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不同劳动与资本在其用途方面的利弊,在同一地方,必定完全相等,或不断趋于相等。假如在同一地方,任何一种用途明显要比其余的用途更有利或更不利,那么,许多人会蜂拥而入或退却。于是,其优势很快就会回到其他用途的水平。至少,在各种事物都听任其自然发展的社会,在有完全自由的社会,以及每个人完全自由地选择他认为合适的职业并在他认为合适时常变换职业的社会,情况的确如此。每个人的利益会促使他去寻找有利的用途,避开不利的用途。
的确,欧洲各地的货币工资及利润随着劳动和资本用途的不同而差异巨大,但这种差异部分是由各种用途本身的某些情况造成的。实际上或至少,人们想象这些情况弥补某些用途的少量货币收益,抵消其他用途的大量货币收益;这种差异也部分是由欧洲各地不让事物有完全自由的政策造成的。
我把本章分为两部分,以便分别讨论某些情况及某种政策。
在谢菲尔德看来,根据行业协会的规定,一个师傅每次只能带一个徒弟。诺福克及诺韦杰的织工师傅每次只能带两个徒弟,违反者将每月向国王缴纳五英镑的罚金。在英格兰的其他任何地方或英属殖民地,一个帽匠师傅每次只能带两个徒弟,违返者将每月缴纳五英镑的罚金,一半归国王,另一半归记录法庭控告的人。这两项规定,虽经王国公法的确认,但显然是受制定谢菲尔德规则的同一个行业协会的精神的驱使。伦敦丝织工组织行业协会,在其组合不到一年,就制定内部规章规定该行业的一个师傅每次只能带两个徒弟。该规定由议会通过的一项特别法令才被废止。
在整个欧洲,大多数有行业协会组合的行业所规定的学徒期限为七年。所有这样的行业协会很久以前都称为大学</a>(university),“大学”一词的确是任何行业协会组织的固有拉丁名称。铁匠大学、缝工大学等表达在古代城镇的古老宪法中经常出现。当现在特称作大学的那些特定行业协会最初建立之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所必需的学习年限,显然是从行业协会要古老得多的普通行业规定的学徒年限抄袭过来的。就像普通行业中任何一个人必须在一个有资格的师傅指导下工作七年才能成为师傅并带徒弟一样,一个人要想成为文理科的师傅、教师或博士(此三者在古代均为同义词),并且有学生或学徒(此两者在古代亦是同义词)跟他学习,他必须在有资格的师傅下学习七年。
伊丽莎白 每个城镇的全部生活资料与工业原料均取自乡村。城镇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支付这些生活资料与工业原料: 城镇每年支付从乡村输入的食物和原料的真实价格,乃是它每年输往乡村的制造品及其他货物的数量。输出品的卖价要昂贵些,而输入品的买价要便宜些。城镇的产业就更为有利,而乡村的产业就更为不利。
我们只需通过一次非常简单而又明显的观察,无需进行精密计算,就可以弄清楚,欧洲各地的城镇产业比乡村产业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在欧洲各国,我们发现,以小资本开始经营商业和制造业这类属于城镇正当行业开始而最终发大财的,至少有一百人,而以小资本从改良和耕种土地以生产天然产物这种属于乡村的正当行业开始而最终发大财的只有一人。所以,就产业的报酬而言,后一种要优于前一种,而且,前一种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明显大于后一种。可是,资本与劳动自然会寻找最有利的用途。因此,它们自然会尽可能地汇集于城镇,离开乡村。
因为聚集在一个地方,城镇居民能够容易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城镇中微不足道的行业在各地都有行业协会组织。即便在完全没有这种组织的地方,他们通常体现出这类组织的精神,如嫉妒陌生人,厌恶收徒弟,不愿意把自己行业的秘密传授给别人。这种精神往往教导他们通过自愿联合或协定,来防止他们不能靠规则去禁止的自由竞争。仅有少数人从事的行业,最容易形成这类联合。也许半打梳毛工就足以维持一千名纺工和织工的工作。这些梳毛工人,通过联合起来不招收学徒,不仅能够垄断这一职业,而且可以使整个羊毛制造业成为他们的奴隶,使他们劳动的价格升至大大超过他们工作的性质所要求的水平。
