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_配第经济著作选集

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威廉·配[3]

在本书中，配第除了为英国资产阶级筹划如何对外争夺之外，还就如何掠夺殖民地人民向英国资产阶级献策。我们知道，当时爱尔兰和苏格兰是最早遭到英国统治阶级掠夺的殖民地，两国人民曾经不断地掀起反对英格兰殖民者的斗争。因此，英国的统治阶级自16世纪以来，就一直主张采取种族渗透和劫持的方法，来维持在这两个国家的统治。配第在《赋税论》中，对英国统治阶级的这种主张表示过赞同的意见，并为这种主张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在本书中，配第仍坚持这种主张，认为:“把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原地区的一切动产和居民迁移到大不列颠帝国的其他地方去”，“这样做，国王和他的臣民，不论在进攻还是防守方面，都将比现在更加富强。”（本书第52页)不仅如此，他在本书中，仍主张用军队来镇压爱尔兰人民，而且要爱尔兰人民负担镇压他们的英国占领军的经费。他指出：“即使要付出爱尔兰王国的所有租金的四分之一的代价，也必须在爱尔兰派驻一批军队。”（本书第73页）

当时，贩运黑奴是英国殖民地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英国殖民者从这种血腥买卖中掠得了巨额的利润。在本书中，配第也鼓吹这种可耻的血腥贸易，宣称:“把黑人（他们劳动量大，消费水平极低）运到美洲殖民地这件事，并不是不足取的。”（本书第77页）

不过，在本书中，配第在向资产阶级献策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原理，这些经济原理，在当时说来都是创见。

如上所述，配第在本书中，应用算术方法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这就是实验哲学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它的根本精神，就是重实证，反对主观想象。配第指出:“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汇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本书第8页）他认为，不能诉诸人们感官，在性质上没有可见的根据的东西，是不能触摸的，当然无法加以论证，而在经济现象中，能够加以论证的东西，也就是那些能够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计算和衡量的客观的经济事实。在他看来，凡是能够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东西，也就是实在的东西;因此，经过数字、重量和尺度计算及衡量的经济现象，也就是经过了实验论证。他指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它们构成我下面立论的基础）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本书第8页)就这样，他为不能像自然现象那样通过实验方法加以证明的社会经济现象，创立了检证的方法。这种政治算术的方法，配第在《赋税论》和《献给英明人士》两书中就已展开说明，在本书中，配第更加有系统地、前后一贯地运用这种方法，使这种方法得到进一步的系统化和发展。

例如:在本书中，配第运用各种数字来比较英、荷、法三个国家的国力。他首先根据实际数字进行比较，接着，他又运用推算方法，根据实际数字，推算出另一种数字。他依据一定年数乘年租额推论出地价，从房租推论出房屋价值，由工资推算出人口价值，又依据人口数目和盈余收益推论出国家的财富。最后，他又在数量的对比中，推论出各种不同物品之间的共同性，从而发现财富的真实基础。他从一蒲式耳小麦和一盎司白银的对比中，推理出小麦和白银有着共同的地方，从而得出劳动是“一切价值相等和权衡比较的基础”的结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他不是把一连串比较级和最高级词汇同空论拼凑在一起，而是立志要用terms of number, weight or measure 〔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只利用从感观的经验中得出的论据，只研究as have visible foundations in nature 〔在自然界中具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 。” [4] 通过政治算术方法的运用，配第在研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时，发现了“在性质上有可见根据的原因”（即客观存在的真实基础)，使他在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方面能提出一些包含有重要科学因素的思想。所以，马克思又誉他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 [5]

在《赋税论》中，配第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来源。在本书中，他又根据一个人是不是生产财富来确在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例如，他在比较农民、海员、士兵、工匠、商人和官吏、牧师等等不同职业的人对社会的作用之后，提出:“农民、海员、士兵、工匠和商人，在任何国家都是社会的真正支柱。”（本书第15页）当然，他把海员、士兵和农民、工人都同样看成是财富的生产者，是错误的。但是，他把官吏和牧师同农民和工人区别开来，认为农民和工人是生产者，而官吏和牧师则是不生产的，却是正确的。

在《赋税论》中，他实际上涉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在本书中，他进一步对这种观点作了说明。同时，他仍本着“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的见解，把土地和人口看成是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首要因素，并对这两者的经济价值作了明确的规定。

关于人口的价值，他这样指出:“假定英格兰全部人口为600万人，每人开支为7镑，总共为4 200万镑;同时又假定土地的地租为800万镑，所有动产的收益每年在800万镑以上。这么一来，其余的2 600万镑，就要靠人民的劳动来提供。这2 600万镑乘以20（人群也和土地一样，值20年的年租)，得5.2亿万镑，这个数额就是全部人口的价值。再将这个数字用600万来除，得80余英镑。这就是每个男、女、儿童的价值，而壮年人的价值等于这个数额的两倍。”(本书第26页）因此，他认为，一个国家人口的价值，不在这个国家所有的人口的自然数量(即人口的单纯数目)，而在于它的社会数量(即创造财富的能量)。他对人口的估价，都是从它的社会数量出发的。在《赋税论》中，他说:“人口少，才真正贫穷”，就是指人口的社会数量说的。这是我们在提到他的人口论的时候，需要加以注意的。

