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工资_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 工资理论的基本原理 。工资与其他社会收入的区别。劳动力与其他商品的区别。二、 各种不同的工资即价格论 。平均生活水平论。工资基金说。供求是工资的因素。一般价格规律不能解释工资。工资的生产学说。克拉克学说。三、 工资社会说 。劳动生产率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是工资提高的因素。四、 不同劳动部门的劳动收入的差别 。脑力工人的收入。脑力劳动高工资的原因。体力工人工资的差别。五、 工资形式 。货币工资和实物工资。工资按劳动评价原则和按劳动合同参与者分类。工人分占企业的利润。六、 英国工资史 。十九世纪前的工资。工业革命。新时期工资的动态。

一、 工资理论的基本原理

所谓工资是指企业主向提供使用其劳动力权利的本企业工人支付的报酬 [22] 。名义 工资，是指工资的货币表现，而实际 工资是指工人能用这种名义工资买到的消费品的数量。

虽然工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三种收入之一，但它占有特殊的地位，与利润和地租有着根本的区别。利润和地租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一般有这两种社会收入的问题，因为利润和地租这两种特殊社会阶级的收入的存在，不是社会经济必要的条件，社会生产过程即使没有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这两个特殊阶级也可以照样进行。与此相反，工人的生活费及其要得到足够数量的消费品恰恰是经济过程的必要条件。

因此，在工资方面不能提出为什么工人普遍要取得生活费的问题。工资理论的基本问题必须用相反的形式加以表述：为什么工人的生活费不能包括全部社会产品（除去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为了使社会生产过程不致中断，只要求做到一点，就是它的全部必要耗费必须及时得到补偿。工人的生活费是这些必要耗费的因素之一；相反，利润和地租绝不是社会耗费的因素 [23] 。可见，从生产的抽象过程看，利润和地租是不可理解的，而工人的生活费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似乎应当包括除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之外的全部社会产品。

换句话说，利润和地租是历史的社会经济范畴，而工人生活费是逻辑的经济范畴 。至于说工资 ，同利润和地租一样，是历史 的经济范畴。因为，如果说，工人得不到必要的消费品，经济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没有工资的经济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社会全部产品都归工人所得，那就不会有工资，劳动者也就不再为资本家从事雇佣劳动了。

可见，工人获取生活费是逻辑的经济范畴，同样，这种生活费如果采取工资的形式（换言之，不能包括全部劳动产品），则属于历史的经济范畴。

雇佣工人的合同，在形式上与其他雇佣合同没有根本区别，是和任何商品买卖一样的交换行为。即使工人合同中买卖的对象是劳动力，对此也毫无影响。因此，工资显然可看做是人的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格。

但是，如果承认劳动力是商品，那么很明显，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根本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的商品。

所有其他商品都是外部产品或人类经</a>济活动的资料，即经济客体。人类劳动力就是人本身，也就是说，不是经济客体，而是经济主体。

人们常常指出劳动力商品这种特殊性，但是，指出这一点的意义却在于为工人和企业主合同所必须从属的特殊的社会政治措施辩护。因为这种合同关系到人的生存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工人的利益应当限制合同的自由。

这个由承认劳动力特殊属性而得出的结论，在社会政策领域是完全正确的，但对工资理论来说，却没有什么意义。

在我们看来，上述原理的意义则完全不同。这种使劳动力和工人自身不可分割的属性，对形成工资的客观条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属性的 在上述理论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工资生产说。

这个学说非常正确地认为，工资同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不能没有一定的联系。但它的缺点却来自力图从总产品中划分出特殊的工人产品。这种划分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作用，但对于工资理论来说却毫无意义。生产过程既需要劳动本身，又需要生产资料。工人的生产率如果没有生产资料则接近于零。同样，生产资料的生产率如果没有劳动也等于零。工人离开资本，正如资本离开工人，都是无所作为的。在这种情况下，特殊的工人产品问题在决定工资方面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工资在现代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在工人之间存在协议的情况下，既可以低于也可以高于特殊的工人产品。

