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级会议之召集_法国大革命讲稿

导致君主制被推翻及随后的大动荡的，并不完全是当时法国的现状。因为，当时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并不比以前更大；恶政和压迫比以前还小了，在对英战争中，取胜也已使查塔姆之败带来的屈辱基本上一扫而空。

但美国的榜样与法国的理论合在一起，导致了革命的爆发，不是在人民愤怒和绝望的时候，而是在国民与国王之间的感情趋好的时候。法国人并不是不计后果，心血来潮，相反，他们是忠实的追随者，他们用以进行冒险的观念正是柏克和汉密尔顿一致同意的观念，也是柏克与他那几位卓越的同胞——亚当·斯密和威廉·琼斯——能够达成一致的观念。柏克曾说，与英国相比，法国的政府是奴役性的，要恢复欧洲的自由，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办法；而法国人也说过同样的话，并据此采取了行动，他们都不认为自己过甚其词了，他们可能完全相信自己恰恰遵守了高贵而神圣的权威保存在历史中的戒律。其实，他们已经超出了这种共同的基础，而依靠的是一种天真的看法，这种看法已经严重偏离了上述戒律，引起了一场无法控制的冲突。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这些并非完全不同的动机，研究一下这些并非闻所未闻的理论，概括而言，就是研究一下这些有坚定信仰的、普普通通的人。

法国之所以召集三级会议，是因为政府要得到所需之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赤字是坏政府的标志，因而，召集三级会议的首要目标就是调整税率。自从现任国王登基以来，一直就有人提议恢复那个古老而被人遗忘的机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也是为了解决法国的一切难题。

国王一直反对建立一套司法体系，声称这会使政府的行动受到法律的制约。高级教士阶层也反对杜尔哥、内克尔（Necker），并反对解放新教徒；贵族们则成了所有主张改革的派别中最活跃的一群人。而民众中的大多数则默默地忍受着困苦。他们不拥有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渠道。他们没有举行公共集会的权利，没有出版报刊的自由，政府特许出版的报纸完全局限于报道官方人物的活动，即使是对于网球场上的咒骂，这些报纸也从不报道。那种令民众骚动的情绪并没有出现，除非它表现为秩序的混乱。没有这种情绪，法国的未来仍是未知数。国王感受到了来自享有特权和既得利益的阶层的抵触情绪，这些阶层也是他满足自己需要的源泉，但他并不认为全民都有这种反感情绪。国王准备依赖(2) 。以后当我们碰到西哀士神父（Abbé Sieyès）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人们是多么坚定地相信，贵族就是法兰克人，就是条顿暴君，就是凯尔特当地的掠夺者。在他们看来，对封建制，不是进行修修剪剪的问题，而应连根拔除，因为很多贵族的起源是极为可憎的，是与公共政策、社会利益和正当的理性完全不相容的。对于接受了杜尔哥、亚当·斯密或富兰克林的生活观念的这一代人来说，为了某些仅仅出于久远的历史和发黄的羊皮纸而存在的特权利益而让人们接受痛苦，这完全是违反理性的。

尽管对于封建特权存在着三种不同解释，因而在不久的将来将引出一个危险的问题，不过，迈出 就这样，在杰出的、富有经验的人物的领导下，整个国家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整个法国都希望建立起王权受到限制的制度，实行代议制和分权，所有这些都是1814年宪章的先声。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迹象显示，人们已形成了抛弃绝对君主制的精神，也没有迹象显示共和制度即将降临。对于某些比较重大的具体问题，比如上议院的问题、教会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以及基础教育的问题，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看法。人们确实提出了免费学校（free school）、累进税、废除因贫穷而沦为奴隶的制度、消灭无知等等问题。享有特权的阶层已经准备在税收问题上作出巨大让步，似乎没有人把未来议会中派出代表的权利与其财产之占有状况联系在一起。十有九成的人都认为，对于一部宪法来说，重要的是获得某种普遍的同意。唯一形成巨大分歧的问题是，平民阶层希望，国会只应当由一个单一的国民议会组成，而其他等级都认为，应当有三个议院。不过，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平民阶层已经完全形成了一致意见，而其他阶层却仍然众说纷纭。在这里，出现了一种不祥的裂痕，而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贵族和教士中的少数派，将在冲突的时刻主导整个欧洲的命运。从团结一致的法国的所有这些文章和授权指导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政治家的功能就是提炼概括充分自由之本质。

