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法国大革命文献概述_法国大革命讲稿

在我们搭船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海之前，我们应该先获得海图和罗盘。因而，我先探讨了这场大革命的历史，这样你们立刻就知道该接受哪些看法、拒绝哪些看法。你们可能已知道，我们置身何处，我们如何才能走得更远却又不至于走偏，哪个领域已经结满了丰硕的果实，哪棵知识之树上的果实还正在生长。我希望将你们从属于个别学派和特殊历史时期的学者的记述中拉出来，将你们从总是依赖仅能满足最肤浅需要的现成的、容易找到的叙述中救出来。

随着人类的经验越来越丰富，随着人们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而资料越来越多，每代人都对我们的历史认识有所贡献。对于微不足道的事件，身在其中的那些人即可理解清楚，而伟大的事件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凸显其伟大。

拉马丁（Lamartine）曾经说过，这场大革命有神秘之处，但无令人费解之处。尽管不无唐突先贤，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看来，这些话未必就比刚写下之时更接近事实的真相。人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关这些历史事件之根源和性质的争吵。有人说，是因为预算赤字；有人说，是因为饥荒；有人说，是因为那个奥地利团伙；有人说，是因为钻石项链，因为七年战争令人屈辱的记忆；有人说，是因为贵族的傲慢或教士的不宽容；有人说，是由于启蒙哲学；还有人说，是共济会策划的；有人说，是英国首相皮特策动的；更有人说，是因为法国国民性中不可救药的轻率和狂暴；最后有人说，是由于构成法国历史之整体的各等级之间的斗争。

我们不得不在所有这些解释中找出自己的一条路来；不过，还有很多细节问题，对此，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尚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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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当时人的回忆录之外，de Cassagnac）宣称，这整个描述都是虚构的。同样的故事，诺迪埃（Nodier）也讲过，而他是个职业编造者；梯也尔（Thiers）也讲过，但他并没有给出任何权威性证据——任何人也都不可能发现这样的证据。不过，据拉马丁说，当时有一位教士坐在门外，等着给这些将死之人提供最后的宗教慰藉。50年之后，他仍然健在，拉马丁找到了他，并记录下了他的回忆。有一位老吉伦特党人，叫蓬特库朗（Pontécont），夏洛特·科尔黛曾要求他为自己辩护，最后他又成为 拉布莱（Laboye）同样是一位有才能、有分寸感的人，他担任大臣时，沃丁顿（Waddington）就曾说他是托克维尔真正的后继者。与托克维尔一样，他的思想中浸透着美国的观念。同样跟托克维尔一样，他相信，革命时期的集权遗产是建立自由制度的主要障碍。他用薄薄3卷书描写了美国的历史，这是对他在班克罗夫特和伊利德雷特（Ilildreth）所学到的东西作出的一个极具悟性的抽象概括。他的文笔极为流畅，条理分明，他从来没有用搪塞撒谎的诡辩来玷污自己的劝告。因而，如果我们要学习历史，没有比读他的著作更方便、也更易于接受的了。他关于大革命早期历史的讲稿在一本评论杂志上连载发表，我相信，它们一直没有结集出版。拉布莱既是个政治家，也是个学者，他总是非常了解他所研究的题目，要说入门的指南，我们不可能找到比他那些没有讲完的课程更有助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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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Carlyle）的著作记录了英国王位之争事件。50年后，我们仍要依靠他来了解克伦威尔。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一书中，他给我们提供了英语文献中最令人注目的历史学思考。但在他开始撰写他最著名的著作之时，研究的奇迹还没有降临到他头上。在大英博物馆，他被一位无礼的家伙吓坏了，那家伙曾在阅览室中一个劲打喷嚏。由于法语小册子还没有分类编目，于是他请求让他自己人库仔细翻检，自己从书架上去选要看的书。结果，他抱怨说，这一条只适用于德高望重的官员，他则遭到拒绝。帕尼齐（Panizzi）对于卡莱尔将自己说成一位高官而大为光火。他宣称，他决不会允许一位不知名的文人到他的图书馆中乱翻。最后，一位私人收藏家的普普通通的收藏品满足了他的要求。不过，这本书鲜明生动的描写，交织着精妙与荒唐，使得某些不喜欢这本书的人忘却了我们的先辈们——从奴役时代（thraldom）到柏克——所撰写的著作中同样存在的判断之有失仓促和事实考证之贫乏。它们依然是那种令人失望的雷雨云，雷声大而闪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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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知识是否进步了，要看历史手册和学校的课本是不是有所改进。有三本这样的书必须在此提一下。本世纪中叶，任教于军事学院的拉瓦莱（Lavallée）为学生们写了本法国史。他引用拿破仑的话说，法国的历史只能写4卷，或者必须写100卷，而他倾向于写4卷。在整整一代人中间，他的这本书都是同类著作中最出色的。他曾任教于圣西尔——这里曾经是最著名的女校，晚年的拉辛曾以这里为背景写过一出悲剧。他用多年时间为德·曼特农（de Maintenon）夫人的著作作注，并发现了她那些曾被人篡改过的书信。他关于革命的论述收入Lucas）假造的所有信件。他把他收购的这些文件提交给学会（the Institute），学院宣布，这些信件是真迹。这些所谓的真迹，有亚历山大写给亚里士多德的，有凯撒写给韦辛热托里克斯 (7) 的，有拉萨路 (8) 写给圣彼得 (9) 的，有抹大拉的马利亚 (10) 写给拉萨路的。造假者的想象力简直是自由驰骋，他竟然制造了一篇毕达哥拉斯的手迹，其中毕达哥拉斯竟然能写出一手糟糕的法文。最后，有一些不喜欢夏斯勒斯的博学之士才让他弄明白，他被人骗了。当真相大白、犯罪分子被投入监狱之时，他已经拿着这些东西炫耀了七年，花了几千镑，创造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有2万7千件赝品的市场。

