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庄主和城市中的工业企业家以及面包商，由于必须与他们的雇工和仆人作不息的斗争——因为他们把雇工和仆人为改善命运所作的斗争和努力，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总而言之他们必须竭尽全力予以制止——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生活感到困苦不满。
然而，人在犯错误行为时，决不会比他把错误误认为正确，并把全力维护和贯彻错误认为是自己的职责时，更为坚决和更能坚持的了。
良心在这里并不起缓和的作用，因为错误的行为不是出于意愿，而是由于缺乏认识。然而，执司正义的女神并不考虑有此区别 。所以，愚昧无知和误解结出的果实便是充满痛苦、战争和仇视的生活。
误解和愚昧无知到处都有祸患，但没有比这个问题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了，因为在这里千百万人的安宁和幸福因此而遭到破坏。
谈到这里，我心中又浮现出另一种想法。
我在梦想中所述的观点与公众舆论的观点是非常对立的，所以我很担心，由于这一梦想的发表我将被认为是幻想家，或者甚至被认为是革命党人。我不敢相信，这样的人能找到知音，能提供帮助。所以我将这一梦想仅仅告诉个别友人，仅仅为作学术探讨才决定披露。
此后还不到二十五年，在这一暂短的时间内，关于这个问题舆论和国民的观念却有了很大的变化。
为增进最贫穷和人数最多的阶级的福利，社会党人要求废除遗产权，共产党人要求共产，平均主义者甚至要求摧毁城市和诛杀富人，在这些主张出现之后，上述梦想中的要求显得是多么温和，多么平淡无奇！
如果说，公众对一个问题的理解在暂短的时间中能够发生如此迅速的变化，那么再经二十五年，哪种见解将占统治地位，这种见解将如何深入下层国民阶级的内心，将产生怎样的结果，这些谁又敢预言呢？
包含在我梦想中的关于人类未来的见解，与我们的命运是妥协的，在不息进行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人类颇愿接受的天意，这种见解对人类的感情会带来不少安慰。然而梦想实现的可能性未经证实之前，这种梦想毕竟只是空想。
然而，人类组织中在必然发展的东西，总是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提高工资，发展工人教育事业，如果不能证明两者与人类天性和能力是协调一致的话，那么尽管有这样的善良愿望，又有什么用呢？
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工资一有增长，工厂随即停业，工资一有提高，整片稍不肥沃的土地即放弃不耕吗？这类土地便任其荒芜，如果如此，工人的命运能不比现在更槽吗？
科学能向我们阐明发自人类本性的各种规律，唯有作深入的科学研究才能解答上述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想了解关于与人类命运有如此密切关系的问题，那么我们必须献身于科学的研究，即使科学的道路是并不优美，而是荆棘遍地，我们无所顾忌。
现在，我们首先要向国民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请教，看看上述这个问题他解决了多少。
然而，这种喜悦好景不长，在对这个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以后又出现了烦恼。
商品的自然价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需的自然劳动工资、资本的自然利润和自然地租规定的。
然而，如果试问，自然劳动工资又是什么规定的，那么回答是：由竞争规定的。如果问资本的自然利润是什么规定的，那么回答仍然是竞争。
由此可见，从规定自然价格的原因中摒弃竞争的说法，这岂非虚伪，岂非幻想 。
价格和地租的关系
如果商品售价刚好能偿付生产该商品时所耗用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通常标准的数量，那么这就是商品的自然价格。
从土地产品的售价中扣除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生产该产品时所耗费的其他费用，剩余之数，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地租。
现在我们提问：“谷物的自然价格是多少？”
根据斯密的定义，得到的回答如下：
谷类的自然价格刚好等于生产谷类时所耗用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通常标准量的总和。
如果我们再问：“自然地租是多少？”
回答是：
农产品，亦即是谷类的售价中扣除劳动工资、垫支费用和租户的资本利润之后的剩余之数，这就是地租。
由此可见，亚当·斯密在规定谷物的自然价格时，地租是一个已知数；而在规定地租时，谷物的自然价格是已知数。
