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国民经济的发展_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 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生物学的进化规律。社会与有机体。进化规律是否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二、 经济发展的图式 。经济发展是否可能有统一的规律?按产品种类划分国民经济的阶段。布鲁诺·希尔德布兰特图式。毕歇尔的国民经济发展图式。三、 经济制度的分类 。和谐性的和对抗性的经济制度。四、 俄国的经济发展 。俄国没有西欧那样的城市。贸易中间商的作用。稳固的强制劳动。农奴制的演化。农奴制衰亡的原因。补充评论。俄国文献中关于俄国经济发展和农奴制衰亡原因的争论。

一、 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国民经济，也和其他所有的社会结构一样，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揭示国民经济发展规律，是否应成为经济科学的最高目的?

毋庸置疑，社会现象，以至于它们的发展，也像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其他现象一样，都受自然界因果规律支配。社会生活同其他生活领域在这方面也毫无区别。政治经济学力求阐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因果规律。同时，它揭示的规律，就是下述含义的历史规律，即：在一定历史环境中出现的客观经济现象的单一性在经济规律中表现出来。这些规律，就其本身的认识论性质来说，它们的形式也像所有的严谨科学的因果规律一样，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们的一般公式是“有什么条件就有什么现象”。

但是，对社会发展规律也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认为这些规律具有绝对的形式，而不是相对的形式。相对的预见不是充分的预见。充分的科学预见的思想，拉普拉斯用下述名言把它很好地表述出来：“理解能在某一瞬间认识自然界中所有发生作用的力量和所有物体的相互位置，如果它能充分有力地把这些数据计算出来，它就能把最大的天体运动和最小的原子运动用一个公式概括起来，无论什么对于理智来说也都不是不可靠的，未来以及过去都会展示在它的眼前。”

要想对未来作出充分的而不是相对的预见，就要有两种认识：对所有因果规律的认识和对自然界中发生作用的所有现实力量和物体及其相互位置的认识。不消说，不论 参考书目

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的一般文献：

舍恩贝尔格：《政治经济学手册》，第4版，1896年，载《国民经济学》，舍恩贝尔格的“国民经济”一文。

恩格斯：《家庭起源、私有财产和国家》（有几种俄译本）。

利珀特：《文化史》，译自德文，第7版，1908年。

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载《国民经济年鉴》，B. II）。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特鲁布尼科夫编译，1891年。

毕歇尔：《国民经济的产生》，И. 库利舍尔编译，1907年。

桑巴特：《劳动组织和劳动人民》，基里洛夫译，1901年。

И. M. 库利舍尔：《西欧经济生活史演讲》，1910年。

П. 马斯洛夫：《国民经济发展史》，1910年。

П. 司徒卢威：《经济与价格》，1913年；《罗雪尔、施穆勒、菲利波维奇-热列兹诺夫的普通教程》；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问题》一书的第5卷《经济学的新思想》中讨论了存在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问题。

古代世界的经济：

摩尔根：《古代社会》，译自英文，1900年。

格罗森：《家庭和经济的形式》，译自德文，1898年。

H. 西贝尔：《原始经济文化概论》，第2版，1899年。

M. 科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5年。

H. И. 尼布尔：《奴隶制是经济制度》，译自英文，第2版，1907年。

Э. 迈尔：《古代世界的经济发展》，译自德文，1898年；《古代奴隶制》，译自德文，1899年。

俄国的经济发展：

B. 谢梅夫斯基：《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时期的农民》，第2卷，第2版，1903年。

П. 米柳科夫：《俄国文化史概论》，第1卷，第5版，1906年；《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俄国的国营经济》，第2版，1905年。

H. 罗日科夫：《十六世纪莫斯科罗斯的农业》，1899年；《用社会学观点对俄国历史的评论》，1903年；《俄国历史上的城市和农村》，第2版，1904年；《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经济的发展》（《十九世纪俄国历史》，格拉纳特出版，第1版，1907年）。

H. И. 巴甫洛夫-西尔万斯基：《古罗斯的封建主义》，1908年；《罗斯封地的封建主义》，1910年。

H. 沃尔孔斯基：《农奴制下的地主经济的条件》，第1卷，第3版，1907年。

И. И. 伊格纳托维奇：《解放前夕的地主农民》，1902年。

П. И. 利亚先科：《俄国土地进化概要》，1908年；《俄国土地进化概要》，第2版，1913年。

П. 司徒卢威：《农奴经济》，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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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法通报》，1888年，第10期，第266—267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30页。）

[2] 李斯特把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1. 蒙昧；2. 游牧；3. 农业；4. 农工业；5. 农工商业。参见《政治经济学和国民体系》，1883年，第7版，第11页。

[3] “一般不妨认为，在开始驯养动物的时候，人的自然亲近感，比起任何经济利益的观点来，作用要大得多，而经济利益观点的产生也要晚得多。处于低级文化阶段的人，一般来说，养它是为了娱乐，只在极端需要的压力下，才想到它的用处。”（拉采尔：《人类地理学》，1889年，第1卷，第494页。）摩尔根认为：“驯化动物可能起源于驯养狗，将狗驯服为狩猎的助手，后来又驯养其他动物幼仔，纯属为了娱乐。”（摩尔根：《古代社会》，1891年，第35—36页。）利珀特指出：“无法探明人喜爱豢养动物的起源。这种爱好在其渊源方面与儿童喜欢游戏如出一辙，因为即便现在猎人还常常把幼狐带回家来，无非是给孩子们做耍伴玩。”（利珀特：《文化史》，1885年，第1卷，第128—129页。）