就在这些神秘的伪造品市场兴旺发达之时，于诺尔斯坦（Hunolstein）伯爵花3400镑从一位巴黎经纪人手中购买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148封信件，并于1864年6月将其出版。拿破仑三世和皇后厄欧仁尼（Euégnie）也附庸风雅，对这位不幸的王后的遗物表现出浓厚兴趣，因为他们所奉行的政策旨在安抚意大利革命所冒犯的那些正统主义者；凑巧，他们宫廷中一位高级官员福伊勒特·德·孔舍兹（Feuillet de Conches）先生也又有同样嗜好。早在1830年，他就在购进这些东西了，他从热月党人库尔托瓦斯（Courtois）手里搞到了很多，这位库尔托瓦斯曾掌管过罗伯斯庇尔的文件。瓦克斯穆特（Wachsmuth）曾于1840年到巴黎进行其历史研究，他在一本德语杂志中就福伊勒特的收藏品的价值作过报道；1843年，他被形容为法国手迹（autographophiles）收藏 蒙洛西耶曾被柏克称为具有荣誉感和骑士精神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从奥韦纳（Auvergne）来的同伴在一场决斗中几乎被人杀死，并在自己的床上躺了三个月。这个受伤者的老乡比奥扎（Biauzat）则在写给家乡的信中说，他仅有10天缺席了国民议会的会议。然而，事情的真相是，这个弄伤了受伤者的手的对头，正是蒙洛西耶本人。

罗兰夫人在狱中所撰写的东西，只是对子孙后代的呼吁，而非一本深思熟虑的著作，也没有揭示她生活中的秘密。它于1863年出版，这时候，有三四封信出现在拍卖会上，不久后，人们在一家蔬菜水果商店的废弃物中发现了一幅小画像——上面还写了点什么。那些信件都是罗兰夫人所写，比佐曾在出逃、自杀时将其送到一个安全地方，而那幅小画像则是她的画像，逃亡时他曾随身携带。

海军部长贝特朗（Bertrand）曾说，王后曾写信给皇帝，告诉他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救他们。他发表了皇帝的回信。有一百年时间，人们都以为那封信是利奥波德皇帝的意图之真实反映。那份文件确实是信使带回来的，但并非皇帝所写。真正的回信被阿尔内特发现了，并由伦兹（Lenz）教授于两年前向柏林一_批幸运的学生讲授大革命课程时予以发表，其文本大大不同于误导了所有历史学家的那封假信。絮贝尔将其插入自己的评论中，并重新发表了伦兹的文章，而这篇文章推翻了他自己的著作的根本结构。

德·布伊莱侯爵在1797年写出自己的回忆录，把自己对瓦朗纳斯逃亡失败应承担的责任摘了个一干二净。而保存在费桑文件中的来往书信则显示，他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他曾说，他希望国王公开离开，就像米拉波所建议的那样；他又说，他曾建议走经过兰斯的那条路线，但国王却拒绝了；他曾反对走那条军用驿道，这条路线最终导致了灾难。而那些信件却证明，他建议的正好就是秘密动身，走瓦朗纳斯那条路，并由骑兵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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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描述的这个时期的总体特征是，回忆录声名狼藉，而我们已从那些依赖回忆录的学者那里解放了出来。这个阶段代表性的历史学家有三位，絮贝尔、泰纳和索勒尔（Sorel）。他们超越了他们的前辈，因为他们可以查阅更多的私人和外交来往信函。但他们也达不到后来者的水平，因为他们缺乏官方的信息。

