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利他主义自杀[1]_自杀论

在生命的秩序中没有任何益处是永无止境的。生物品质只可满足它想服务的、不超越某种界限的情况的目的。社会现象也是如此。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过度的个人主义会导致自杀，欠缺的个人主义也会产生同样后果。当人从社会分离出来时，他对自杀的抵抗减弱，同样，当人与社会过度结合时，也会造如此后果。

一

有人曾说在低等社会没有自杀现象的存在[2]。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当然，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利他主义的自杀似乎不是那么频繁。但是这其中有另外一种地方性自杀方式存在。

巴托林（Bartholin）在他的《谈丹麦自杀原因》（De Causis contempt aemortisa Danis）中说</a>到，丹麦战士认为在床榻老死或是病死是奇耻大辱，理应以自杀的方式来避免这种耻辱。同样，哥特人（Goths）坚信，以自然方式死去的人将永远在充满毒物的洞穴中受折磨[3]。在西哥特人领土的边界上有一座高峰，叫作祖先岩（The Rock of the Forefathers），当老人厌倦了生活之后，他们就会从高峰上跳下来。同样的风俗在色雷斯（Thracians）、赫卢利（Heruli）等地方也可见。希尔维乌斯·伊塔利库斯在谈到西班牙凯尔特人时，说：“他们是一个不惜流血、渴望面对死亡的民族。一旦凯尔特人过了年轻气盛的年龄，他就没有耐心忍受时光的飞逝和嘲笑，等待年华老去；他存留于世与否是由他自己决定的。”相应地，那么自杀的人便会有一个指定的好的去处，那些自然病死或老死的人只能进入地狱。同样地，在印度也会有同样的风俗。或许这种受推崇的自杀倾向并未在吠陀经中出现，但必然是十分古老了。考虑到婆罗门卡拉努斯的自杀，波卢塔克（Plutarch）说：“他牺牲了自己的手正如这个国家圣贤们要求的那样”[4]。昆图斯库尔库提乌斯说：“有一群疯狂的野蛮的人，他们被叫作圣人。在他们眼里，预测到一个死亡的时间是一种荣耀，一旦年弱多病时，他们就将自己活生生的烧死。从他们身上可见，被动地等待死亡是生命中的耻辱；因而他们不能给那些年老多病的躯体任何荣誉。若用没有呼吸的人来祭祀，就会玷污火。在斐济[5]新赫布里底和曼加等地也有相关的记录[6]。在塞奥斯（Ceos），超过一定年龄后的男子会参加一种庄严的盛会，他们会头戴花环，高高兴兴地喝毒芹汁[7]。正如常在穴居人[8]和赛里人中看到的那样，他们从不因为道德崇高而为人们所知[9]。

除了老人，女人也常常被要求在丈夫死时杀死自己。这种野蛮的现象在印度根深蒂固，以致英国对这种习俗的改造毫无作用。在1817年，在孟加拉的一个省内就有706个寡妇自杀，在1821年，在全印度2 366名寡妇自杀。此外，当一位王子或首领死亡时，他的追随者被迫随他而去。在高卢地区也是这样。亨利·马丁（Henri Martin）说，首领的葬礼是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他们的衣服、武器、马匹和曾经最喜爱的奴隶，以及在首领最后的战役中幸存的追随者，都将被神圣地点燃[10]。没有追随者比他的首领活得更长。在阿珊提人（Ashantis）中，国王死时他的官员也必须死[11]。调研观察员在夏威夷也发现了相同的风俗[12]。