这是一个循环推论，初看时能使人聊以自慰，其实毫无所得，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明。
如果y=a+b+x及
x=y-(a+b)，
那么[16] 由此可见，资本效益可据以折算为劳动的尺度，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是根本不谈的。只要营业利润和资本利息混淆不清，只要劳动工资中不能区分劳动本身的报酬和工人应得的购买衣着、家庭器械、住所等所耗财力的利息，想谈也没有可能。
为说明上面论述的内容，现在补充一个数字例子似乎更有益些。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现在想违背一下以前的先决条件，为此暂时假设，孤立国内的银矿散布在全境，为了满足需求，产量最低的银矿仍必须开采，它位于可耕作平原的边境。现在设想，如果同样的、产量更低的银矿是在荒野，这些矿没有被开采，那么没有被开采的原因不外是，采矿所得的白银的价值还不足补偿开采费用。
所以，采矿事业的发展如同种植谷物一样，有一个条件，即产品的价值必须与该产品的生产费用相平衡。
因此，最后开采的矿如同最后种植谷物的田地一样，不可能有地租。
假定在这一地带，没有国家垄断，国家不加阻拦，资本和劳动可以投于采矿，也可以投于务农，那么资本和劳动的使用必将获得同样的效益。
公式a+y=p/(1+qz)表明，劳动工资已包括在产品的一部分之中。在一种场合产品是白银，另一种场合则是谷物。如果工人所得的白银的数量，能够抵偿他务农所得的谷物的数量，那么这两项的量必定具有相同的交换价值。由此可见，这里就是白银和谷物形成交换价值的场所。
现在假定，矿工一人的劳动产品=7.5磅白银，务农工人一名的劳动产品=240斗黑麦，那么工人所得的部分，即他们的工资，在 “学府出来的经济学家在这里最不幸运，因为在我们这里关键的问题不是向土地多索取百分之几的产品，而是要节省宝贵的劳动。”
这一批评对目前的农业学是很中肯的。因为真正的科学的研究应当有能力正确地判断一切情况，防止这类错误。如果科学研究在目前情况下效果刚好相反，那么这就证明科学的不足。
人们历来有这么一种幻觉，以为人类社会有一个对一切发展阶段都适用的农业理想，似乎任何较低级的农作制，即粗放的、节省劳力的农作制就是实地的田庄主知识贫乏的证明，这种观点在我们的农业著作中总也不能避免。
俄国政府近年来常常派遣一些多半没有实际农业知识的年轻学者来到德国学习经济，在农业学院听课。他们获得的是在每平方英里拥有3，000—6，000人的人口稠密的土地上如何合理地经营农业的知识。如果学院的讲课不涉及劳动的价值和费用的关系，那么这些年轻人对这一问题仍然一无所知。在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以后，如果把所学的知识用于辽阔的土地，那里每平方英里仅500—1，000人，谷物通常需运输30英里才能销售(而欧洲其他国家遇歉收才有这种情形)，那么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只能导致他们的破产，他们的例子不会诱人仿效，却成为所谓合理经营农业的一种可怕的情景。
即使在德国，急于实行轮栽作物制而以失败告终的也不乏其人。
“最后雇用的那个工人的劳动的价值也就是他的劳动报酬(工资) 。”
从上面考察所得出的这一命题对社会生活非常适用，所以我们可以中断我们研究的系统过程，可以暂时舍弃拥有可耕荒原和人口处于静止状态的孤立国，而从事实际的考察。
实际生活中企业家普遍地在做努力，使他们雇用的工人的数量不断增长，直至继续增长他们觉得无利可图时为止，这就是说，这时工资等于劳动的价值。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就是事物的本性，根据就是企业家的利益。
最后雇用的这名工人所得的工资，必然是同等技术和同等能力的全体工人的标准，因为同等工效不能付以不等的报酬 。
如果现在工资实际上已经达到劳动的价值，而国民仍然处于困苦境地，那么怎么样可能予以救济呢？
公证人起草一小时文件所得的报酬相当于雇工12小时繁重的劳动，蒲鲁东(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哲学》一书中)对此感到很不乐意。此外，这位著者还认为，工厂的监工的报酬高于搬运工人也是不公平的。
我们要问，工厂主为什么给监工以较高的报酬。这么做是不仁慈、不友爱的。如果工厂主可以不要监工，如果监工带给工厂主的效益从最低限度说还不能抵偿监工的工资，那么工厂主会立即把他们解雇。由此可见，工效的价值就是报酬的标准。
如果不谈劳动的价值，而愿意将劳动时间的长短作为工资的标准，这就是幻想。
如果工人在他的工资中得到的是他的劳动价值，那么，工人的困境就不是地主和工厂主唯利是图造成的，因为地主和工厂主——这里不谈慈善布施——不可能对劳动支付超过劳动价值的报酬，所以劳动阶级困苦的原因必须到别处，到更深的地方去寻找。
然而有人可能提出下列责难：
“虽然最后雇用的那些工人的生产不能超过他所得工资，但是以前雇用的工人却能为企业家提供一个非常可观的剩余，这一剩余使企业家有办法支付较高的工资，企业家不这么做，只不过是缺乏改善工人命运的善良意愿而已。”
