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配第《赋税论》出版三百年_配第经济著作选集

王亚南</a>

一

1662年，英国威廉·配 二

关于配 最后，我们还必须归结到这部书的出发点，看他是怎样用他的理论来解决他所面临的财政经济问题。他认为，在整个英国，特别在爱尔兰，财政收支状况是非常混乱的。不恰当的课征，不平衡的负担，紊乱不堪的货币，引起经济生活的脱节，产业的凋敝，社会秩序的岌岌可危，而这些又要成为增加治安官吏，加多神职人员，扩大救恤设备，扩增警察军队力量，从而进一步追加或新设征课名目的原因。以致为了摆脱财政困境，竟不惜向邻国寻衅发动战争，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在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许多原因之中，配第着重指出统治者对于全国“人口、财富、产业的情况一无所知”，对于一种财政措施，究竟会在各方面发生如何的影响，一无所知。由于一切心中无数，有所举措，就全凭兴趣，情感用事，或者至多不过是对当时财政压力的一种盲目反应。挽救之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成的。综合他在《赋税论》中的说明，有两点是特点值得重视的创见。其一是，他的财政计划，是从全国着眼，根据全国的人口、财富、产业的具体推算数字，看需要设置或只许设置多少政治机构、政法人员，多少教区和教职人员，多少医院和卫生人员，多少学校和教师学生，多少军队警察，发行多少铸币，限定多少批发商和零售商。他以为所有这些方面，不够一定数量，固然会妨碍工作的推行，但若超过一定限度，还会出现更大的麻烦。这与他的另一点的创见联系起来看，就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他的财政改革计划，并不单纯是为了各方面活动的均衡，而更重要的，是在那种均衡中，贯彻着节约劳动，节约劳动时间的根本要求。全国的财富，总是由人力利用自然或土地创造出来；节省一份劳动，或把劳动用在更大更有利更多效果的事业和地区方面，就能够造出更多的财富。他建议把爱尔兰人移到英格兰，以便强制他们更好劳动；建议把产业设立在地址较便利、条件较适合的地区；建议把裁并的机关、教会、学校的冗员，使用到生产部门，用赋税及其他措施，使社会财富资金从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者手中，转移到勤勉而有经营事业能力者手中；利用那些消耗社会财富的乞丐、盗贼的劳力，去兴建各种会增进社会财富的公路桥梁堤坝等等公共工程；……所有这许许多多的建议，归根结底，无非是更有效地榨取劳动力，节约劳动力的使用，增进劳动生产率，以符合新兴工商市民阶级的要求，马克思说，他在这些要求中，还大胆地作出这样的建议：“把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居民和动产移到大不列颠的其余部分。这样，劳动时间可以节省，劳动生产力可以提高，而‘国王与臣民将变得更加富强’。”（《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页注）他极力强调“人的价值”，强调要尽可能地把劳动者的哪怕一点点余力，都榨取出来。有一分劳动力没有用上，他就以为是失了一分社会财富；对他来说，利用劳动价值学说来为资产阶级服务，算是做得很到家了。