相应地，自杀无疑在原始的人中是很普遍的，但却显示出了奇特的特征。以上的所有事实都不外乎是以下三类：

1．年老体衰的老人或病魔缠身的人自杀。

2．丈夫去世，妻子自杀。

3．首领去世，追随者或仆人自杀。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一个人自杀，不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权利，相反，正是因为他认为自杀是他的责任。如果他未完成这项义务，他会感到耻辱，且最后通常会由宗教对他进行制裁。当然，当我们听说老人自杀时，我们就无故认为这是因为他受不了年华老去的折磨过于疲倦而自杀。但是如果这些自杀案真的没有其他原因，如果一个人放弃自己的生命是为了摆脱不能忍耐的生活，他不会被要求这样做，人们不会认为这是他的义务和特权。现在，我们似乎看到如果这样一个人坚持活下去，他就失去公众的尊敬；因为一方面本该有的葬礼的荣誉没有了，另一方面，在他死后去了另一个世界更多的恐惧将附着在他的来生。社会的压力需要他去承受，导致他摧毁自己。确实，社会也同样能够调解利己主义的自杀者，但是其干预在两个案例中有所不同。一种说法是说死亡刑罚，另一种说法是说阻碍了死亡的选择。在利己主义自杀的情况下建议或协商成分最多；在其他案例中迫使人自杀，使这种状况下的人认为周边的环境强制他自杀。

这种牺牲最后被社会用来达到他的目的。追随者不能比首领活得更久，仆人比他服侍的王子更长命，这是因为追随者和首领、官员和国王之间相互依存，他们共同构成社会，任何一个小分裂都是不允许的。一个人的命运如何，另一方也一样。像衣服和盔甲这样的物品无论他们的主人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即使到了坟墓也一样；如果另一种可能性被承认社会从属关系是不充分的[13]。这样的关系是女人和她丈夫的关系。至于老人，至少在许多例子中因为宗教的理由，如果他们不被允许等死。一个家庭的保护精神理应存在于其负责人。进一步想，上帝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一个人肉体上一生，忍受相同的健康和疾病的阶段，和他一起变老。年龄不能因此减少一方的力量，而同样地不减弱另一方，因此，由于一种无力的使命是他唯一的仅剩的保护者，团体存在不会被危及。因为这个原因，为了双方的利益，一个父亲将自己多年保存的最珍贵的信任传给下一代之前时，他等不到人生的尽头[14]。

这描述足够为这些自杀案的原因给出解释。因为社会有能力强迫他的一些成员自杀，个体的个性价值微不足道。一旦后者开始形成，首先要给予存在权，或至少仅仅在如战争这样不寻常的情况中被暂停。但是这无力的个性本身仅仅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个人在集体生活中的影响微乎其微，他必须充分投入集体，相应地，后者就要高度融合其中。对于只能拥有少部分个人生活的他们，必须成为一个紧凑的、不断的整体。我们到别处显示了这样大规模聚合确实是获得以上实践的社会[15]。由于他们由较少的元素构成，每个人过相同的生活；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想法，感觉，职业。另外，由于团体规模小，他能看清每个人，保证每个人都在视线以内，因此，集体监督是持续的，并延伸到任何事物，因此更容易防止分歧。个人因此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他自己的庇护所，在那里，他可以自由发展自己的本性、形成一个专属自己的面向学。对朋友意图模糊，他仅是不可分离没有私人的价值的部分整体。他个人价值极小，个人攻击的这样小价值却只收到相对疲软的约束。因而，对他来说远离集体需求的保护是非常自然的，社会不应该犹豫，正是因为禁止他以毫无意义的生活而结束这样一个小原因。

我们因此遇到一种与前一个自杀类型不同的更尖锐的自杀。鉴于后者过多的个性化，前者由太基础的个性化造成。一者发生是因为社会允许个人逃避它，在一部分中甚至整体中不能充分融合；另一者，因为社会对他监管太严格。由于自我为中心的状态，得名为利己主义，不得不保持利己的特征。利他主义完全表达与之相反的状态，在利他主义中，自我不是本身的财产，他本身夹杂了一些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的目的超乎他本身，也就是说，他是他本身加入的团体的一员。这样我们把这种强烈的无私心的自杀叫作利他主义自杀。但是由于它表现得像本身的特征一样的职责，被采用的术语也应该解释这个事实。这样我们将称这样一个类型为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

这些两个形容词的组合也需要区分定义；因为不是每种利他主义自杀都是义务的。对于有些不是社会强加的自杀，这类就更具有选择性特征。换句话说，利他主义自杀是有一些种类变化的自杀集合体。我们刚讲了其中一个；让我们再详述另外一个。