絮贝尔 (11) 是兰克（Ranke）的学生，他在研究自己并不喜欢的中世纪史时，就已经知道了怎样彻底清除传奇故事、虚构的故事和谎言，并严格依据确凿证据再现历史。他早年曾研究过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的故事及其对十字军的影响，而正是这样的技巧，使他得以揭穿，王后信件乃是伪造的。他确实是一位一丝不苟的批评家，他根本就不读那部虚构的哈尔登堡回忆录，尽管其中包含着很可靠的材料。他完全秉承那个学派所坚持的非精神的（unsipiritual）的气质，对于历史学的唯物主义和宗教基础，他表示同样的担心。他坚持要让历史叙述合乎历史事实本身。他更看重的是制度，而不是其操纵者，他是一位适应时代的才智非凡之士，他是最早一批从研究文本转向研究现代历史及其热门话题的人士。就学问与深奥的研究而言，他完全可以媲美于那些被称为学者和批评家的人，而毫不逊色；但他的趣味却使他选择了另一种职业生涯。他这样形容自己：他身上的四分之三属于政治家，只有剩下的那可怜的部分使他成为教授。絮贝尔是通过柏克关于法国和爱尔兰政策的论述而开始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他坚定地坚持下面的理论：人应当按照血统进行治理，历史上的国民必然会战胜现实存在的国民，我们不可能与我们的祖先割断联系。因此，在他看来，普鲁士的自然发展过程才是比较正常的，是可以接受的，那些企图按照自己的想法构造自己的民族的状况与此恰成对照。不管是他的政治理论还是民族性剖析，都使他对法国人没有好感。所以，毫不奇怪，他在法国也普遍地不受重视。他对高高在上的巴黎敬而远之，他更重视1789年发生在中欧的大冲突，及其给整个世界带来的麻烦。法国权力的分配状况对他的触动远不及欧洲权力格局的变动，他认为政府形态的变化没有国界线的变化重要。他把罗伯斯庇尔的垮台形容为瓜分波兰过程中的一个插曲。他竭力要把大革命置于国际关系变动的框架中。

有人为了贬低尼埃布尔等历史学家，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去问一个德国人要一只黑色大衣，他会给你一只白羊，让你自己等着它变成你要的衣服。絮贝尔属于上年纪的一代，他可以写得非常精彩，但却很沉重，一点都不轻灵鲜活。他的Review ）上。不过，絮贝尔曾亲口向我保证，他从来没有读到过那篇文章。他曾经查阅过重要文件，在他成为一个大名人之后，什么东西他都可以查阅得到。在外交问题上，他比所有其他学者都先知先觉，只有索雷尔（Sorel） (12) 是个例外。他曾经是反对派领袖，在普鲁士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后来他倒向了俾斯麦，并撰写了俾斯麦推动新日耳曼帝国成长的历史，直到皇帝将他从档案馆赶走。而在他活跃的那些年月，他一直担任档案馆馆长。不算他为了充实和辩护而写的大量论文，他写了5本著作，它们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历史记</a>录。由于不断地修订，所以一直写到1880年的某一天。它们一度占据着(18) 的 对那些具有党派偏见的学者，我们不要有太多菲薄，因为他们对我们助益良多。即使他们是不诚实的，也是有益的，如同辩护人有助于法官作出裁决；如果他们仅靠与利益无涉之诚实而进行研究，他们或许还做不了那么好呢。我们或许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看到这样的人出现：他了解全部的事实真相，并有讲出真实的勇气。他除了关心自己的利益之外，也会照料他人的利益。他会为讨好反对者而辛勤工作，他对那些犯过错误、对那些作恶多端、对那些失败者绝无偏见。他会对朋友和敌人一视同仁——假定这位诚实的历史学家还可能有一位朋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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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rinthian school of style，科林斯属古希腊城邦，其艺术风格流于华丽藻饰。——译者

(2) Pompey，公元前106—前48年，罗马统帅，政治家。——译者

(3) Pharsalus，公元前48年，庞培在此被凯撒打败，逃往埃及，被杀。——译者

(4) St. Helena，1815—1821年间拿破仑被放逐于此而终老该岛。——译者

(5) Peelites，尤其指支持英国首相Sir Robert Peel于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保守党党员。——译者

(6) 即《旧制度与大革命》。——译者

(7) Vereingetorix，约死于公元前45年，高卢人首领，曾率众反抗罗马。——译者

(8) Lazarus，《圣经·约翰福音》中人物。——译者

(9) 《圣经》中所记耶稣的门徒。——译者

(10) Mary Magdalen，《圣经》中所记耶稣的门徒。——译者

(11) 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是《法国大革命史，1789—1800年》，另著有《威廉一世所建立之日耳曼帝国的基础》7卷。——译者

(12) 1842—1906年，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是《欧洲和法国革命》八卷，另著有《普法战争外交史》、《18世纪的东方问题》等。——译者

(13) 1828—1893年，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是《法国的起源》，另著有《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等文艺批评著作。——译者

(14) Ard，1849—1928年，以《制宪议会、立法议会、国民公会中的演说家》闻名，关于法国大革命还著有《法国革命政治史》。——译者

(15) 革命史研究会。——译者

(16) 《雅各宾俱乐部文献记录》、《公安委员会文件汇编》。——译者

(17) 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年，其历史学经典著作为《英国文明史</a>》两卷。——译者

(18) 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1838—1903年，其代表作为《18世纪英国史》八卷，另著有《欧洲理性主义精神的兴起和影响史》二卷。——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