这些授权指导原则本来应当是强制性的。9年前，柏克在退出布里斯托尔议员竞选时曾明确提出了关于选民及其选举产生的议员之职能的宪政学说；查尔斯·萨姆纳说，当柏克发表这番讲话的时候，他是在立法。作为这些授权指导原则之基础的古老的观点则使国会议员成为其所获授之权力的代理人，法国众多历史事实能证明这一点。刚开始，人们感觉不到这种做法的危险：因为，这种授权指导原则经常是议员自己撰写的，又由他来执行。它们更像是一项承诺，而不是一项命令。

国民已经对王室的请求作出了回应，报价与需求之间已经达成了一致。上等阶层一直在反对和抵制国王，人民则渴望支持国王，人民与国王有望共同迈出第一步。代表授权指导原则比较中庸、平静，这掩盖了理念上无法弥合的冲突和正在下面沸腾的狂暴的激情。

选举出来的都是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中的精英；宫廷非常满意地将创造新制度、并永久解决财政问题的任务交给他们的聪明智慧。宫廷一直坚守着不干预的方针，它没有任何政策，只有满心的希望。主动权交到了每个人手里。国会将由新成员组成，他们互相没有联系，也没有党派组织。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摸索自己的道路，他们也将失去调停者和引路人。在那一时刻，统治权后退了，为的是实现政府的最高目标；君主制自行转入无政府状态，静观着下一步将出现什么情形；国王既想避免自己站到那些经常围绕着宫廷的阶层的对立面，也不想站在那个它希望获得其帮助的阶层的对立面。

政府放弃了选举和中庸的授权指导原则赋予他们的优势；政府希望特权阶层最起码也会跟其选举人一样地讲究情理，他们因此而丧失了最大的机会。人性总是倾向于低估那些尚不明显的危险。米拉波即使不算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起码也算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但他也曾想象，三级会议的整个使命在一个星期内就能完成。很少有人看出“特权”这个词背后隐含的野心，也没有谁看清财政改革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巨大差别。中等阶层在攻击野蛮的残余封建制时向往的是颠覆那种将财产和权力赋予少数人的环境。对于自己在权力分配中受到的限制提出批评，实际上是在攻击财富的集中化。这两种互相关联的想法，正是大革命的隐秘的动机。在那个时代，根据法律，有权就有财富，这一点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人类作出的最重要的发现，当时却未被人们清晰地了解。但那种在地下翻腾的力量，已经被那些机智的保守分子认识到了，他们时刻保持警惕，为王国可能抛弃他们而进行着准备。因而，如果议会分为三院，就不大可能实现国王召开三级会议所欲实现之目标。如果分为三院，最后要么四分五裂，要么中等阶层的议会代表可能无法完成他们的主人和雇主——下等阶层——为他们所提出的目标，那时，下等阶层就会利用暴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三级会议开会之前，马卢埃又一次对内克尔提出严肃的忠告：“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法国的愿望；你知道授权指导原则，但你不认识那些议会代表。不要把所有事情都交给你不了解的人来随意决定。应当立刻将人民的要求转向制定一部宪法，赋予它们以法律的力量。在你还拥有不受约束的行动权力的时候，赶快行动。在君主已对尚保持忠诚并充满希望的国民作出最重大的让步的时候，你所采取的行动会获得人民的喝彩。今天，你是至高无上的，也是安全的。而到了明天，就时不再来了。”

马卢埃尤其建议政府控制那些已被证明为正当的权力，而将只会引起争议的权力交给代议士们去决断。内克尔则信守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定下的中立立场，他希望，在获得完全的自由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不愿意支持某一方，因为他不能确信支持一方并不会冒犯另一方，他因此而错失了成为各方均可接受的仲裁人的良机。他也认为，自己没有作出任何决定，那他的敌人也就找不到借口。上等阶层或许会明智地得出一个结论，尽管王室和他们自己面临这么多危险，但现在应当把国家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承担起作为普通人所应承担之义务和负担。