在刚提及的相同社会，或他们的其他种类，自杀案可能经常遇到最无用、即时的明显动机。蒂托·李维（Titus Livy），恺撒，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都曾说崇拜中一定要夹杂惊讶，以及法国和德国野蛮人杀死自己所具有的冷静[16]，盖尔人以因为酒或者钱而死而出名[17]，其他人要么因为投入火海要么投入大海而出名[18]。现代旅行者注意到在许多低等社会的这种现象。在玻利尼西亚，轻微的冒犯经常使一个人决定自杀[19]。同样，在北美印 20—30的士兵与平民罹患系数比 每百万平民自杀率

法国 1.3 150（1871—1875年）

普鲁士 1.8 133（1871—75年）

英国 2.2 73（1876年）

意大利 3—4 37（1874—77年）

奥地利 8 72（1864—72年）

除奥地利应当置于意大利之前以外，这种反比是绝对正常的[38]。

在奥匈帝国，这种反比关系更加明显。恶化系数最高的是那些驻扎在边防要塞的军队，然而那些地方的平民免疫力系数却是最高的，反之亦然（见表）。

只有一个例外，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地区平民免疫力系数低，但军队恶化系数也只是平均数。

同样，在意大利博罗尼亚军事区的战士自杀率最低（每百万人中有180人自杀）；但平民自杀率最高（89.5）。相反，普利亚（Apulias）地区和阿布鲁兹地区（Abruzzi）军队自杀率高（每百万人有370—400人自杀），而平民仅为15—20人。

军队 20岁以上的士兵与平民罹患系数比 每百万20岁以上的平民自杀人数

维也纳（下奥地利和上奥地利、萨尔茨堡） 1.42 660

布吕恩（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 2.41 580

布拉格（波西米亚） 2.58 620

因斯布鲁克（蒂罗尔、福拉尔贝格） 2.41 240

萨拉（达尔马提亚） 3.48 250

格拉茨（前泰尔马克、卡林西亚、卡尼奥尔） 3.58 290

克拉科夫（加利西亚、布克维纳） 4.41 310

法国也一样。巴黎政府军每百万人中有260人自杀，远低于布列塔尼的地方军，为440。巴黎恶化系数意义甚微，因为在塞纳，每百万20—25岁的未婚人士有214人自杀。

这些事实证明了军人自杀的原因不仅与平民自杀的决定因素不同，且与平民自杀率成反比。平民自杀原因是在大欧洲社会下，源于社会文明的过度个人主义。军队自杀因而必是由相反的倾向决定的，无力的个人主义或者说我们所说的利他主义状态。事实上，自杀倾向最高的军队最为落后，他们的习俗与所观察的低等社会的习俗相似。个人主义精神中最大的敌人——传统主义，在意大利、奥地利、英格兰远比萨克森、普鲁士、法国要深远。在扎拉和克拉科夫要比在格拉茨和维也纳强得多，在布列塔尼要比在塞纳强烈得多。由于传统主义反对自我主义的自杀，我们很容易理解到只要有力量的地方，平民自杀就很少。但只有传统主义不超过一定程度之时，它才会起到预防自杀的作用。如果它超过了一定强度，就会变成引起自杀的重要因素。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军队通常必然会倾向于夸大传统主义，并且，如果它本身的行动得到周边环境越多的帮助和施行，它就会越夸大。军队教育影响越大，军人就会越遵从平民的意见和情绪，随后，这种教育完全不受控制了。另一方面，军队精神逐渐被公众道德所排斥，这种精神就不会像任何事物都能促使年轻士兵那样再往一个方向迈进了。因而不难理解，利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足以保护整个民族，军队很容易使这种情绪达到这种程度，最后变成导致自杀现象加剧的原因[39]。

