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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_政治经济学原理

作者:巴拉诺夫斯基 字数:6340 更新:2025-01-09 14:37:34

一、 政治经济学概说 。理论与事实。政治经济学科学教程的任务。二、 经济活动的定义 。从满足于经济活动的需求型观点来看经济。经济原则。经济活动的客观特征和主观特征。三、 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 。经济过程的两重性。经济学与技术。生物学观点和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区别。四、 单个经济和国民经济 。为什么不可能是单个经济的经济科学。政治经济学和心理学。国民经济。国民经济的自发力量和社会政权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经济是文化统一体。研究国民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原因。

一、 政治经济学概说 政治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至于从哪些方面,在什么意义上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研究,这些都将在下文加以说明。

政治经济学原理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是极其不同的,因为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不像政治经济学那样会引起当代人如此强烈的兴趣,在科学威信方面遭到如此经常的否认,以至受到如此恶意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无论前一种或后一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于一个共同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的,从而闯进了经济利益的领域,而经济利益在现行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又是当代大于一切和高于一切的利益。但是,在现行经济制度所特有的深刻的和无法消除的经济利益对立的条件下,政治经济学的结论不能不与某些居民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我们这门科学的原理最难于得到公认,而且众所周知,甚至连最浅显的和看来不容争辩的论据,都会遭到敌对利益的反对。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在舆论界的威信动摇不定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这门科学愈深入触及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它的结论由于与某些人的利益相抵触而遭到这部分人的反对也就愈加强烈。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有能力又有弱点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唯独它不把描述具体现象以至解释每一个别现象的因果关系作为自己的最高目的,而是把确定各个有关现象因果关系的共同规律作为自己的最高目的。不管政治经济学能否达到这些目的,但它总归还是提出了这些目的,因而它根本不同于法学,也有别于一般历史科学。法学的内容主要是描述现行法律及其发展的历史,并用合理的观点进行评论。一般历史科学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的历史更替,但是,它的概括不足以确立社会现象的共同规律。这后一任务本应由社会学来承担,但是严格地说,这门学科暂时还不存在。我们试图建立这门还不存在的学科,目前尚无多大进展可言。

因此,政治经济学就其目的来说,接近于准确的抽象认识,而这种认识的范例可以说是抽象的自然科学。然而,现代经济科学就其结论的准确性和普遍适用的意义来说,远远不及自然科学。正因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较高的而又难以达到的目的,所以它比起或多或少用于简单描述具体事实的社会科学来,就更容易遭到批判。

科学的最高任务,是揭示因果依存关系的规律。但是,这一任务远不是任何时候、任何知识水平都能解决的。尤其是政治经济学,长期迷恋于一般公式,而同时代人又把这些公式视为一成不变的和永恒的经济规律。但后来,其中有很多规律似乎都是对局部的和暂时现象所作的肤浅的(有时也是不正确的)概括。由于过分热衷于广泛的概括和抽象,结果造成了经济理论逐步脱离现实生活。许多经济理论的体系多带有繁琐性,纯属围绕着假定术语来咬文嚼字地下定义,丝毫无助于我们对现实的认识。

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反应。于是,我们看到,热衷于理论被热衷于事实所代替。有很多经济学家在追求科学认识的更高目的方面失望之余便转而轻视理论。昔日的抽象理论的地位,已被对具体经济事实和经济历史的详尽描述所取代,因而在这派学者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学开始变成大量经验材料的简单堆砌,理论上的阐述极其贫乏。

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崇拜事实的人害怕理论,也和较早期的经济学家过分迷恋理论一样,都不符合于真正科学的精神。如果说脱离事实的理论是空洞的,那么,没有理论解释的事实就是盲目的。

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教程应避免上述两个极端。科学教程应有完整的理论贯彻始终,这种理论应把收入教程的每一个事实都纳入体系,并摆好它们的位置;而对理论本身也应直接联系事实加以阐述。理论和事实应当是互为前提的有机的整体。