三

配第在他的研究方法及其经济理论方面表现的卓越创见，马克思在他的几部经济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乃至《反杜林论》的《〈批判史〉论述》中，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马克思在提到这位杰出人物的政治品格时，说“这个思想锐敏的、但是特别轻浮的军医，既能带着克伦威尔之盾劫掠爱尔兰、又能为这种劫掠向查理第二跪求男爵称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6页注）寥寥的几句话，把他的品格面貌和盘托出了。他不仅是一个大殖民主义者，还是一个新贵族。我们认识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是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合作。所以，他的贵族身份，并没有妨碍他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经济学上作出贡献。作为资产阶级前进历史阶段的思想拓荒者或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我们从人类进步思想遗产的角度来看，所应注意的是，他所处的过渡时期和未成熟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他的才能的发挥，限制了他的丰富含蓄的思想内容的更系统的更明确的表现。无论就他的基本的劳动价值学说来讲，就他在价值学说基础上的分配理论来讲，抑或是就他用劳动价值学说，用分配理论来建议的财政改革新计划来讲，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衡量，是卓越的，是深刻的，是全面的，是接触到本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脱离朴素的、零碎的、还有些杂乱的状态。例如，关于劳动决定商品价值，他确是很有创见地提出了这个命题，但是，那是什么劳动呢？劳动的二重性问题，他固然完全没有接触到，就是社会必要劳动量的问题，他也只有一点非常模糊的概念。他在后来于1665年写出的《献给英明人士》论著中，虽曾漠然讲到死劳动和活劳动的问题，可是这两者在生产过程中，前者只是转移价值，后者才创造价值的区别，他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的。单就这点来说，已不难了解，他之所谓劳动决定价值，不但对劳动的概念不大明确，对于如何决定价值的过程，更是理解得极其含糊，而就价值本身说，他不仅没有把握价值实体、价值量、价值形态这些根本概念，在他的说明中，连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区别，价值与价格的区别，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也是不很清楚的。至于对地租与利息的分别解释和统一说明，在利润这个名称还是放在地租项下来处理的历史条件下，他虽有再大的才能，也是无法说得系统而透彻的。至于他的方法，诚然是沿着培根的崇实主义的道路发展过来的，拿事实来，拿数字来，把理论或建议建立在可以量计指数的根据上，但也许因为社会经济调查统计工作，是要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渐臻严密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得好一些，他在全书中，就每项事业，每种设施，每一个具体建议所提出的数字，几乎全是出于推测估计，由一种估计到另一种估计。用数字来讲话，是较能了解情况，较有说服力的，但假设的数字，是要减低效果的，后来和他同样重视事实的亚当·斯密，竟有些怀疑他的方法的效果，可能是从这里出发的。但不论如何，他在现代计量经济学上的开山祖的地位，和他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奠基者的地位，是一样无可争议的。

配第关于政治经济学，统计学乃至财政学的巨大贡献，虽然主要表现在《赋税论》中，但讲他的整个学说的影响，却是不能不连带他往后陆续问世的《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货币略论》等论著一起考虑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已就他对后起的经济学者如诺思、如洛克等的影响作了说明；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包括古典派在内），一般地不肯把自己的理论中受到前人影响的出处，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作的那样，明白指点注释出来，但蛛丝马迹，总是不难找到一些线索的。即以斯密的大著《国富论》来说，其中有许多论点，就分明也可以从配第《赋税论》那里探出它的渊源的。当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奠基理论，每个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者，都是直接间接多多少少受到它的一些影响的。

而我们在这里倒要特别指出这一点：当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已经确定它的统治地位，并且已经逐渐感到它的敌对阶级——工人阶级的运动的威胁的时候，它再也不对科学的经济学，不对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感到兴趣，甚至愈来愈抱反感了。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他们的经济学者早就把反对亚当·斯密，特别是反对李嘉图，作为反对马克思的一种手法。当代最有影响的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凯恩斯，就最痛恨李嘉图，他说他反对李嘉图，就是要从根底摧毁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当前风靡资产阶级经济论坛上的大大小小的凯恩斯主义者，正多方宣扬国民收入理论、扩大国家支出理论、赤字财政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其基本特点，就是否定劳动价值学说（甚至否定任何价值学说），即否定威廉·配第所特别强调的基础，而只是在各种“上层建筑现象”方面兜圈子，寻求解决财政危机、经济危机的单方。

在资产阶级已经把他们前期的科学的经济学（更不说更早的经济科学）当作死狗来抛弃，甚至当作魔鬼来诅咒的时候，我们为了批判地继承人类进步遗产，为了配合当前理论斗争和理论建设任务，把这部三百年前出版的古典论</a>著，拿来再学习再认识一番，还是有其一定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