工资的高低不是取决于工资生产说所说的特殊工人产品，而是取决于纯社会产品 ，即（除地租外）扣除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整个社会产品。为了这种转化为社会消费的纯产品，社会阶级之间进行着斗争，每一个阶级都力图为本阶级占有更多的产品。整个纯产品从劳动财富论看来，是社会劳动创造的，而绝不是生产资料创造的，生产资料一般说什么也不能创造，它只能是人类手中的消极工具。进行生产的只能是人，尽管还要借助于生产资料。但是，社会劳动所生产的社会产品，工人只得到一部分，另一部分却被依靠自己经济力量的不劳动的阶级占去了。这些阶级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和工人的生活资料，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支配者和命运的主宰。

因此，从社会分配论 的观点来看，某一社会的工资高低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社会劳动生产率 ，它决定社会各阶级应分得的社会产品数量；一是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 ，它决定归工人所有的社会产品的份额。

因此，工资高低受两个独立要素调节。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任何变化，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必然要反映在实际工资的高低上。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劳动生产率越高，实际工资就越高，也就是说，工人占有的消费品就越多。这个要素才是决定各国平均工资水平的最强有力的要素。美国的工资比欧洲高，而在欧洲，英国又比大陆高。这些国家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也是按着这样的顺序变化的。同样，从历史上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带动了工资的增长。

请看美国近五十年来的统计数字： [37]

单位：卢布

年度 工厂工人年平均工资 工人每人平均年产值

1850 480 2065

1870 733 4000

1900 850 4754

五十年来，美国的工资和劳动生产率都有了显著的增长，但劳动生产率增长得更快。

劳动生产率和高工资之间的依存关系也表现在具体方面。例如，英国总起来说工资比美国低，但有一些生产部门工资却高于美国。例如，纺纱生产就属于这样的部门。同时，我们还看到英国纺纱工人纺纱的数量比美国工人多 [38] 。

纺织工人每磅纱的劳动报酬价值 纺纱工人的周工资

美国（新英格兰） 0.66便士 33—35先令

英国（兰开夏） 0.47便士 35—40先令

英国的棉纺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也落后于美国，英国织布工人的织布数量少于美国工人。因此，英国织布工人的工资也低于美国。

织布工人的劳动报酬价值 织布工人的周工资

美国（新英格兰） 1.6便士 25— 先令

英国（兰开夏） 2.03便士 20—24先令

俄国工资非常低，主要原因就是劳动生产率低。如上所述，俄国纺一个纺锭的纺纱工人数要比英国多4倍。既然劳动生产率这样低，俄国的工资也就不可能高。

如果说劳动生产率影响工资，那么，反过来，工资的高低也影响劳动生产率。增加工资能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效率。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工人和资本家某种利益上的一致性。过去坚持而且现在还坚持劳动生产率同工资高低有依存关系的，是那些相信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利益调和的经济学家。其中有：法国的勒鲁瓦·博利厄，德国的布伦坦诺和舒尔采—格弗尼茨，英国的普赖斯和贝尔，美国的申戈弗等。然而，这些经济学家过分夸大了劳动生产率对工资高低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仅限于一定的狭小范围，否则，由工资高低而引起的劳动和资本全部斗争就是毫无意义的了。如果工资提高对资本家的收入毫无影响，他还要反对提高，那岂不成了十足的傻瓜。

社会劳动生产率决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显然，工资不可能达到这个限度，因为达到这个限度就等于消灭利润，换句话说，就等于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且工人的收入就不再是工资，因为雇佣劳动消失了。工资的最低限度，是生理上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没有最低的生活资料，工人从生理上说就不能从事劳动和赡养全家。工资几乎永远也不会到这种最低限度。因为工人终究不是奴隶，能够维持稍好于奴隶的生活条件，并占有简单的生产资料。然而，因为存在着对工人特别不利的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工资可能下降到这种水平，不过这是一种少见的情况。工资通常应该确定在什么水平上，这要看工人同企业主的斗争情况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如何了。资本离开劳动则毫无成果，劳动离开资本就什么也创造不出来。由于这种相互依赖关系而产生了决定双方经济力量对比的劳动与资本斗争的特殊方法，也就是集体停工的罢工方法。罢工对劳动合同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用则两伤的武器。工人拒绝劳动，固然会使资本失去作用，但也会使赖以生存而出卖的劳动力失去作用。罢工，工人要挨饿，资本家往往要破产。因此，双方都害怕罢工，这种斗争手段是迫使对方让步的作为最后手段而采取的。谁坚持罢工的时间长，谁就得到胜利，使劳动合同的条件变得有利于自己。