然而，这一责难是把道德责任与营业责任相混淆了。
从国民经济角度看，任何劳动，如果不能抵偿费用，都不允许进</a>行，因为劳动本应创造国民财富，否则将会减少和耗尽财富 。由于国民资本的削减，国民将越来越贫困。
富人所负的缓和穷人困苦的道德责任，不能以这种办法，而只能以其他办法见诸行动。
工厂主从事得不偿失的工作，如果别人不这么做，他将徒劳无益地牺牲自己的财产。即使是集合全国所有的工厂主为追求这一目的，也是办不到的，因为工厂需向国外销售产品，或者在国内需同外国人竞争，从事得不偿失的工作将使工厂倒闭，工人将完全失去面包。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现在我们来考察工资涨落的必然作用。
假定工资上升而工人的数量并不减少，那么最后雇用的那些工人从地主和工厂主那里所得，将超他们劳动的所值。于是地主和工厂主根据自己的利益——这不能说不公平，经营上非得如此不可——开始解雇工人，一直解雇到最后留用的那名工人的产值刚好等于提高了的工资。经过这么一番周折，许多工人失去了面包。为了免于饥饿，这些工人不得不决定重新为原有工资而工作，这就是说，在上述情况下提高工资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如果劳动阶级的人口增长，而耕作的土地和资本维持原状不变，那么后来增加的工人即使愿意接受原来的工资也没有人肯雇用。因为这一工资已为最后雇用的一名工人所得，以后雇用的工人只能提供较少的产品，所以，如果以原来的工资额雇用新增的工人，企业家势必有亏损。唯有这些工人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企业家才能雇用他们，让他们工作，因为他们的生产力等于已经降低了的工资。
尽管工资在下降，如果工人人数仍在不断增长，那么工资必将继续下降，因为能够给予他们的工作的产值越来越低。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如果劳动的对象越来越不丰富，劳动的土地越来越贫瘠，试问工资的下降有没有止境？
工资下降的最后限度在于：劳动的生产力低到劳动产品恰好等于a ，即恰好等于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为工资如果低于工人必需的生活费用，则无人能为之劳动。
然而，实际上每个人的体力、健康和技能并不像孤立国所假设的那样，是完全相等的，而是一切方面都不相等。因此要问，这些工人中哪些人的工资可以下降到等于a 。这一问题的回答又取决于谋求工作的人数。如果人数过多，那么只有体格最健壮、体力最强的人才能得到雇用，其余的人则失去糊口的面包。人在一生的不同阶段体力是不等的，在老年体力衰减，所以，最有技术的工人唯在青壮年时期为人雇用，到了老年则为人摒弃。
然而宗教和人道主义以及各国政府，都把救济失业者以免饥馑死亡一事，视为自己的职责，因此凡是其劳动产品不足以弥补必需的生活资料的那些人必将仰给于济贫所。需要救济的人数最后将不断增加；多到富有的人感到不堪负担。
当前 [30] 爱尔兰的情况就是如此，尽管英国民众慷慨向兄弟民族提供5，000万至6，000万塔勒的巨大援助，然而仍有成千人死于饥饿。
爱尔兰目前的灾难是由于马铃薯和谷物同时歉收造成的。但是肯定可以预见，如果人口毫无顾忌地持续增长 ，几十年以后，虽有不小的丰收，这种灾难仍将出现，那时将无可救治。
出现这些观念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是在人口增长的同时资本和耕作面积保持原状不变。即使资本和耕作面积也有增长，但是如果不及人口增长迅速，那么同样的灾难只不过晚些时候出现而已，这一点要求得证明并不困难。
和平带来小康生活，小康生活造成人口过剩，人口过剩则带来贫困。
人们怎样才能摆脱这种魔境呢？
我们不得不问，在每次经历短期的和平、养息和欣欣向荣的生活以后，人类的增殖是否必定要再次遭遇贫困呢？
难道造物主就是这样安排的：地球上人口越来越多，前景就越来越暗淡，痛苦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避免吗？
当然不是。
那么造物主造福人类的条件又是什么呢？
这实在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我们仅仅是在这里提了出来，还未能深入进行研究。
只要正确理解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就能驳斥社会党人建议中的一些谬论。社会党人乐意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倾注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上，如果能办到的话，他们将真正改善工人的命运。
