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资本主义周期 。这个周期的阶段。二、 英国的资本主义周期 。十九世纪 这个简单的想法表明,那种认为国民消费不足是工业危机原因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危机周期性地重演完全与这个理论相抵触的,这是因为,要是根据这个理论就应该出现资本主义工业的经常萧条。
属于这一类危机理论的还有洛贝尔图斯的理论,该理论以所谓的“工资铁则”为基础的,而洛贝尔图斯则是“工资铁则”的忠实追随者。根据这个“铁则”,工资总只是生活资料的最小一部分,洛贝尔图斯说:其实,劳动生产率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增长的。新的技术革新增加了工人所生产的产品量,但工人从这个增加量中得到的仍然是以前的绝对量,因此,随着技术的进步,工人占有劳动产品的比重就要下降,换句话说,工人能够用来消费的社会产品的比重就要越来越小。由此可以得到结论: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用于生产工人阶级消费的一部分社会资本就会闲置起来,并转入其他生产部门。但是,这种资本转移不可能迅速而又毫无震荡地进行。当资本从制造工人阶级消费品的工业部门流出受阻时,这些工业部门无法售出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于是出现局部的商品生产过剩,而局部的生产过剩由于各个工业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依存关系而转变为普通的生产过剩,这就爆发了所谓的工业危机。
洛贝尔图斯创立的理论,在逻辑上是完全正确的。洛贝尔图斯并不赞成西斯蒙 因此,不是找不到出路的资本过多,而是资本不足,这才是引起最近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和以往的危机一样)爆发的原因。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过剩产品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甚至连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吸收资本的美国,其资本也不是过多,而是太少,以致在资本主义周期的上升阶段都不能使工业吃饱。
本文所叙述的危机理论与前一章阐述的市场理论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这两种理论是存亡与共的。可是,它们在科学界的声誉是很不相同的。市场理论没有得到赞同,接受它的人寥寥无几。 [22] 与此相反,危机理论很快有了追随者,并且成为施皮特霍夫、波勒、爱伦堡等人学术著作的基础,这些著作全部或者部分地接受了这个理论。勒斯居尔在一部内容丰富的危机历史的研究著作中,企图根据这个理论来解释英</a>国除外的其他国家的工业危机。甚至连不赞成这个理论的桑巴特在1903年举行的“社会政治协会”的会议上宣读了一篇有关1900年德国危机的学术报告,承认这个理论“前进了一大步,毫无疑问是危机理论的最高形态” [23] 。但是,如上所述,一种理论是以另一种理论为前提的:如果接受上述的危机理论,那就应该也接受该理论的逻辑基础即市场理论,而不管这后一个理论由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缺乏透彻研究而看来是多么不尽情理。
参考书目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政治经济学论丛》。
马克思:《资本论》,第2、3卷。
洛贝尔图斯:《社会书简》。
杰文斯:《货币和财政调查》,1844年。
拉弗勒:《五十年来金融市场及其危机》,1865年。
朱格拉尔:《贸易危机及其周期性复苏》,1887年。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现代英国工业危机》,1894年;《周期性工业危机》,1913年第3版;《英国贸易危机理论和历史的研究》,1901年。
贝尔格曼:《国民经济危机理论史》,1895年。
琼斯:《经济危机》,1900年。
爱伦堡:《当代经济危机》,载《国民经济年鉴》,1902年。
马伊:《经济危机基本规律》,1902年。
波勒:《人口运动,资本形成和周期性经济危机》,1902年。
施皮特霍夫:《生产过剩理论引论》,载《德意志帝国立法和行政年鉴》,1902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波勒的危机理论》,载《德意志帝国立法和行政年鉴》,1903年。
考茨基:《危机理论》,译自德文,1907年;《社会政治协会对1900年德国危机的评论》,参见《社会政治协会丛书》,第113卷。
勃拉特:《工商业危机》,1902—1904年。
米古林:《俄国金融流通的改革和工业危机》,1902年。
波尼阿廷:《经济危机理论和历史的研究》,1908年。
勒斯居尔:《普遍的和周期性的工业危机》,苏维罗夫译自法文,1908年。
伊萨耶夫:《国民经济危机》,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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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只要把粮食价格的变动与紧紧随着资本主义周期阶段变化而变动的生铁价格作一比较,就足以证实这一点,在这两种变动之间是没有任何伴随现象的。参阅拙著《周期性工业危机》(第3版)一书中英国粮食价格表和有关英国粮食产量变动的情况(第248页)。
[2] 朱格拉尔:《商业危机及其周期性重演》,1889年巴黎版,第XV页。
[3] 朱格拉尔:《商业危机及其周期性重演》,1889年巴黎版,第33页。
[4] 1907年春,我在自己的讲义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参阅拙著《政治经济学讲义》,1907年版,第346页。
[5] 《国民经济年鉴》,第3类,第35卷,第3册,第832—833页。
[6] 哈森坎普夫:《1907年的美国经济危机》,1908年版。
[7] 其中应当着重提到施皮特霍夫教授。参阅他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波勒的危机理论》一文(载于1903年《德意志帝国立法和行政年鉴》)。
[8] 参阅:《社会政治协会丛书》,第113卷;《1904年汉堡大会公报》,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