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使企业主易于另找工人来代替罢工工人。因此，劳动供给增加，可使劳动价格下降，劳动力需求增加则可使劳动力价格上升。工人阶级越有组织，工会组织在工人中间越壮大，它们拥有的资金越多，那么，罢工对企业主的威胁就越大，工人阶级占有社会收入的份额就会越大。

凡是能够增强工人对资本家的独立性的因素，都会加强工人同资本家斗争的力量，即增加工人在社会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例如，国家为保护劳动对劳动合同实行干预（所谓劳动保护立法），是有利于提高工资的要素之一；国家为保障工人在生病、丧失劳动能力、年老时的生活而采取的措施也对工资产生有利的影响。工人有可能依靠独立生产而无须出卖劳动力即可获得生活资料，也加强了工人同资本家斗争的立场。美国有闲置的国有土地，每个人只要交一点儿租金就可以耕种，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在美国起着稳定资本主义的保险阀的作用，它吸收了资本主义工业中多余的工人，从而使工资保持在高水平上。

与此相反，凡是能加强资本阶级力量的因素，都会相对削弱工人的力量，使工人在社会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出现下降的趋势。例如，资本家联合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近来无疑大大加强了资本阶级，现在，有组织的资本能同有组织的工人相对抗，因为工人在停工时仅能有一点点资料来维持生存，而有组织的资本在纯经济的基础上要比有组织的工人强大得多。不过，不应当忽视，劳动和资本的任何斗争，只要出现广泛的规模，就会超出纯经济的范畴，那么问题也就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要素所能解决的。有一些罢工的例子表明，在资本家纯经济力量占据巨大优势的条件下，工人获得了胜利，因为在这种场合，问题是靠非经济要素，如该国社会舆论对工人的支持、国家政权担心工人阶级政治运动而实行干预等等来解决的。

在资本主义周期的各个阶段上对劳动力需求的波动极其强烈地反映在工资上。这是因为，工业复苏时，资本家利润增多，罢工会给其造成巨大损失，资本家为避免罢工，很容易对工人作出让步。相反，工业萧条时，资本家就不害怕罢工了，因为市场条件要求缩减生产，工人无法阻止工资下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工资高低也取决于资本家和工人经济力量的对比 [39] 。

随着机器代替工人而出现的技术进步，对工资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任何提高，都使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产品增加。同时，技术水平的提高，导致生产的集中，使工人阶级易于组织起来。这里有着特殊意义的是，借助一定数量工人来开工的固定资本越增长，罢工给资本家造成的损失就越大，所以罢工的威胁对资本家的作用也就更大。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工资。另一方面，机器成了工人的竞争者，资本家对工人的依赖性减少，失业现象增长。这种情况加强了资本家同工人斗争的立场。总的说来，生产技术的提高通常能提高实际工资，但是，不能达到由于劳动率提高而达到的那种程度 [40] 。

四、 不同劳动部门的劳动收入的差别

上面所说的都属于平均的工资水平，但是，工资由于工种不同，差别很大。某些劳动收入，严格说来不是工资，例如，高级脑力劳动的代表所得到的薪金和酬金可超过一般雇佣工人平均工资好多倍，雇佣工人的劳动大多是力气活，并不需要长期的预先培训。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完全由不同于用手不用脑的雇佣工人的工资规律来支配，因为脑力工人不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而且无论从社会地位或收入条件来看，他们更接近资本家—企业主，而不是工人。能靠脑力劳动生活的人，通常应该属于有产阶级，因为脑力劳动需要长期训练，他们在训练期间不可能挣得生活资料，甚至要付相当高的学费。因此，脑力劳动一般说来是被有产阶级垄断的。可见，脑力工人根本不比脑力劳动的买者差多少，但也正因为如此跟体力工人却有着重大的区别。

脑力工人的收入途径有二：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或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在 几十年以前，经济学家曾对尚未提及的一种劳动报酬形式即工人参与企业分红 给予极高的评价。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劳动报酬能调和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巴黎一家油漆厂厂主利克勒推行工人参与分红的经验尤其引人注意。他考虑到提高劳动生产率既可以增加自己的利润，又可以增加工人的收入，所以于1842年在自己的企业中实行这种劳动报酬形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以后的试验没有实现利克勒企图调和劳动和资本利益的愿望。工人参与分红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得到较大的推广。为了阻止工人参加工会，企业主有时采取这种劳动报酬形式，甚至提出工人可以分得多少企业利润作为工人不参加工会的交换条件。于是工人不得不权衡，是参加工会还是参加企业分红的好处多，其结果几乎总是参加工会得到的好处多。

