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_制度经济学

自从世界大战以来，三种政治经济学体系取得了重要的地位：苏联的共产主义，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法西斯主义，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可以从这三种观点出发，对它们进行比较：经济理论、社会哲学和世界历史。经济理论是供给和需求、生产成本、边际生产力、欲望的满足。社会哲学是人性和它们所趋向的最终目的。世界历史是从历时二十五年的法国革命的世界战争到我们现在亲身经历的四十次革命的世界大战为止的实际变迁。这三种观点是分不开的；想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努力，就是现在的所谓“制度经济学”。

他们从亚当·斯密的个人主义和法国革命开始。斯密提出法国革命所实行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攻击了公司组织和行会，攻击了地主，攻击了政府造成的特权。法国革命废除公司组织，分掉地主的财产，并且宣告一切个人的平等、自由和私有财产，不受国家或者由国家赐予特权的行会和公司的控制。

斯密以经济上的供求法则以及政治上的财产、平等和自由的法律代替了重商主义。所需要的对个人的唯一控制，是消费者的欲望。正统经济学家追随了斯密一百余年，起初作为古典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以生产的劳动成本为基础；后来作为心理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以消费者的欲望为基础。这两派可以称为自动平衡经济学家，他们的推论采用自然科学里的类比为基础，就这个问题来说，它成为各个人当中供求的平衡，这些个人是自由、平等、分子式的和可以移动的。可是，结果证明经济理论必须以历史为基础，和必须以平衡为基础一样。

在这自动平衡的背后有一种人性的哲学。亚当·斯密的哲学是神学的。人是有理智的动物，受神圣理性的指导。这神圣理性是一位仁慈的上帝，他会给全世界带来丰裕，只需人类不要用政治和公司的集体行动来抑制和压迫个人。法国革命废除公司和地主，崇拜了一位理性的女神。

可是希望不久就幻灭。马尔萨斯在大革命中就预先说到。人不是有理性的动物——他是感情和愚蠢的动物，所做的事情往往和理性要他做的相反。因此政府不能让他自由，必须加以强制。

滑铁卢战役以后，那预言的使人失望的情况实现了。世界范围的商业萧条，历时三十年，带来贫困和失业，终于又产生1848年的革命。马克思现在出现，发表了他的共产主义宣言。他修正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把它的唯物主义哲学扩充为阶级斗争。如果像李嘉图的理论似乎相信的那样，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就应该享有全部产物，然而不是作为个别的劳动者，而是作为社会劳动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供求的“法则”，财产、平等和自由的法则完全取消，代以阶级斗争和无法抑制的劳资冲突。这种哲学结果产生了俄国革命，具有马克思的信心，相信此后会成为一种没有阶级的社会。

同时斯密的个人主义向另一种不同的方向发展——趋向无政府主义。这种哲学终于变成意大利的法西斯革命。 反垄断的立法然后采取了不同的方向，结果产生了四十年前的反托拉斯法律。任何联合，不管是公司或者个人的联合，只要限制贸易，就不合法。

然后，三十年前，又出现了一项新发明——控股公司。这是公司法专家的发明，目的为了逃避反托拉斯法律，首先由新泽西州制定有关的条例。它不是完全新的东西，因为公司向来能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它的新奇在于创立公司完全为了或者主要地为了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取得在其他公司投票的权利。其他各州和新泽西州竞争，从事于此项有利的业务。

控股公司被赋予几乎无限的权力，它们在本州享受的一切特权，在其他州内也可以享受。对它们的唯一限制现在是美国最高法院。该院在二十年前解散了两家这种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和烟草公司。可是，十五年前，在制鞋机器公司和钢铁公司的解散诉讼中，最高法院支持控股公司，运用了“合理的贸易限制”的新准则——就是，法院的多数认为合理的那种限制。这些控股公司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顶点，“现在变成比政府本身更有势力”。

由于这种司法权的发展，公司组织法律化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是，不用废除司法来实现共产主义或法西斯独裁，而通过提高司法的地位，使司法高于各州和联邦的一切立法和行政。现在是美国最高法院解释财产是什么，而那些天真地解读宪法的人却拘泥地认为财产的解释应由各州负责。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废除立法和司法，代以政府行政部门的命令；美国的制度使行政和立法服从美国最高法院的命令。联邦法院成为美国独裁的标记。

