴素。里面有一间特别引人注目的图书室，你会发现所有的藏书都值得一读。图书室还收集了各种武器，堡垒上架着大炮。除此之外，城堡里还有一支由五十位武装人员组成的卫戍部队。这座小城市有几百户居民，由市长和市议会（由元老组成）治理。我自己则是治安法官、仲裁人和顾问，只是偶尔在开庭时才露露面。小城镇在朝向陆地的那边有一个港口，港内停靠着我的一只双桅纵帆船，船上装备着几门小炮。

整个布局的核心及存在理由便是城堡塔楼的秘密，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种想法像电击一般涌上心头。因为塔楼内部，一根铜柱或者像胳膊一样粗的重型电缆从雉堞墙一直延伸至拱形地下室。铜柱在顶部分叉成许多极细小的分支，就像树冠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像带有小细根的主根倒立过来伸向天空一样。这些小根从空气中汲取某种无法想象的东西，引导着它们沿着铜柱进入地下室。在地下室里我还有一种同样难以想象的装置，它看起来像个实验室，我就在这里用铜根从空气中汲取的神秘物质制造金子。这的确是一个奥秘，对于它的性质，我既没有概念也不想形成任何概念。我也从来没有认真想象过这种炼金过程的性质。我的想象力巧妙地略有些紧张地回避了实际上正在进行的试验。实验室里面还有一种禁忌：最好不要太深究，也不要问从空气中的汲取物是什么。就像歌德在提到根源时说：“甚至连提起它们，都会使勇者丧胆。”

当然，“精神”对我来说意味着某种难以形容的东西，不过在内心中，我不认为它与纯净的空气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这些小根吸收并输送到铜柱去的是一种精神性的本质，它在地下室里变成了可见的、金黄色的硬币。这当然不是什么念咒驱鬼的把戏，而是大自然庄严、重要的秘密，我不知道如何获悉的这一秘密，但是我要将它掩藏起来不让市议会元老们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不能让我自己发现。

我高兴地发现，以前上下学要走的又长又烦的路，现在大大缩短了。我一走出学校大门进入了那座城堡，里面的结构正逐渐发生变化，市议会会议如期召开，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了惩处，争端得到了裁决，大炮也开火发射了。纵帆船的甲板清理干净，船帆扬起来了，随后船在微风的吹送下小心地驶离了港口，从岩石背后驶出，一直向西北方向驶去。突然之间，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家门口，好像刚刚走了几分钟似的。我从自己的幻觉中走了出来，就像从毫不费力将我送回家的马车上下来一样。这种令人无比享受的消遣一连持续了好几个月，后来才变得厌倦。这时，我觉得如此幻觉既愚蠢又荒唐。为了代替这种白日梦，我开始用小石子、泥土和灰泥建造城堡和严防死守的炮台——惠宁根要塞，当时它依然完好无损，所以便成了我的一个模型。我研究了沃邦有可能采取的一切防御计划，因此很快就熟悉了所有的防御技术。我又从沃邦的防御手段转到现代的防卫方式，尝试用有限的手段建造不同类型的防御模型。这件事占据了我两年多来的所有业余时间。在此期间，我稳步地丰富了对于自然科学和具体事物的知识，这却是以牺牲第二人格为代价的。

既然我对实实在在的事物知之甚少，我想，对它们进行思考也是毫无意义的。谁都可以异想天开，但掌握实际知识又是另一回事了。父母同意我订阅一份科学期刊，拿着期刊我饶有兴致地读了起来。我寻找收集了在我们侏罗山脉能找到的各种化石和矿物，还有各种昆虫以及猛犸和人类的骨头——在莱茵兰平原的采砾场里找到了猛犸的骨头，而人类的骨头是从靠近惠宁根的乱葬岗里找到的，可追溯到1811年。各种植物也激发了我的兴趣，但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植物深深吸引住了，总之强烈认为它们不该被连根拔起而死。它们是有生命的事物，它们只有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才有意义，一种潜藏的秘密意义，上帝的一种想法。我们应该以哲学式的好奇深思它们，敬畏它们。生物学家对它们的看法很有意思，但却不是根本的东西。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又无法向自己解释。比如说，植物与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又与意志的否定有什么关系？对此我理解不透。它们显然带有天真无邪的神圣状态，我们最好不要去破坏它。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昆虫是变性的植物，假设腿脚上长满了花果四处爬行，或用花瓣般的翅膀到处飞舞，忙于捕食各种植物。他们因为这种违法的行为受到了大规模的杀害，六月甲虫和毛毛虫是遭受惩处的特殊目标。我对“所有生物的同情”严格限于热血动物。青蛙和蛤蟆是冷血脊椎动物中唯一的例外，因为它们与人类有某些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