在工人参加分红的少数企业中，工人参加分红只能增加比工资多一点儿的收入。这种增加甚至可以说是骗人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点增加，工人可能坚决要求相应地提高其基本工资。总之，在工人阶级看来，这种制度与其他工资形式比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这种制度的缺点，是它力图把工人同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借以削弱工人跟资本家斗争的意志。其次，它能使工人阶级彼此疏远，并力图使本企业工人与其他企业的工人隔绝开来。

这种劳动报酬形式，也和累进工资一样，主要是对资本家有利。从工人的观点来看，累进工资甚至是最好的形式，因为在这种场合下，当劳动强度特别大、劳动生产率特别高的情况下，工人能够得到额外酬金。但是，工人参加企业分红，由于企业主经营不善，工人可能失去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劳动成果。因此，参加企业分红作为一种取得额外报酬的手段，只能较广泛地应用于高级职员。这种形式适宜在高级职员中实行，它完全符合企业主和职员本身的利益，因为企业的成就及其利润额主要取决于企业高级职员的经营活动，分给高级职员一些利润是使他们关心事业的一种最好手段。高级职员同企业的关系本来就够密切的了，再让他们参加分红，就会使他们越发靠拢企业主，越发关心企业主的利润了 [43] 。

六、 英国工资史

工资史迄今还很少从统计方面进行过探讨，因为这种探讨难度很大。就拿名义工资来说，即便经过漫长的岁月也很难收集到十分可靠的和可资对比的统计资料。属于同一个企业的同一种劳动的资料，似乎是完全可以比较的，但这通常也是办不到的；只能对不同企业不同年份的工资资料进行比较，但有可能把实际上只是不同企业的工资差别误认为工资在时间上的变化。至于说实际工资，对不同年份的资料进行比较就更加困难了，因为必须考虑到工人阶级消费品的价格。

一部严谨的工资史需要有现代科学尚未掌握的大量资料。研究得最好的是英国工资史。英国的货币工资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都在不断提高，而实际工资的变化，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十七世纪前半期主要地是由于使英国农民丧失大量土地的农业革命，所以显著地下降。十七世纪后半期实际工资才有所提高，因为农业革命停止，英国工商业开始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暂时完全在家庭手工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从十八世纪开始，七十五年来，运动仍在同样的方向上继续发展：实际工资没有下降，但增长缓慢。当时形成了一种看法（在斯密的著作中可以见到），认为国家财富的增长，必然导致工人状况的改善。

但是，后来的工资史并没有证实这种看法。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是英国工人阶级最艰苦的时期。关于这个问题，有大量的文献记载，证明当时英国人民大众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从教区领取救济金的贫民人数激增，一些最重要的劳动部门工资下降。总之，在人民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工人阶级日趋贫困化。

所有这些都是工业和农业革命所造成的后果。这些革命标志着世界历史新纪元</a>——资本主义体系高度繁荣时期到来了。农民是彻底地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工业中的小生产者深受工厂竞争之苦。工厂生产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不可避免地会使所有尚未参加工厂生产的人经济水平下降。在这个阶段，工厂只能安排为数极少的人就业。由于工厂的产品在同小生产的产品进行竞争，工厂产品价格下跌，势必引起小生产产品的价格下跌，也就是说，小生产者的所得就要减少。因此，在工厂发展的初期阶段由小生产者构成的居民群众的状况总是在恶化。工厂工人不是孤立于其他劳动群众之外的闭塞的阶级，所以，小工业所得的下降，势必要引起在某种程度上工厂工业工资的下降。

所有这些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十九世纪前半期都经历过了。英国手工织布工人的状况尤其艰苦，他们在十九世纪初有一百多万人。如果说在纺纱业中手工劳动与机器的斗争很快就结束了，那么在织布业中这种斗争竟长达几十年之久。手工织布业为求生存，不惜降低手工织布工的工钱来与工厂竞争。只是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英国工厂才取得了彻底胜利，纺织（棉纺）工业的手工织布工终于退出了舞台。