这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世界大战的革命以来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行政统治权；也不是1689年以来英国的立法统治权；而是1900年以来最高法院的司法统治权。它的行政工具不是独裁者的命令；而是法院的禁令。

还有其他美国和欧洲制度的对比。我们对于苏联和意大利的情况，不能确实知道，因为反对派的报纸已经停刊；私人结社已经禁止；大学校里不许自由研究和讲学；官方的统计数字不尽可靠。可是，我们可以作概括的比较。

“工团主义”这个名词起源于法语，意思不过是“联合主义”。雇主或银行家的联合是一种雇主的辛迪加或者银行家的辛迪加。工会是劳工的辛迪加。可是，历史已经改变了辛迪加这个名词的意义。在美国文字里它意味着索雷尔的革命工团主义，目的在于推翻私有财产制和政府。在意大利，它的意思已经变成爱国的工团主义，由政府组织，支持私有财产制和独裁者的霸权。

在意大利，有四种主要的辛迪加：资本家辛迪加，农业辛迪加，劳工辛迪加和专门职业辛迪加。为了可以经营商业或者获得工作，各个人必须参加辛迪加为成员，或者至少必须缴纳捐款维持他的辛迪加。它们制定规章，规定工资甚至产量，非成员和成员同样必须遵守。它们的组织分为地方、地区和全国的。它们的干部和命令必须由独裁者核准。全国性的辛迪加现在称为“全国法西斯联盟”。近来它们在“公司”的名义下改组了，其中包括两个对立的雇主和职工的联盟；我们看到了一个“法人组织的国家”，独裁政治的表面。

这些强迫性的公司代替了议会。它们又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这好比美国总统将废除所有的选举，所有的立法机构和所有的政党；靠他控制着法西斯党，永远保持他的地位，这种党不是政党，而是政府的警察力量；然后取消商业部部长和劳工部部长的职位，由他自己担任各种公司的唯一首脑；禁止一切罢工和闭厂，代以强制的仲裁；召集这些公司开会，一起制定法律规章，管理产业、农业和劳工；可是不用成文法和司法制度，而发布这些法律规章作为政府行政首长的命令，由法西斯党的行政程序加以执行。

这样一种转变不是不能想象的，实际上在美国的政府制度中已经有些习惯。根据宪法，一经对外宣战，美国政府马上就变成独裁。由行政停止人身保障法的效力，等于废除司法。战争工业委员会、谷物公司、运输委员会、战争金融公司的创立，是独裁者任命的一种“公司部”。各种公司和联盟在“公司部”面前作为咨询机关出现，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经济利益集团。国会暂时退让，可是我们南北战争以后的建设时期说明总统能怎样控制选举；三K党、公司独裁以及厂主和商人的协会表示地方和州的选举可以怎样控制。我们已经有了法西斯主义的手段，墨索里尼扩大这种手段，只由于造成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为了维持意大利全国的团结，和一切其他国家斗争。这种移转，在有势力的集团的思想上，是从国内的阶级斗争转移到世界性的各国之间的斗争。

苏联也消除国内的阶级斗争。很奇怪，这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哲学。无产阶级专政据说只是一种过渡时期，为了有必要在这期内消除人们的利润心理。他们的理论是，到了所有的人都成为工资劳动者，没有人能希望靠利息、租金或利润生活的时候，利润心理就会消灭。五年计划是一种宏伟的尝试，不仅利用外国工程师的帮助，把苏联提高到美国的技术水平，而且同时要改变人民的心理，从利润、租金和利息心理改变到工资心理。到这一点实现的时候，独裁政治就会在一个伟大的工人的合作的国家中消逝。

可是，由于环境的力量以及其他国家中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阻力，马克思和列宁的早期哲学，所谓无产阶级的国际阶级斗争，已被放弃，苏联现在只要求世界范围的和平以及有机会建设它自己的国家。共产主义变成国家主义。