[4] 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载《国民经济年鉴》，第2卷，第1页等。

[5] 爱德华·迈尔：《古代的经济发展》，佩尔曼犯了相反的错误，他在古希腊罗马世界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也发现了所有与现代相对立的社会制度。参见他的《古代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罗斯托夫采夫审编，1910年。

[6] G. V. 贝洛夫：《国民经济发展的理论》（《历史杂志》，第86册）。

[7] 我觉得П. П. 马斯洛夫探求经济发展规律的最新尝试也是不成功的。他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隔绝的经济、公社经济、地区经济、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与施穆勒大体吻合（闭关自守的经济、城市—地区经济，地域—国家经济、民族—国家经济、世界经济）。毕歇尔划分的缺点，又在马斯洛夫的划分中表现出来了。俄国什么时候存在过地区 经济呢?俄国农村手工业（按照马斯洛夫的说法，即地区 经济）在十九世纪是同我国资本主义一起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马斯洛夫提出三个发展阶段，在俄国都是同时并进的。此外，马斯洛夫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认为俄国手工业要早于家庭手工业，家庭手工业是从手工业发展而来的。这里马斯洛夫重犯了沃龙佐夫的错误，我在《俄国工厂》一文中极力想证实，家庭工业发展的进程是与此截然不同的。

[8] 这个分类采取了司徒卢威的术语，是以社会特征和经济特征为基础的。司徒卢威在新出的《经济和价格》一书中，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提出了饶有趣味的社会形式的分类。

[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9年，鲍什尼亚克译，第11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92—93页）。有时也听到这样的意见，说在原始民族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完全的共产主义。例如，И. 库利舍尔在《资本的利润进化》（第1卷，圣彼得堡，1906年）一书强调在原始人中不仅土地和土地的果实，而且“其他物品，如住房、工具和家庭用具，都是共同的财产”（第3页）。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个意见。甚至特别倾向于认为原始部落经济制度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摩尔根—恩格斯学派，也远远不赞同这种说法。用摩尔根的话来说，“在野蛮时期和低级野蛮时期，财产的范围并不大。在第一阶段，财产是由个人消费品组成的，在第二阶段，又加上了公共房屋和菜园的占有权。个人消费的最贵重的物品，随同去世的所有者一起埋葬到坟墓里。”（摩尔根：《古代社会》，1891年，第63页。）于是，尽管财产的范围不大，但是仍然存在着个人消费品的所有制。恩格斯也指出了这一点。恩格斯就原始部落的成员说：“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人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女人是家庭用具的所有者。”（《家庭的起源》，第18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55页。〕）但是，毫无怀疑的是，在原始部落中，私有制推行的范围远比今天大得多。

[10] 尼布尔的《奴隶制是一种经济制度》是一部研究奴隶制问题的出色著作。尼布尔持如下观点：只要有自由的、闲置的土地，在农业民族中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奴隶制度，因为在闲置的土地上部落统治者只有把劳动者变为奴隶才能强迫他们为自己劳动，他说：“哪里适于耕作的土地被占有了，哪里就没有奴隶制存在的余地。”（参见《奴隶制是一种经济制度》，俄译本，1907年，第2版，第277页。）

[11] 精通十九世纪初俄国经济制度的优秀人物施托希对当时俄国工业的突出特点作了如下的表述：“俄国手工业者劳动时漫不经心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极端离奇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体制有关。但是，除大城市外，俄国手工业者从不收订货，只为出售而生产，如制作鞋、便鞋、靴子、长袍以及衣服、皮衣、被褥、桌椅等应用物品。手工业者把所有这些物品提供给商人而收取一定的费用，商人再在自己的店铺里把它们卖掉。”（见海因里希·施托希：《俄国历史统计学的描述》，1779年，第3卷，第178—179页。）

[12] 参见他的《古代罗斯的封建主义》（1908年）和《封地罗斯的封建主义》（1910年）。

[13] M. A. 季亚科诺夫说：“在法律方面，农民的人格逐渐贬低，无法遏止地几乎或完全与奴隶合为一体。农民和奴隶混同的现象，最初在实践中，在经济领域内表现出来，随后又逐渐在法令中反映出来了。十七世纪后半期，当两个曾经是迥然不同的集团——自由农民和奴隶几乎全在法律上合为一体的时候，上述这种日常生活和法令两方面的实际发展趋向就结束了。”（《古代罗斯的国家和社会制度论文集》，1907年，第371页。）

[14] 贝恩哈迪：《对俄国面貌的描述》，第2卷，第154页。

[15] 伊格纳托维奇：《解放前夕的农奴》，1902年，第100页。

[16] 同上，第171页。

[17] 谢梅夫斯基：《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的农民问题》，1888年，第2卷，第571页。

[18] 尼古拉一世对斯摩棱斯克的贵族代表们说：“农奴制是使我们没有商业和工业的原因。”（参看前引伊格纳托维奇著作，第196页）

[19] 罗日科夫：《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的经济发展》（《十九世纪俄国的历史》，1907年，第1版，第150页以下各页）。

[20] 罗日科夫：《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的经济发展》（《十九世纪俄国的历史》，1907年，第1版，第150页及以下各页）。

[21] 利亚先科：《俄国土地进化概要》，1908年，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