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卡尔 日本在远东的地位可以与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相比。它的自然资源不足以维持人口的迅速增长。它认为它被作为一个暴发户来对待,而且其他大国妒忌地拒绝满足它的愿望。在华盛顿会议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联合施加压力迫使它放弃它在战争中的战利品并同意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1923年一场灾难性的大地震进一步迫使它放弃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的打算。但1924年美国的移民法——该法案最终拒绝日本的移民进入美国——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侮辱;而且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被几个英国的自治领所效法。1925年,英国政府决定实行一项在新加坡修建 行政院因这种讨好的和令人意外的建议而感到兴奋,于是犯了它的第一个错误。当白里安在行政院面前提出邀请美国政府派一个代表团出席行政院会议的建议时,日本代表团立即反对这个建议,理由是该建议违宪。国联盟约第17条规定了非国联成员国能够被邀请出席行政院会议的唯一条件,而这种条件并不存在。在长时间的辩论之后,这种反对被驳回。理由是有点诡辩的,即行政院的其他成员国认为对美国的邀请是一个程序问题,它由大多数同意就能实行;于是10月16日,美国代表在行政院的会议席前就座,并宣称他将只参加有关支持巴黎公约的讨论。热情是巨大的。乐观主义者私下里说,国联即使失去了日本,但赢得了美国。但事态的发展很快表明乐观主义是为时过早的。美国政府过于害怕在美国的反对国联的舆论,以致不允许它的代表扮演任何积极的角色;于是当行政院在下个月复会时,美国的合作再次仅限于同行政院的各个成员进行私人的和非官方的会谈。
同时,有关美国参加行政院会议的争论已经扩大了日本和行政院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双方的态度都变得强硬了。日本要求与中国直接谈判作为撤军的预备行为,并拒绝通知行政院它的条件是什么。而行政院其他成员国则继续坚持日本军队撤退到铁路区域作为谈判的准备。10月24日,一个决议被提交表决,要求日本“在规定的下一次行政院会议的日期前”,即在11月16日之前完成这种撤退,但为日本代表的唯一反对票而否决。显然调解已经失败。盟约第11条的程序已经用尽。
然而,盟约第11条在国联兴盛的日子里获得的威信是如此巨大,而且如此不愿意诉诸盟约第15条的程序——在该程序下能够做出否决当事者投票的决定——是如此的强烈,因此没有立即作出诉诸盟约第15条程序的决定。在巴黎召开的行政院的冗长会议从11月16日一直延续到12月10日,行政院继续想方设法在第11条的规定下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是彻底的僵局。但是对失败的公开承认被拖延了,原因是行政院一致同意向远东派出一个国联调查团去现场调查“影响国际关系,威胁到扰乱中日之间和平的任何情况”。对该调查团的权限的唯一限制是它不能“介入双方的军事安排”。该调查团由五大国的代表组成(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它的主席是英国的代表李顿勋爵。
在李顿调查团能够开始它的工作之前,形势发生了其他引人注目的发展。中国用它的传统武器——抵制日货来回答日本的侵略;而且这种反日情感如此高涨以致事件频频发生。1932年1月底,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在上海的一伙日本僧侣被袭击,其中一个被打死,该事件给了日军一个理由去教训中国人。大规模的日本军队在上海登陆,并利用公共租界作为它的基地,进攻闸北近郊,闸北受到空中轰炸并燃烧起来。但是长期占领上海并不是日本当前计划的部分;而且李顿调查团于3月初到达中国也刺激日本希望结束这种不光彩的小事件。在经过有英国公使作为调解人而进行的拖长的谈判之后,5月,日本军队从上海撤出。与此同时日本在满洲巩固了它的占领,办法是建立一个傀儡的“满洲国”,并任命前清王朝的最后遗族溥仪</a>为其“执政”。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日本正式承认了这个“共和国” [7] ,它实际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被日本顾问管理着。