在意大利和苏联，以前的自愿的工会和合作社都被禁止，它们所用的手段非常简单，就是，指派它们的高级职员，由法西斯党或者共产党负责执行这些任命。在意大利，它们成为全国法西斯公司的一部分。在苏联，工会是工人的委员会，它们对工厂经理下命令；合作社只是政府的买卖代理人。

切不可认为，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是一种大企业的独裁。它也许是这样，合于帕累托的所谓“财阀政治”，因为大银行家、制造家和地主供给经费。可是它显然是一种小企业、小业主和薪水及专业工作者的独裁。在美国可以和它相比的是“全国制造家协会”和美孚石油、美国钢铁、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大通银行这种大公司之间的区别。美国大约有六万家制造公司，生产着制造品的十分之九，可是其中我们可以叫做大企业的，估计不到二百家。其他五万九千家是比较小的制造厂。三千万美元的公司现在是小企业，如果它的唯一的竞争者是一家三亿美元的控股公司。在买卖和银行业的领域里也是这样。像希尔士·鲁布克连锁商店或者大通银行和它的分支机构这种庞大的买卖和银行公司比较少。大多数是小商人、小企业家和小银行家，分布在数以千计的乡、镇和城市里。他们的业务只占比较小的一部分。

在意大利，似乎控制法西斯公司的是这些小企业家，因为墨索里尼对大企业做一种姿态，表示它的大头脑，像我们的洛克菲勒和摩根之流，也会和小人物完全一样被关进荒岛监狱。我们以侮辱法庭罪监禁辛克莱九十天，他出狱后比入狱前在伙伴中享受更大的威信，只因为他不肯作不利于他们的证言。法西斯主义主张把他无限期地关在监狱里。

在美国的另一种对比是农场主和农场工人。法西斯主义是包括农场主的政党。它好比是美国的农民协会、农场联合会和所有的农民合作社都变成“全国法西斯主义农业联盟”，跟制造家和银行家的全国法西斯主义联盟并列。总之，法西斯主义是企业家、银行家和农场主的专政。

至于一切国家中的小企业家和小农民，他们在现代技术条件和商业萧条的压迫下，陷于苦境。一方面大企业在吞并或控制他们的市场。另一方面，工资劳动者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大企业付得起高工资，它们减低工资或者维持高工资，只是一种自己的政策问题。它们实际上处于一种非竞争的地位。可是小企业家和小农场主，在萧条时期内，不得不减低工资，否则他们的财产就会更被大企业吞并，通过取消抵押品赎取权或者忍痛变卖。那冲突是无法遏止的。从人们企图在美国形成一个进步党或者 然后政府任命一个“联邦准备银行董事会”来监督它自己创立的这个庞大的银行家的政府，可是薪俸低而任期没有保障，他们所应付的人却是现代资本主义在建立它的霸权中所利用的薪俸极高和能力最敏锐的人物。

在这里，当我们研究到银行制度的时候，战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正形成新的派别，可以区别为买卖派和管理派的经济学家。两者起源于同样的原因，周期的生产过剩和失业。可是，他们在关于未来和补救方法的问题上得到不同的结论。管理派在最后结论中指望一种极其重要的“经济计划委员会”，该会将用限额的方法防止生产过剩和失业。买卖派指望一种联合一致的国际货币和银行政策，仿佛像国际支付银行，以及对全世界银行的金银准备的控制，目的在于稳定一般物价水平，从而防止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循环再现。两派的根本区别是，买卖派想要在新的情况下保留一切决定价格的买卖的交易中平等和自由的旧原则，而管理派的基础是一切管理的和限额的交易中那种更旧的上级和下级原则，这些交易决定产量和效率。一派以买卖能力的平等为目的，另一派以生产能力的定额为目的。一派倾向于合理的资本主义，另一派倾向于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

管理派现在占优势，由于科学管理的惊人成绩，以及过去三十年中动力机器的革命性的采用和大量生产。工程师居于首要地位，作为一国的总经理，不管那精通群众心理的政治家。这些工程的胜利，人人可以看得出。可是买卖派不是那样令人信服的，因为全世界的物价作用是看不出的，也没有庞大的国际银行可以指出多年的成绩给大家看。然而，庞大的公司组织的成长，大概主要地不是由于马克思的技术效率，而是由于金融资本主义的繁荣和萧条。