从那时起，英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普遍提高了。工厂生产技术的改进不再降低广大小生产者的所得，因为后者的人数已相对地减少，而工厂无产阶级开始成为产业人口的主导因素。同时，在工人中间职工组织（工人联合会）的增多以及国家保护劳动权益的措施（工厂立法）扩大了工人的力量对比，有助于工人同企业主进行斗争，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合作运动也对工人群众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工人阶级社会力量的增长。

最精确的有关英国工资变化的统计资料是鲍利收集的。据鲍利统计，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英国平均名义工资的变化如下：

（以1890—1899年的工资为100） [44]

1830—1840年 1840—1850年 1850—1860年 1860—1870年 1870—1880年 1880—1890年 1890—1899年

60% 60% 65% 75% 95% 90% 100%

至于实际工资的提高要缓慢得多，因为生活费用（主要由于房租上涨）在这一时期上升得相当快。英国居民福利水平显著提高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由于各个劳动部门实际工资提高，不如说是由于工人阶级构成中工资收入较好的工人比重大大增加，而收入较差的工人比重无疑地急剧下降了 [45] 。悉尼·韦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变化的评述是可以接受的，他说：“我们假设有各种不同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并规定一种可以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工资、劳动时间、住房和一般文化方面，低于这个水平的人所占的比重现在要比1837年小。但是，我们也发现，现在最低的水平也和以往一样低，而且生活低于我们规定的水平的人，就其绝对值而言，现在也许要比1837年多。” [46]

查尔斯·布思对十九世纪末伦敦居民生活条件所作的详细调查，一般说来，能揭示极端阴暗的情景。据布思统计，伦敦约有10%的居民可以说是属于赤贫一类，其中一部分是：乞丐、小偷、罪犯以及一般所谓的“社会渣滓”，另一部分是一些经常失业，以意外收入为生的人。其次是贫民，约占伦敦人口的22%。这些人收入不固定，在工商业衰退时大批失业。最后，伦敦仅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处于贫困水平线以上。 [47]

布思还进行了另一项饶有趣味的研究，对英国赤贫现象作了新的阐释。英国领取国家救济的贫民所占的百分比不大，而且有下降的趋势。布思按年龄类别对贫民进行调查，并相应地同全部人口加以比较，结果表明，贫民在老年人中所占的百分比很大，1897年，在65岁以上的人中贫民几乎达到30%。 [48]

参考书目

一般工资理论：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桑顿：《论劳动》，1868年（俄译本）。

布伦坦诺：《现代工人基尔特》，1871—1872年;《现行法规下的劳动关系》,1877年；《论劳动工资和劳动时间与劳动效率间的关系》,1893年（俄译本）。

沃克：《工资问题》，1876年。

陶西格：《工资与资本》，1896年。

赫尔岑施泰因：《工资基金说》（俄国思想出版社，1890年），第6卷。

冈顿：《财富和进步》,1891年。

J.B.克拉克：《财富的分配》，第3版，1908年。

J.戴维森：《合同工资论》,1898年。

茨威笛奈克—祖登豪斯特：《工资政策与理论，重点研究最低工资》，1900年（俄译本）。

霍布森：《分配经济学》，译自英文，1903年。

B.热列兹诺夫：《工资理论研究的主要流派》,1904年。

扎尔茨：《工资基金理论史与批判文集》,1905年。

B.沃伊京斯基：《工资》，1910年。

Γ.Γ.施维塔伊：《工业冲突》,1911年。

C.索恩采夫：《工资是分配问题》,1911年。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社会分配理论》,1914年。