分散在遥远地方的乡村居民不容易联合起来。他们从来没有组织过行业协会,也从来没有受到过行业协会精神的影响。从来没有人认为,必须先当学徒,才有资格从事农业耕种(耕种是乡村的大行业)。然而,除了所谓美术及自由职业外,恐怕没有一个行业要求种类如此繁多的知识和经验。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有关农业的无数书籍可让我们相信,连最聪明最有学识的国民也不认为农业是很容易懂的。可是,我们很难从这些书籍中找到一般农民所具有的有关农业的各种不同和复杂的操作知识。一些书的作者有时会用轻蔑的话谈到普通农民。相反,任何一种普通机械行业的所有操作都可在寥寥数页的小册子进行详尽说明,因为文字附上图表实例就能达到目的。现在法国科学院正在刊行的工艺史中,有几种工艺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方法说明的。此外,农业的操作方法必须随各种变化以及其他意外事故而有所不同,所需要的判断与熟虑比那些一成不变或几乎完全相同的操作方法所需要的多得多。
不仅农民的手艺,即耕种的一般操作方法,而且乡村的许多低级劳动部门,需要比大多数机械行业更多的技能和经验。以铜和铁为加工对象的人所使用的工具与材料的特征总是相同的或几乎相同的。但用一些牛或马去犁地的人所使用的工具的健康状态、力量和性情在不同场合是极不相同的。而他使用的材料和工具都是变化多端的,都需要他运用更多的判断力和自由裁决力去处理。虽然普通耕地的人被看作愚蠢和无知的人,但他们几乎很少在判断力与自由裁决力方面存在缺点。的确,他不像生活在城镇的机械工人习惯于社会交际,而他的声音和语言比较粗鲁,没有听惯的人比较难理解。但由于他习惯考虑事物的更多变化,因而他的理解力一般比其他人要高明得多。后面这种人的注意力从早到晚通常集中在一种非常简单的操作上。凡是因业务或好奇同乡村下层人民接触过的人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乡村的下层人民比城镇人高明多少。因此,在中国和印度,乡村劳动者的地位与工资据说都比大多数工匠和制造业者的等级和工资高。假若没有行业协会内部规章及其精神的阻止,他们在各地也都是那样。
欧洲各地的城镇产业之所以比农村产业优越,并不完全是因为行业协会组织及行业协会内部规章造成的。这种优势还受到许多其他规定的支撑。对外国制造品以及对外国商人输入的全部货物征收高额关税均是出于这个目的。行业协会的规章使城镇居民能够提升自己产品的价格,不需害怕自己的同胞在自由竞争时以低价出售他们的产品。那些其他规定确保他们同样不会受到外国人的竞争。因这两种法规引起的价格升高,不论何处,最终都由农村的地主、农场主和劳动者负担,他们很少反对建立这种垄断。他们通常既没有意愿也不适合联合起来,并且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叫嚷与诡辩很容易让他们相信,社会一部分人以及一部分处于从属地位的人的个人利益才是全社会的大众利益。
在大不列颠,城镇产业对乡村产业的优势似乎过去比现在大。与上世纪或本世纪初相比,现在的乡村劳动工资更接近于制造业劳动工资,投入在农业上的资本利润更接近于贸易和制造业的资本利润。这种变化可以看成是特别鼓励城镇产业的必然的,但非常晚的结果。城镇产业累积的巨额资本,最终不再使用在城镇所特有的产业上去获得以前那样的利润。像其他产业一样,城镇产业也有自己的限度;通过加剧竞争,资本增加势必降低资本利润。城镇利润的减少迫使城镇资本流向农村,并在农村创造了对乡村劳动的新需求,最终必然抬高劳动工资。于是,资本自行扩散到——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地面上,并且通过在农业的使用,这些资本部分回到了乡村,资本的大部分,本来是以农村为牺牲而在都市中积累的。欧洲各国农村最大的改良,均为都市本来所积累的资本流回农村的结果,关于这点,我将在下面说明。