斯密和李嘉图的个人主义派的老经济学家们说不可能有普遍的 生产过剩这种事。可能有某一种产业或某一个机构中特殊的 生产过剩，结果在那一种产业中价格和工资降低。可是，这种情况会自然地获得纠正，因为资本和劳动会从这一产业中自由地流入其他的产业，那里的价格或工资没有降低。结果在那生产过剩的产业里生产将减少，生产不足的产业里生产将增加，各产业之间会不断地进行着一种自动的趋向平衡的趋势，并且它们会环绕着比较生产成本趋于相等。一种产品的供给的增加造成对一切其他产品的需求的增加，因此不可能同时在一切产业中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和普遍的失业。

可是，这种说法是由于在理论上撇开了货币，以及不知道现代大规模的集体买卖。相反的，买卖学派把论点从某种商品的供求转移到在一切商品上货币和信用的供求。普遍的物价上涨，不管由于什么原因，扩大一切产业中销货上的利润边际。这刺激所有的雇主同时互相竞争，招致普遍的生产过剩。然后，由于银行信用普遍的紧缩或者中央银行的黄金垄断，或者由于负债过多的忍痛出售，普遍的物价下落减缩一切产业中的利润边际。所有的产业，无论大小，完全停顿，解雇它们的工人，因为不可能从一种生产过剩的产业转移到一种生产不足的产业。大家同时都生产过剩，1927年以来法国和美国的中央银行集中了全世界货币黄金的三分之二。大多数重要的国家，因为商品的黄金价格低落，不得不放弃金本位。

现代资本主义的产业证明了确有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失业。各种产业和各个国家同时诉苦。物价的普遍下跌可以为证。煤、石油、运输、制造、买卖或者农业方面都生产过剩，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时发生。根据那种讲个人需求和供给的分子式的旧理论，这是不可能的。

劳动工会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组织起来防备它，那是在八十年前。然后是铁路公司，六十年前；制造公司，四十年前。现在农业——个人主义的最后藏身所——正在配合它的定额计划，停种边际田地，限制生产。

鉴于这种普遍的生产过剩，管理派经济学家正在经历他们的哲学的三个阶段。 根据辛迪加方法，整个产业被纳入一个组织，所有的制造家，大的和小的，效率高的和效率低的，都包罗在内。然后那辛迪加研究市场情况以及他们希望维持的价格，任意地规定整个产业下一期（例如一年）的总产量。总产量这样地规定以后，辛迪加就派给各生产单位它担任的一部分，比照它的能力或者它向来经常在销售的数额。各单位不许超过它的限额。在美国已经有了几个实例。显著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无烟煤工业里；最近值得注意的一个新例子是在原油工业里，此外还有人劝告农业家采取同样的办法。

可是，这些辛迪加始终被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是不合理的对贸易的限制，加以禁止。因此在过去三十年中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实行控股公司和追随领袖的方法。

根据美国的自由哲学，你依法不得强迫一个人生产、出售或者竞争，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他有一种自然权利，可以抑制 生产，正如他有自然权利可以扩充 生产一样。很合理的，当个人变成由银行供给资金的控股公司时，公司和个人享有同样的自然权利。剥夺公司的这种抑制生产的权利，就是剥夺它的自由，根据宪法的第十四次修正条款，这是不容许的。所以美国的方法不是一种辛迪加的强迫的方法，强迫抑制生产，而是一种自愿的追随领袖的方法，以下列的方式实现：

美国资本主义不需要把所有的竞争者联合为单独一个控股公司。它只需要把最有力量的公司和关键性的公司联合起来。这些包括拥有自然资源的公司，从事于中间制造和运输的公司，享有商标、商誉和专利权、可以招致顾客的公司，以及供给公司资金的大银行家。这是“统合的资本主义”，或者金融资本主义，因为那统合的整体所需要的资金只有银行家能供给。美国钢铁公司，由一个银行家辛迪加所创立，受银行家的支持，在它的某些制造部门里所控制的产量不及全国产量的半数。可是，如果一个小竞争者，由于市面不好和缺乏订货，竟敢削减价格，招徕顾客，只需钢铁公司的当局宣告它打算“对付竞争”，就会使那不安分的竞争者恢复到占优势的公司原先规定的价格。汽油供给站，虽然竞争者很多，生意很忙，却同时售取同一价格，并且在改变价格时采取一致行动。