工资形式：

伯默特：《利润分配》,1878年。

弗罗梅尔：《利润的分配》,1886年。

S.韦伯和B.韦伯：《英国职工运动的理论与实践》，1900—1901年。

施洛斯：《工资形式》，译自英文，1900年。

茨威笛奈克—祖登豪斯特：《关于工资形式论文集》,1904年。

劳埃德：《劳工组合》，译自英文，1909年。

工资史：

罗杰斯：《英国劳动和工资史》,B.卡特科夫译自英文，1889年。

勒瓦瑟尔：《法国工人阶级史》，第2版，第2卷，1900—1901年。

R.吉芬：《五十年来工人阶级的发展状况》,1884年。

E.舍伐利埃：《十九世纪的工资》,1887年。

舒尔采—格弗尼茨：《大生产》，译自德文，司徒卢威校对，1897年。

S.韦伯：《近六十年来英国的劳动状况》，译自英文本，1909年。

鲍利：《十九世纪联合王国的工资》,1900年。

* * *

[1] 我之所以这样地给工资下定义，是因为想强调说明工资不是任何一种劳动报酬，它只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劳动报酬。因此，付给在政府供职的官吏的劳动报酬（一般叫做俸禄 或薪金 ）、付给所谓自由职业者代表——医师、作家、律师等的各种高级脑力劳动的报酬（通常叫做酬金 ）都不是工资。付给仆人的劳动报酬（通常叫做薪金 ）以及付给任何粗活的劳动报酬，就其本义而言，已近似工资，但毕竟与工资有差别，因为雇佣仆人是为了干家务活，而不是靠其劳动赚钱。

[2] 因此，李嘉图把工资认为是社会总收入的因素，而把利润和地租认为是社会纯收入。

[3] “对任何一种劳动来说，工人的工资只限于其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一点定会发生，实际上正在发生。”（《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载《杜阁选集》，Ed.德尔出版社出版,1844年，第1卷，第10页。）

[4] 拉萨尔在其名著《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在当前条件下，在劳动供求平衡条件下，决定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中等工资总是保持在必要的生活资料水平上，即保持在一个人按照习俗为了维持生存和繁衍种族所需的必要生活资料水平上 。有一条是这样写道：实际日工资像一个犹豫不决的人，由于没有机会，老是围绕这一条波动，很长时间，既没有提高，也没有降低。实际日工资很长时间不能提高到高于这种中等水平，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由于工人的状况好转，工人人口就会增加，人口的增加又会引起工资下降到原先的水平。实际日工资不能长期地大大地低于这种水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工人迁徙、放弃结婚、节制生育，而到最后，由于贫穷势必要引起工人人数的减少 ；因为人数减少……就会导致工人的工资回复到原先的水平。”（《拉萨尔全集》（Gesammtwerke），第1卷，第15页。）至于马克思，毫无疑问，他也是立足于最低限度生活资料的论点。他把工资视为商品——劳动力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像任何价值一样，按照劳动价值学说，应当由相应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即由劳动力的劳动生产价值来决定。

[5] 李嘉图说：“不要以为劳动的自然价格甚至于在食品和其他必需品方面，也完全是不变的和固定的。劳动的自然价格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都有变动，而在不同的国家差别就更大了。因此，这种差别主要与人民的风俗和习惯有关……现在英国工人的住所安装的许多设备，在我国历史上很久以前还认为是一些奢侈品。”《李嘉图文选</a>》,H.西贝尔译，第49页。

[6] 劳动力生产价值论的一批新的庇护者，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冈顿，完全摆脱了该论点的较为守旧派的悲观情调。冈顿认为工资在工人需求增长的影响下可以不受限制地增长。但是，这样一来，因为受这种购买力数额的影响，工人又会产生新的需求，冈顿对这个问题却没有作出明确的答案。参看冈顿的《财富与进步》,1891年。

[7] 例如，请看福塞特是如何建立这种论点的：“国内的周转资本形成工资基金。如果我们想确定平均工资，我们就必须把这种资本除以全国所有的工人数。由此就清楚表明，工资的平均水平只有当周转资本增加，或者工人人数减少时，才有可能提高。”引自托恩托《劳动》一书的德译本，1870年，第92页。

[8] 工资基金说受到各种不同观点的批判。近来，Φ.沃盖尔和亨利·乔治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然而，他们的批判尽管有些正确的看法，但包含的内容有相当部分是误解的，没有击中要害。基金论的新维护者陶西格却坚持工资基金说具有弹性 的论点；按他的看法，这种基金在每个时期不是不变的量，而是根据劳动市场的条件可以扩大或减少的。根据这种解释，工资基金的数额便成为工资平均水平不确定的原因 ，而不是这种平均水平确定的结果 了。这种解释，其结果只是简单的重复罢了，因为平均工资是由工资总额除以工人数来确定的。参看陶西格的《工资与资本》，第83页及以下各页。扎尔茨的《关于工资基金论的历史与批判文集》一书（1905年），是专门论基金论的历史和批判的，但是，它却反映作者自己观点的不明确性。

