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恐怖统治的末日,热月9日 (1) 是近代史上最值得庆祝的一天。4月份,罗伯斯庇尔就已经是绝对至上的了。他已经将埃贝尔处死了,罪名是煽动破坏秩序;他也处死了肖梅特,罪名是压制宗教;又处死了丹东,罪名是企图限制血腥的屠杀。他所奉行的政策就是借助于对恐怖活动与放松迫害的自如操纵,维持秩序和自己的权力。治理国家的权力现在已经集中到了公安委员会手中,因为政府各部已被撤销,代之以12人组成的行政管理委员会,而该委员会则向公安委员会负责。现在几乎不存在与他抗衡的力量了,巴黎市政当局也经过改组,权力掌握在追随罗伯斯庇尔的人手中。议会的代表中,各地市政厅中人民的直接行动中,仍然存在着对立。革命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说,教堂的警钟再敲响时,国民公会也将不复存在。换句话说,只要大人物插手,他就可以换上自己的人。两个政府的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将两个机构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彼此的仇视。但只要罗伯斯庇尔站在它们中间,它们的冲突就可以暂不爆发。
经过改革的革命委员会立刻查封了除雅各宾俱乐部之外的其他俱乐部。所有的党派都被粉碎了:保王党人、斐扬党人、吉伦特派、弑君者。被分别关押在法国各地的残余分子则被转送巴黎,在那里,由罗伯斯庇尔从容处理。不过,尽管已经不再存在一个完整的反对派,但仍然有一个反对他的群体,他们的人数并没有减少,也不想妥协。这些人主要是那些被国民公会派到外地镇压1793年各省起义的代表。国民公会的这些代表可以行使巨大的权力:他们拥有不受控制的生杀大权,他们毫无顾忌地从活人和死人手中聚敛土地。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成了高居国家之上的那位生性严厉的人物猜疑的对象;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一群最肆无忌惮、也什么都敢干的人。
心思极为缜密的罗伯斯庇尔当然早就看出了危险潜藏在什么地方,他也知道,他的敌人中哪一个最有理由令人担心。但他一直没有拿定主意该如何应付这一危险;在发动打击前,他先进行威胁;但这样就促使其他人联合起来,推翻了他。正是他,一直推动他的这些敌人团结起来,因为他试图在这个显然——至少在表面上——不存在观念冲突的时代,引入一种观念的冲突。每个人都成了共和主义者和雅各宾党人,但现在,罗伯斯庇尔本人却坚持信仰上帝。他就是毁在自己稀奇古怪的招摇撞骗行径中:他企图将他那罪恶的血腥统治与神的认可结合起来。他不用费多大神就想到了这个方案,因为他对于这种想法向来情有独钟。早年他曾在埃默农维勒(Ermenonville)见过卢梭,那时就接受了萨瓦人的非决定论的宗教(indeterminate religion)。1792年3月,他提出一份决议,说对万能的上帝与来世的信仰,是雅各宾主义的必要条件。11月份,他指出,宗教信念衰落后留下的都是有利于自由和公共美德的观念的残余,政治的根本原则可以在基督隐晦的教诲中找到。他反对不准向教会捐赠财物的规定,因为这对于维持超越于人之上的权威的收入是必需的。因而,12月5日,他说服雅各宾俱乐部将爱尔维修的头像打碎了。
尽管革命的伟大导师卢梭是日内瓦的加尔文教徒,却没有人想过以某种新教形态来维护基督教。胡格诺教派的大臣们没有在这方面做过任何努力,罗伯斯庇尔对他们格外地厌恶。在处决丹东之后、审判肖梅特之前,宗教的复辟是由库通 (2) 预示的。一周之后,雅各宾派决定:新型宗教的创始人——卢梭——的遗体应当被奉祀人先贤祠(Pantheon)。
5月7日,罗伯斯庇尔提出了他那著名的动议:国民公会应当承认存在着一位至高无上者。这就是他的论点,这一论点将剥去议会制的一切装饰。共和国生命的奥秘在于公共和私人美德,也即正直,意识到自己的义务,自我牺牲精神,服从权威的纪律。这是淳朴的民众的自然状态;但在文明的发达阶段,如果没有对于上帝、对于永恒生命、对于上帝的主宰的信仰之约束,就很难保持那些美德。社会将被激情和利益撕扯得四分五裂,只有借助宗教的普遍的根基,才能够调和、控制这些激情和利益。透过诉诸更好的权威,罗伯斯庇尔希望加强国家对内、对外的力量。就后者而言,他达到了目的,他对无神论的严厉斥责,给整个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明显地是在保守主义方向上迈出的一大步,因为它承认了宗教自由。它可能确实未必有利于教会,但也不属于宗教迫害。事实上,它对民众中的基督教徒比较有利,至于反宗教活动,尽管并没有禁止,却遭到挫折。革命似乎要倒退,似乎想在那些曾在现已崩溃的秩序中获得其习惯和思想的人们中间寻找朋友。这种变化的迹象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变化只获得了一个人的意志的支持,而没有获得任何一股舆论的支持。
