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8月4日_法国大革命讲稿

今天我们将讨论那场大革命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在这一天，历史中形成的法国的社会制度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人的诸项权利。

国民议会完整地建立起来之后，就开始为它自己制定议事程序。萨缪尔·罗米利爵士（Sir Samuel Romilly）是迪蒙（Dumont）的朋友，一度也是米拉波的朋友，他派人送来了描述英国议会惯例的文件：有哪些例行公事的程序，可以对通过议案设置什么样的障碍，如何便宜行事以照顾少数派，如何能使反对派与政府大体上势均力敌。然而，法国人需要的是一种更为便捷的方法。他们只有一个单院制的国民议会，它具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明确界定的使命，而在当时，对它危害最大的就是阻碍和拖延。每个代表都具有提出动议的权利，也都能把动议写成书面形式。在经过辩论之后，国民议会可以拒绝考虑它，但如果没有在门槛上拦住它，就可能列入讨论并在24小时之内获得投票通过。深思熟虑的讨论只能在议事局（Bureaux）内进行。国民议会已经分成三个群体，或三个委员会，每个大约有40名成员，他们分开开会，上午是国民议会，晚上是议事局。这一方案可确保进行深入而认真的讨论，因为在议事局会议上，人们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在这里没有什么形式化的框框，没有记者，也没有站在走廊中的陌生人的干扰。但被排除在外的公众却不喜欢并怀疑议事局。选民们历史上 没有一个欧洲人知道要保护个人不受人民的集体意志之侵害，需要什么样的保障机制。他们受到保护，不受权力或少数之统治，然而，他们却使多数所向披靡，公民投票（plébiscite）成了一种暴政。

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了，民主制不仅可能是虚弱无力的和不明智的，也可能是专制的、压迫性的。于是，他们找到了限制它的办法，即联邦制，它使得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完全的民主制。中央政府只从州政府的权力中拿走了若干明确列举的权力，州政府则保留着中央政府拿走的权力之外的所有权力。罗马人知道如何让君主制无害，那就是使其分立；美国人则将民主制度一分为二，从而解决了更为难缠的问题。

很多法国人都确信，联邦制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制度。但这一概念立刻被穆尼埃推到一边，没有任何人听得进去。他们不愿意承认，一种力量应该受到另一种力量的制衡。他们没有谋略，只有普遍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消灭过去，保护未来。他们宣布了这一原则，并将其上升为一种高于政府和国民的理想权威，确立为使宪法的缺陷和未来的统治者的权力不受挑战的保障机制。反对颁布这一宣言的人士则试图在这项宣言中加进一些义务。这种想法是由国民议会中最为博学的冉森派教徒卡米斯（Camus）提出的，教士们也热情地支持这种设想。国民议会则认定，权利体系属于政治范畴，义务体系则属于伦理范畴，因而在8月4日早上，以570票对433票否决了这项提议。

这就是在人权问题上出现的决定性分歧。几天后，鉴于贵族制已陷入危机，心神烦乱、精疲力竭的国民议会再次放弃令人激动的有关事实与利益的讨论，而转向理论探讨。议会又任命了一个五人委员会来修改八人委员会拟定的宪法草案，由它来起草整部宪法。

8月17日，米拉波向议会报告了他们的方案。他对它可一点都不喜欢，对于将纠缠不清的普遍原则和道德规范塞进有关治理的复杂的经验科学中的做法，他很恼火。他建议，宪法应当先制定出来，宪法应当确定指导原则而不是程序。国民议会拒绝了其任命的几个委员会的提案，也拒绝了由大人物们提交的所有方案。这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由西哀士提出的，它曾得到普遍的认同，但在最后投票中获得采纳的，却是另一个不那么著名的人物的草案，它甚至没有起草者的署名。议会选择出的这个文本没有那么多玄想，也不那么深奥，它引起的反响要比其他草案小得多；但它比较简短，比较平淡，议员们觉得，它较少涉及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不大容易产生可怕的后果。从8月20日到26日，议会对它进行了进一步的删节，从24条减少到比较适中的17条。这份草案曾经压倒了那些著名人物提出的草案，对它进行的删节对于了解国民议会的意图至关重要，也是我们分析的基础。

