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不同类型自杀的个体形式_自杀论

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一项结果尤为突出：世间的自杀类型形形色色，并不只仅限于一种。当然，自杀通常是那些生无可恋，一心求死之人的行为。可是，其诱因却不尽相同，有时甚至与自杀行为完全相反。这种原因方面的差异定会再次体现在其结果中。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肯定，自杀有多种形式，各个形式又有不同的性质。但仅是确定这些区别存在还不足够，我们需得通过直接观察，以了解这些区别所包括的内容。我们须看到各个自杀行为的特点，这些自杀方式被分为不同类别，与前面所区别的类型一致。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从社会根源到个体表现形式追溯导致自杀的各种潮流。

这种形态学的分类在此项研究初始阶段几乎不可能做到，而现在则可一试，因为一种病因学的分类为此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我们只需要三种引起自杀的因素入手，发掘自杀所具备并展现在个人身上的特质是否产生于这些因素，如果是，又是如何产生的。当然，并非所有自杀所呈现的特质都可由此推断；因为，有些特质完全取决于由于自杀者的天性。每个自杀者都给其自杀行为打上了个人印记，这种印记表现出个人的脾性和他所涉及的特定环境，因此，这种印记是无法用造成此现象的社会一般原因来阐释。但是，反过来，这些原因也必须给它们所引起的自杀行为打上印记，一种表现这些原因的印记。我们必须找到这些相同的印记。

诚然，我们只能大体上寻找这种印记。我们不能系统地描述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自杀或者历史上的自杀事件。我们只能强调最一般最明显的特征，甚至没有选择这些特征的客观标准。另外，我们只能通过推断，将这些自杀事件与其诱因联系起来。我们能做的是揭露其内在逻辑关联，尽管这种推论可能得不到实验证明。我们没有忘记没有实验控制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尽管有所保留，这个研究也绝不是毫无用处。即使只是把推论看成一种通过例子阐述先前结论的方法，这种推断也有助于赋予这些结论具体的特点，并把这些结论与感知到的数据或日常经历的点滴紧密连接起来。此外，推断还能让我们分清哪些常被混淆但事实上却大不相同的事实。自杀就如同精神疾病。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精神疾病是一种独特的状态，只能根据环境发生外表的变化。相反，对于精神病医生而言，这个词表示许多疾病分类学的类型。同样，每个自杀者通常都被视为忧郁症患者，生命对其而言已是负担。事实上，一个人放弃生命的行为可以归为不同种类，有着不同的道德和社会意义。

一

有一种历史悠久的自杀形式如今也频繁发生：拉马丁笔下的拉斐尔给我们提供了典型例子。其特点是忧郁衰颓的精神状态引发了一系列行动。商业活动，公共事务，有益的劳动，甚至是家务活都只会引起自杀者的冷漠和厌恶。他不愿走出自我的世界。相反，他将思考和内心生活当成了全部活动。由于反感周围的一切，他的意识只关注自我，把自己当作一项合适且独特的研究，把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当成其主要任务。但这样过度的关注自我，只会加大他与外界的鸿沟。当一个人如此迷恋自我时，不可避免的，他就会越加把自己与外界分离开来，只关注他所身处的孤独，甚至到了一种膜拜的地步。自我关注并不是一个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好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行动都是利他主义的，因为它是离心的，而且不只存在于自身限中。相反，思考是某种个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因为只有当一个人与外界分离，从外界回到自我内心世界时才能思考。并且，一个人越是退避回归到内心世界，思考越是深入。不与人接触是无法进行活动的，但思考与此相反，我们必须斩断与他人的联系，这样才能客观地思考，自我思考就更是如此。因此，全部活动转向内心的人变得对身边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如果他恋爱了，那不是为了把自己交付他人，或与他人生儿育女，而是就爱情进行思考。他的激情仅仅是表象，绝不可能开花结果。他的激情在徒劳的想象中消退，不会产生激情外的任何东西。