但是我们不可忽视，这里所说的劳动价值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与其他因素无关联的，因为劳动价值取决于劳动对象的收益性。劳动对象在收益阶梯上所处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多少。劳动力供给多，劳动价值和劳动报酬可能下降，直到仅够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一数量的界限。
所以劳动的价值、劳动的供给和工人的生活必需品之间有一个连锁关系。
比我们略早的一些国民经济学家仅仅看到这一锁链的最后两个环节，因此对混淆工资概念却起了不少作用。 [31]
这些经济学家在下列问题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即把三个因素中只看到的两个因素所构成的劳动工资，视为合乎自然的工资，由此得出结论说，在造物主除了给工人以生存所必需之物以外，别无其他等等。
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使命比较高，他们提出工人不仅能生存，而且还应有生活享受和受教育的机会。
施泰因在他的思想很丰富的著作《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中关于社会主义和国民经济学的关系。说了下列一段话：
“国民经济学本来的任务仅仅是认识产业和劳动之间的现存关系，甚至深究这种关系的原因和规律；国民经济学能预言这种关系的未来情况，但不能予以规定，因为国民经济学并不具备不服从其他原则的最高原则。然而社会主义则在人类命运的思想中提出这一点，从而把自己置于国民经济学之上，并想利用及控制它；国民经济学本质上是可以掌握的，社会主义目前正在形成之中。”
这里对国民经济学所作的责难，我不能认为毫无理由。然而它只限于经济学的现状，而不是经济学的本质。因为任何东西都阻碍不了经济学吸取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并据为己有。我发现——下文将详细讨论——深究“什么是合乎自然的工资？”这一问题，最后必将直接引向关于人类命运的问题。
在我看来，我们唯有将两种学术的研究融合在一起，才能接近真理。经过这样的融合，社会主义者的幻想，以及他们的由于不认识国民经济学的规律而提出的建议，便不攻自破了。
蒲鲁东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哲学》一书中也持这样的观点，他希望通过改造国民经济而解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任务。
现在言归正传，我们再来讨论孤立国。
资本本身是个无生命的东西，如果没有人的努力是不会产生什么东西的。
在欧洲的气候条件，一个人仅拥有一些衣着、粮食和器具等小资本是难以从事生产的。
劳动产品p是劳动和资本的共同产物。
这两项因素在其共同产物中各占多少比重，应怎样计量？
资本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因使用的资本增量从而获得劳动产品的增量中求得。这里劳动是常量，资本是变量。
如果我们仍用这项方法，反之把资本视为常量，而劳动人数视为增量，那么即使在大规模的经营中，劳动的作用可以从因增加一名工人从而总产品获得的增量中求得，亦即是在产品中求出劳动所占的比重。
假定某一企业使用资本等于nq年劳动量。企业经营者根据他的利益将不断增添工人，直到最后雇用的工人所增加的产品等于他的工资数量时为止。
试问最后雇用的这名工人的产品有多少？
如果雇用工人为n名，每名工人使用q年劳动量的资本工作。每名工人的产品=p，他的工资=A，雇用n名工人的企业经营者所得的租金，亦即是n(p-A)。
如果解雇一名工人，那么还有n-1名工人，其中每名工人使用[n/(n-1)]q年劳动量的资本工作。我们把这一资本称为q′，这里的q′大于q。使用q′年劳动量的工人的劳动产品，我们称之为p′。工人劳动所使用的资本有了增长，他的劳动产品也将增长，所以p′同样大于p。两者之间的差别，或者说p′-p=γ；亦即是p′=p+γ。于是总产品=(n-1)p′=(n-1)(p+γ)
工资的支出，如果工人人数为n-1，则=(n-1)A。
因此，企业经营者所得的租金为(n-1)(p+γ)-(n-1)A。
如果企业经营者合理地不断增雇工人，直到最后被雇用的一名工人的生产还能抵偿他的工资，那么企业经营者雇用n名工人或n-1名工人，他所得的租金必定相等。因此
np-nA必定=(n-1)(p+γ)-(n-1)A，
或np-nA=np-p+(n-1)γ-nA+A，
即0=-p+(n-1)γ+A，
即A=p-(n-1)γ。
现在设n为无穷大，那么1相对于n来说微不足道。于是
A将=p-nγ。
如果令n无穷增长，则资本n/(n-1)q=q(1+1/n+1/n2 +1/n3 …)，与q+1/n q值可以任意相近。然而我们在 [2] 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者加尔弗的德文版系根据英文第4版译出，布雷斯劳1794年出版。