来自事实的理论和作为理论基础的事实,这应当是居于现代科学高峰的教程的内容。

二、 经济活动的定义 政治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但是,这样说还很不够。首先,需要给国民经济概念本身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其次,需要弄清楚经济科学在什么意义上,从哪些方面,用什么观点去研究国民经济。因为人类的经济活动不仅是政治经济学、而且也是其他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概念是经济概念。一百多年前,伟大的康德在谈到法学时曾讥讽地指出:法学家总在争论什么是法。这种争论迄今还在继续进行。可是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的概念却很少或者根本不去争论,这倒不是因为经济学家意见完全一致,而是因为经济学家大都没有感觉到需要对经济科学的中心概念做出确切的定义。但是,在这个基本点上的含混不清,势必使其他所有概念也都含混不清。为了确切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使其他学科不能闯入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并使经济学家不能在其他学科领域进行徒劳无益的尝试,必须十分严格地划清在经济学家看来能够而且应当合法占据的科学领域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门科学进行卓有成效的、和谐的协作,以消除那种由于互相间界限不清所引起的带有内哄性质的争吵。

在经济学家中最常用的关于经济概念的定义有两类。[16]

可是后来,迪策尔的这个观点稍有改变,认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一种研究“集体体系”(Collectivsystem);另一种研究“竞争体系”(Concurrenzsystem),同时,他还仍然认为,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上述第二种体系尽管难于理解,但却是至关重要的。

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迪策尔认为需要对自己先前提出的观点加以限制?他先前认为,从认识论观点来看,不论在其他哪一种经济体系的基础上,都不可能产生因果关系类型的经济科学。要知道,如果说在“集体体系”(经济过程受从事调节的社会政权支配的体系)的基础上也能产生经济科学,那么,这种理论则与自由交换经济自发过程的理论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但是,研究“集体体系”的经济理论,能否达到高于其他某一政策理论学科的科学水平,是很值得怀疑的。经济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它阐明经济现象的因果依存关系的体系,恰恰是由它现代的研究对象——自由交换经济的特征所决定的。从迪策尔的观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可见,研究“集体体系”的经济理论,不能形成为研究经济因果关系严密的科学即现代政治经济学。因而有充分的理由来断定政治经济学这门与现代国民经济密切相关并研究经济现象因果依存关系的特殊科学的命运。它同国民经济一起产生和发展,又同国民经济一起退出舞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门科学将失去自己的地位,尽管在这种制度下,有关经济政策方面的实际知识及其所需要的辅助学科(如统计学)都将有极大的发展。那时,政治经济学一部分将变为经济政策理论,而另一部分则将纳入关于社会的一般科学——社会学之内。 [17]

参考书目

赫尔曼:《国民经济学研究》,1870年,第2版。

A. 瓦格纳:《一般的或理论的国民经济学》,1893年,第3版。

H. 迪策尔:《对经济科学方法论的贡献》(载于《国民经济年鉴》,N. F. B. IX);《社会经济学原理》,1895年。

K. 门格尔:《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A. 古里耶夫编译,1897年。

毕歇尔:《国民经济的发生》,И. 库利舍尔编译,1907年。

施穆勒:《从唯物史观看经济和法》,俄译本,1907年。

菲利波维奇:《政治经济学原理》,俄译本,1901年。

施穆勒:《国民经济学纲要》,1901年。

A. 丘普罗夫:《政治经济学》,第3版,1908年。

A. 伊萨耶夫:《政治经济学原理》,第7版,1908年。

П. И.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政治经济学》,第1版,1904年。

Л. 霍茨基:《政治经济学》,第4版,1908年。

A. 斯克沃尔佐夫:《政治经济学原理》,1898年。

热列兹诺夫:《政治经济学纲要》,第7版,1912年。

奥尔任斯基:《关于经济现象的理论》,1903年。

明斯特尔贝格:《价值哲学》,1909年。

П. 司徒卢威:《经济和价值》,第1卷,1913年。

* * *

[1] 例如,施穆勒指出,“关于经济活动的概念,我们首先指的是以满足我们机体外在需求为目的的活动,没有这种活动,我们就无法生存下去。通过狩猎或畜牧,用锄或犁向大自然母亲索取食物;用树木或石头盖房子抵御寒冷;用树皮、亚麻和羊毛做衣服;制造用以获得所有这一切的工具和必要的器具,——这就是经济活动。”(施穆勒:《国民经济学纲要》,1901年,第2页)施穆勒又对这个概念作了补充解释,说,只有那种具有“合理的性质,并受一定技术知识、准确计算和伦理观念支配的”活动才是经济活动。因此,施穆勒的这个概念,把我所说的第一类和第二类的概念合二为一了。不过,施穆勒正是把经济活动所用的需求放在首位。恩格斯在1894年写的、后来才发表的信中写道:“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说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505页。)至于说生活资料,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解释为“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但是,恩格斯没有把这个定义坚持下去,并且往往背离它的论据。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商品生产,应当是不折不扣的经济活动,但是,商品是用以满足远不止是生活需要的物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说:《圣经》,也是一种像麻布或酒那样的商品。然而,恩格斯的定义并没有由于它的不彻底性而失去其重要意义,因为恩格斯需要这个定义,用它来论证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从这个定义来看,就是主张人们为满足必要的生活需要进行的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学说。在俄国,丘普罗夫主张这种观点。他说:“人类从事用以满足物质需要的行为,可以叫做经济行为。”(A. 丘普罗夫:《政治经济学》,1908年,第7页)丘普罗夫所说的物质需要,是指我们机体必不可少的需要。