日内瓦的形势也发展了。1月29日,在上海的战斗进行过程中,中国政府最终要求履行国联盟约第10条和第15条,并乘此时机要求召开一次特别国联大会。中国要求把该事件转交给国联大会的目的是明显的。小国最担心侵略,它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比大国更热衷于对日本实行高压政策并对日本进行强制制裁的打击;而且在国联大会中小国占绝大多数。特别大会于3月召开并听取了许多精彩的发言。但是在它得到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之前它不能恰当地做出它的裁决,可是直到秋天,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才准备好。整个夏天,日内瓦处于裁军会议的挣扎之中,赔款问题也正在洛桑得到处理,因此远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被忘记了。
1709月底,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到达日内瓦,11月提交到行政院。它是一份冗长的详尽的文件,不仅涉及满洲事件,而且几乎涉及了中日关系的各个方面。它毫不犹豫地拒绝日本力图说明它对满洲的入侵行为是合理的各种借口,并宣布“满洲国”的独立是一个完全伪造的事实。在其他方面,它并不否认过去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和挑衅性的。它宣称无论是恢复原状还是维持伪满洲国都不是对争端的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并建议应在满洲建立一种自治制度作为在国联主持下中国和日本谈判的结果。
李顿报告书依次被国联行政院、国联大会和一个国联大会的委员会考虑,根据盟约第15条的要求,该委员会受托草拟一份报告的任务。这份报告紧密遵循李顿报告书的方针。它建议中国和日本应当在国联大会成立的一个委员会的主持下谈判日本军队的撤退和在中国的主权下在满洲建立一个自治制度等问题。它提议国联成员国应当拒绝在满洲的现有政权;但它同样拒绝任何原状的恢复。
然而,这份报告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那种技巧,它用这种技巧避免了任何可能引起的要求按照盟约第16条实行制裁的表示。它直截了当地讲述了国联盟约、巴黎公约和九国公约的义务。但它并未得出日本已经侵犯了这些义务的结论。它并未正式接受日本的关于满洲的军事行动只是一个警察行动的论点,但它引用并同意李顿报告书的看法,即“当前的事件并不是一个国家在没有预先竭尽全力地利用国联盟约中提供的和解机会便向另一个国家宣战的事件,也不是由一个邻国的武装部队侵犯一个国家的边界的简单事件”。这一段话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如果日本没有诉诸战争,它就没有破坏盟约,就不能提出使用盟约第 16条。事实上,从未讨论制裁。在该报告中建议的唯一惩罚是最初由美国国务卿建议的惩罚,而且美国政府准备在这个建议的惩罚中给以合作:不承认“满洲国”。
1933年2月24日,该报告由国联大会投票。在出席的44国的代表团中,有42票同意该报告。暹罗 [8] 弃权,而日本投票“反对”;但是争端双方之一方的否决票不能影响一致通过这个报告。这个结果刚一宣布,日本代表团就全体离开了会场。一个月后,日本正式声明终止它的国联成员国的身份。
通过这个报告之后,国联大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注意形势发展……并帮助国联成员国协调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非国联成员国之间的行动和态度”。苏联政府仍然拒绝与国联的政治机构发生任何关系。美国政府真诚同意合作,并为该委员会任命了一个代表。但国联的努力现在实际已经用尽。该委员会的考虑仅限于两个特殊问题:对远东的武器出口,以及不承认决议的实际结果。对于第一个问题,没有获得任何结果。英国政府有点缺乏逻辑地禁止从英国运输武器到中国和日本。但是,当没有人仿效这个榜样时,禁运就被取消了;而且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去限制对双方提供武器。至于第二个问题,该委员会解决了某些与一个不被承认的国家的复杂的邮政和商业关系问题,以及驻节在那里的外国领事的地位问题。“满洲国”享受了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最大的实际利益,但它的存在并没有得到除了日本以外的任何大国的正式承认。
对国联的影响