2．在所有部队中，精英部队恶化系数最高。

平均年龄 每百万自杀人数 罹患系数之比

巴黎宪兵 30—35 570（1862—1878年） 2.45（与35岁平民相比）*

警察 570（1873年）

老兵 45—55 2 860 2.37（与同年龄段的独身男人相比）

*由于警察和巴黎宪兵通常都已婚。

最后一个数据，是通过计算1889—1891年未婚男士的自杀比例得出的，因而比较小，但也高于普通军队。同样地，在被认作军队美德学校的阿尔及利亚部队，1872—1878年的自杀率为同时间段驻法国军队的一倍（前者为每百万中570名，后者为每百万人中280人）。在另一方面，受影响最小的是架桥兵、工程兵、急救兵、行政后勤部门工作人员，简而言之，就是那些军事性质不突出的兵种。同样，在意大利，1878—1881年，整个军队中每百万人仅有430人自杀，狙击兵为580人，轻骑兵为800人，军事院校和教导营则为1 010人。

现如今，精英部队的显著特点是高强度的忘我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军队内的自杀因而随精神状况的变化而变化。

3．这条规律的最后一个证明是，无论什么地方的军队自杀都在减少。在1862年的法国，每百万人中有630人自杀；1890年仅有280人。据说引起这种下降的原因是法律规定缩短服役年限。但这种下降的趋势早于新兵法。除了1882—1891年有大增幅以外，1862年之后都是呈持续下降的趋势[40]。此外，这种情况处处可见。在普鲁士，军队自杀从1877年的每百万人中716到1893年的457人；在整个德国，1877年为707人，1890年为550人；在比利时，1885年有391人，1891年有185人；在意大利，1876年有431人，1892年有389人。在奥地利和英国的下降并不明显，却也没有增加（1892年奥地利为1 209人，1890年英国为210人，1876年奥地利为1 277人，英国为217人）。

我们的解释合理，因为事情就是如此发展的。事实上，老式军国主义传统的凋零在所有国家同时发生。无论对错，这种消极遵循、绝对服从、非人性化的习惯（请允许我这样粗鲁地描述），被证实是同公众良知的特点完全相悖的。因而，它们失去了立足之地。为了满足新的期望，这些纪律条规变得没有以前僵化、压抑个人了[41]。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时间、同社会里的普通平民自杀人数大增。这再次证明，引起平民自杀的原因从本质上来说完全不同于使士兵也具有这种特殊倾向的原因。

每项证据都证明了军队自杀只是利他主义自杀的一种形式。我们当然不是指大量个人自杀案例也同这种自杀具有相同的性质和起源。当士兵穿上新战服时，他并没有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所受的教育的影响和他之前的经历并不会像魔法一般消失不见；同样他也不会由于不再一起分享集体生活从而与社会分离。因而，他们自杀也可能是出于平民的特征和原因。但一旦排除这些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的个别情况，军队仍然是一个紧密的单一群体，是大多数由利他主义所趋势自杀的舞台，但是一旦没有利他主义，军人也就没有军人的气概了。这是源于低等社会的自杀，至今仍存在我们的社会，因为军队精神在某种角度上来说本身就是原始社会精神的残余[42]。受这些因素影响，一个士兵可能因为极小的失望或最不重要的原因而自杀，如，请假被拒、遭到训斥、不公正的处罚、拖延的升迁、质疑荣誉、一时的嫉妒，或仅仅是因为他看到或听到了其他人的自杀。这正是军队中这种类似传染病的现象屡屡可见的原因，正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现象的样本。如果自杀从本质上来说是个人原因造成的那就十分难解释了。我们不能假定这么多由于个人倾向自杀的现象集中在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队里。另一方面，更不能接受的是，这种模仿似的扩散可能与任何素质无关。但是，如果接受军营生活能够有效地培养人们放弃生命的想法，那么所有事都容易说得通了。因为这种心理构成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大多数正在服役或曾经服役的人身上，这是很自然的，而且，由于这种心理构成是孕育自杀的肥沃土壤，即便一点触动就激化了这种自我毁灭的倾向，从而转变为实际行动；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一切。它像导火索一样蔓延开整个正准备跟随它的指引的人群中。