[2] 罗雪尔说:“每一项正常的经济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用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个人利益。”(罗雪尔:《国民经济原理》,第18版,1886年,第22页。)这个思想,A. 瓦格纳表述得最为确切,他认为,经济原则是“力求从事那种满足需求的快感大于劳苦(牺牲)的工作,同时也力求付出最小(最低限度)的力气或牺牲来达到尽可能大(最大限度)的满足”,而“经济是旨在有计划地并根据上述经济原则不断满足人类需求的劳动行为的总和。”(瓦格纳:《一般的或理论的国民经济学》,1879年,第2版,第10页。)在瓦格纳新近出版的《理论社会经济学》(1907年)一书中,我们又看到了经他稍加补充和修改的经济定义,但是,它的基本思想依然未变。俄国持这种经济观点的人,如A. A. 伊萨耶夫认为“核算是经济活动的特点”,并且规定经济是“建立在核算基础上的、用来维持、增加和消耗财产的行为的总和”。(A. A. 伊萨耶夫:《政治经济学原理》,1908年,第7版,第42页。)

[3] 对于经济本质,毕歇尔在其著名的国民经济起源图式中也是这样理解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不懂得经济核算的野蛮人,是不可能从事经济的。因此,毕歇尔的观点是始终不渝的,他认为,经济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比较原始的民族根本不懂得经济,因为野蛮人获取食物,满足自己需求的活动,几乎没有核算和预见的因素(毕歇尔:《国民经济的发生》,俄译本,И. М. 库利舍尔审编,1907年,第24页)。

[4] “节省思维,在达到最高形式发展的科学(自然科学经常求助于它)即数学中极为盛行……物理学是在经济上经过调整的经验。”(马赫:《通俗科学讲演集》,科特利亚尔译,1909年,第158—159页。)

[5] 恩格斯说:在历史上,“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243页)

[6] 我们甚至还有一句民间谚语“上帝创造价格”,就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自发的和不受人类影响的价格规律。

[7]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89页。)

[8] 参见E. 凯尔恩斯:《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推理方法》,1875年,第25—26页。在新近的经济学家中,塞季威克断言:“政治经济学至少在英国,目前被人们认为是关于财富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原理》,1887年,第12页。)但是,马歇尔受德国经济学家的影响,不太坚定地认为,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是关于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即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又是关于人的科学的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原理》,1898年,第1页。)

[9] 迪策尔:《社会经济学理论》,第159页。

[10] 维塞尔:《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1884年,第77页。

[11] 明斯特尔贝格:《价值哲学》,1908年,第351页及以后各页。

[12] 卡尔·门格尔:《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译自德文,1894年,第82页。

[13] A. 瓦格纳:《一般的或理论的经济学》,1879年,第2版,第52、121、151、154页。

[14] 见门格尔前引著作,第101页。

[15] 他说:文明(他所说的“文明”系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言)的机制,是所有一切机制中最奇异的机制(le plus curieux de tous),因为在这个机制中,可以观察到各种力量的最为复杂的现象。(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1年,第408页。)

[16] 迪策尔:《对经济科学方法论的贡献》,载于《国民经济年鉴》,N. F. IX,第237、245页。

[17] “在严格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原则上的政治经济学,会成为纯属荒诞的东西。”(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1902年,第16页。)Л. И. 彼得拉日茨基也认为:“政治经济学及其认识论特征,只有从现行的法律制度方面看,才是可能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与现今经济理论有关的、用演绎的方法研究由民法因素引起的行为(意向)法则的科学,已经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法律和国家论》,第3卷,1910年,第2版,第7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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