一个月后,即6月8日,巴黎人拿出其最庄严的精神举行了“至高无上者节”。罗伯斯庇尔也在队列中,从杜伊勒里宫步行到战神大街,他后面跟着国民公会议员们。由于其他人都落在后面,他孤独地走着,头发上扑了粉,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花束,穿着天蓝色的大衣和紫花布衣服,我们最好记住这身衣服,因为在热月危机中,我们还会看到这身打扮。他已经得到了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荣耀和尊崇。欧洲任何一个君主的权力都不能与他相提并论。过去五年中曾经挡住他的前路的人,都已经被一古脑儿地消灭了;大革命的幸存者现在都对他俯首帖耳。在上一次国民公会议长选举中,只有117人投票;但罗伯斯庇尔此次获选,却得到了486张票,因此,那一天,他可以走在他们前头。就是在这儿,在这个最重要、最令人陶醉的时刻,一道鸿沟出现在他面前,而他也意识到了危险的极端严重性。因为他听到了走在他背后、对他抱有敌意的前排议员们的说话声,他们低声地对他所得到的狂热表示诅咒和蔑视。而派到里昂、纳韦(Never)、南特、土伦的那些残暴的总督,在压服了所有人之后,现在也要迫使他们的主人对他们表示崇敬,他们发誓要为他们所受的屈辱而进行报复。这些总督说,这是建立某种神权的开端,是在为某种新的宗教迫害提供理由。他们觉得,他们正在铸造一件针对他们的武器,正在从事一项自杀行动。前一阵发布的那道政令并没有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但这个大肆张扬的挑衅性仪式,却被认为是一个宣战声明。
有经验的观察家立刻就预计到,罗伯斯庇尔时日不多了。他已经没有时间预防即将到来的危险了。他提出了那部著名的牧月22日法令,该法令由库通提交给议会,在提交之后两天,6月10日,就毫无异议地获得了通过。这是大革命期间颁布的最残暴的法令,君主政体历史上的一切残暴与它相比,都黯然失色。因为牧月法令取消了政治审判中的一切正式手续。库通是这样说的:私人利益处于危急关头时还是可以拖延的,但在保护公共利益时是不能有任何迟延的。公共的敌人必须被揪出来。国家派他来拯救自己。因而应授权公安委员会将它甄别出来的人送上法庭,只要陪审团满意,就不需要在证人、书面证词或法庭辩论上浪费时间了。罗伯斯庇尔认为应当处决的任何人,都不得借口进行答辩而拖延判决;他可以任意逮捕并立即判决,不得有任何例外和豁免,以前关于审判程序的政令全部作废。这一条是关键所在,因为它剥夺了国民公会保护其成员的权力。罗伯斯庇尔只需要把某位议员的名字交给公诉人, 垮台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就是此前一刻,戈丹(Gaudin)——后来的加厄塔(Gaeta)公爵、拿破仑最信赖的财政大臣——派出一位信使报告说,他发现,罗伯斯庇尔已经取得了胜利,正在接受人们的祝贺。其实,即使到了最后关头,罗伯斯庇尔也一直没有采取行动。有人起草了一份具有宣战意味的声明,他的朋友们都签了字,并放到他眼前。他却拒绝签字,除非是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库通便说:“那么,除了等死之外,我们什么也不用干了。”犹疑不定的罗伯斯庇尔写下了他的名字中的头两个字,剩下的字则是飞溅的血迹。布尔当两手各拿一支手枪,嘴里则咬着他的剑刃,骑马带领他的部队冲到市政厅的台阶前,勒巴斯(Lebas)拔出手枪,把一支给了罗伯斯庇尔,一支则对准自己开枪自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一件引起很大争论的历史事实。我相信,罗伯斯庇尔向自己头部开了一枪,不过,只伤了下颌。但很多杰出的批评家都认为,这块伤其实是跟随布尔当来的一位警察开枪所致。罗伯斯庇尔的弟弟脱下鞋,试图从屋子的檐板逃出去,不幸却掉到了走廊。昂里奥将军用一跟水管猛砸自己,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在地上被拖得浑身肮脏不堪。只有体力最好的科芬阿逃了出去,在某个藏身之地躲了一段时间。其他人则没费什么劲就被抓住了。