三

如今或许能很好理解为何我们坚持要给自杀一个客观的定义，并且保持不变，因为利他主义自杀，虽然表现了自杀特点，但尤其具有形象生动的表现形式，与我们习惯表示我们的尊重和钦佩的行为有些相似，因而人们常常拒绝认为这是自我毁灭的方式。记得爱斯基洛尔（Esquirol）和法尔累（Falret）认为加图（Cato）的死和吉轮特派（Girondin）家族的死都不算是自杀。但是，如果那些有明显的即时原因而放弃生命自杀的人都不算自杀，那么出于同样精神原因的自杀就更不应当叫作自杀了（虽然他们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后者与前者仅仅是形式不同而已。如果加那利群岛的居民为了表示对他们的神的巨大敬意而坠入深渊的死不算自杀，那么髻那教徒为了超脱生死而自尽、原始人在同样精神状态的影响下为了受到的一点冒犯或仅仅为了表示对生命的藐视而放弃生命、破产者宁死不受屈辱以及把士兵自杀大增称为自杀呢？因为这些情况的根源就是利他主义精神，正是因为这种利他主义精神，我们称其为壮烈自尽。我们可以只把这些情况算作自杀，而那些动机单纯特别的情况而排除在外吗？但首先，我们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这种界限呢？那什么时候的动机引起的自杀不是受到人们称赞而可以称作自杀呢？更重要的是，通过完全区分这两种事实，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弄错他们的本质。因为它存在的本质就是显著的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其他类别只是它的延伸变体。因而，要么我们无视大量有启发意义的现象，要么若不是把全部现象抛弃掉，除了只能在其中进行任意选择以外，那就不可能得出我们要研究的现象的共同根源。这便是我们根据自杀要引起的主观感觉来为自杀下定义要冒的风险。

此外，那些可以用来证明这种排除是正当的感情理由也不足为证。人们根据这些实际情况，各种引起利他主义自杀的动机，以一种几乎没有不同的形式的方式，成为人人都认为合乎道德的行为基础。但是利己主义自杀难道与此不同吗？个人独立意识难道不像它对立的意识那样有它自己的特点吗？如果后者是勇气的基石，强大内心，甚至于使人变得无情，那么另一者使人的心变得柔软使人富有同情心。利他主义盛行的地方，人们总是准备好献出自己的生命；然而，同时，他也不会重视其他人的生命。相反，若他把自己的人格看得高于一切，他也尊重别人的人格。他对人格的狂热崇拜使他不能承受任何人对他人格的看轻，即便是他的朋友。人们遭受的痛苦的同情超越最初狂热的献身。因而，每一种自杀都是对某一种美德的夸张形式或是变体。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同情和牺牲精神影响道德意识的方式并没有使他们有很大区别，因而人们没有理由把他们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别。

* * *

[1]参考书目：斯坦梅茨：《原始民族中的自杀》（Suicide Among Primitive Peoples），载于《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1894年1月；魏茨（Waitz）：《原始民族人类学》（Anthropologie der Naturvoelker, passim）；《军队中的自杀》（Suicides dans les Armées），载于《统计学协会杂志》（Journal de sociétéde statistique），1874年， [28]福赛思（Forsyth）：《中印度高原》（The Hignds of Central India），伦敦，1871年， [37]我们没有普鲁士和奥地利士兵服役中每年的自杀数据，因而我们不能对比他们的数据比例。据称，在法国，战后自杀率降低，是因为兵役时间减短（7年减到5年）。因为这个数据并不持久，自从1882年该数据激增。1882—1889年，重新恢复到战前数据，为每百万人中有322—424人，服役年限再次缩短，由5年缩减到3年。

[38]也有人质疑奥地利军队恶化系数的激增是由于对军队自杀的记载没有平民自杀统计精准。

[39]显然，在这个地区的利他主义是与生俱来的。布列塔尼军队并非全由比列塔尼人组成，但这个部队受到了周边精神环境的影响。

[40]这次上升是由于偶然的意义重大。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次回升是在殖民扩张开始的阶段发生的，那我们就理应怀疑，这段时间的战争是否并未引起军队精神的复苏。

[41]们并不是指人们由于遭受了这种压抑，因而自杀。他们大量自杀是因为他们的个性化太少。

[42]这不是指它注定应当立即消失。这些残余有他们存在的基础和缘由，往日的部分如今继续存在是很正常的。生活正是由这些矛盾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