日本占领满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历史界标之一。在太平洋,它意味着重新开始曾经被华盛顿会议暂停的权力之争。在整个世界,它预示着回到“强权政治”,自战争结束以来,“强权政治”,无论如何在其赤裸裸的形式上曾被搁置起来。自和平协定以后第一次大规模地进行了战争(尽管是在警察行动的借口之下),而且巨大的领土被这个征服者所兼并(尽管是在一个独立国家的借口之下)。对国际联盟来说,它的盟约和它的理想被嘲弄,其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很难反对这种结论,即国联成员国(而且特别是大国,保卫盟约的主要担子必然落在它们身上)并不准备抵抗由一个强有力的和武装齐备的国家采取的侵略行动。
为了减轻这种失败,可以强调许多理由。考验到来的时刻是整个世界正在遭受大规模的和灾难性的国际贸易萎缩时期。似乎有道理的缘由是,如果像盟约要求的中断与日本的财政和经济关系,将意味着无必要地恶化普遍的经济灾难。英国的海军与日本相比,是一个国联成员国拥有的唯一的第一流的舰队;但如果日本用进攻制裁国家在中国的财产的方法对付经济制裁,英国海军是如此地远离它的正规基地,因此几乎不能提供足够的防御。不断增长的看法是,这是一个例外事件,它不能作为一个惯例来对待。距离太远了。盟约第21条的拟定者和洛迦诺公约的制定者明智地承认安全的区域性。任何国家都不能被指望对世界的其他地区实行制裁;而在国联大会的报告中小心强调的中国的反常状态,证明了未能严格实行国联的规则是有道理的。并不因为国联盟约已经在远东失败,就由此证明盟约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也不是一个有效文件。在满洲争端的后期阶段,这种令人安慰的看法似乎使除了中国代表团以外的每一个人都得到满足,中国代表团伤感地说,“不能指望中国承认那些条约、盟约和已被接受的国际法原则的有效范围停止在满洲的边界上”。
此外,国联已经从满洲事务中得到了无可争辩的好处:美国的友善。的确,一个美国代表参加行政院的活动是一时的。仍然不能肯定的是如果经济制裁得以实行,美国是否会在这些经济制裁活动中与国联合作。显然,无论如何也不能指望美国的军事合作。美国的国联成员国的地位仍然十分遥远。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限制,但美国的舆论对国联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美国政府公开欢迎国联关于这个问题的每一个决定——这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新动向。如果不是美国参加裁军会议的令人沮丧的结果,这个行动可能已经走得更远了。
在满洲争端的进程中,国联发现自己同时还要处理另外两场战争——都在南美;而在这里美国政府也鼓励和支持国联的行动。这两场冲突的第一场是关于查科 [9] 地区的冲突,查科是多年以来在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争夺的一个偏僻的无人居住的地区。1932年爆发常规战争,次年巴拉圭正式宣战。这场争端由国联最初在盟约第11条款下、然后在第15条款下处理。几乎所有的国联成员国以及美国都对交战双方强加了对军事物资供应的禁运。但每一种努力都证明是无效的。战争继续按照它的进程发展,并于1935年底以巴拉圭的胜利而结束。另一场争端起源于秘鲁占领小块哥伦比亚领土莱蒂西亚以及其毗邻的土地。哥伦比亚依据盟约第15条诉诸国联行政院,1933年3月,行政院发表了一个通告要求秘鲁撤退。最初,秘鲁无视这份传票。然而不久,秘鲁的国内事件使它有了一种更理智的心境;当年的下半年,一个国联委员会访问了莱蒂西亚并监督它回到哥伦比亚的管区。不过,无论是国联在查科的失败,还是它在莱蒂西亚的成功,都未能把公众的担心从更严重的满洲问题和裁军会议转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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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used被告,但似应为user原告。——译者
[2] 所谓的“日本利益”,实际上是日本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的所谓“条约权益”。——译者
[3] 在一些西方学者的著述中,常常把中国东北地区与中国长城以南的地区分割开来,将后者称为“中国本土”。这是一种误解。——译者
[4]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规定只有获得全体一致的同意国联的决定才能被采纳的条款,是国联盟约的第5条的规定,而不是第11条的规定。——译者
[5] 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译者
[6] 泰国的旧称。——译者
[7] 旧译“厦谷”。——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