这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它是一种银行家的经济上的政府，比政治上的政府势力更大。它的制裁不是国家的暴力，而是那力量更大的信用、利润和损失的制裁。这种制度像是那老的供求“法则”以及经济学家的边际效用原则。竞争仍然自由，可是制裁已经从经济学家所谓欲望的满足改变为企业家的害怕破产。小资本家在意大利或者德国是法西斯主义的广大后备军，在美国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驯服的追随者。

克莱顿法案中授权公司“对付竞争”的条款，表示美国资本主义的议会活动能力的胜利。克拉克，以敏锐的眼光，在1901年曾指出，当一家公司在一个地方 削减价格以便歼灭一个只有本地市场的小竞争者时，如果法律规定该公司应在它所有的 各地市场上作同样的减价，该公司就不可能在其他市场上收回利润，抵补它在那减价市场上的损失。这一下就会使大公司和它的最小的竞争者在买卖能力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可是，克拉克教授的这种见解在法律制定时虽然获得国会议员的支持，一些公司的国会活动家终于能加入“除了为了老老实实地对付竞争”这些字眼。假如不加入这种“除外”，自由竞争的旧理想就可能保留，建立在例如大小企业平等的基础上。可是，加入了这种“除外”以后，只需提出“对付竞争”的威胁，通常就能迫使小资本家恢复原来价格，并且使美国资本主义清清楚楚地成为一种“追随领袖”的资本主义。

即使法律上有这种除外，为什么金融资本主义容许这些小资本家继续存在呢？他们不是总是小的，不是总是效率低的。他们甚至可以比他们的大竞争者效率较高。他们可以继续存在，只要他们不生产过多，不减价招徕顾客。这是经济的理由。

还有一种政治的理由。合成整体的资本家不愿意被称为垄断者。如果他能指出获得公众同情的小竞争者作为目标，就可以借此避免政治的攻击。小资本家是他的政治旗帜或掩护。

结果证明，这种自愿的追随领袖的资本主义的美国方法，比较德国的卡特尔、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或者苏联的共产主义的法律的强制，力量大得多，伸缩性和效率高得多。力量比较大，因为它付给高薪，争取行政的才能。伸缩性比较大，因为它使小资本家有机会获得大利，只要他提高自己的效率。美国钢铁公司已经失掉钢铁工业的一个部门——钢管工业——的全部业务，因为一个只有二千万美元左右的比较小的资本家发展形成了一种生产方法，比钢铁公司的旧式方法的效率高得多。补救的办法是由公司收买那小资本家。美国制度迫使资本主义不得不建立庞大的科学研究部门。也许最高法院做得很对，它摒弃辛迪加资本主义，强使美国走上金融资本主义。

然而辛迪加资本主义或者金融资本主义都不能克服物价极度下跌时期中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危险。实际上，生产过剩和失业的波动，对大公司比较对小雇主更为剧烈。再说，有人认为，业务集中在庞大的公司里，往往像减低生产成本一样增加销售的费用。

同样重要的是巨额投资和经常的设备费，以及熟练技工和经理人员的经常费用，这些人必须予以维持，即使工厂停工，其他的工人都失业。工厂设备和经理人员是专门化的，专门为了生产某种特殊产品，不能转移到其他产品，像老派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因此，即使生产已经过剩，利润边际由于物价下跌已不存在，最好还是维持生产，只要能抵补经常费用。或者，可以设立一种利润垫层，用来支付股利，不必雇用劳动，生产货品来出售。因此金融资本主义比小资本主义会引起还要更多的失业。小资本主义是地方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

这种情况把管理派经济学家推进到他们的哲学的第三阶段——全国经济计划委员会。竞争不再是同一产业中个人之间跌价的竞争。产业作为一个单位在行动，不管它是公平贸易、辛迪加或者金融资本主义。竞争成为各产业之间取得消费者的货币的竞争。降低价格的旧观念变成讲究推销术而不减价的新观念。因此这个计划委员会将要把各种产业所有的资本家综合在一起，按适当的比例分配资本和劳动，不仅在每种产业内的竞争者用“规则化”来分配，而且在全国所有的产业之间分配，由一个包括一切产业的委员会负责进行。在管理派经济学家看来，这不是梦想。他们指出人人看见的两个实例，苏联的最高经济委员会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新的法人组织的国家。