最初的方案中包含了有关国家教会的规定，这一条未被采纳。它区分了人的不均等与权利的平等。后者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显而易见的。它从人相互的义务中推论出了人相互的权利；关于权利、义务世俗的定义也消失了，从而为某种更高尚的事业留下了余地。经过修订的条文是不完备的，结构也是混乱的，面对它的七零八落，边沁感觉到了一种恶意的愉悦。总的来说，它更多地属于精神性的，无法以它作为治理的基础，它也无法被人们普遍地遵守；它投入更大热情坚持一些先于国家、与国家无关的最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都是一些人世间的权威既不可能授予也不可能拒绝的权利。它是一种理论学说大获全胜的宣言，这种理论学说认为，人的义务根本不是契约、利益或暴力所能决定的。

《人权宣言》一开始诉诸上帝，人在万能的上帝面前、并在上帝的支持下，规定这些权利。序言的含义是，我们对于上帝的义务构成了我们关于人类的权利的基础，它提到了法律的神圣起源，却并没有坚持这一点。权利宣言列举了种种普遍的权利，它们源于自然，而非源于人。这些权利有四项：自由、财产、安全和自卫。人之所以建立政府、制定法律，就是为了使所有人都拥有的这些原始的、基本的、至高无上的东西得以维系。

起保证作用的制度与它们所保护的诸权利一样神圣。这就是代表们促成立法和税收、宗教宽容、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正当性之所在。由于权利是平等的，确保这些权利的权力也必须是平等的。因此，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代议权，所有人都可以担任官职，所有人都必须按同一比例纳税。法律对所有人应该同等对待。由此可见，平等原则是人权宣言最为坚定地坚持的一个理念。特权必须立刻被打翻，当务之急是对通过种种间接手段恢复特权的企图予以反击。为了确保这一点，所有权力都必须由人民授予，而人民不能行使任何权力。他们只能通过他们的代理人采取行动。那些行使权力的代理人必须承担责任，必须接受授权它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控制。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下面一些必然的推论：有限的普选权、累进税、有组织的教会等等，是不可能与被人们如此深刻地构想的平等相容的。不过，这一点并不是很明显。有关教育、济贫、宣言修订等问题，都不被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都留给了以后的立法机构来解决。其中最独特的一段是规定，任何人都不可因为他的意见而受到干扰，哪怕是有关宗教的看法。看来，对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宽容，国民议会的议员们只作了很不起眼的规定。

经过一段短暂的辩论后，在没有遇到多少反对声音的情况下，8月26日，《人权宣言》获得通过。国民议会在本月初就已经与历史决裂了，到了月底，它则试图构建未来，并为未来制定规则。这是它一直在从事的工作，也是大革命永恒的遗产。正是通过这些原则，一个新时代展露在人类面前。

就是这印出来不足一页纸的宣言，其分量要重过所有的图书馆，其力量要强于拿破仑的所有军队；然而，它却并不是卓越的心智的产物，没有打上狮爪的标记 (1) 。从中可以看出笛卡尔式的明晰，却没有逻辑，不够精确，也没有法国思想的彻底性。它没有说明，自由是目标而不是出发点；也没有说明，左右人的整个生活的，应当是他所获得的天赋，而不应当是可以投资的某种资本，或者不应当是得靠无数条件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的某种东西。因而，那些说它存在缺陷、并且它的缺陷已经成为一种威胁和陷阱的人士的指责，是完全正当的。

追求下面的目的才是正当的：为了消灭特权，所以需要一个权利宣言。当那些排他性的、不平等的特权被废除之时，就有必要明确规定并坚持下面的原则：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所有人的财产都受保护。法国在毁灭过之后，法国人不得不进行重建，而他们只能把他们的新架构建立在以前的法律中没有体现出来、人民也不熟悉的原则之上，这些原则既不同于他们的历史经验，也完全不同于法国最为强大的那些时代的所有经验。这个新架构不可能建立在传统、利益或任何一种持久的万有引力之基础上。那种即将主宰未来的观念尚没有极端清晰地呈现在所有人的思想中，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搞清楚如此毁灭性、无可抗拒的变革所可能带来的后果。于是，他们就将像没有罗盘那样随波漂流。这个国家一直为它的国王、它的贵族和它的锁链而自豪，也就不可能无师自通地知道，民众权力之危害与个人权力之危害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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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谓其不是出自名家之手。——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