对于土地，他也抱着相同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国家土地的价值，不取决于土地的面积(即自然数量)，而取决于土地所能提供的产物数量(即社会数量）。他指出：“假如有人想知道某块土地价值多少，那么，正确同时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就必定是，这块土地能养活多少人?”（本书第53页)“纵使是1英亩土地，如果土质肥沃，它就能够生产出20英亩土地所能生产的谷物，可以养活20英亩土地所能养活的家畜。”(本书第2页)“我认为，能够养活1000人的1000英亩的土地，优于不能生产任何东西的1万英亩的土地。”（本书第10页）

在比较英、荷、法三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之后，配第又进而论述这三个国家的各种政策，如赋税制度、银行制度、不动产登记制度、法律措施以及宗教政策等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决定这个国家采取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又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发生重大影响。他首先指出:“这种政策是依据上述天然的有利条件而制定的，可不是像少数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出自荷兰人的超人智力。”（本书第18页）“信教自由、资产转让登记制度的采用、关税税率低、银行、贷款业的经营和创设以及商法的制定，都是和上述各种情况同出一源而同归一海的。”（本书第18—19页)他明确指出：“一个领土小而且人口少的小国，由于它的位置、产业和政策 优越，在财富和力量方面，可以同人口远为众多、领土远为辽阔的国家相抗衡。”（本书第1页。政策二字下面的黑点为作者所加。）

在《赋税论》中，配第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商品的价值量依存于劳动生产率的见解。在本书中，他进一步提出了分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产品成本降低的原理。他说:“譬如织布，一人梳清，一人纺纱，另一人织造，又一人拉引，再一人整理，最后又一人将其压平包装，这样分工生产，和只是单独一个人笨拙地担负上述全部操作比起来，所花的成本一定较低。”（本书第17页）

在《赋税论》中，配第把地租(剩余价值)看成是农产品价值扣除生产费用(种子和工资）以后的余额，实际上把劳动日划分为必要部分和剩余部分。在本书中，他又进而论述了工资和地租在数量上的对立关系。他说：“假如农民的工资上涨八分之一，即每日由8便士涨到9便士的话，这时，在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中，农民所分到的份额，就由40便士增加到45便士。其结果，土地的地租，就要由20便士降为15便士。”(本书第27页）于是，他得出结论：“随着各种产业和新奇技艺的增加，农业便趋向衰落，不然的话，农民的工资就要上涨，其结果土地地租一定要下跌。”（本书第27页）后来，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时，对工资与利润的关系所作的论述，实际上是对配第在本书中提出的工资上涨，地租就会下降的原理的发展。

在《赋税论》中，配第曾暗示金银是谷物的等价物，并对货币所以能够成为价值尺度的道理作了阐述。在本书中，他更进一步指出：“金、银、珠宝不易腐朽，也不像其他物品那样容易变质，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然而酒品、谷物、鸟肉、兽肉之类的东西尽管很多，它们却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本书第16页）认为货币就是一般的财富。虽然，他把金、银看成就是一般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受到重商主义重视金银甚于一般商品的影响，但是，他在把金、银看成是一般商品的基础上，把金银规定为一般的财富，无异阐明了金银被固定作货币的道理。

在《赋税论》中，他谈到剩余价值的另一形式——利息，他把利息看成是资本的收入。在本书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利率的高低，是不能由法律加以规定的，它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他说：“利息的降低却不是任何为这个目的而制定的法律所造成的，现在只要有有力的担保，便能借到利息更低的贷款，因为利息的自然降低是由于货币增加的结果。”（本书第79页)他在这里所说的货币，自然是指借贷资本。因此，他明确指出了利率的涨落与借贷资本的供应量成反比例的关系，从而接触到了借贷资本的运动规律。

由上述可见，配第在《赋税论》中所阐明的许多重要经济思想，在本书中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通过政治算术方法得到验证。这些理论的科学真理成份，最先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继承和发展，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又在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加以革命的变革，创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我们重新翻开这部古典政治经济学名著，看看配第如何通过政治算术的方法，透过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现象，探索并发现它(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现象）赖以建立的客观的真实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对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帮助。

1960年，译者曾根据日本岩波书店1955年出版的日译本将本书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据英国剑桥大学</a>1899年版本重译，供读者参阅。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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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38页。

[3] 《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页。

[4] 《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页。

[5]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