可是，这些实例已经不是自愿的资本主义。它们是独裁或专政。没有国家的暴力强制，经济计划委员会不能实行它的计划，不管是规则化或者全国的计划，因为它是一种定额和限额的制度。不是所有的个人，或者公司，或者产业都会自愿服从的。如果他们按规定的价格或工资能获得利润，就不能指望他们把生产抑制在分配给他们的定额以内。委员会必须获得国家的帮助，才可能防止生产过剩。我们在堪萨斯和俄克拉荷马两州关于油井的法律中已经看到这种开端，它们规定油井的开钻或产量的扩大必须获得政府行政部门的批准。把这个例子推广到所有的产业，我们就了解一个全国经济计划委员会的管理的目标，由国家的行政独裁予以支持。

这就使我们接触到公共政策和实际政治的根本问题。民主政治和代议制政府是不是有能力来管理这些世界范围的金融政府呢？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已经作出它们的答案。它们坦率地和公开地废除了普选、代议制政府、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代以专政和强迫参加受管理的组织。

可是，苏联和意大利是小资本主义、小农农业、低生活水平以及对普选差不多没有经验的国家。美国资本主义有优厚的薪俸、行政人才的升级、高生活水平、投资遍及千百万选举人、普选和一个最高法院。

美国的问题，如果我们根据跟苏联和意大利的比较来说，是两重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我们可以认为将来有两件事是肯定的。在经济方面，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政治方面，是最高法院的统治权。不肯定的事是立法的未来，以及工人、农民、小企业家的私人组合和政党的未来。立法和自愿的组合两者在苏联和意大利已经废除。在美国，我们看得很清楚，两者都越来越弱。

企业家害怕立法或者国会的开会。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向罗马进军，结束一个无能的议会。共产主义者也厌恶普选。美国最高法院宣告立法和国会的行为不合宪法，它自己决定公司组织和它们的营业办法的合法性。

在现代普选和经济利益冲突的世界中，立法机关无疑地不受人信任。在一种意义上，国会外的实力派比立法机关的代表性更强。它代表经济利益集团——立法议员代表各式各样的个人。意大利曾采用比例代表制，按照他们的票数代表多数党和少数党。可是这徒然增加政党的数目和它们的相持不下，每一个党代表着不同的经济利益；这一点给了墨索里尼他的最动听的理由，可以借此取消立法机关。

另一方面，普鲁士由天主教党、社会主义党和民主党的比例代表制统治了十年以上，成绩很好，最后被德国的军事独裁废除掉。

我们知道，在南部各州和我们最大的城市里，普选已经失败。在这些地方，企业界和专门职业工作者向往着一种企业家的政府，这是我们的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一度是工团主义者，赞成工人占有工厂。他懂得群众暴力的心理。当他取得企业家和专门职业工作者的信任，向他们要求财政帮助的时候，他已经具备条件，可以成为他们的领袖。

在他改组那多数反对他的立法机构以前，他首先废除遗产税和增加消费税。不久他的暴力行为和对反对派的镇压，开始在立法机构中引起反对。终于反对党完全脱离了立法机关。他然后变为把一切工资劳动者和农民以及雇主组织为强制的辛迪加。这些辛迪加，代表全国的各种经济利益集团，它们的职员由独裁者任命；它们代替那种代表地区个别选举人的多数的旧立法制度。

立法议员的地区选举制度，在选举权限于有产阶级的时代，运用得很好。那时候立法机关中只能有两个政党，代表着乡村里的地主和城市中的资本家。可是，自从普选实现以来，在美国差不多一百年，在英国还不到三十年，立法机关开始分裂为许多集团，出现了相持不下的局面以及拉拢合作和辩论的团体，代表着新的经济利益集团。

