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经济崩溃_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

H.卡尔 1931年达到其顶点的这场经济危机的起因在经济学家中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本章只讨论它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些征兆和影响。这场经济危机的 否决德奥关税同盟的直接后果对欧洲是一场灾难。在中欧，该计划被拒绝预报了一个无法避免的长期政治动乱和经济混乱的时期的来临。在德国，它促成了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崩溃。在1920-1933年之间的每一届德国政府的威信最终取决于其外交政策的成功或失败。当关税同盟的计划失败时，柯蒂斯，这位斯特莱斯曼的政策和原则的最后代表，由于这个丢脸的事件而辞职。总理布吕宁接替外交部长的职位；而纳粹党加倍进行他们的宣传来反对凡尔赛条约的耻辱。

灾难之年

整个1930年，人们仍可能相信：尽管这场危机是难对付的，但是正在过去，世界经济生活中的糟糕形势将被克服而不会有任何结构方面的根本混乱。但1930-1931年的冬天粉碎了乐观主义的最后防线；而认真的人们开始议论即将到来的文明的崩溃。在1931年中重大的事件如同雨点一般接连不断地落到一个发狂的世界上，以致这一年的历史成了一个几乎是不断灾难的记录。

到1931年春天，超负荷运转的国际支付机制正在慢慢地走向停止，唯一不确定的是这个机制将崩溃的那个准确地点。这个地点证明是维也纳；这场崩溃在关税同盟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到来，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这两个事件之间的联系。5月，最重要的奥地利私人银行，克雷迪特—安斯塔尔银行被认为处于无力支付的地步。为了避免一场普遍的金融恐慌，奥地利政府通过一个法令保证克雷迪特—安斯塔尔银行的外国债务；英格兰银行也预支给奥地利国家银行600万英镑，以一种无益的努力去阻止破产的倾向。法国银行以关税同盟的计划为由而拒绝提供帮助。

但是到此时，克雷迪特—安斯塔尔银行的崩溃被认为只是世界范围内的破产和缺乏信心的一个标志。恐慌穿过边界扩展到德国。外国的债权人们加紧收回它们的短期贷款，在三个星期内德意志帝国银行便失去了价值5000万英镑的黄金。中欧和东南欧的较小国家，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都面临拖欠支付它们的外债，其中包括匈牙利、希腊和保加利亚依靠国联的帮助而获得的贷款。

在南半球，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由于农业价格的悲惨下跌而被迫于1929年底暂停黄金支付；巴西由于咖啡市场的崩溃而在 赔款的终结

欧洲国家现在分成三种类型：一些国家保持黄金自由出口并实际上处于金本位制——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士（有时称为“黄金集团”）；一些国家正式放弃金本位制——英国、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和爱沙尼亚（有时叫做“英镑集团”），加上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剩下的国家由于禁止黄金出口而实际放弃了金本位，但通过控制所有的外汇兑换而把它们的货币保持在一种人为的与黄金价值对等的地位。

在最后的和由人口最多的人形成的类型中，德国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而且长期赔款争论中的最后阶段给债权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争论题目。通过帝国银行，德国政府现在对德国的外汇有实际的垄断权。法国主张德国政府有义务在支付一切其他外债之前优先转付杨格计划的无条件年金。英国的回答是，首先，这个要求即使在法律上是合理的，但也是荒谬的，因为显然首先必须为基本的德国进口付款；其次，比起德国应当支付的赔款来说，恢复对德国的借贷以使它能够清偿它的商业债务（在这方面英国远比法国更加关心）是更紧要的。关于优先次序这个微妙的问题可能从未达成协议。但1932年1月，在胡佛延期偿付令到期之前，布吕宁用宣布德国既不能也不会在任何情况下恢复赔款支付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态度部分是受到了对国内政治考虑的支配。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反对凡尔赛条约的运动正在取得进展；而且没有一个政府能经受得起在赔款问题上采取一种非“爱国主义”的路线。

因此，紧要的问题是在1932年7月1日胡佛延期偿付结束之前达成某些协议。法国政府尽管私下里已经认识到赔款已成空文是不可避免的，但还不能面对公开承认赔款已经死亡的事实。直到6月才在洛桑召开了一个会议，并同意取消所有的赔款要求，作为回报，德国以发行年利5%的可兑换债券的形式一次支付1.5亿英镑。债权国政府单独签订了取消它们之间的战债的协定，而使它们批准这个主要协定的先决条件是它们对美国的战债得到圆满地解决。但是现在诸如批准还是不批准洛桑协定（实际上它从未被批准）的主张都是不现实的考虑。任何人想要使德国恢复支付赔款的打算都是不可想象的。历史上的长长的一章就这样一劳永逸地结束了。

然而，胡佛缓债令的到期的确以一种实际的形式重新提出了协约国对美国的战债问题。幸运的是下一笔分期支付金要到12月15日才支付；不幸的是总统选举应在11月中旬举行。尽管美国首先听到了这场经济危机的隆隆雷声，但美国感受到这场风暴的最大威力却稍稍晚于欧洲；而且它在1932年秋天以前就达到了它的顶点。大选在一种极为悲观的气氛中举行。大多数选民认为他们很难相信胡佛总统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胡佛的缓债宣言并没有帮助美国，这是很清楚的；而且当美国财政部面临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时，这不是谈论取消欧洲债务的时候。无论选举的结果如何（事实上富兰克林·罗斯福赢得了一个彻底的胜利），协约国政府修改他们的债务的要求只能遇到断然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有些不情愿地支付了12月的分期支付金。法国政府建议也这样做，但下院拒绝了这个建议；于是法国和其他主要债务国一起不履行债务的支付。