[9] 必须指出的是：所有这种论据指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而不是指这种生产整体的某一部分。

[10] 许勒尔：《论劳动力需求》，载《社会科学文集》，第33集，第1册，第64—66页。

[11] 最近一位理论家戴维森把所谓“必须完成的一定工作量与劳动价值无关的看法，认为是对工人工会和工人阶级的误解”。而他又继续解释说：“需求是经常与价格有关的”。（戴维森：《合同工资论》,1898年，第37页。）但是，在这种场合工人是有理的，也像他们逆着工资基金理论家的道理而发展自己的工会组织时一样的有理，B. C.沃伊京斯基正确地指出：“工资高低的波动几乎一点儿也不影响出卖者一方和购买者一方的劳动力的数量。”（B.沃伊京斯基：《工资》，1910年，第13页。）

[12] 为了更加准确起见，必须预先说明，就某种意义说，工资当然是一般价格论的一部分，因为，工资不管怎样形成，毕竟还是价格；但是，一般价格论像它在经济科学中所真正具有的那种形式，按照它从交换双方社会平等的假设出发来分析价格规律的理由，不能说明工资恰恰就是国民收入其他形式。这对边际效用论还是对劳动论来说，价格趋向劳动消耗只能在某些商品出售者在社会上处于平等的情况下才是完全正确的。相反，工资是社会不平等条件下的价格。社会不平等条件下的抽象价格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平等可以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实际上，历史上也出现过这种不同形式。因此，抽象价格论是从契约当事人的社会平等推测出发的，而研究社会不平等条件下的社会收入，是指社会不平等的某一历史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个别分配现象。

[13] “为了正确地解决产品的归属问题，应当与分配收入问题截然分开。”（维塞尔：《自然价值论》，第78页。）维塞尔通过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推测来研究归属问题，共产主义国家的全部产品属于工人，并按现代的含义来说，当时只谈工资是不行的。

[14] J.B.克拉克：《财富的分配》,1908年，第3版，第4页［见中文版第3页］。

[15] 同上书，第5页［见中文版第6页］。

[16] 谢尔戈夫斯基：《机器的价值与价格》，第15页。

[17] 舒尔采—格弗尼茨：《大生产》，译自德文，1897年，第159页。

[18] 英国工人联合会当时还很软弱，而各行工业又处于萧条时期，所以工资猛烈地下降，相反，最近时期的特征是：尽管失业现象加强和对劳动的需求大大减少，但工业萧条却没有引起工资多大的下降；原因是英国工人阶级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力量，所以在劳动市场不利的情况下，仍然有可能维持自己一般的生活水平。

[19] 1910年B.沃伊京斯基在《工资》一书中对影响工资高低的社会因素作了有趣的分析。作者虽正确地阐明了一般工资理论的弱点，但本人却又表现某些片面性，只谈及一种工资因素——工人阶级的相对社会力量，而不谈两种因素。见C.索恩采夫有价值的书：《工资是分配问题》,1911年。

[20] И.扬茹尔：《莫斯科省的工厂生活》,1884年，第44页等。

[21] 同上，第108页。

[22] 关于工资形式，见施洛斯：《工资形式》和C.韦伯与Б.韦伯夫妇的：《英国职工会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23] 鲍利：《联合王国的工资》,1900年，第125页。

[24] 不同的劳动部门某些工资数字还不能说明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的一般变化，这是因为不仅需要计算同一种工人的工资，而且要计算每种工人的相对人数。各类劳动部门的工资可能降低，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工资可能增加。让我们举例说吧！一个劳动部门20个工人，每人可得10卢布，而另一部门有5个从业工人，每人可得20卢布。假设两者工资都下降，前者的工人每人可得8卢布，则后者的工人每人可得18卢布；如果后者的工人数增加到20人，而前者降到5人，在这种场合，以前所有工人的总工资等于300卢布，则每个工人平均工资为12卢布。现在工人总工资为400卢布，每个工人平均工资为16卢布，如果两类工人的工资减少，就会出现两者平均工资的提高，因为支付工人报酬的百分比增加了。

[25] 悉尼·韦伯：《长期统治下的劳动》，第18页。

[26] 见查尔斯·布思：《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1892年，第2卷。

[27] 查尔斯·布思：《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老年穷人的状况》,1894年，第42、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