罗伯斯庇尔被押到杜伊勒里宫,被放在桌子上有好几个小时,人们纷纷跑来观赏他的样子。医生跑来处理他的伤口,他镇静地忍受着痛苦。从开枪的那一刻起,他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到了孔西埃日监狱,他则用表情告诉看守,他想写东西。他们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他就带着自己的秘密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直有人喜欢提出某种神秘的猜测,说我们上面讲的罗伯斯庇尔的故事只讲了一半。他们总是觉得,在我们表面看到的粗鄙而无用的犯罪活动背后,存在着更深刻的东西。拿破仑喜欢罗伯斯庇尔,相信他的意图很好。帝国的首席大臣、当皇帝上战场时治理法国的康瓦塞雷斯(Camvacérès)有一天曾对他说:“这是一个他决意追求、却从来没有提出过理由的事业。”
那些扳倒这位暴君的一些人士,比如康邦和巴雷尔,在很久以后,为他们在推倒罗伯斯庇尔的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追悔莫及。在欧洲北部,尤其是在丹麦,有很多热烈崇拜罗伯斯庇尔的人。欧洲上流社会都相信,他跟他们有很多类似之处。他们将他视为一位有威信、正直、讲究秩序的人,他是一位反感腐化和战争的人。他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他企图妨碍反对宗教信仰的观念的发展,而这种观念正是那个时代最为强大的一股潮流。他的私人生活是无可挑剔的、正派的。他是个可以与皇帝和国王们媲美的人物;一支70万人的军队曾对他唯命是从;他控制着数百万从事秘密活动的经费,他可以借赦免他人而获得他希望得到的一切,但他却只靠议员每年80法郎的工资生活着,他留下的财产不过是一些不值钱的指券,价值不到20几尼。那些对他保持敬意的敌人说,他通过合法的没收、通过分割财产、通过累进税,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到2200万斯特林,其中没有一个子儿取自广大的小自耕农,他们因此也始终拥护这场革命。然而,毫无疑问,他顽固地坚持平等原则,这就意味着由穷人来统治,由富人来买单。他也渴望权力,而这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跟路易十四、彼得大帝、弗里德里希大帝一样,他是靠血腥暴力来维持权力的。对于人的生命的毁灭,他无动于衷,看到鲜血,他甚至感到愉悦。这种情形在他周围的人那里非常普遍,而这种情形在革命开始前就已经出现了。社会如他所设想的那样实现了转型,只是所付出的代价是在12个月中有数千人掉了脑袋。比起拿破仑所发动的战争中一天的伤亡来说,这也许不是那么更严重,而这些战争除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之外,没有任何理由。罗伯斯庇尔的私人笔记已被出版,但从中我们看不出他对未来有何设想。这是在1794年6月28日的断头台上也没有解决的问题。只有下面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将站在自马基雅维里将公共人物之道德准则降至最邪恶状态以来那群最可憎的人物之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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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公历7月27日。——译者
(2) Couthon,1755—1794年,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恐怖统治的主谋之一。——译者
(3) 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其音乐能令猛兽俯首、顽石点头</a>。——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