在欧洲各地,乡村的最大改进是由最初在城镇积累的资本以这种方式流入乡村;我将同时表明,尽管一些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富裕,但这一过程本身却是缓慢的,不确定的,极易遭到无数的意外事故的干扰和阻挠,而且,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与自然与理性的顺序相反。我将在 尽管教会下级成员的境况很穷困,但大圣俸和其他教会尊严却能维持教会的荣誉。而且,这种职业受到的尊敬也可以补偿他们金钱报酬的低微。在英格兰及所有罗马天主教国家,教会这一彩票实际上比所需要的更加有利。苏格兰、日内瓦的教会以及其他新教教会的实例,使我们相信,就一个有那么大声誉而受教育的机会又极易得到的职业来说,要获得一般圣俸的希望便诱使相当多有学问的正派的以及值得尊敬的人充当圣职。
在没有领俸圣职的职业中,如律师和医务,如果有相同比例的人靠公费接受教育,那么,竞争很快就会变得非常激烈,进而大大降低他们的金钱报酬。于是,不值得任何人自己出钱让自己的儿子接受教育并参与这些职业。这些职业将完全由公共慈善团体所培养的人士充当,庞大的人数和贫穷使他们一般都满足于少得可怜的报酬,使现在非常受尊敬的律师和医师职业完全贬值。
通常叫作文人的那类不成功的人,现正处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律师和医师或许将要落得的境地。在欧洲各地,他们中间大部分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供职教会,但因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取得圣职。所以,他们一般都是靠公费接受教育的,而他们的人数到处都很多,往往使他们的劳动价格降低到非常贫困的水平。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人想要靠其才能获取报酬的唯一职业就是充当公共或私人教师,即把自己学到的奇妙而有用的知识传授给他人。与给出版商写作这种有印刷术带来的职业相比,这种职业肯定更有荣誉感更有用,甚至是更有利可图的职业。做一个优秀教师所需要的时间与研究,必须具备的天资、知识和勤奋,至少与成为一名伟大的律师和医学从业人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相等。可是,优秀教师的一般报酬与律师和医生的报酬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一种行业挤满了靠公费接受教育的穷苦人,而另外两种行业则由从少数自费受教育的占据。然而,公共或私人教师的一般报酬虽然看起来很少,但如果那些为面包而写作的更贫穷的文人的竞争不被赶出市场,那么,这些教师的报酬肯定还会更少。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学者和乞丐似乎差不多就是同义语。在这之前,各大学的校长们似乎常给他们的学生颁发乞讨特许证。
在古时候,在还没有建立这种慈善事业,让贫困子弟接受教育并进入学术行业之前,著名教师的报酬似乎要高得多。苏格拉底在所谓他与诡辩家的对话中,曾谴责他那个时代的教师言行不一致。他说:“他们对他们的学生作了最华丽的诺言,答应要把学生教导成为有智慧、幸福和公正的人,而为了回报如此重要的服务,他们只要求四迈纳或五迈纳的报酬。”他继续说:“教授智慧的人,自己肯定应当是有智慧的。但是,假如一个人以这样的价格出卖这样一笔生意,那么,他会被人冠以蠢才之名。”在这里,苏格拉底并未打算夸大教师的报酬,并且,我们可以确信,当时教师的报酬不会比他所说的少。四迈纳等于十三英镑六先令八便士;五迈纳等于十六英镑十三先令四便士。由此可见,雅典当时给大多数优秀教师的报酬必定不少于这两个数目中最大的一个。苏格拉底自己向每个学生收取十迈纳,即三十三英镑六先令八便士。他在雅典讲学时,据说有一百个学生。我的理解是,这一百的数目是他在一次讲学时的学生人数,即我们所说的多次授课的一门课程的听课人数。像雅典这么大的城市,像苏格拉底这样著名的教师,而他所教的又是当时最流行的修辞学,一百名学生,并不算太多。