可是，当墨索里尼废除立法上的比例代表制时，他废除了可以使现代立法真正代表一切经济利益集团的唯一方法。经济利益的范围从此不限于一州的郡区，或者一个城市的选举区，或者一国的州区。它们超越了地区的界限。它们有了全州和全国的组织。比例代表制企图解决的问题是怎样选举这些领袖参加立法机关，并且把他们留在那里。他们的领袖是像工会的冈珀斯这种人，或者像钢铁公司的加里这种人，或者像农民组织的娄登这种人，或者像社会主义者组织的伯杰这种人，或者像大通银行的维金斯这种人。这种人的仇敌太多。他们在小地区里不能由多数票连续地一再选出。可是他们在较广的范围内用比例或少数代表制可以连续地被选。但事实上，只有没有仇敌的人能够被选，美国的政治机器是用来发现和选出“黑马” [3] 的方法，他们作为代表性的领袖是不出名的，因为他们的敌人最少。人们后来发现内部的人对他们很熟悉。

辛辛纳提市是一个实例，可以说明比例代表制对于使立法机构具有代表性和效力，能起什么作用；在其他国家中这种制度已经慢慢地扩充到各州和全国的立法机构，只有到独裁政权加以掌握时才被取消。必须通过自己自由选出的领袖使立法机构足以代表经济利益集团，才可能期待立法机构有那种经验和能力，足以控制或者对付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那些薪俸优厚的行政人员和政治机器。

可是，意大利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可以对照。正是这种比例代表制使意大利议会成为一种无能的辩论会，分成许多小集团，造成许多僵局。在美国也可能如此。一家大公司的董事会只有一种经济利益需要促进——利润。立法机构却有十几种或者更多种矛盾的和部分一致的利益集团。

可是，美国的立法机构和国会已经知道怎样使它们自己摆脱现代矛盾的利益的复杂性所需要的行政管理方面的具体工作。它们创立了铁路和公用事业委员会、捐税委员会、产业委员会、市场委员会，处理铁路和运货人之间、雇主和雇工之间、各种纳税人之间、同业中大小竞争者之间的冲突。这些委员会是半立法的机构，在它们最有效力的地方，我们发现它们设置了代表矛盾的经济利益的组织，作为咨询小组，很像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公司，所不同的是这些利益集团是自愿的，选出自己的代表，而墨索里尼的是强迫的，所有代表是由他本人选派的。

解除了这些繁重的具体工作以后，现代立法机构知道怎样限制自己的工作范围，只做一些可以发生效力的事。它的有效的领域是一般法律和一般的行政标准。这些一般规则是矛盾的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问题，而半立法的行政机构仍然办理具体工作和政策的执行，和以前一样。

可是，要改进和保留立法机构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它们可以保护自愿的社团组合。这种保障扼要地陈述</a>在起源于1689年英国革命的民权条例里。然而，每个时代必须更改或补充它的民权条例。它们不仅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研究自由的权利，而且最重要的是结社自由的权利。在我们的时代，这种权利意味着工会、农民合作社、商业合作社、政党。在苏联和意大利被废除的就是这些权利，因为立法机构被废除了。

即使如此，这些自愿的组织已经开始知道它们也必须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只作能够发生效力的活动。在美国，我们有一些实验可以根据。早期的劳动组织，到劳工协会 [4] 为止，企图通过自愿的组合以合作和自我就业代替资本主义的就业，根据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而不根据一股一票的资本主义原则。它们的组织在用大众投票选举经理的问题上失败了。或者，如果它们成功了，它们就不再接受新会员，而用工资雇用非会员，因此最后变成通常的公司，转向资本家方面。

农民的合作社也有同样的经验。六十年来，它们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上始终是失败。小合作社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它们大家利害相同，彼此又相当熟悉。可是，在会员经常变动，有政治、宗教、肤色、种族、语言、人格上的区别的地方，就派别滋生，内部的政治关系决定经理人选，不管经理的能力怎样。

大公司只从事于一项活动——利润。过去四十年的美国工会，不像其他国家的工会，已经知道只注意争取一项利益——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规则。它们不想管理企业，只想尽可能取得企业的成果的一大部分。

