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抽象形式的经济劳动过程_政治经济学原理

经济劳动的一般概念。现代社会的劳动和历史萌芽时期的劳动。劳动工具的发展。发明。机器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的分类。消费。生产三要素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

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创造为满足我们需要所必需的物质环境。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在 在大多数政治经济学教程中，生产这一篇却是从土地、劳动和资本所谓生产三要素理论开始的。我认为根据下述理由不可能遵循这个惯例。首先，生产要素的理论本身我认为就是不正确的。当然，从技术观点看，对于按生产中作用力量进行的这种分类，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种适合于工程技术人员的分类，对经济学家来说却很不适宜。正如本书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所作的分类，应当从人类个体的最后目的的观念出发。其实，如果把工人跟他的劳动工具和土地等同起来，那么，我们显然是把工人看做是简单的生产工具，而不是目的。这种分类是危险的，因为它把政治经济学中应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观点弄得模糊不清。在实践上，这种分类使政治经济学大受其害，并把它们许多论点完全打乱了。只要指出这种分类法的作者萨伊的分配理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把工人跟资本和土地等同起来，是萨伊替非劳动收入辩护的手段。总之，生产三要素论是掩饰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工人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生产工具，因此，这个理论在承认工人也和其他人一样是目的本身的政治经济学中不应当有它的地位。

但是，除了上述基本论点之外，生产三要素论绝不适用于起整个生产理论的试金石的作用。它把系列完全不同的三个要素，进行对比，因而不可能正确地阐明其中任何一个要素。正因为如此，这个理论，即使在丘普罗夫的深思熟虑的教程中经过修改，但还是不妥当的。丘普罗夫主张产品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他完全正确地指出：“从经济观点来看，自然力和资本的相互促进，是唯一创造经济财富的劳动生产率高低的条件。” [12] 然而，他认为可以把劳动生产率的条件归结为下述“三个主要范畴： 到目前为止，在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可以看到关于所谓的生产劳动 和非生产劳动 的论点。这种分类在政治经济学中，当时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它主要来自重农学派，他们认为只有农民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其根据是，只有农民的劳动才能创造新的财富。亚当·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分类观点，认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任何劳动都是生产劳动。此后，经济学家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特征问题，长期争论不休，法国经济学家倾向于扩大生产劳动的概念，使之包括一切有用劳动，而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学派）却始终信守斯密的观点。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觉得，这是孔德指责的经济学家专爱作那种经院式争辩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14] 。实际上，把劳动划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对经济科学有什么必要呢?这种划分，对于重农学派来说，倒有十分确定的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生产劳动对于国民经济是最有效用的劳动。但是，斯密早就与这种观点完全割断了联系，并极力主张上述分类跟承认各种社会劳动都有或大或小效用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如果真是这样，这种划分将失去任何科学的意义。实际上，在它的背后隐藏着对政治经济学来说真正重要的划分，即把劳动分为经济劳动和非经济劳动。后一划分，对经济科学正确规定其研究范围是很必要的，它的重要性是无须证明的。本教程也采用这种划分。既然如此，就肯定不能同时再保留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传统划分了。 [15]

参考书目

一般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88年， [5] 桑巴特：《劳动组织》，第36页。

[6] 纺纱机的发明史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多次论述过。这次发明的推动力，显而易见，是一批较老的研究家。不妨参看E. 伯恩斯：《大英帝国棉制品发展史》，1835年，第117页等。

[7] 参看马乔斯：《蒸汽机的发展史》，1901年。

[8] 参看Д. 戈尔德加密尔：《物理学一百周年》（载《俄国思想》，1902年，第2期）。

[9] 勒洛：《理论运动学》，第38页。

[10] 杜林说：“所谓消费理论，不得不归结为对奢侈和非生产性消费的枯燥无味的见解，但是，它必然要处处起着十足多余的附属作用，或者同样地起着有价值的补充作用。”（杜林：《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教程》，1892年，第2版，第9页。）

[11] 巴扎罗夫先生正确地指出：“消费包括在政治经济学中，也许只是出于误解。”（《生产劳动和创造财富的劳动》，1899年，第6页。）

[12] 丘普罗夫：《政治经济学》，第74页。

[13] 同上书，第80页。

[14] 我敢确信这一点，尽管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几乎用了两百多页的篇幅来专门论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但是，正是马克思这些论点才使我坚信整个有关上述问题的争论完全是无益的。即便是马克思也不可能从枯萎的无花果树上摘下任何果实。马克思经过广泛的研究，不能不得出下述结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劳动 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值 的劳动，或者说，是把客观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把客观劳动条件的所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劳动，所以，这是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生产出来的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Ⅰ，第426页。）这样的定义要多少都行，可它们又有什么用呢?根据这个定义，凡在自己土地上干活的农民的劳动，都是非生产劳动（因为它不创造剩余价值），只有在农业资本家土地上干活的农民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但是，为自己干活的农民的劳动尽管是非生产劳动，但却创造了产品，并按马克思的看法，是具有生产力和生产率的。这样一来，竟然有生产产品并具有生产率的非生产劳动。

[15] A. A. 伊萨耶夫令人信服地批评了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各种观点之后，得出如下结论：生产劳动应当认为是任何有用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则是无用劳动。他说：“我们认为一切无效用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57页。）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不如说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要简单得多，不必徒劳无益地去创造新术语，何况还可能对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这种深刻的科学重要性抱有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