所以,他接受一门课程肯定赚了一千迈纳,即三千三百三十三英镑六先令八便士。在那个时代,许多其他知名的教师似乎都获得了大笔财产。乔治阿斯曾用纯金制成自己的雕像赠送给德尔菲庙。我认为,我们不可推断他的金像同他本人一样大。乔治阿斯的生活方式,以及当时其他两位知名的教师皮阿斯及普罗特格拉斯的生活方式,在柏拉图看来都很华丽,甚至接近于炫耀。据说柏拉图本人的生活也相当阔绰。而亚里士多德在担任亚力山大王子的导师之后,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也得到了亚力山大和他父亲菲利普的慷慨奖赏。当时,科学教师的人数也许比三四十年后还要少,而竞争的结果使教师的劳动价格以及世人对教师的尊敬都有所下降。但不管怎样,最知名的教师获得的报酬和受到的尊敬远远超过现今同一职业中的任何一个人。雅典人把派遣学园学派的卡涅阿德斯(Cameades)和斯多葛派的戴奥真尼斯(Diogenes)作为庄严的使者前往罗马。尽管当时雅典已失去昔日的辉煌且已衰落,但还是个独立的庞大的共和国。卡涅阿德斯出生在巴比伦,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比雅典人更加嫉妒外国人充当公职,派遣他担任这种职务可见雅典人对他的尊敬程度。
总的来说,这种不平等对大众利多害少。它也许稍稍贬低了公共教师这一职业,但文学教育费的低廉确是一个有利条件,它大大抵消了这种微不足道的不便。如果欧洲大部分地方进行教育的学校、大学组织得比现在更合理,那么,从中获得的利益就会更多。
然而,议会的特别法令有时候仍然试图规定特定行业和特定地方的工资。于是,乔治三世第八年的法令规定,除国丧外,伦敦及其附近五英里以内的裁缝们,每日不得付给其个人两先令七便士以上的工资,而其雇工也不得接受此金额以上的工资,违返者将遭受重罚。每当立法试图调节雇主与雇工之间的意见分歧时,总是以雇主为顾问。所以,当法规对劳动者有利时,总是正当而公平的,但对雇主有利的,它往往却是不正当不公平的。例如,强迫不同行业的雇主用货币而不是货物去支付他们工人的工资的法律,是完全正当而公平的。但是,这项规定并没有因此给雇主们造成实际的困难,它只是迫使雇主们用货币去支付他们试图用货物支付的价值。这项规定对劳动者有利,但乔治三世第八年的法令却对雇主有利。当雇主们联合起来提出要降低减少支付给他们自己的工人工资时,他们通常是签订一种私人契约或协议,约定不支付超过定额的工资,违反者将遭受一定处罚。假如工人们也加入同一类相反的联合组织的话,约定不许接受低于某种定额的工资,违反者将受到处罚,法律就将严厉地制裁劳动者。如果法律公平对待的话,它就会用对待劳动者的办法对待雇主。但乔治三世第八年的法令强制实施雇主们有时企图通过联合建立的那些规定。工人们抱怨说,那部法律把最有能力和最勤勉的工人与普通工人同等看待,似乎是完全有根据的。
古时候也常常试图通过规定食品及其他物品的价格去调节和其他经销商的利润。据我所知,面包的法定价格是这种古老习惯的唯一遗迹。在有排他行业协会的地方,规定首要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许是正当的。但在没有行业协会的地方,竞争比法定价格会更好地调节物价。依据乔治二世第三十一年的法律而建立起来的规定面包价格的方法,由于法律上的缺陷,在苏格兰无法实施;办法的执行得靠市场管理员,可苏格兰当时没有市场管理员。直到乔治三世第三年,这个缺陷才得以弥补。即使没有法定价格,也没有造成什么明显的不便,而在实施法定价格的地方,也没有带来明显的好处。但是,苏格兰大多数城镇面包师建立的行业协会,尽管它们要求排他权利,但也没有得到十分严格的保护。
正如已经谈过的那样,劳动与资本不同用途中不同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比例,似乎不大受社会贫富、社会进步或退步或停滞状态的影响。公共福利方面的重大变革虽然影响了一般工资率和利润率,但最终必然同等程度地影响所有不同用途。因此,它们之间的比例必定保持不变,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因上述变化而变动。