农民仍然处于四十年前的劳工组织的阶段。政府帮助他们，对他们的合作社供给资金，供给他们领袖人才。他们还需要证明，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以后，他们能够选举自己的领袖，任期有保障，内部可以升迁，薪俸相当优厚，能够应付那些大公司。人们对他们的主要劝告是选举较好的经理和付给较高的薪俸。不幸的是，一般说来，不能说他们有能力这样做。有几个销售合作社可以为例；可是，不管我们考虑哪一方面的活动，我们必须依赖立法来保</a>障这些组织团体的权利，不是通过从上面供给它们领袖人才，而是通过保证它们不受外部强有力的竞争者的歧视。

一个从匈牙利独裁政治下逃避出来的著名流亡人物对我说，所有这些关于民权条例的议论都是废话，我这样抱住民权条例不放，可以算是自由主义的最后遗民。据他和其他欧洲人的看法，世界必然地在向着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推进，自由主义者将逐渐地或者猛烈地被排挤掉。实际上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对比，美国的宪法以“权利”为基础，而苏联和意大利的宪法以“义务”为基础。义务成为独裁政治的伦理。这是一百四十年中发生的变化，从法国革命的人类的权利改变到苏联和意大利独裁政治的人类的义务。人的权利是他的各种自由，人的义务是否定或克制他的自由。可是人的权利现在是自由结社的权利。

这是现代经济学的问题，现在人们称为“制度经济学”。制度不过是集体行动在控制、解放和扩张个人行动。它也许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资本主义。法国革命的经济哲学想要废除集体行动。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哲学是集体行动的哲学。剥夺人们经济 自由的，是失业和贫困。剥夺他们的政治 自由，不过是一种防止革命的手段，但确实是必要的手段。他们用集体行动保留他们自己的自由，或者通过自愿结合的团体或者通过政党。

也许美国资本主义正在“经济计划委员会”的伪装下趋向法西斯主义。它已经从抑制共产主义和工团主义开始。可是在立法机构完全不受信任以及法官由独裁者随意任免以前，它不能达到最终的法西斯国家的地步。由于这些抑制，就抑制了使工会、农民协会、商业合作社和政党等自愿的组织可能产生的那种公民的自由。正是这些组织——而不是老的自由个人行动的个人主义——是现代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藏身之所，从而避免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金融资本主义。

但是，在现代的情况下，是否能决定苏联的共产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三者之中哪一种是较好的公共政策，还有疑问。在那两种欧洲的制度以及其他模仿它们的制度中，自由受到抑制，知识分子（包括艺术家、发明家、工程师、编辑、教授）受到排除，不单是因为他们受到暴力的压制，而且因为个人的创造性和天才在一个恐怖的国家中不能发扬。

但是，这些人是全国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是工业、农业、运输和银行等各方面的体力劳动工人和事务人员。对这些人来说，现行制度在物价上涨时使得他们精神沮丧，物价下跌时弄得他们穷困，并且就业机会的缺乏使他们受到威胁。如果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在低工资的基础上使他们生活安定，他们并不因没有自由而感觉痛苦。

个人的节约也有同样的情况。个人节约曾经是小资本主义的基础；小资本主义排除了封建贵族政治的浪费，获得杜阁和亚当·斯密的热烈赞成。二十世纪金融文明的通货膨胀和收缩，消除了个人所有权的精华，这种个人所有权以前一直在诱导个人工资劳动者和农民节约储蓄、精打细算、承担他们有机会克服的风险以及维持美国共和国。节约在变成法人组织的公积金和苏联或意大利的限额那种制度化的节约，那些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节制个人享受、以便储蓄投资为将来打算的人，受到那些及时行乐的人的嘲笑，后者挣得钱来随时享受，可是现在比那些可能享受而不肯享受的人，处境并不较差。

如果这些俭约的个人，由于变成一种工资和薪水劳动者的无产阶级，而在资本主义文明中不复存在，那么，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很可能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专政也许比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较为可取。没有疑问，那种专政马上会消除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可是一方面经济学家暂时在苏联、意大利和美国有三套新的大规模的实验室，可以试验他们的古典的、快乐主义的和制度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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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是“联号”，一般属于一个公司组织。——译者

[2] 参阅本书，《利润的边际》。

[3] 原文是dark horse，指实力未知的候选人。——译者

[4] 指1869年在美国费城成立的劳工协会（Knights of Labor）。——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