由英国在1932年12月支付的债款是任何一个债务国最后一次全额支付。在1933年6月和12月，英国每次名义上支付200万英镑，这被美国政府认为足以逃避承认不履行债务的事实。在下一次分期偿付金应支付之前，美国的新立法阻止了这种象征性的赔款的重复；而且再不曾有款支付。实际上，1932年看到了折磨这个世界达10年以上的赔款和协约国之间战债的混乱而戏剧性事件的最后一幕。洛桑会议把它们都埋葬在同样的被拒绝支付的坟墓之中。

世界经济会议

洛桑会议决定在下一年召开全面的经济会议——这是自1927年日内瓦会议后的第一次；美国政府接受邀请参加会议，但条件是不能讨论协约国之间的债务。在该会议召开之前，在美国发生了许多事。1932-1933年冬天，危机在美国达到顶峰，据推测（因为没有留下官方记录）失业人数达到1500万人。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3月就任总统时，整个财政体制处于崩溃的边缘。到下一个月，美国放弃了金本位，而美元的价值很快就贬值了大约30%。

正是在这个事件的阴影之下，1933年6月，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开幕了。这是空前的最大规模的会议，有64个国家出席；这是送给仍然对集中人类的智慧抱有信心的人们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礼物。但是在经济问题和裁军问题之间的不可思议的相似很快就显示了出来。正像法国和它的盟国多年来主张安全是裁军的必要前提条件一样，在世界经济会议上法国也作为一个国家集团的领袖出现，它坚持货币稳定是任何关于减少关税或放弃定额的协定的前提条件。最初前途似乎并不是特别无望。英国政府尽管强烈要求减少关税，但同时对希望货币稳定表示赞赏并公开表示愿意进行谈判。美国国务卿和美国代表团团长科德尔·赫尔也这样做。但美国财政部初次体验弹性货币，更敏锐地注意到它的优点而不是它的缺点。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个声明等于否认了美国代表团的调和态度；而一位专家匆忙地从华盛顿赶来为财政部的观点辩护，使之免遭稳定货币者的攻击。这种稍稍有损尊严的事件是对该会议的致命打击。会议一直拖到7月底，在签订了关于小麦市场和白银价格的次要协定后，便无限期地休会了。这次会议的重要作用在于：它无可置疑地证明世界经济危机不能用任何的万能药来治愈。

最后的阶段

世界经济会议失败了，因为无论各代表团对下一步有什么看法，他们都寻求最终把现在不可改变的形势拉回到过去——低关税和固定货币时期。它的失败把政治家们的思想转向新的途径。显然，经济的民族主义和国家的贸易管制已经稳定下来，而且作为未来的国际体制的基本事实必须被面对。尽管有这些障碍，但是情况已经开始改善，虽然这种改善最初并不被人注意，然后不断发展。在英国，这种改善的起点似乎是1932年7月，当时按3.5%的利率把按5%的战争贷款发行的大量公债进行了成功的兑换。在美国这种改善的起点似乎是从1933年3月起，商品价格上涨并恢复了对外贸易，而且从美元贬值和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中获得了有力的刺激。复苏开始慢慢扩展到其他地方。最初复苏限于那些放弃了金本位的国家。但是包括被称为“英镑集团”的国家，以及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它们的贸易不可忽视地占了世界贸易的一半以上（英国一国就占了大约1/4），便决定了潮流的基调。在两个国家之间通过直接谈判而达成的双边商业协定取代了大规模的国际合作计划。国际资本投资实际上仍然暂时停止。每一个国家都只照料自己。医治经济的万应药渐渐失效；而国联的财政和经济组织则使它们自己专注于日常的工作和研究。

英国在双边协定的新政策中起了带头作用。在世界经济会议的第二年，英国与阿根廷、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同苏联和波兰签订了包括相互降低关税和保证购买〔对方货物〕的双边协定。与法国、德国和荷兰的协定是防御性的措施，旨在对付那些抵制英国货物的国家实行的使英国受到威胁的不公正待遇，但并未导致贸易的任何实质性增长。1934年罗斯福总统从国会得到授权去同其他国家签订包括降低美国关税的贸易协定；于是美国就与许多美洲国家、包括加拿大，以及与一些欧洲国家签订了这样的协定。繁荣以更缓慢的速度在仍然坚持金本位的国家中得到恢复。1934年和1935年，意大利、波兰和比利时都脱离了黄金集团，前两个国家确立了外汇管制；后一个国家对它的货币实行了官方贬值；金本位最终在1936年9月停止存在，当时法国、瑞士和荷兰都贬值了它们的货币。

然而，尽管人们不能断言经济和财政稳定未曾完全恢复，但是1933年可以说是标志着当代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众所周知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的结束。在这三年的时间里，这个世界一直在焦急地考虑如何解决它的经济困境，但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1933年，经济阴云中的第一道裂口与政治地平线上的一道新的阴云同时发生。日本与德国退出国联和裁军会议的即将崩溃作为政治方面首先要处理的急务，再一次主宰了国际事务，而且尽管这些政治急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因素所引起的，但是它们使这场经济危机的纯经济方面的考虑在人们的思想中处于了一种从属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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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中国的9月18日。——译者

[2] 中国东北的旧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