相反，所有内心生活都从外部获得原材料。我们只能思考某些事物以及我们对某些事物的概念。我们不能在一种完全不确定的状态下思考自己的意识，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无法思考。意识只有受到外界事物影响时才能确定。因此，如果意识个性化超过一定程度，如果意识脱离其他人或事，它就不能与其正常获得的养料有联系，也就不再有用武之地了。它通过创造虚无而创造了虚无的内部世界。它除了自己悲惨的命运，再没别的可以思考。除了内心的虚无与由此引起的悲哀，它再没有别的可以思考。它带着一种病态的喜悦沉湎于空虚之中。这种病态的喜悦是拉马丁熟知的，他通过笔下主角的话出色地描述了这种感觉：“我周围一切的无精打采与我身的颓废非常和谐。它自身的魅力又增加了这种颓废。我深陷在这种忧伤的深渊之中，但这是一种真实的忧伤，充满了思考，印象，与无限的倾谈，自己灵魂的半暗半明，以至于我不愿摆脱这种忧伤。这是人类的一种疾病，但体验这种忧伤并不会痛苦，反而魅力无穷。在这种忧伤中，死亡撩人地消失在无限中。我决心投生于其中，摆脱纷扰的社会，无论我会遇到什么人，在这些人中，我都将自己包裹在沉默、独处和冷漠里。我在精神上的隔绝是一层遮盖物，透过它我只愿看到大自然和上帝，而不是芸芸大众。[1]”

但是，一个人不能长期沉迷于虚无中，而不对其更加着迷。人们给予这虚无“无限”之名，但这毫无意义。这并不能改变其本质。当一个人因毫无存在感而倍感快乐时，他只有终止其存在，他的兴趣才能得到满足。这正是哈特曼声称所观察到的意识的发展与求生意志的衰颓相对应的事实。思维能力与运动是两种互斥的力量，并背道而驰。而运动就是生命。有人说，思考就是放弃行动。因此，同样的，思考也就是放弃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思想的完全统治无法建立，也无法一直思考。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死亡。正如哈特曼所坚信的，这并不意味着现实若非蒙上幻想的面纱则本身难以容忍。忧伤不是事物固有的。我们并不是通过外部世界或是仅仅通过对这个世界进行思索来感触到忧伤。忧伤是我们思维的产物。忧郁完全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是只有当我们的想法必须是异常的时候，才会有忧伤。如果意识有时为一个人构成忧愁，它是仅通过一个致病的发展，违抗其自己的本质，佯装在自身寻求绝对的目的这样来完成。迄今为止，它不是迟到的发现，也不是终极征服了知识，我们完全可以从斯多葛派的精神状态中看到我们描述的主要成分。斯多葛主义也教人摒弃一切超出自身的东西，靠自己过活。最后，这种教条只带来了自杀，因为它使人没有了活下去的意义。

相同的特征在从这个道德条件的逻辑上延伸的最后行动中再次出现。它的实施既不暴力也不急促。自杀受害者选择他的自己的时间和提前安排好他的计划。他不慌不忙地准备着。平静的忧郁，有时不是不愉快，标志着他的最后时刻。他分析自己，直到最后一刻。这是法尔列特（Falret）[2]所提及的商人在孤岛上饥饿而死的做法。几乎三周的痛苦时间里，他有规律地凭记忆刻画了一本被留存的记忆簿。另一者通过吹木炭杀死自己，一点一点记录下他的感悟：“我不考虑我在彰显勇气或者怯懦；我仅想使用我所剩无几的时间描述在窒息期间感受到的感觉和痛苦[3]。”另一个人，到放弃自己之前，他称之为休息的使人陶醉享受远景，制造一台复杂的仪器不留一滴血在地板上、完成他的死[4]。

很明显，这些各种特性与利己主义的自杀有关。他们几乎肯定这种结果和个人表达。不情愿行动，忧郁的分离，起源于我们定义的此类自杀的过分个性化。如果一个人隔离自己，这是因为联系他和外界的纽带减弱或断裂，因为社会没能够在他与社会联系时整合他跟社会的关系。一方和另一方的意识差距，使他们疏远彼此，是社会组织可信度减弱的必然结果。最终，如果我们记得利己主义的自杀是一定伴随着知识和沉思的智力的一个高度发展，自杀的智力本质和冥想本质可以轻易解释。确实，显然，那在一个社会哪里意识是通常被迫使提供其行动的领域的，它很多也是危险于违反从自我破坏隐蔽它的正常限制。质疑一切的头脑，除非足够承受其无知，风险质疑本身最后吞没在怀疑中。因为如果它不能考虑到他所关注的事物存在的权利——如果它能如此迅速地看出这么多解决办法——它将拒绝他们的现实性存在，甚至于仅仅提出问题就意味着它倾向给出负面解决方案。但是这样做，它将缺乏积极的内容；发现不能提供任何抵抗的东西，最后只能消失在内心的空无中。