[3] 系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该书的页码，下面的页码同此。商务印书馆系根据《国富论》第2版译出，有些内容与这里的引文略有出入。——译者
[4] 一位友人在我告诉他这些话时说，这些只是生活的写照，其中并无理性。
[5] 德文本系布斯所译，书名为Die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konomie 。
[6] 关于这个问题就我所知，赫尔曼的《政治经济研究》(Staatswirt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 )第145—265页中阐述最详细，最有价值。慕尼黑1832年出版。
[7] 把面包树果丰厚的果肉放在窖中，让它发酵，可用以烘焙面包。这种酸面包是塔希蒂人(Tahitier)最喜欢的食物，也是旅行用的干粮。然而人们还是更经常吃新鲜的面包果，在完全成熟之前采下果实，去其外壳，裹以树叶，放在烧热的石头上烘焙。面包树长到两年或三年，从树干上取下皮心之间的柔软部分，可以编制东西，或织成粗布。面包树叶可用来裹面包果，利于烘焙，在进餐时铺在地上充作地毯。落地的雄蕊可以用作火绒。将树干割开，便有浆汁流出，与椰乳一起煮，可熬成捕鸟胶，放入西谷面粉(Sagomehl)、糖和蛋白可以制造坚硬的糕。
[8] 试问这些贮存物不会霉烂吗？如果他每年将他的贮存用于制造工具，那么在十年后也可以做到将一年劳动用于制造工具。我们撇开贮存困难不谈，是为了便于研究和看清问题。
[9] 借出的工具到归还之际，怎么能够保持性能不变、价值不变呢？这在个别工具借还之间是不可能的，然而在一个国家中从全部出借的物品来看，却是可以的。如果有人出租100所房屋，借期100年，条件为租赁者每年建新屋一所，那么尽管100所房屋年年有折旧，但价值不变。在作这样的研究时，我们必须注意整体。本文叙述的仅为两个人之间的行为，这仅仅说明一个概况，由此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整个国家的运动情况。
[10] 区别劳动报酬和辛勤努力的报酬，这对正确评价实际生活中的关系，不无意义，下面举例予以说明。
假设一个按日计酬的工人，年收入为100塔勒，他的一头价值20塔勒的乳牛突然死去，现在将他的损失与他的年工资比较，损失似乎并不很重，因为他可以用一年的五分之一劳动予以弥补。然而试想一下，为了维持劳动能力，他只能消费他的报酬中的90塔勒，他一年的辛勤努力只能得到10塔勒的报酬，这就是说，死去一头乳牛等于他两年辛勤努力的果实，因此他的损失值得痛惜，应予同情和救济。
[11] 乔治·坎宁(1770—1827年)，英国政治家，1807—1809年、1822—1827年任外交部长，1827年任首相。——译者
[12] 本卷发表于1850年。推测这里是指鸦片战争(1840—1842年)后签订的《南京条约》。——译者
[13] 此书附有萨伊的评注，德译本系施密德所译，魏玛1821年版。
[14] 必须注意，根据第六节中所说的先决条件，这里的工人应具有同样的知识、同样的技术和能力，他们在采矿和务农时同样能干。
[15] 应为26.6斗。——译者
[16] 应为139.5斗。——译者
[17] 应为88.6塔勒。作者在下面的计算有相应的错误，这里不再一一更正。——译者
[18] 赫尔曼：《国家经济的研究》(Staatswirt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 )，慕尼黑1832年版，第66—136页，“关于价格”的论述颇有价值。
[19]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施密特德译本，魏玛1821年，第95页，萨伊的评注。
[20] 应为4.4649。——译者
[21] 应为4.4664。——译者
[22] 即劳动剩余y所得的租金。——译者
[23] 根据本卷第六节之五所述，a代表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十二节表B中并没有涉及a的内容。这里的a，疑是c之误。根据本卷第八节所述，一个工人(包括其家庭)一年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为S，S的百分之一为c。——译者
[24] 应为5.29c。——译者
[25] 应为5.29c 。——译者
[26] 1塔勒=48先令。——译者
[27] 系写作于1846年。
[28] 据我所知，劳是弥补这一缺陷的第一个人，他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Die Crunds?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一书中说：“劳动的价格取决于价值、费用和劳动力征募者。”
[29] 1梅克伦堡平方丈约=21.74平方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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