然而，没有一方会退让。平民阶层不可能看不出，时间在他们一边；也不可能认识不到，他们可以迫使其他等级与他们合作，从而确保摧毁这些等级的特权，让游戏按自己的规矩玩。根据很多选区全体居民的强烈要求，其他两个等级被禁止联合投票。他们的抵制是正当的，只能通过国王或人民的干预才能予以克服。如果他们立刻就作出退让，并借助深思熟虑在5月份就完成到8月份的动乱中才实现的目标，那他们的政策就有可能是正当的。尽管存在这些难题，上等阶层也面临这些危险，三级会议还是在令人难忘的日子——5月5日召开了。内克尔希望会议在巴黎举行，因为这里是金融家们的聚居地。人们提出了四五个开会的地点。这时候，国王终于打破了沉默，说应当在凡尔赛举行，他考虑的是方便自己打猎。他看不出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事情正在迫近首都。不过，自那之后，一些地方时不时爆发的骚乱和某些选举人的公开言论，开始使他改变了看法。

在会议开幕那天，王后进入会场时得到的是难堪的沉默，但她的反应是显然非常高兴、极为优雅地对会议致以迟到的祝贺，这给她赢得了热烈的欢呼。当她经过国会代表中的平民代表时，他们都对她表示喝彩，只有普罗旺斯省的第三等级议员除外，因为他们中间有米拉波。只有他发出嘘声。还有两位女士从同一扇窗户观看议会开会，她们是内克尔的女儿和外交大臣蒙莫兰（Montmorin）的妻子。一个人对于自己见证了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一幕而自豪，另一个人则对不祥的预兆忧心忡忡。她们两人都是正确的；那议员们中间弥漫着一种自信而热情的情绪。跟我关系很亲近的一位亲戚1846年在罗马，当时，正是新教皇进行改革的那段激动人心的时期，当时的教皇是整个欧洲最受欢迎的人物。他们问一位跟他们住在一起的一位意大利女士，为什么她对所有这些示威游行这么忧心忡忡，她回答说，“因为，1789年，我在凡尔赛”。

一直反对内克尔的大臣巴朗坦（Barentin）始终对三级会议心怀忧惧和厌恶，他继国王之后讲话。他是一位法国法官，他除了古代法兰西实行过的制度之外，对于任何治理形式都不感兴趣。尽管如此，他也承认，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思考是合乎理性的解决办法。他又说，仅靠共识并不能解决问题，他强烈要求其他两个等级放弃自己的豁免权。内克尔则把他的听众们搞糊涂了，他背弃了首相一直坚持的立场。他向其他两个等级保证，只要他们作出已经许诺的让步，那么，由于实行分开投票，他们不会被第三等级吞没。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是他们的保护人，条件是，他们必须服从一般的法律，按与自己相称的比例交税。尽管他没有明说，但却暗示，他们拒绝给予国王的东西，将被人民抢走。在他的财政预算报告中，他低估了赤字水平，对于宪法，他也未置一词。伟大的一天就这样草草收场了。议员们返回之时，应当由司仪官引领，我们很快还会再次看到这位官员。平民等级议员却拒绝了这位司仪官，因为前一天，他曾要求他们腾出他们在教堂的中殿占据的地方。于是，他们把司仪官的训令置之脑后；因为政府权力的批准权已经交给了议员们，他们成了一个杠杆，借此，那个人数最多的等级推翻了君主制；就这样进行了七周之后，由于一篇讲话，终于爆发了世界历史上所进行过的最大一场宪制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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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ntmorency，1493—1567，法国陆军元帅，弗朗西斯一世、亨利二世和查理九世时的重臣，曾镇压波尔多反抗盐税的叛乱，在与胡格诺教派的战争中负伤而死，称号为Duc de Montmorency。——译者

(2) 该图案象征法国王室。——译者

(3) 1756—1763年间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与法国、奥地利、俄国、瑞典、西班牙之间进行的战争，法国在其中丧失了很多海外殖民地，而英国则成为海上霸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