但是这件高级利己主义种类的自杀不是唯一的形式；还有另外的，更司空见惯的形式。自杀者没有忧郁地思考自己的处境，而是快乐地做出决定。他知道他自己的利己主义和其逻辑结果；但是他提前接受他们，像孩子或动物一样不知所为地过生活。他为自己分配简单的满足自身需求的任务、满足他的私人的需要，甚至简化任务使他们变得更容易完成。知道他可能没有更好的希望，他不要求更多东西，更多准备好的东西，如果无法到达这个单一的目标，最后会中止这无意义的存在。这是享乐主义的自杀。但由于享乐主义自杀者不会嘱咐自己的弟子加速他们的死，相反，而是建议他们发现任何相关的兴趣，活得越久越好。随着他清楚地感觉到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没有其他目的，他完全没有什么一时的冒险，当色情的愉快少许地附加到人的生活中，他始终劝诫他们准备好留给它，在环境的最少刺激情况下。在此情况下，贤明、多梦的忧郁被替换作怀疑、不抱幻想的冷静，这在最后时刻变得特别突出。受害者给予自己没有憎恨的打击或发怒，但是同样也不是知识分子那种自我满足意味的自杀。他甚至比后者更没激情。他对最终等来的结果并不感到惊讶；他或多或少地预见到它的逼近。因此他不做长时间的准备；和他之前的存在保持和睦，他仅尝试将疼痛减到最少。那些酒色之徒尤其如此，当致命时刻来临时，当他们不再可以继续他们简单的生活时，用讽刺的平静的自杀解决了这种情绪[5]。

*　　*　　*

当我们探讨利他主义自杀的本质时，足够多的例子最大限度地描述它的特征。他们是有利己主义的自杀特征的对立面，像利他主义不同于其对立面一样。利己主义的自杀一般具有抑郁的特征，要么以一种忧郁的疲倦或是对享乐主义的漠不关心。相反，利他主义自杀，由于其来源是一种激烈的情感，涉及一定的能量支出。在义务性自杀中这种能量被理由和愿望控制着。个人在自己良知的指挥下自杀；他服从于一种规则。因此，他的行动的主要特征是源于完成的责任感平静定罪；加图和指挥官博内佩尔（Beaurepaire）的死是历史上著名的类型。当利他主义起点很高时，另一方面，冲动更充满热情且不假思索。信心和热情的爆发给他带来死亡。这热情本身是幸福或者阴暗的，取决于死的概念作为有一个心爱的神的联合的一种手段，或随着抵偿的牺牲，平息一些可怕，也或许是敌对的力量。把投身于偶像的车轮下的雅思当作有福气的盲目追随者的宗教热情，与厌世的和尚宗教热情不同，也与为了赎罪而自杀的罪犯不同。然而，尽管有这些细节差别，这些现象的基本特征一致。这种主动的自杀，和上文提及的消极自杀形成对比。

原始人和士兵的基本自杀甚至也有这种特点，他们自杀要么是因为一些轻微的触犯损害了尊严和荣誉，要么是为了证明他们的勇气。不应该把他们的自杀和伊壁鸠鲁派（Epicurean）的没有幻想的冷漠自杀混为一谈。奉献自己的生命无疑是一种主动的倾向，即便它受到生活舒适性的强烈影响，也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勒古瓦报告的一个实例可以看作这种自杀的模型。一位军官，在一次上吊自杀失败，又准备开始新的尝试，但却想到记下他当时的感受，“我的命运真奇怪，刚才我上吊，失去了意识，绳子断了，摔着了我的左臂。我作好了准备再一次自杀，待我抽完最后一袋烟之后，我希望这是最后一袋了。 [9]《勒内》，巴黎，维亚拉出版社，1849年，第112页。

[10]塞内克赞扬加图的自杀是人类的意志战胜物质。

[11]莫塞利的著作，第445—446页。

[12]见利尔的著作，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